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语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家论文,语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本《墨子》中，《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四篇，性质属于语录，文体与《论语》《孟子》相近，故后世又称“墨家论语”〔1〕。四篇作品多为墨子与门人弟子的谈话、论辩，少数是墨子独白。共88章，其中《耕柱》22章、《贵义》19章、《公孟》24章、《鲁问》23章。各章互不连属，篇题取自首章首句，看不出中心思想。似为墨家弟子各记师说，而后杂凑集合成篇，与儒家著作《论语》《孟子》之编辑方式相同。记录者或即当时，或在事后。有一则称“子禽子”，可能是禽滑厘弟子所记，推知定稿当在墨子死后二三传弟子时。这四篇文章，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墨家的思想观点，进一步充实其学说体系，记述了墨子及其门徒的交游活动，是研究墨家学说的重要资料，也是先秦语录体文章中独具特色的一环。
墨家思想的补充发挥
四篇语录内容零散，不如墨家十论之完整系统，但主旨鲜明，基本倾向与十论一致，有不同程度的补充说明和修正发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关于非攻，有11章
其中5章是劝阻楚鲁阳文君伐郑。 墨子所持理由之一是伐郑必招致“天诛”。鲁阳文君认为郑人三世杀其父，他所以攻郑乃是“顺天之志”、“助天之诛”。墨子说，郑人不道，天已经让他们三年不得好收成，以示惩罚。你如今攻郑，就好比邻人之子不肖，邻居助其父笞其子一样荒唐（《耕柱》）。这是对墨家非攻学说的重要修正。在《非攻》下篇，墨子把禹诛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说成是奉天命讨伐有罪之君，因而是“诛”，并不是“攻”。企图区别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用心是好的，但他把两者的界限定为有无天命示警，却为侵略者提供了可趁之机。鲁阳文君正是利用“天诛”之说为自己辩解。墨子强调上天已经惩罚无道之国，大国没有必要假借天意越俎代庖，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自己学说的漏洞。后来孟子也遇到类似问题。燕国大乱，齐人伐燕。有人问：燕可伐与？孟子说：可，不过只有“天吏”方能伐之，他人不得擅伐（《公孙丑》下）。儒墨两家都反对侵略，都肯定汤放桀、武王伐纣的正义性，都承认天的权威，理论上处处相通。然而孟子的“天吏可伐”仍然含混，墨子的“不得助邻笞其子”似更周密些。
墨门弟子胜绰事齐将项子牛，三次助齐攻鲁。墨子把胜绰召回，谴责他未能止其骄而正其嬖，反而见禄而背义（《鲁问》）。颇类《论语》所记季氏将伐颛臾，孔子弟子冉有、季路为季氏作事，口头上反对实际上支持。孔子批评季氏不该欺负小国，而应修文德以来远人，对于两个助纣为虐的弟子虽然不满，却没有像墨子那样把他们召回。可见孔子反兼并不如墨子坚决，儒家纪律不如墨家严明。
鲁君问墨子如何防齐攻鲁。墨子说，禹汤文武行仁义，以百里取天下；桀纣幽厉行暴政，而亡天下。我愿主君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卑辞厚币，遍礼四邻，倾国以御齐（《鲁问》）。这与孟子答滕文公相似。滕小国，间于大国齐楚之间，害怕受到侵略。孟子也是用汤武以百里兴作为鼓励，并教滕君：一条办法是效法当年周远祖太王避狄，迁居他处；另一条是凿池守城，与民守之，效死弗去（《梁惠王》下），而把侧重放在前者。殷周之际，有大片土地尚未开发，太公不乏可避之地；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为诸侯瓜分完毕，滕已无处可迁。孟子此论是典型的“迂阔而远于事情”，不如墨子来得实际。
第二、明鬼，共有9章
