血的黎明:德国共产党人的复活_德国政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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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新(老)左派

1990年两德合并时,最明显的受害者之一是东德的共产党政权。总理科尔因为两德的 绝大多数选民赞同他的统一主张而洋洋自得。除了少数共产党人的反对外,没有人对拆 除柏林墙多加议论。对于前共产党人而言,光明的政治前景或许在于德国的军事力量没 有卷入两德之间的冲突。

10多年过去了,科尔本人因为涉嫌竞选资金丑闻而退到了政治边缘地带,他所在的基 民盟也进入了政治低谷。他的继任者、社民党的施罗德则批准派遣4000名德国军人出兵 阿富汗以支持美国在那里发动的战役。然而,最引人关注的是,前共产党人的竞选代表 民社党成为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参与者。它已经用各种方式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欧洲最左 倾的党:极力关注诸如管理预算约束、建立儿童护理中心和吸引投资此类事项。现在, 它的成员已遍布各地,成为东部的第三大政治力量,并呈现出了完全不同于西部的政治 风貌。假设民主德国曾经是苏联阵营中最专制的政权之一:对数百万公民实行监督,将 经济带入滞胀,背负了巨额债务,那么民社党的崛起并不意味着是件好事。

民社党的雄心壮志在2001年10月的柏林州竞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期间,民社党对 施罗德支持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好战态度表示强烈异议,并对这场战争的人道性质表 示担心。民社党的反战舆论所依靠的是:该党的选票在东西部一半城市中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增加,并以近23%的选票成为第三大党。尽管民社党表现抢眼,但社民党最初仍拒 绝将民社党当作联合伙伴。虽然社民党中的许多人勉强承认,与民社党的合作是地方性 的,但社民党也明白,施罗德如对这一敏感问题抵抗到底,那么将很难组建起一个联合 政府。但是到了12月,社民党在同两个小党——包括绿党——进行的谈判破裂后,又转 向了民社党。但是,即使民社党此刻不参与联合组阁,它的增长势头仍是不可遏制的, 特别是在年轻选民和上升阶层的选民中。民社党不仅拥有与众不同的地方特色,这种特 色是任何西部政党所不可能具备的,而且占据着有利地位,能从社民党对绿党的失望中 渔利,因为这将使传统的反战选民同盟逐渐瓦解。

这后一点在柏林竞选中有着特殊的意义。自从绿党1998年决定加入社民党领衔的联合 政府以来,其务实的领导人(他们支持北约参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与基层和平主义者 之间的分歧已经趋于公开化。尽管最近的一次绿党会议决定支持施罗德出兵阿富汗的建 议,但其基层人员仍对以外长菲舍尔为代表的务实主义看法不一。对于这些基层选民, 民社党准备为其提供一个新的基地。简言之,无论是在对内政策还是在对外政策领域, 民社党都开创了一个不容其他政党独霸的新空间。因此,许许多多的德国人面对事实纷 纷叹惜:必须抑制民社党。

放弃选票

2001年夏季柏林竞选开始时,对许多德国人来说相当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民社党是否 会采取一种更为激进的做法向前东德政权靠拢,或者是否会对其加以修正。西部的一些 人认为,该党始终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抛弃其东德前辈的特色。而另一些人认为,该党无 法成功摆脱自身务实主义领导人与基层大量前共产党人之间持续争论的纠缠。但是,不 管这种争论有多么激烈,柏林的社民党——其目标是联合绿党组成一个临时政府——仍 然发现,民社党在未能排除前共产党人色彩的柏林依然足以充当一个潜在的联合伙伴。

