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持久战略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持久论文,战略论文,国共两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都先后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中共对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外交、战争性质以及人心向背等多种战争因素作了系统的分析，科学地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正确结论。在持久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共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最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对于国民党的持久战略，教科书中却鲜有提及。本文拟就国共两党的持久战略加以比较。
一、国共两党持久战略形成过程之比较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战争的持久性。
抗战正式爆发前，中共就对即将到来的战争作出了正确的估计。在1935年12月党内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准备花费很长的时间”，“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1〕1936年7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到抗战要延长多久时说，这要视中日双方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国内、国际许多必要的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2〕。 这是毛泽东根据中日两国特点并结合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作出的科学预见。
中共其他领导人也对持久战略思想进行了探讨。1937年7月15日， 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和战争形势，指出对日作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预言了“最后的胜利终会是我们中华人民的”〔3〕。9月18日，张闻天发表《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一文，对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的及战争的特点作了具体的分析。11月15日，刘少奇在《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指出：要“准备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和日寇作长期的艰苦斗争，争取游击战争胜利的前途”〔4〕。接着， 彭德怀发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对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及《怎样进行持久战》等文章中，明确提出坚持持久抗战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初步预见了经过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
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战的科学理论就是在这样的集体探索中，又经过10个月抗战实践的初步检验而逐步形成的。1938年5月～6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中，集中了全党的智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高屋建瓴地对持久战的一系列问题做了最系统、最完整、最深刻的论述：
首先，要用全面的观点看待战争。毛泽东指出：“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结论。”毛泽东正是从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中日双方的特点出发，揭示了抗战的规律，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前途。
其次，要用矛盾的、发展的观点看待战争。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在中日战争中，存在着双方相互矛盾的四个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敌我双方上述矛盾的因素是在比较中存在，在斗争中发展的。由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在一定的阶段内，一定程度上，敌胜我败是不可避免的。但也要看到，敌之强的有利因素必为其小国、退步、寡助等不利因素所减杀：我虽弱，但必为大国、进步、多助等有利因素所补充。加之战争过程中我之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不断地变化着敌我力量对比。因此，敌我双方各限于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的胜和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再次，要用质量互变的观点看待战争。毛泽东指出：随着战争的继续发展，敌我特点在竞赛中继续消长变化着。由于我方能正确运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策略，充分利用有利因素，也由于日方地域狭小、兵源枯竭、经济危机和外交孤立，所以战争会朝着敌渐弱，我渐强的方向发展，随着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使敌强我弱的对比发生根本转变。毛泽东最后得出结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5〕
《论持久战》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持久战略理论的正式形成。
国民党早于共产党提出了持久战略。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就认识到“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6〕。1935年6月，蒋介石又强调：中日“一旦开始作战，则非短时间所可能结果，必然长期之战争， 故应先有充分之准备”〔7 〕。 1936年，国民政府制订的《1936年度作战计划》中，体现了持久消耗战略的思想。