《耕柱》篇记：巫马子问墨子：鬼神与圣人孰智？墨子说：鬼神之于圣人，犹如耳聪目明者之于聋子瞎子。例如夏后开铸鼎，卜人所得占辞曰：“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后来果然传于夏商周三代。若使圣人与其良臣相谋，岂能预知数百年后之事呢？可见鬼神明智于圣人。巫马子是儒家之徒，他所谓圣人，指儒家心目中最高人格理想。墨子多次提到“圣人”或“圣王”，弟子也称他为“圣人”，均指聪明智慧之人，并不具有神秘的预见性。只是到了东汉，“圣人”专指孔子，并被说成可以“前知千岁，后知八百”，那是谶纬家所编造，非先秦“圣人”原义。墨子对圣人评价不高，而对龟卜之类迷信和关于九鼎的神奇传说推崇备至，深信不疑。《左传》曾提到九鼎的制作，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庄王问鼎。除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外，其解释以理性为主旨，目的仅是“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并无神秘色彩。墨子所说的九鼎竟“不炊而自熏，不举而自藏，不迁而自行”，与《左传》不是一个系统，可能反映了殷人的后裔宋国好鬼神的习俗。此类传说直到东汉还在流行〔2〕。
不过，墨子并不认为敬奉鬼神就能包治百病。墨子有疾，弟子问：先生说鬼神能赏善罚恶，先生何故有疾？墨子说：人所以得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鬼神之作用不过是百门之一门而已（《公孟》）。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普遍相信祭祀鬼神能治疾病，《左传》《晏子春秋》多有记述。《墨子·天志》中篇也说：“天子有疾病祸祟，必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则天能除去之。”《公孟》此章，把鬼神致病的可能性降低到百分之一，这是对《天志》篇的修正，而与孔子有病不同意弟子祈祷的态度接近了。当然，孔子是“敬鬼神而远之”，墨子则认为鬼神无所不在。
墨门弟子曹公子对墨子说：托您的福，近几年我家生活有所改善，于是厚祭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繁，身患疾病，我不得不疑鬼神之道无用。墨子告诉他：鬼神难道仅仅满足于享用祭品吗？鬼神希望人们处高位能让贤，多财能分贫。如今你一不让贤，二不分贫，事奉鬼神，唯祭而已，怎么能求得百福呢？（《鲁问》）这番话表明，在墨子心目中，鬼神的意志就是兼爱、尚贤等。这与《左传》桓公六年，隋季梁批评隋侯只靠“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不能取信天神，以及《礼记·礼器》“祭祀不祈”的观点相近。较之《明鬼》下篇鬼神因牺牲不全肥、圭璧不满度而杖杀祭者，有所修正。
第三、贵义，有13章
贵义是贯穿《墨子》全书的基本思想，“十论”多有论述，语录进一步发挥。墨子认为，“万事莫贵于义”（《贵义》），和氏之璧、隋侯之珠都不如义有益于人，义才是“天下之良宝”（《耕柱》）。为义必须分工合作，“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耕柱》）。为义必须不怕孤立，不怕别人不理解（《贵义》）。应该大力宣传，“遍从人而说之”（《公孟》）。为此，他和吴虑进行过两次辩论。
鲁之南鄙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他对墨子说：“义耳义耳，焉用言之哉？”意思是只要埋头实践，何必宣传？墨子告诉他：我曾经想努力耕作以食天下之人，充其量抵得上一名农夫，不可能饱天下之饥者。我曾经想努力纺织以衣天下之人，充其量抵得上一名织妇，不可能暖天下之寒者。我曾经想披坚执锐去打仗，充其量抵得上一名士兵，不可能救天下之战乱。后来我以为不如研究先王之道、圣人之言。上说王公大人，用吾言，其国必治；次说平民百姓，用吾言，其行必修。其功效贤于亲身耕织多矣（《鲁问》）。这实际上是一次如何看待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社会作用的争论。战国时期，农家学派、道家学派都有推崇体力劳动轻视智力劳动的倾向。孟子与许行的辩论，中心即劳心与劳力分工问题。孔子受长沮桀溺等人奚落，原因是对方认为推行仁义之道无济于世，不如自己耕作来得自在。他们与吴虑实有相似之处。