前一届柏林政府,社民党与基民盟之间的“联合政府”,随着基民盟因其领导人卷入 一场银行丑闻而宣布退出联合之后而告解体。丑闻揭露了柏林的传统做法——任人唯亲 和挥霍财政,城市预算大量出超并每年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取补贴。2001年,柏林的总债 务达到其总预算的150%,而预算中的15%被用来支付利息。没有一个党愿意看到财政上 不负责任的做法,民社党也不例外。因此,民社党在竞选演讲中不再坚持主张柏林强化 福利国家性质,而是建议进行“痛苦的”预算削减,特别是通过提前退休和裁员减少政 府人员。其他政党,包括社民党,也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民社党不仅要求削减人员和 文化方面的补贴,甚至还建议压缩某些基础设施项目,如拓展机场和延伸地铁。它在竞 选中再也不提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如关键工业的国有化。在一些社会问题上,如移 民、避难和公民自由,民社党的主张同绿党如出一辙。社民党的市长候选人克劳斯·沃 韦莱特居然说,“作为个人,我并不害怕与民社党的合作。我想,没能与我们合作是件 憾事。”

随后便发生了“9·11”事件。学者们多在研究恐怖袭击对时代产生的冲击,但它对柏 林竞选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深远的。施罗德发誓与美国“无保留地站在一起”,强烈要求 联邦议院通过关于北约支持美国行动的立法议案。差不多所有的党,包括绿党都支持该 议案,唯独民社党例外。民社党的领导层对事件表示哀悼,对美国表示同情,放弃了激 烈的反美言辞。但它坚持认为,联合国——它支持开展外交和经济方面的努力,而不是 军事打击——才是打击恐怖主义及其根源的合适和充分的手段。民社党担心,军事行动 将只会引发针对西方的“螺旋型上升的暴力行动”。

民社党的反战情绪在10月竞选的最后阶段扶摇直上,主宰了一切,这同选民对阿富汗 平民伤亡报告和战争加剧饥荒的可能性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忧虑是相一致的。10月21日竞 选之日的晚上,民社党在东西柏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票数。在东部,它以48%的选票领 先于所有其他的党,而在西部,它的票数上升了近7%。这使得它的票数占了柏林总票数 的23%(上一次竞选时为17%),只落后基民盟1%,落后获胜的社民党8%。

更引人注意的是,民社党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和年轻的选民中超过了所有的其他政党, 赢得了这两部分选民近30%的选票。在第一次参选的选民中,它获得了全部选票的1/3。 它甚至从绿党和基民盟的支持者中拉到了选票。它能笼络不同的群体,靠的就是反战情 绪:调查显示,支持民社党的选民中有70%表示,该党的反战姿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尘埃落定后,社民党先是求助于绿党和自民党,拼凑成一个极其脆弱的多数。眼看200 2年的联邦竞选日益逼近,更有感于施罗德承受着来自一个反战政党的压力,社民党担 心,同前共产党人进行合作的风险将越来越大。然而几周之后,绿党与自民党之间因为 税收问题而分道扬镳,致使谈判破裂——民社党宣称,它已准备同社民党进行交易。意 外的联合显然是可能的。

一切政治都是地方性的

民社党的崛起使西部的许多德国人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弄不懂,这样一个党怎么能在 两德统一之后继续生存下来,而且不断发展壮大。在1990年的全国大选中,它获得了东 部诸州12%不到的选票,而到了90年代末,它在州竞选中的平均得票居然达到了23%。它 在2个州的议会中成为第二大党,在一个州中与社民党合作组成了它的第一个联合政府 。民社党现在自称已在190个左右的中小城镇出任市长。因此,党的发展壮大同其加紧 与社民党的合作是分不开的。许多的批评者和支持者都深信,民社党已经成为一个像巴 伐利亚的保守党——基社盟那样的地区性左翼政党。

这种地区吸引力是一大有利因素,它帮助民社党弥补了其全国力量分布的不足。它的 领导人大多是改良主义者和社会革新者,极力通过与其他政党的合作来全面提升自身的 实力。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更是公开谴责前东德专制政权的罪行。但是,这样的努力 始终没有得到全党7万多成员的一致认同,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以前一直是民社党的 前身——德国社会统一党的成员,通常对过去并不感到内疚。在这些人看来,民社党的 选民是一个大杂烩,他们包括养老金领取者、城市知识分子、进步大学生、小商业主和 官僚。鉴于这一背景,民社党被称之为全民党,它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