1937年8月， 国民党政府召开了由各党派参加的南京最高国防会议，对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和各自战略方针作了具体分析。会议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贯采取逐步蚕食政策，与之相适应，在战略上便采取速战速决的歼灭战方针。日本之所以要采取这一方针，是因为它的兵备虽强，但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匮乏，国力不厚，不利持久作战；且它是侵略者，不义战争是失道寡助的；帝国主义国家间存在矛盾，若长期战争，会引起第三国的干涉。而中国军备虽处劣势，但人口众多、兵员充足、领土广大、资源丰富，富有潜力；且中国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有哀兵必胜、得道多助的有利条件。故中国应采取如下战略：针对敌人企图使战争局部化的阴谋，应尽量使战争全面化；针对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消耗战略。〔8〕上述分析得到了蒋介石的肯定， 他随后宣布：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实行既定“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的国防方针。8月18日， 陈诚视察上海战事后向蒋介石建议：扩大淞沪战争，诱敌至华东战场，然后实施持久消耗战略。蒋介石称“善”〔9〕。于是，持久消耗战略正式运用于实战中。
淞沪战争中，当国民党获悉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后，就以“速战速和”的战略与之针锋相对，企图以顽强的阵地战抵抗住日军的进攻，即使不能取胜，也希望能实现相持不下的局面，逼迫日本打消迅速征服中国的念头。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国民党调集占国军1/3以上的70万精锐之师密集于狭小的三角地带与日军作旷日持久的阵地战和消耗战，但未能遏制日军的攻势。
淞沪战役结束后，国民党从淞沪失陷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了积极防御在持久战中的重要性。南京失陷后，蒋介石指出：“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国之民心。”〔10〕这比单纯的军事上的阵地“持久战”思想前进了一步。1938年1月，蒋介石又提出了主动进攻， 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他强调：“必须积极动作，对威胁我们的敌人采取攻势，必须严密监视敌人，时刻保持主动地位来攻击敌人。”〔11〕上述战略方针显示出了相当的灵活性和主动性。6月9日，蒋介石再次指出：“现在战局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拒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逼迫敌人入于我方自动选择之决战地域，予以打击，长期抗战。此为最大要策。”〔12〕
需要指出，在国民党持久消耗战略形成的过程中，中共起到了促进作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演讲，精辟地、系统地论述了抗战的战略和战术问题，其主要精神得到了国民党军事高层的赞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把其精神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作为抗战时期军事战略指导思想。
综上所述，国共两党持久战略的形成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共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遵循认识的客观规律，高屋建瓴地、系统地、全面而准确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及战争走势，从而得出了抗日战争将是持久战的结论。因而中共的持久战略具有丰富的内涵和严密的逻辑性。国民党虽早于中共提出持久战略，但它是建立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尔后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特别是在中共持久战略的影响下逐渐确立其持久战略的。
二、国共两党持久战略内容之比较
在国共两党持久战略的内容中，共同点和不同点并存，但不同点大大多于相同点：
（一）国共两党都认为中国抗战要分为三个阶段，都对三个阶段的情况作了相似的描述。
中共基于对敌我特点变化发展的精辟分析，准确地预言了抗战的三个阶段：“（1）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2）敌之战略防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3）我之战略反攻、 敌之战略退却阶段”〔13〕。国民党认为：“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的时期。预定之第三期为我总反攻的时期”〔14〕。
两党都为三个阶段的战争走势描绘了大致的轮廊：
第一阶段轮廊：中共认为，由于敌强我弱的特点，敌人大举进攻，敌方将会出现暂时的、局部的向上变化。但由于我方乘敌后空虚，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敌军力、物力遭受很大消耗，士气颓靡，财政竭蹶，敌方开始出现向下的变化。“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将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15〕。国民党认为，“在抗战之第一期，国军的对倭寇之攻势，仅作有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力，借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提早阻止敌人前进，以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16〕
第二阶段轮廊：共产党认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一方面，敌方企图保守占领地，组织伪政府，搜刮中国人民，以维护和继续扩大其侵略战争；另一方面，我军已转入敌后，发展民众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遭到严重的破坏，同时还将遇到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两大难题。但“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17〕。国民党认为：“至抗战第二期，敌人‘速战速决’战略已变为‘以战养战’；战略攻势已变为战略守势。但国军反攻力量，尚待建立，为达成上述目的，并打破敌人企图，除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外，并对敌主动发动有限度之攻势或反击。以消耗敌人战力，同时广泛发动敌后游击战，‘变敌人后方为前方’，以牵制敌兵军力，加重其消耗，并打破敌军经济榨取之阴谋。”〔18〕
第三阶段轮廊：国共双方都认为这一阶段是反攻阶段，都认识到反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同时还需借助国际援助。
（二）在战术方面，国共两党都把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作为抗战的主要作战形式，但在战争的不同阶段应采用何种作战形式，两党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中共认为，抗战“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国民党也把“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后方重于前方”以及“以空间换时间”作为其长期抗战的基本方针。
抗战初期，中共对选择何种作战形式进行了积极探讨并取得一致意见。1937年9月，毛泽东在致北方局的电报中指出：“整个华北工作， 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19〕10月，刘少奇著文指出：“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20〕11月，周恩来著文强调：“要认识现在是野战，是运动战，是游击战，争人不争地。 ”〔21〕1938年5月～6月，毛泽东综合了全党同志的观点， 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全面论述了抗战的战略战术问题：
