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农业产业化及对祖国大陆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农业产业化论文,祖国大陆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祖国大陆面临即将加入WTO的挑战与机遇，同时又恰逢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时期。到目前为止，祖国大陆农业发展仍处于传统农业时期，而农业产业化正好适应了祖国大陆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台湾的农业产业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迄今为止已有半个世纪，并且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已达到一定水平。本文拟对台湾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成效及原因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对祖国大陆的启示。
一、台湾农业产业化进程及成效
农业产业化是一种生产经营方式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围绕当地资源优势，对农业的主导产业或产品，按照产供销、种加养、贸工农一体化的要求组织生产与经营，逐步形成以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生产经营体系，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
台湾农业产业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至今已发生质的飞跃，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农业经济，使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建设等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台湾农业产业化基本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效。
（一）萌芽阶段——50年代到60年代
1949年以后，台湾当局分步实行了“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的农村土地改革政策，同时，当局采取措施，建立和完善基层农民组织，设立农用水利会、渔会、青果运销会等。这为农民有组织地进行生产合作，社会化服务奠定了基础。
台湾利用“美援”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加大投资比例，1951-1961年农业投资比重达到18%-25%。（注：李微，冯海发：《台湾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的模式及时间探析》，《台湾研究》，1994年第4期，第52页。）并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作业和改善水利灌溉系统，引进开发新产品，改良农作物品种，加强国际农业技术合作，建立农业试验、研究和推广体系等。同时，建立自耕农保护基金，提供农业货款，实施土地重划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推动了农业技术的进步，为农业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在市场政策方面，台湾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发展外向型农业，大力促进农产品出口贸易，1965年前，农产品出口一直占台湾出口总额50%以上。（注：陈恩：《台湾的农业改革与农业政策》，《台湾研究》，1996年3月，第34页。）
此阶段，台湾农业得到恢复与发展，解决了温饱问题，实现了粮食自给，稳定了岛内市场，促进了农业资本积累，但农业的经营方式是以小私有制为基础，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农经营。这阻碍了机械化作业和规模化经营。过于分散、零碎的耕地妨碍了现代农业科技的普遍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拖延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二）起步阶段——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
马克思说：“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了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化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和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9页。）当时，台湾农村的资本主义农场不发达，富农经济也不发达，经营规模有限，正是受制于小自耕农经济。鉴于此，台湾当局对农业实施新政策。包括：(1)70年代开始实施“农地重划”；(2)将不平等的随赋征购改为按市场价收购，建立城乡果菜上市联运，扶助发展工厂等；(3)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4)在农村试行各种以不破坏小土地私有制为前提的企业化经营方式。如“共同经营”、“专业区”和“委托经营”。到70年代初，参加不同形式的共同经营组织的农户，约占总农户的5%。（注：周侘：《台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第80页。）专业区实际上仍多系商业性组织，生产上仅限于病虫害的防治，优良品种和新的栽培技术的统一推广及指导等。截止1978年6月底，以乡镇为单位计算，有“专业区”20余种380多处。（注：同④。）同期，分散的家庭副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家禽饲养业、渔业经营也走向企业化。较“代耕”更高级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代营”和农村各种代耕作业服务的组织纷纷出现。这三种经营形式改进了耕作方法，促进了农业机械化，使农业的耕种、经营及管理趋于专业化、社会化。经营方式的转变使小自耕农逐渐变成小商品生产者，农场、农地规模逐渐扩大，企业化管理更趋合理，耕作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应用更广泛，农业产业化步入起步阶段。
但整体上看，仍存在以下矛盾不利于农业产业化发展：(1)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2)专业化生产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不配套的矛盾。(3)农产品经营与市场需求的矛盾。
（三）成熟阶段——80年代
当时，台湾农业面临美国农产品大量倾销台湾的严重威胁，农民的生产意愿低落。1979年12月，台湾当局提出“推动第二阶段的土地改革”。更进一步实现“地尽其利，地利共享的目的”，改变“小地主”“大佃农”的局面。70年代末，台湾建立专项“扩大农场经营规模购地贷款基金”、制定《扩大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辅导农民购买耕地贷款办法》等。给农民长期低息贷款以协助其购买农地，扩大家庭农场面积，便于进行规模经营。
为配合农场经营规模的扩大，推广农业机械化，台湾推行第二次大规模农地重划，将土地划零为整。1980-1986年，重划农地累计达648区，面积35万公顷，约占台湾地区适宜办理重划农地面积的80%。（注：同②第36页。）这一时期，正逢台湾农业经济转型（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和农业科技升级，这有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1984年，台湾实施“农业科技升级计划”和“稻田转作计划”，促使农业产业化趋于成熟。
此阶段，农业产值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增长迅速，农业劳动力大量移出农业，推动了台湾农村的城市化进程。1983-1993年，台湾农业总产值从2800亿台币猛增到3700亿台币。（注：李宏硕、王兴化：《台湾农业升级与祖国大陆农业产业化》，《亚太经济》，1997年3月，第31页。）
到80年代末，岛内农业基本实现生产机械化和管理、运销现代化，产业化的内涵和外延基本完善，标志着农业产业化基本成熟。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农业产业化生产、制度的创新及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包括：(1)农户经营规模过小，影响了机械化的进一步发展。(2)农民高龄化、女性化、兼业化趋势严重，农业劳动力缺乏。