几乎没有人预见到民社党能经受住两德统一的考验。随着德国社会统一党的政权旁落 和国家经济的衰败,东部的德国人在大选中便成批地投奔与倡导统一的科尔所在的基民 盟结盟的政党。虽然德国统一社会党在1989年末改组为民社党,并改变了老人统治的局 面,由善辩的法学家格雷戈尔·居希(Gregor Gysi)出任党首,但这一切似乎收效不大 。民社党仍在1990年的竞选中遭受全面重创。

然而,围绕统一而发生的态势却为民社党创造了优势。首先,要感谢选举法中的除外 条件,前共产党人尽管在1990年因表现不佳而受到轻视,但仍被允许出任议院的某些副 职。这就给民社党提供了一个展示自身的论坛。其次,迅猛的统一进程给民社党创造了 一种结构上的优势,使它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冒了出来。在柏林墙拆除后的数月内——在 1990年3月的东部大选后,紧接着是7月的经济统一和10月的政治统一,随后是12月的联 邦竞选——西部的政党几乎没有时间涉足东部,由此失去了它的地方基础。

东部潜在的地方新政党也很少有时间和资源对自身加以组织。在统一的激情烟消云散 之后,在科尔的热情演讲没能兑现之后,西部的政党便失去了依靠对象。而民社党却抢 占了有利地位,这得归功于它拥有厚实的成员基础和熟悉地方条件的便利。

民社党仅仅只是一个反对党,它的呼声有可能会随着统一所造成的余震的减少而下降 。然而,它的实力在90年代却趋于稳步加强,它开始吸收年轻人和白领知识分子——统 一的得益者,同时又保留原有的支持者和党内反对派。这些成果归功于民社党提出的口 号:为“东部”利益作出真正选择。当民社党在城镇和州的议会大厦中发展壮大其力量 时,越来越多的社民党政治家发现,同前共产党人共事要比与基民盟合作更容易,因此 社民党和民社党的选民常常跨越党派界线。

与此同时,民社党通过在三个地区的获胜于1994年重返联邦议院。而在东部的萨克森 —安哈尔特州,社民党在民社党的非正式支持下组成了一个政府。4年后,在另一个东 部州——梅克伦堡—上波美拉尼亚,出现了第一个正式的社民党—民社党联合政府。19 98年,在社民党和基民盟同绿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同时,民社党在全国议会选举中获得了 5%的选票,这主要归功于其东部实力的增强。尽管科尔对民社党恶语相向,甚至称其为 “涂着红色伪装的法西斯主义者”,但社民党的领导层还是屈服于这样的事实:东部的 社民党与民社党已经在许多方面开展共同行动。施罗德最终也只得允许民社党进入议院 联合党团参与人事改革和其他议案的谈判。

社民党与民社党在梅克伦堡—上波美拉尼亚的合作不失为最令人感兴趣的合作实践之 一。尽管最初担心行动会不协调,但两党还是在预算赤字、推行教育改革和吸引外资方 面实现了共同合作。这种关系促使施罗德2000年在访问该州首府时亲自与民社党的地方 领导合影留念。当宝马公司考虑将该州作为东部潜在新厂的选址之一时,民社党和社民 党极力排除一切障碍,以争取这个象征着西部资本主义典型的项目。

历史的终结?