毛泽东指出：“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毛泽东一再强调游击战的作用：“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变为正规战”。“‘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伟大的威力”。〔22〕
国民党虽制定了“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作战方针，但在实战中没能得到彻底贯彻。
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的主要战术是阵地战。抗战刚开始，国民党就制定了守势作战的方针，设想用顽强的阵地防守充分杀伤敌人，遏制日军的进攻势头。蒋介石认为：“现在抵抗日本并没有什么大的新技术”。须“步步为营，处处设防，到一个地方就先要挖好极深的战壕，修好极固工事”，然后在深沟高垒之中“固守不退，稳打稳扎”〔23〕，这一思想具体体现在军委会制订的第二战区指导要领中：“对于侵入淞沪之敌，应迅速将其扫荡，以确保京、沪政治，经济重心。同时对于浙江沿海敌可能登陆之地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阻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24〕。淞沪会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阵地消耗战，南京战役也是一场悲壮的绝境阵地战。在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中，阵地防御战仍是主要作战形式。
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作战方针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质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25〕。1938年底，国民党成立冀察和苏鲁游击战区，“期于敌前敌后不断打击敌人”〔26〕。这说明国民党在战术上注重了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结合。但应指出，国民党的游击战实际上是正规军的游击战。
战略反攻阶段，重庆国民政府计划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使用中国战区内所有之陆军空军及后勤机构，对在华日军予以强烈紧密之进攻”〔27〕。由于日本的迅速投降，这一战略战术没有得到很好应用。
（三）国共两党都强调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都注意到广大民众在抗战中的作用。但在如何动员、依靠广大民众方面，两党存在着根本区别。
人民战争思想是中共持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多次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日战争“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28〕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共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最终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国民党也多次提到依靠民众抗日。蒋介石指出：“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29〕。即把广博的土地和广大民众作为持久抗战的要素。南京失陷后，国民党认识到， 抗战胜利“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 1938年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团结海内外全民族一切力量”，“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坚持持久抗战”。〔30〕但由于国民党缺乏政治上的进步和民主，使其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脱离群众，甚至压制群众，单纯依靠军队抗战的道路。如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强调：各地人民武装和敌后抗战都要置于“各战区司令长官指导之下”，压制群众抗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中更提出：“假借共产党或八路军与新四军名义擅自组织武装队伍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解散”〔31〕。这种名义上依靠民众，实际上单纯依靠军队的抗战方针，造成了军事上屡屡失利的局面。
三、国共两党持久战略效果之比较
1937年8月～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多次致电我前线指挥员，要求“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之特长”，作战中要“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游击队遵照上述指示精神，演出了人类战争史上空前伟大的一幕。
（一）战略防御阶段，中共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打击了日军，发展了队伍，建立了根据地。
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向敌侧翼迅速展开，主力部队一面在侧翼打击和钳制敌军，一面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配合正面战场的同时，八路军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控制了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和晋西等战略要地，建立了冀南、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通过艰苦奋斗，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江南抗日根据地和以藕塘为中心的江北抗日根据地。截至1938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在抗击40万敌军的同时，建立了大小十多块根据地和游击区，八路军由三万多人发展到十五万六千余人，新四军由一万零三百人发展到两万五千余人。
（二）战略相持时期，在敌后战场成为主要战场的情况下，由于坚持持久抗战，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艰苦的斗争中日益巩固发展。
广州、武汉陷落后，日本调整了侵华政策。认为“撤销对蒋政权的承认会使它陷入极端绝望的境地，它将会拼死地同日本作困兽之斗”，于是于1938年11月制定了新的“作战方针”：“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恢复华北、华中地区的“治安”。〔32〕自此，我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