墨子与孔子、孟子都以天下为己任，都认为单纯体力劳动不可能治国平天下。孔子甚至声称“耕也馁在其中矣”。孟子重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之通义。墨子虽不轻视体力劳动，但却肯定宣传和推行圣人之道比单纯体力劳动的社会效益大得多。在第二次同吴虑辩论时，他明确指出，独耕不如教人耕，独战不如鼓动人战，独行义不如教人行义。在这方面，儒墨两家实际上大同小异。但在荀子眼里，墨家偏重体力劳动，亲自劳作，“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不过是“役夫之道”而已（《荀子·王霸》）。荀子的批评未免片面，他没有注意到墨家也是主张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应该分工的。
第四、劝学，有8章
劝学是先秦诸子普遍关注的话题，《荀子》《尸子》《鹖冠子》都有题为《劝学》的专门文章。墨子是热心的教育家，毕生从事劝学不遗余力，语录多有记述。
《公孟》篇记，有游于墨子之门者，墨子说：“盍学乎？”对曰：“吾族人无学者。”墨子说：人皆爱美色，欲富贵，并不看族人是否如此而努力追求。夫义，天下之大器也。何必看别人行事？你一定要努力去学啊。可见他把学义当成做人的自觉行为。
同篇又记，墨子对某门人说：“姑学乎！吾将仕子。”期年之后，门人要求墨子推荐出仕。墨子说：我不能推荐。我给你讲个故事：有兄弟数人，父死，长子嗜酒不葬父。其弟说，你如葬父，我们给你买酒。长子葬父后索酒。其弟说，你若不葬父，则人将耻笑你，所以我们劝你。你怎么好意思向我们要酒？墨子接着对门人说：你如果不学，则人将笑你，所以我劝你学。可见，墨子认为学习是做人的应尽义务，并不一定要去做官。可以仕则仕，仕不是为学的唯一目的。这与儒家的“学而优则仕”有所不同。因此，对于鲁君好学之子，墨子还要看其动机是什么，要“合其志功而观焉”，对学习动机不纯者并不欣赏。
墨子劝学的内容，主要是“为义”。墨子主张：“必去喜，去怒，去悲，去爱，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必为圣人。”（《贵义》）最后这一句与孔子的非礼勿言，勿动，勿视，勿听，意义相通。至于去掉喜怒爱乐之情，这话倒有点近似道家甚至后来的佛教，与墨子的兼爱显然不符〔3〕。吴毓江《墨子校注》说：“墨家以爱利立教，今言去爱而用仁义，与全书事例不合。岂后人附记误入正文与？抑他书错入《墨子》与？”他的怀疑很有道理。
儒家教育课程有射、御、书、数，墨家也是既教文化又教军事。有人送其子学于墨子，其子战死，其父责怪墨子。墨子说：你让儿子来求学，如今他战而死，表明学成了，为何不高兴呢？（《鲁问》）可见这个门人原本就是学军事的。学军事就不能怕死。墨家之徒为了实践仁义，可以“赴汤蹈火，死不还踵”，与孔子的“求仁得仁，又何怨焉”相同。
第五、非儒，有14章
公孟子主张：国乱则治之，国治则为礼乐；国贫则从事，国富则为礼乐。墨子反对说：那好比噎而掘井，死而求医。国家虽治而富，还要继续从事，劝告大家不要满足（《公孟》）。言下之意是富裕安定了也不能为礼乐。他把为礼乐看成是对国家社会毫无益处的纯粹浪费行为，任何时候都不能进行礼乐。近年有些为墨子非乐辩护的学者，往往举出《说苑·反质》所记墨子所谓“故食必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来证明墨子并未彻底否定文化娱乐。李泽厚认为这话不符合墨子思想，尤其“先质后文”乃是儒家的观点〔4〕。我认为， 《说苑》的观点与上引《公孟》篇显然矛盾。再联系《三辩》篇，墨子对于程繁所说的“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耶？”连这样起码的文化要求墨子也不赞成，仍坚持“乐非所以治天下也”。前面说即使生活富足也不能为乐，这里又说干活累了也不能娱乐。不但王公大人不能为乐，农夫庶人也不能为乐。足见他的非乐是十分彻底的。《说苑》所记，可能经过汉人的改造，是调和儒墨的结果。