民社党是以不满的眼光来批判地看待当前的发展的。它也许特别关注政治问题,因而 声称,民社党在能够应对西部滥用权力之前,决不会享有真正的民主。事实上,民社党 始终同它的共产党前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社党正式提出的大量抗议声明,令许多 德国人怀疑,民社党不想彻底驱除以往的专制恶魔。它那善意的实用原则同其众所周知 的左翼派系——共产主义者论坛——是不相吻合的。

反映这种痛苦的两面性的一个很好实例就是该党2000年7月发表的“柏林墙”声明。该 党领导层对柏林墙正式表示遗憾。而绿党的柏林市长候选人西比尔·克罗茨对此深感惊 讶,“在柏林竞选之前如此急于发表这样的声明,这令我感到就像是机会主义。”“如 果事情发生在两年前,那就会大不一样。”这样,该党由于做出了深切的道歉,它就不 能再贯彻它的批评宗旨,因为这样一种声明隐约之中就等于承担了“全部责任”。即使 萨克森的民社党政治家彼得·波尔施差不多同时声称,柏林墙有助于给欧洲和世界带来 和平,那也已经于事无补了。而波尔施却由于这一不慎言行而被撤职。

德国东部的政治现在似乎分成了两个层面。在政策层面,民社党似乎倾向于加强合作 和联合。但在另一层面上,它继续对历史展开更具感情色彩的和主观的争辩。对于民社 党的诋毁者和许多的西部选民来说,即使提请政治裁决,也将洗不掉东德政权犯下的罪 孽,也不能使民社党变得“正常”。由于东西部的选民有着明显不同的个人经历,所以 不能简单地通过寻常的妥协和解和讨价还价这些基本政治方式来达成解决那些生存问题 的共识。

因此,历史对于那些解释民社党经久不衰的烦恼是有作用的。民社党的生存除了政治 或经济方面的原因外,一些观察家还对此提出了另一种隐晦的解释:民社党的存在是必 要的,因为它可以安置一大批在两德统一后无处可去的精英。民社党的一位高级顾问尖 锐地指出:“谁也不愿真正谈论这一点,但民社党在代表那些与旧政权有密切联系的人 民方面确实扮演着一种重要角色。”“你有警察、党内机构,甚至秘密特工组织,它们 能用另外的方式来采取更为极端的做法。”居希则强化了这一点,他认为,民社党通过 提供一种“良好的处理方式”,有助于抑制其他右翼反对党的崛起。

假设右翼政党没能大举抢占议院席位,那么这种说法也许是站得住脚的。不断发生的 光头党暴力事件给统一后的德国,尤其是给东部蒙上了悲剧性的耻辱。然而,尽管恐外 症演变为针对外国人的街头暴力,但它还是成功地影响了主要的政治家,使他能在竞选 中获得敬重。因此,虽然民社党将矛头直接指向其他的政党和西部的制度,但它的领导 人仍坚持抨击将外国人充当牺牲品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民社党支持施罗德1999年关 于德国公民法的改革,它能使非德国人更易于加入德国籍。

所以,“同化”理论有助于理解围绕统一而形成的重大分歧。这样的关系和一般的道 德分歧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尽管社民党满怀怨恨——无论是来自保守的基民盟,还是反对 东德政权的社会活动家——还是无法阻止许多德国人选择民社党。事实上,许多主流政 治家已经警告过,更进一步的非难只会让更多的德国人靠向政党。而许多东部人感觉到 西部人并不了解“东部”的经验,无论是共产主义规则下的生活复杂化,还是那以后的 痛苦和混乱。

给和平一个机会?

民社党同其他政党截然不同的地方是它的对外政策。民社党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尤 其是反对德国参与维和行动,当然,除了自我防卫外。它对于科索沃战争的反对差点破 坏了同社民党的关系。民社党中最著名、最受媒体欢迎的人物居希,竟然在北约轰炸贝 尔格莱德时访问那里。而民社党后来又开始谴责塞尔维亚的人权问题。但是,它始终坚 持联合国作为国际机构比北约更适合解决这些危机,而冲突的解决手段也应该是外交, 而非军事。

