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方法之思——对《反对方法》的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03)06-0032-04
1975年，《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现代西方科学哲学走向非理性主义的极端。在这部言辞激烈、观点鲜明的论战性著作中，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完全否认科学是理性的事业，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坚决批判和反对固定的方法论规范，反对科学沙文主义，从而倡导“科学是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倡导“怎么都行”的多元主义方法论，倡导人性及科学的自由发展。几十年来，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因其突显的极端、片面性甚至错误而多为后人所批判。然而本文试从费耶阿本德的思想背景、理论观点中去分析、挖掘更多的积极因素，从思想启发中揭示其部分理论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一、费耶阿本德的“方法”与“无政府主义”
《反对方法》是费耶阿本德的主要科学哲学著作之一，集中阐发了其科学哲学思想及多元主义方法论。为了准确而深入的理解费耶阿本德的思想，首先必须把握贯穿全书始终的两个关键词语的含义。
（一）费耶阿本德的“方法”
首先，费耶阿本德反对的“方法”并不是指任何各个具体的方法本身，更不是要拒绝和抛弃所有方法，而是指向以往方法论的一元主义，否认存在唯一的规范的方法论，通过“反对方法’达到为所有方法谋求平等合法地位的目的。他主张在科学活动中不拘一格使用各种方法，包括非科学的如神话、巫术、宗教的方法以及宣传、劝诱等等，宗旨是要破除理性的禁锢、传统的束缚，从而达到科学的自由。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形式的科学合理性的原则”[1]。
其次，费耶阿本德提倡的“方法”是多元主义方法论，但是他明确提出，这种方法论不是作为取代以往方法论的一种新的方法论，而只是为了证明，唯一规范的方法并不存在，一切方法和规则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都不是普遍标准。他指出，“不存在一条在一切环境条件下都持之有效的法则”[2]；“一切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唯一幸存的法则是‘怎么都行’”[2]。这些思想无疑在非理性中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芒。
（二）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19世纪前期出现于欧洲的一种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他反对一切权力、权威，主张废除国家制度，强调个人“绝对自由”，要求建立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主义社会，鼓励“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3]。这与费耶阿本德主张的“个人绝对自由”、“怎么都行”看似一脉相承。
然而费耶阿本德一再强调，他所宣称的“无政府主义”区别于政治（宗教）无政府主义，他甚至反对其中的某些特点如“很少关心人的生活和人的幸福”、“清教主义的献身精神和虔诚”[2]等等。相比较而言，费耶阿本德认为他的认识论无政府主义同达达派的观念主张更为相似。达达派是产生于20世纪初的西方艺术流派。汉斯·克里特在《达达派：艺术和反艺术》中说：“达达派不仅没有纲领，而且还反对一切纲领”。[2]这正是二者的共通之处。费耶阿本德强调，像达达派一样，一旦认识论无政府主义者选定了某个目标，“他可能利用理性、情感、揶揄、‘严重关注的态度’和人们已经发明出来的一切其他手段来胜过其同行……他明确而绝对反对的一样东西，是普适标准、普遍定律、普遍观念，例如‘真理’、‘理性’、‘正义’、‘爱’”。[2]
费耶阿本德在书中强调，他希望读者记住“我是轻率的达达派分子，而不是严肃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一个达达派艺术家不会伤害一只苍蝇，更不用说一个人”[3]。由此可见，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虽然狂热地宣扬非理性，但其根本出发点不妨说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他处处强调个性的充分发展和自由的实践，强调“充实而有价值的生活”，强调科学教育与人本主义态度的调和，无疑成为其无政府主义思想中的闪光点。
二、从方法到反对方法：费耶阿本德思想的社会背景及理论渊源
一种新的思想的产生往往依赖于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倾向，依赖于思想模式的转变。费耶阿本德言论偏激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的产生并非由于钻牛角尖或神经不正常，而是有其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渊源。
（一）社会背景：19世纪以来不断高扬的人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影响费耶阿本德认识论的两大社会思潮。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高举理性主义的大旗，战胜了盲目的信仰主义，把人从宗教神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在自然领域依靠理性的力量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将理性推祟到极致，以至到19世纪，理性成为取代了上帝而又同上帝同样独断和绝对的信仰。于是，文艺复兴之初兴起的传统人本主义精神在科学理性的普遍必然性中逐渐丧失了，人性的自由发展、丰富的精神生活和个人的创造能力又一次被过分狂妄和扩张的科学理性所束缚。当这种对理性的乐观信念和对人的个体价值与自由的忽视达到了极致的时候，危机和反叛的出现便成为必然。19世纪中期开始，一股新的人本主义思潮掀起，人本主义哲学迅速发展。从叔本华、尼采，到伯格森、胡塞尔、雅斯贝尔斯、马尔库塞等，反省科学理性的人本主义文化思潮日益显现其生命力，强烈影响和冲击着科学哲学的发展。科学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正是这一哲学、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费耶阿本德更是明显受到对科学技术持批判态度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认为要用个人幸福和自由的增加这一最高的价值标准来检查今天科学的观点，与当今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如出一辙。”[1]