公孟子说：三年之丧，乃学婴儿之慕父母。墨子反驳说：婴儿无知，故三岁之前只知道慕其父母。难道儒家的知识水平竟和婴儿一般见识么？（《公孟》）这是针对孔子所说的“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孔子弟子宰我主张改三年之丧为一年之丧，理由是三年不为礼乐，必然礼坏乐崩，被孔子臭骂一顿。墨子反对久丧，不是从维护礼乐出发，而是从妨碍生产劳动，影响身体健康和人口蕃殖出发，理由比宰我充分。同篇又记，墨子对公孟子说：儒家的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丧，三年；伯、叔、兄弟之丧，一年。族人五月，姑甥皆有数月之丧。不丧之时还要诵诗徒歌三百篇。照这么作，君子何时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这个问题切中要害，丧期太长的确妨碍社会生活正常运行。
与《非儒》篇之丑化儒者诋毁孔子不同的是，墨家语录既批评孔子对叶公子高答非所问，又称赞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承认孔子之道也有“当而不可易者”，即合理而不可改变的成分。态度是比较公正的。
除了上述比较集中的几个方面之外，还有一些虽然零散但相当精辟的见解。如：
《鲁问》篇记，鲁阳文君对墨子说：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处则静，呼则应，可以叫忠臣吗？墨子说：那只是影子和回声罢了。我所谓忠臣者，上有过则谏，下有善言则访之上，匡其恶而入其善，尚同而无下比（《鲁问》）。类似的话又见于《尚同》中篇：“下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而毋有下比之心。”《亲士》篇也说：“君必有咈咈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此前，晏婴主张君臣关系应该是和而不同：“君所谓可，而有否焉，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献其可，以成其否。”（《晏子春秋·外上》）都是在寻求一种理想的互补性君臣关系。可是墨子把那种唯命是从的“忠臣”说成是儒家所提倡（见《公孟》及《非儒》），则不符合事实。孔子、孟子都提倡臣下对君主应该开展积极的批评。孟子甚至说过：“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比墨子“民主”得多。
《耕柱》篇记，巫马子对墨子说：我不能兼爱所有人。我爱邻国邹人胜于远方的越人，爱祖国鲁人胜于邹人，爱我族人胜于乡人，爱我亲属胜于族人，爱我自身胜于亲属。人若打我则感到疼，若打别人则不感到疼。所以，只可能杀他人以利我，不可能杀我以利他人。巫马子的话，非常典型地说明了儒家爱有差等的观点，是很现实的雄辩。墨子的反驳并没有针对正题，只抓住对对方的引申作为话柄并耸人听闻地说：你的话说出去之后，赞成者就会杀你以利己，不赞成者也会杀你以除不祥，总之这是自杀性言论。这里，墨子犯了两个逻辑错误，一是偷换命题，对巫马子论证不能兼爱的系列论据避而不答；二是把对方或然性判断当成必然性判断大加攻击。客观地看，墨子这次并没有驳倒巫马子，适见其强词夺理。其实，墨家亦未否认爱有亲疏远近之别。《修身》篇说：“近者不亲，无务求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与巫马子所见正好互相补充，那或许是墨家后学对墨子的修正。
《贵义》篇记，墨子之齐，遇日者曰：帝以今日杀墨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墨，不可以北。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而返。日者又说之。墨子说，依照你们的说法，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墨龙于北方。“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日者”，古代职业巫师，占候卜筮之人。其名称首次出现即在《墨子》此文。墨子一方面信卜筮，一方面不赞成择日避龙之说，表现他思想上的矛盾。孙诒让《墨子间诂》引《淮南子要略》：“操舍开塞，各有龙忌。”许慎注：“中国以鬼神之事曰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孙氏案云：“此日者以五色之龙定吉凶，疑即所谓龙忌。许君请龙之说，未详所出，恐非古术也。”据1973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日书》，可知出行避忌确是先秦方术〔5〕。 墨子、许慎所言皆有所本