民社党对北约仍保留着象征性的反对,并继续时不时地谴责美国政府,比如它声称要 “同古巴人民团结在一起”。但是,在其他方面,它很小心地摆放自己的位置。不像其 他的左翼政党,民社党并不用很多时间来诽谤全球化,即使被问及,领导人也会和善地 宣称国际资本的流动应该被加以限制。同时,民社党也不极力反对欧元的发行。它反对 欧洲货币单一化,但基本上还是认为成员国必须首先协调他们的劳动法和财政政策。另 外,它也赞同欧盟的逐渐扩大。

民社党发现自己的对外政策同社民党和绿党的越来越不同。事实上,目前民社党许多 的对外政策类似于绿党中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务实派”崛起之前,当时西部人 也比较接受反战姿态。但是地区差异同样也有影响。比如说,差不多有2/3的西部人赞 同北约1999年春季对科索沃的战争,而东部仅有40%的人赞同。“东部人,即使是反对 旧政权的,也对北约没有好感,而且还将其视作是敌人”,社民党柏林竞选的活跃分子 拉尔夫·维兰德(Ralf Wieland)说。“这同西部人喜爱美国是完全不同的。”

由于民社党的激进性,它的对外政策思想在“9·11”之前并未引起别人的关注。恐怖 袭击发生后,柏林的地方性运动一下子变为了国际性的。“选民对于战争升级后可能对 德国的攻击怀有巨大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影响了竞选,并使人们开始关注对外政策。” 柏林绿党高级官员雷吉纳·米哈利克(Regina Michalik)说。就反恐报复性军事打击而 言,民社党同它的竞争者形成了巨大分歧,并开始获得支持。它丢弃了“谴责美国”这 种其他欧洲左翼人士喜好的手段。“联邦议会一致站在反恐一边,并表达了同美国和美 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决心,这一点很重要。”居希在竞选前不久这样强调。尽管居希希 望美国能签署联合国的反恐协定,并将恐怖嫌疑分子移交给联合国管理的法庭进行审判 ,但他竟然接受派遣“突击队”进入阿富汗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将目标瞄准有罪的政 党,并同时使相关的损害降到最低。”

民社党的另一位领袖加比·齐默尔(Gabi Zimmer)在柏林选举前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 “警方与情报”以及更好的武器出口控制会是最好的反恐手段。很明显,她也选择不谴 责北约:“让德国脱离北约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军事同盟会过时的想法。” 10月份在德累斯顿举行的一次政党会议上,温和派非常盛行:代表以压倒性的票数否决 了谴责美国和废除北约的意向,而居希重申了他的想法:当一个国家拒绝引渡恐怖嫌疑 人时,便使用突击队实行攻击。

如果柏林竞选显示了民社党自统一以来走了多远,那么它同样也强调了德国对外政策 的新范畴。在施罗德和菲舍尔的带领下,德国已经迈出了戏剧性的步伐来承担为保卫边 境作贡献以及充当一个冷战后军事角色的责任。但是这样的转变比他们两人及其现实主 义者所相象的更麻烦。在科索沃战争期间,由社民党和绿党组成的政府差点因为轰炸和 是否派遣地面部队问题上的分歧而分裂。而绿党还面临着国内关于德国在阿富汗问题及 以后的冲突中该扮演何种军事角色的危机。民社党很有可能从这样的分裂中获益,并成 为德国最卓越的“反战”党。如果民社党最近的、不同于其传统空想的行为有任何指导 意义的话,它对施罗德的改革最好扮演一个具有结构威胁的角色,而不是明显的敌对姿 态。

对外政策、地区主义和历史将继续是对民社党的定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它在反省 历史方面所作的尝试获得了人们的部分理解,表现出了它作为一个政治伙伴的吸引力将 有赖于它怎样干净利落地打破同旧政权的联系。但是党内民主化依赖于它是否能清算同 反民主历史的旧账——无论这对于个人历史上有多大痛苦。

选自美国《外交》杂志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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