19世纪以来，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生产的发展也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人们在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感到了精神生活的压抑和空虚。于是，当时在西方政治及艺术领域出现的无政府主义也对费耶阿本德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费耶阿本德在西柏林自由大学任教时，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曾受到西柏林政治上‘激进’的大学生所欢迎，有人认为“这种政治上的成功是使他越出正规的一个因素”[3]。与此同时，在文学艺术领域，五花八门的现代派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绘画艺术中的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都曾风摩一时。费耶阿本德明确表示他的无政府主义与达达派思想观点的相似，甚至宣称自己“是个轻率的达达派分子”，其最终目的都在于追求“有价值的人生”。
（二）理论渊源
科学方法论问题一直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研究与论战的主题之一。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从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到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走过了一条从理性到非理性、从崇尚一元方法到多元主义方法论即“反对方法”的历史之路。回顾这条从“方法”走向“反对方法”的思想脉络，未尝不可说这其中存在着一种思想内在的逻辑必然性。
随着达尔文进化论和化学的原子论的发展，科学的经验与逻辑性质日见明显起来。20世纪初，在批判思辨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重视逻辑分析、经验证实的逻辑实证主义成为科学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他曾以对科学客观性的捍卫而一度迅速发展、广泛流传。逻辑实证主义者改造了以培根为代表的古典归纳主义，认为“归纳法仅仅是一种科学理论的证实方法”而不是科学发现的方法，科学发展主要是通过归纳法的归并，使知识不断累积而增加。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是“证实原则”，科学认识的方法是归纳法。
然而，逻辑实证主义的重大缺陷也随着发展日益凸显出来。首先，他只考察了科学的静态方面，而没有从动态的角度考察科学的进步，往往陷入极其繁琐的逻辑分析之中。其次，归纳法本身的科学性遭到质疑。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法建立在中性经验观察的基础之上，而汉森等人以大量证据表明，观察渗透理论，观察负载理论。因此，20世纪中期，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思潮的出现便成为理论发展的必然。这种思潮主要包括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证伪主义和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打破了牛顿迷梦，也强烈冲击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知识积累观。那种认为科学理论是一些经过证实的、不可再错的概念、定律和事实的集合的观念受到了质疑。波普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了他的证伪主义。
他从批判归纳主义入手，认为归纳法在逻辑上是不完备的，只要一次证伪便可以否定一个严格全称命题，因而科学的发展主要在于证伪的力量而不在于证实。然而科学史的实际并不像波普尔所说的那样，理论一经证伪，就让位于其它。相反，理论有一定韧性，可以面对许多反常而继续发展。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证伪主义思想，但其“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显得过于宽容，似乎任何退化的研究纲领都可卷土重来，没有什么真正合理的方法或标准可以比较两个纲领间的优劣。
20世纪以来，科学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系列心理学、人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对人类的科学认识活动提供了越来越多地说明，这一切都对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批判传统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的基础上，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密切结合起来的历史主义学派应运而生。汉森的“观察渗透理论”成为这一学派的认识论基础。现代西方科学哲学逐渐从以逻辑、经验为支柱的科学理性主义走向强调综合社会历史因素的非理性主义。
历史主义学派根据对科学史的考察，认为科学史上并不存在一种严格的检验和证伪方法。许多科学家的行为，包括最伟大的科学家的行为，都是不断的违反公认的方法论准则从而取得科学事业的成功。因此，库恩认为，要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结合起来，必须重视社会和心理的因素，不仅要研究“发现的心理学”，也要考察知识共同体的“科学社会学”。
费耶阿本德作为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正是在继承和批判前人科学哲学基础上迈出的新的一步。他个人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几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有过直接接触，正是在对他们都感不满的基础上他力图进行新的探索。由于前述各种因素的影响，加上本身特定的思想风格，使得他这一步实在迈得太远，走向非理性的极端，然而其中也有许多积极因素和可取之处，在很多方面给人以深刻启发。