先秦语录中别是一家
墨家语录的文章，具有不同于儒家语录的特色。它以对话为主，独白只占五分之一（《孟子》独白占二分之一）。短篇多而长篇少，大部分一、二百字，最长不到三百字（《孟子》）多长篇，最长的一千三百字）。论辩性多于告诫性，占三分之二（《论语》以训诫弟子为主）。语言通俗，质朴平实，不事雕饰。不同于《论语》的典雅、隽永、含蓄、婉转和《孟子》的雄辩滔滔，气势逼人。若与墨家《兼爱》《非攻》等十论文章相比，也有明显的区别。其主要写作经验有如下几点：
第一、可以看出墨子的大致形象和个性
墨家十论都是议论文，以说理为目的，基本上不叙事。墨家语录皆通过谈话围绕某一事件而阐明一定道理，记叙成分大大增强。主角即墨子，除记其言谈外，于行为、事迹、性格、情绪都有一定的描写。读者所接受的不止是抽象的说教，而且能感触到一位可亲可敬的学者形象。
《贵义》篇记，墨子南游楚，车厢载书甚多。弟子弦唐子怪而问：先生曾对公尚过讲，书不过用来衡量是非曲直而已。今先生载书甚多，有什么用处呢？墨子说：从前周公旦每早读书百篇，晚上会见七十位人士。唯其好学，所以能辅佐周天子，德行至今称誉。我墨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劳，怎敢不读书？至于公尚过，他能察事理之精微，知百物之要旨，所以不教他多读书。从这段师生坦诚交谈中不难看出，墨子是位志向高远、好学深思的贤者，也是位善于因材施教的老师。其主张钩玄提要，反对读死书，与孔子“学而不思则罔”相近。
墨子自鲁之齐，过故人家。故人说，天下无人为义，唯你自苦而行义，不如作罢。墨子说：譬如一人耕作而九人休息，食者众耕者寡。耕者不可不更加努力。天下无人为义，你更应该鼓励我，为何反而劝止呢？（《贵义》）这就如同孔子被楚狂接舆嘲笑为稀世的凤皇，并劝他“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墨都是少数的积极入世主义者，都是不顾流俗决心改造世界的人。
墨子南游楚，献书楚惠王，惠王以老辞，并认为墨学是“贱人之所为”而不用。墨子回答说：墨家学说的价值在于可行。譬如药，能治病就好，岂可因其为草木之本而不用？又如酒饭，供养贵人，祭祀鬼神，岂可因其为贱人之所为而不用？又如汤见伊尹，岂因其为贱人而不敬？（《贵义》）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对墨学的印象，也显示出墨子为自己学说的积极辩护、大力宣传的勇气和信心。
墨子游弟子公尚过于越，越王大悦。告诉公尚过：若能使墨子至越，寡人将以故吴之地五百里封之。公尚过迎墨子于鲁。墨子说：你看越王态度如何？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我则适越，量腹而食，度身而衣，比于群臣，何必受封地？若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我到他那里受封，岂不是拿道义作买卖？我要真的作买卖，在中原地区就可以，何必跑到越国去？（《鲁问》）墨子把行义看得重于一切，不肯沽名钓誉，尸位素餐，不为五百里之封而动心。这种品格与孟子相同。齐宣王以孟子为客卿，万钟之禄，然而不能用其言，孟子终于愤然离齐而去。墨子和孟子一样，都有一种“说大人则藐之”的气概。对齐大王、项子牛、鲁阳文君等贵族，墨子都敢于面对面批评，使对方十分难堪，表现出可贵的大无畏精神。
墨家不允许学生拿原则换取禄位。《鲁问》篇批评弟子胜绰是“禄胜义”，即为俸禄而不顾道义。《耕柱》篇记，墨子游高石子于卫，卫君致禄甚厚，比之于卿。高石子三见卫君，必尽所言，而卫君不用，乃辞卫而去。见墨子说，我这样做别人会不会认为太狂妄呢？墨子说：为义不能躲避批评只接受赞誉。假如你辞卫是合乎道义。被人说成狂妄又何损呢？过后又高兴地对禽子说：“夫倍义而向禄者，我常闻之矣；倍禄而向义者，于高石子乃见之也。”对得意弟子的赞扬、欣喜之情，有似孔子之于颜回。
《贵义》记，某弟子仕于卫，不外辞归，谓墨子曰：卫人说话不算数，原答应给我俸禄千盆粟，结果只给五百盆。墨子说：如果给你俸禄超过一千盆，你辞职吗？对曰：不。墨子说：看来不是因为对方说话不算数，而是因为俸禄太少。这实际上是批评弟子只计较俸禄多少而未能把行义放在首位。