基于《论持久战》对第二阶段的精辟分析，中共对相持阶段到来后的残酷战争，早已做了充分准备。广州、武汉刚陷落，中共中央就及时指示全党：“抗战形势起了新的变化”，“目前的任务，就是克服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力量，继续抗战”。1939年5 月又指出：“二期抗战的重心是在敌后”，“争夺敌后的方针便是扩大发展游击战争”。〔33〕6月， 中央军委再次指出：“华北八路军与江南新四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尤其是巩固新部队。而在华中方面，中心任务是在发展”〔34〕。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我敌后军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据统计， 从1938年6月至1941年5月，华北八路军对敌战斗15 139次，华中新四军对敌战斗4 967次，抗击着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同时， 我敌后根据地也在斗争中日益巩固发展。
（三）战略反攻时期，我军抗击56%的日军，抗日根据地成为消灭日军的强大战略基地。
1944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变化。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命令华北、华中、华南解放区发动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10日， 八路军、新四军攻克县城100座，毙伤敌伪军38万余人。1945年8月11日，中央要求各地、各部队迅速集中，脱离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旅、师，集中行动。我军随即化零为整，从8月11日到10月10日， 共歼敌23万，收复城市197座，取得了辉煌战绩。八年抗战中， 中共军队消灭日军527 422人，消灭伪军1 186 695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7 万人。
国民党的持久战略也取得了较大成效。战略防御时期在持久消耗战略指导下，国民党组织了忻口、淞沪、台儿庄，武汉等著名战役，顽强地抗击着三分之二的侵华日军，担负起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这些战役虽未最后取胜，但粉碎了日军企图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客观上掩护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展开和敌后战场的开辟。
战略相持阶段，又组织了随枣、长沙、浙赣等战役，抵抗了日军的进攻，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战线和敌我相持的态势，客观上也配合了敌后战场的坚持和发展。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共毙伤日军80多万人。
国民党的持久战略存在明显的不足。其单纯的阵地战，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以及忽视民力与军力的有机配合，不仅使大片国土沦落敌手，且造成了许多无谓的牺牲。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阵亡130余万， 受伤170余万，伤亡数相当于日军的近四倍。
综上所述：中共的持久战略是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全面的持久战，它指导着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国民党执行的则是单纯的军事作战行动，它不仅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持久战，相反，它给持久抗战带来严重危害。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 第152～153页
〔2〕〔5〕〔13〕〔15〕〔17〕〔22〕〔2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版，第439～515页
〔3〕《解放周刊》第12期
〔4〕〔20〕《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95、80页
〔6〕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央日报社（台），1996 年版，第九册，第90页
〔7〕黄杰：《老兵忆往》，第889页
〔8〕唯真：《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 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
〔9〕吴相湘：《中国对日总体战略及若干重要会战》， 载《八年对日抗战之国民政府》
〔10〕〔29〕《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二册，第536页； 第三册，第94页
〔11〕引自翟作君、邬正洪主编《中国革命史研究荟萃》，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305页
〔12〕《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编印，第三册，第3852页
〔14〕〔16〕〔18〕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引自李友仁、郭传皇主编《中国国民党简史》，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42页
〔19〕〔33〕龚古今等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41、310页
〔2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1～87页
〔23〕蒋介石：《抗日御侮与民族复兴》，见《中华民国主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诸编》（三），第124页
〔24〕蒋纬国：《国民党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四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第12页
〔25〕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575页
〔26〕《北战场历次作战经过概述》，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7〕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第193页
〔30〕《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见《革命文献》第七十六辑
〔31〕《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三辑11册
〔32〕《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编》，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二卷第二分册，第69～70页，
〔34〕《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第八册，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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