三、费耶阿本德思想中的合理性及启发
（一）费耶阿本德认为，一切方法论都有局限性和适用范围，它必然要求科学方法的多元化。生活是复杂多样的，科学认识活动也是一个“复杂的、多质杂和的历史过程”[2]，因而不存在一种超历史的方法。然而以往“方法论讨论的一个普遍倾向，可以说是以永恒的形式对待知识问题”[2]，这种“认为科学能够并且应当按照固定的普适的法则进行的思想，既不切实际，又是有害的”，因为它“忽视了那些影响科学变化的复杂的物理和历史条件”[2]，从而造成对科学家思想的束缚，最终阻碍知识的增长，科学的进步。因此，费耶阿本德强烈要求“自由的实践”，认为“必须拒斥一切普适的标准和一切僵硬的传统”[2]。他认为，“只要是科学，理性就不可能是普适的，非理性也就不能加以排除。”[2]而且“科学到处都在利用非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成果来丰富自己”。[2]
由于费耶阿本德的多元主义方法论正是建立在理性所不能完全覆盖的人类生活的复杂化、多元化基础之上，因而具有一定合理性。费耶阿本德最终指出，“唯一不禁止进步的原则便是怎么都行”[2]。一切方法包括科学与非科学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科学家都可根据自己的实践需要加以选择。这种实用主义方法论从根本上讲，是费耶阿本德希望为各种遭到正统科学规范所贬斥或不屑一顾的非科学、非理性方法谋求合法地位。
科学史表明，科学成果的取得，原因是很多的，非理性因素的确在科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爱因斯坦在谈到他是怎样创立相对论时说过：“有很多隐伏的复杂因素启发了我的思想”，而“直觉是从经验到普遍命题的过渡和飞跃”。[4]因而科学虽是一项理性的事业，但也要靠这些“非理性”因素的促进。而且，在今天看来是非理性的东西如直觉、顿悟等，是否有一天可能随着脑神经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化学和信息科学等的研究与发展，逐渐找出其规律而认为是理性的呢？由于科学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绝对、超验的理性主义原则也不存在，因而“非理性主义”对于科学而言并非完全是贬义。在科学中，我们要反对的是盲目的信仰，是独断论的专横，是神秘主义，是无知和愚昧对科学的干预，这些才是真正妨碍科学进步的因素。相反，如果一定要把非理性主义看成一个贬义的名词，那么就必须扩大科学理性概念的外延。
（二）费耶阿本德通过批判自主性原则和一致性原则，倡导科学理论的多元主义。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者还是证伪主义者，都把理论与经验的关系看成是推动科学进步的最重要的原因。而费耶阿本德认为观察总是渗透着理论，而且“没有一种理论会同其域内的全部已知事实都相一致”[2]，因此应该“把理论同别的理论而不是同‘经验’、‘数据’或‘事实’相比较”，应当“试图改善而不是抛弃那些看来在竞争中失败的观点”[2]，通过理论的不断增生和扩散，增加比较与选择的余地。就像是生物的进化，突变的物种越多，通过自然选择和淘汰，越可能剩下最适应环境而生存的物种。科学的进步也是如此，是理论间比较的结果。费耶阿本德强调，“理论的增生是对科学有益的”，“意见的多样性是客观知识所必须的”。[2]这些重要思想正是科学理性的表现，对科学的自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作为一种理性活动，本质上是自由、自主的精神活动。民主、自由的文化传统和宽容的科学学术氛围是科学活动和理性精神得以自主发展的基本条件。近代科学的摇篮古希腊之所以出现过极为繁荣发达的科学文化，就在于众多学派对宇宙、对自然从不同侧面进行自由探索，形成了多种见解，而它们之间的自由证明，便促进了学术思想的活跃和学术探索的深化。而在罗马专制制度、中世纪宗教神权的高压独裁下，文化的繁荣局面被断送，信仰高于理性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将科学探索和思想自由视为异端而无情扼杀。此外，遗传学中两派争论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5]历史表明，科学理论一旦受控于政治，自由和进步便只是奢谈。
没有理论的多元，就没有争论与选择；没有争论，就没有科学的繁荣与进步。然而理论的多元必须仰赖于民主、自由的文化氛围。任何人为的限制，都会窒息人们的思想；任何权威的垄断，都会阻碍科学的进步。学术必须自由，思想必须解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才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三）费耶阿本德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强烈谴责和反对科学沙文主义。在他看来，科学沙文主义和教条主义是当代严重的问题。科学理性与方法被过分宣扬，形成独断，“顺科学者昌，逆科学者亡”，就会侵犯人性，抹杀人的丰富多彩的创造性。他在书中多次提到人本主义，他指出，“一种鼓励多样性的方法也是唯一与人本主义观点相容的方法”[2]，“理论和形而上学的多元主义不仅对于方法论来说是重要的，而且也是一种人本主义观点的一个基本部分。”[2]这无疑正是与20世纪以来不断高涨的人本主义思潮一脉相承。
在学校教育方面，费耶阿本德始终强调要培育和开发学生的个性，要求回归人本主义，反对过分强制与教条。这一点无论是在教育界还是理论界都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可以说是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只可惜他没能就此得出“自由”应为“必然”之必要补充的合理性结论，而是完全走向了贬低科学、拒斥科学的‘无政府主义”。
四、结语
费耶阿本德的整个思想最终走向非理性的极端，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然而其思想中的闪光之处尤其是对传统观点的批判，无疑如一剂烈药，切中要害，发人深思。他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无禁区，没有不可探索的领域；科学无成法，没有千古不变的教条。科学当然仍是理性的事业，理性之花永远不会在科学中凋谢；但理性不应成为方法的桎梏，方法之树常青，且应与时俱进。
正是在费耶阿本德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下，一大批西方思想家围绕科学合理性问题、科学价值问题、科学方法问题等将西方科学哲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里程。
收稿日期：2003-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