墨家语录多次记录墨子与反对派的争辩。《公孟》篇记，门人谓墨子曰：告子批评你口言义而行甚恶〔6〕，以后别理他。墨子说，不可。告子称赞我的言论而诋毁我的行事，这总比没有任何批评好。显示出墨子对反对者的宽容大度。这个告子，有人认为是墨门弟子，有人认为即与孟子辩性善者，年轻时曾见墨子，年老时曾见孟子。《孟子》有多章与告子辩论，双方针锋相对，反复诘难，相当激烈。孟子辞锋锐利，咄咄逼人；告子据理力争，寸土不让。文章写得比《墨子》淋漓尽致。
第二、能熟练地运用比喻和类比推理
墨家语录大量引用具体浅近的事实作为比喻来阐明比较深奥的道理，四篇语录的88章中，用了60多个比喻，论战性和逻辑意图很强，手法多样。
有时列举一正一反两种情况加以对比，让你选择。如：为了证明人们可以预知，墨子说：假设亲人在百里之外遇到危难，你一日之内赶到则生，否则会死。今有固车良马，又有驽马笨车，你选择哪个？（《鲁问》）答案当然是只有乘固车良马才能及时挽救亲人的性命。可见，人们可以根据经验预知行为的后果。为了说明、评价某项主张不但要看后果也要看动机，墨子设喻说：如今某处失火，一人将提水去灭火，一人将持火把添火。在后果尚未产生之前，你支持哪个？（《耕柱》）答案很清楚，根据添火者的动机，人们就应该及时制止他。为了说明为义要有自觉性，墨子设喻，如今你有两名奴隶，一人在你看见时就干活，看不见时就不干活；另一个你看见看不见都干活，你肯定哪个？（《耕柱》）以上几则，都是先有论题，然后举例加以证明。这种比喻的目的，不仅在于以此喻彼，让人明白易懂，而且在于以实证虚，让人人深信不疑。因此，比喻不止是文章修辞手段，同时也是逻辑上的立论依据。
有时墨子首先假设某种情况，让你承认其正误之后，再联系另一种类似情况。使你不得不作出同样的结论。逻辑上通常叫类比推理，即所谓请君入瓮之法。例如：墨子对鲁阳文君说：今有人于此，牛羊不可胜食，见人之生饼，则欲窃之，其有窃疾乎？鲁阳文君说：是的。墨子接着说，楚国四境之田荒旷不可胜辟，见宋郑之少块空地则欲取之，此与彼异乎？鲁阳文君不得不承认，两者都是窃夺成性的行为（《耕柱》）。这种方法在《公输》篇里运用更为娴熟。
通过对比，揭露对同类现象评价上的自相矛盾，墨家把这种逻辑上的混乱称之为悖。例如：“世之君子，使为一彘之宰，不能则辞之；使为一国之相，不能而力之，岂不悖哉？”（《贵义》）“世之君子，欲其义之成，而助之修其身则愠；是犹欲其墙之成，而人助之筑则愠也，岂不悖哉！”（《贵义》）这两则都是独白，同时也是诘难。
更常见的是，采用比较简单的事物和现象，以三言两语为喻，似乎信手拈来，漫不经心，显得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如：“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败也。”（《贵义》）“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是譬犹噎而穿井，死而求医也。”（《公孟》）“无鬼而学祭祀，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无鱼而为罟也。”（《公孟》）
这种以比喻代替说理的手法，《孟子》也喜欢采用，二者常有异曲同工之妙〔7〕。
第三，恰当地引证历史事实
崇古、法古、以古为训，是先秦诸子普遍的价值法则，墨家更视为衡量真理的三大标准之一。其著名的三表法第一表就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所以，引证历史，不但是文章表达的技巧，更是立论的基本前提，无论墨家十论还是墨家语录都如此。
《贵义》篇记，墨子说：“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明确宣布，所有言论和行动必须依循这个准绳。
高石子因卫君不用其言而去，担心别人说他“狂”。墨子对他说：昔者周公旦为管叔诽谤，辞三公，东处于商奄，人皆谓之狂，然而后世称其德，扬其名，你去卫如果合乎义，受狂何伤！（《耕柱》）这是正面引证，以古圣贤为榜样，使高石子受到激励和鼓舞。
齐将项子牛伐鲁，墨子批评他犯了大错误。接着举引昔者吴王夫差，东伐越，西伐楚，北伐齐；智伯伐范氏中行氏，兼三晋之地，弄得百姓劳苦而不肯为用，诸侯报其仇，结果国为废墟，身为刑戮。如今你以大国攻小国，将来灾祸必返于你（《鲁问》）。这是反面教训，以历代暴君为前车之鉴，对侵略者提出警告。这些事例，在《非攻》篇引述更详细。
墨家语录的引证历史，与孟子不同。孟子列举太王好色、公刘好货，皆牵强附会，而墨子所引无不准确贴当，与墨家十论亦有所不同，不引诗书之类古训而以史实为证据。引证即文章的主体结构，引证之后很少申说，故整篇文字以叙事为主。而在十论等文中，引证是说理的补充，引述之前或之后还有大量的议论阐发，整篇文字属于议论文。
从总体上看，墨家语录对先秦文章写作有不少贡献，是能够自成一家的，但是比起《论语》《孟子》，其文学价值显然还存在差距。其说理，较之《论语》只提论点为加论证有了进步，但不及《孟子》之透彻周祥。其思维方式注重实证，却轻视理性演绎。没有《论语》《孟子》那样对概念和命题作定义性的阐释，更缺乏道家《老子》那种精妙的思辩性。其叙事、间架不够开阔，记述往往省略，缺少《论语》四子侍坐那样情趣盎然的场面和长沮桀溺、荷
丈人那样耐人寻味的片断，以及《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有为神氏之言章、孟子称病不见齐王章那样跌宕跳动摇曳多姿的结构（当然《公输》除外）。墨家语录之记人，重在记述思想观点，虽略见感情色彩，而描摹不如《论语》《孟子》之细致入微。其语言运用，满足于实录，忽视必要的加工修饰。句法较为平板，以直陈式、反诘式为主，很少《论语》那样一唱三叹、长短不齐的感喟句和《孟子》那样酣畅淋漓、节奏明快的排比句，读起来感觉不到《论语》《孟子》那种抑扬顿挫的韵味。墨家主张“无务为文而务为察”（《修身》），正是这种重质轻文的美学观，限制了墨家文章技巧的提高。
注：
〔1〕张纯一《墨子集解》说：“（《耕柱》）与《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共五篇，盖门人弟子记其言行，无异孔门《论语》。”其实《公输》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不属于语录体。
〔2〕如王充《论衡·儒增》篇说：“世俗传，周鼎不炊而自沸，不投物，物自出。”
〔3〕如《修身》篇说：“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此四行不可以虚假。”《墨子》书中记墨子喜怒悲乐的言行尚多。
〔4〕李泽厚等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171页。
〔5〕《日书》是一部古代方术之书，告诉人们选择活动日期如何避凶趋吉。其中有《行忌》《行日》《归行》等篇目。关于出行的日期、方向、方式及人的肤色都有许多规定。如说：“凡行者，毋犯其大忌……北毋以戌寅，南毋以辰申，行龙戌己，行忌。”“凡春三月乙丑不可东，夏三月戊辰不可南，秋三月己未不可西，冬三月戊戌不可北。”“六庚不可以行。”“丁卯不可以船行。”“凡是日，赤帝恒以开临下民而降殃，不可具为百事，皆无所利。”其《有疾》篇说：“甲乙有疾，戊己病，庚有间……岁在东方，青色死。”“岁在南方，其人赤色，死。”“岁在西方，白色死。”“岁在北方，黑色死。”与《墨子》所记很相近。书中多次出现“龙”字，皆指禁忌。多以“岁”即“太岁”为避忌对象，这种迷信一直流传至近代。
〔6〕所谓“行恶”，殆指《庄子·天下》篇所谓：“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行难为也。”这种批评，也许墨子能原谅。
〔7〕如孟子说：“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万章》下）“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公孙丑》下）“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告子》上）此外，《孟子·梁惠王》上有：“挟泰山以超北海，谓人曰：我不能。是不能也，非不为也。”这个比喻又见于《墨子·兼爱》中篇和下篇。孟子批评过墨子兼爱观，很可能读过《兼爱》的文章而受其启发。晋人鲁胜《墨辩注叙》说：“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子同。”诚哉斯言。
标签：墨家论文; 论语论文; 国学论文; 墨子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耕柱论文; 孟子论文; 非攻论文; 孔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