（四）升级阶段——90年代以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台湾农业产业化需要进一步升级。1990年，台湾“农委会”通过“农业综合调整方案6年计划”，计划从单纯照顾农民，转向“三农”（农业、农民、农村）并重：从提高农村现代化的整体水平出发，缩小城乡差别，推进整个社会现代化。重点是实现“三化”即农业生产企业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农村生态自然化。农业生产企业化方面，制定了“台湾省地区农业发展方案”。农村生活现代化方面，制定了“继续办理农宅及农村环境改善计划”，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提高农村社区规划水平，实行“农民所得直接补贴”，“发放农民离农年金”等；如1995年5月19日，台湾通过“老农津贴条例”，以平衡农民与非农民所得的差距，改善农民的福利条件。农村生态自然化方面，加速实施“台湾地区自然生态保育方案”、“现阶段自然文化景观及野生动物保育纲领”及“加强自然生态保育工作五年计划”。
2000年1月4日，台湾“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台湾农业发展条例”，开放农地自由买卖，大幅度放宽耕地分割限制，解决过去产权不清的问题；新法有条件开放新购农地兴建农舍，并规定政府设置新台币1500亿元农业发展基金，增进农民福利及农业发展。（注：台港澳情况，2000年第3期，第27页。）从2000年1月1日起，台湾开始实施新版“促进农业升级条例”，带动台湾传统产业走向技术升级、高技术产业更上一层楼的新境界。
90年代，台湾为推进农业产业化升级兴起了技术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的温室农业、精致农业等新兴产业，使农业充分发挥生态、休闲、旅游的三级产业功能；并废止了污染严重、效益低的产业。同时台湾拨资10亿元在台北地区设立生产农产品配销中心，提高农产品运销效益。台湾的农业产业化由生产事业扩大到服务事业，丰富和发展了农业产业化的内涵和外延。
农业产业化在升级中使三农得到了协调、均衡发展。但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农民收入等方面依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台湾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层的主要因素
台湾农业产业化经历了半个世纪，已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具体而言，是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推动的。
（一）人口压力大，经济紧张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台湾的首要任务。1946-1952年的6年时间内，台湾人口增长了200万，达到810多万。（注：王作荣，《我们如何创造经济奇迹》，台湾时报公司，1984年第3版，第8页。）而入台的国民党60万军队和未报户口的人还未计算在内。这对生产遭到破坏，物资奇缺，百业凋蔽的台湾经济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压力。人口猛增所带来的一个自然后果是物价飞涨，财政赤字庞大。据统计，1949年的零售物价比1946年上涨了1000倍。（注：李国鼎、陈本在著：《我国经济发展策略总汇》，台湾联行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上册，第150页。）与此同时，当局的财政赤字猛增。据统计，1950年—1952年，赤字高达新台币5.36亿元。（注：同⑩。）
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台湾当局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农业生产。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台湾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为此，台湾当局把发展农业生产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为农业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二）工业发展对农业需求增大
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在一个百业待兴、经济落后的地区，“如不先谋求农业基础的稳定与发展，而贸然大力推动工业发展，不仅力所不及，即使工业能勉强建立，而占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农民没有购买力，工业产品的销路也成问题，影响工业的进—步发展。”（注：高希均，李诚著：《台湾经济发展》，1992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17页。）
70年代，岛内农业的发展已跟不上工业发展的步伐，工业发展对农业的需求越来越大。表现在(1)农业与工业发展速度差距拉大。农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50年代为工业的1/3，60年代降为1/4弱，70年代降为1/6弱。（注：李家泉主编：《台湾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42页。）(2)农业所提供的粮食、原料与加工出口所实际需要的数额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70年代末与60年代中期相比，粮食和原棉的年进口量都增加了几十倍。(3)工业发展迅速，占地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土地面积无法扩大，全岛人口却不断增加，农户数也相应增加，农场规模日益缩小，致使农业收益和农户收入偏低，农户为生存另找出路，从而形成兼业农户。兼业农户不能专业务农，管理粗放，致使农业生产效益低下。农业产值虽有增长，但已远赶不上工业快速发展的步伐。农业由原来的先导身份变为需要照顾的角色，农业出现了危机，不得不加速农业产业化发展。
（三）农业科技化的发展
科技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台湾农业经济增长无论从自给性农业向商品性农业转化或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都把发展科技摆在首位。台湾农业科技的现代化为台湾农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对农业产业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台湾农业科技经历了从“引进科技”到“自主科技”，从传统技术到现代技术再到高新技术的发展过程，并形成了一支比较健全有效的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队伍。50年代初，台湾开展以良种为中心的技术改革。1959年，台湾当局制订了《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1969年，当局健全了农业研究机构，培养农业人才。70年代，台湾当局更加关注农业科技的发展，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和现代化水平。1984年实施“农业科技升级计划”，加强农业科研和推广，培养8万农建大军。1985年台湾科技研究开发投入占GNP（国民生产总值）比例首次突破1%，1996年达到3%。其中，农业科技占12.2%，居各领域第二位。（注：单玉丽：《台湾农业增长方式的演变及原因探讨》，《台湾研究》1997年第2月，第37页。）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约为60%。
台湾的农业科技涉及种植业、渔业、家禽饲养业、畜牧业以及新兴的温室、观光、生态、休闲等农业。农业科研在品种选育，杂交优势利用，集约化饲料技术，设施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同时建立了以服务农民为目的，官民联手，科研、教育与推广相结合的多元化技术推广体系，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及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近几年，台湾提出大力发展高科技，并成立生命科学研究院、作物种源中心和生物技术开发中心，以加强生物技术等高科技农业方面的应用研究与开发。这些对农业增长方式的新突破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储备，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坚实技术基础和强有力的动力源泉。
（四）农业产业化政策导向
台湾农业产业化政策导向对农业产业化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不同时期的产业政策，既有宏观导向策略，也有具体实施措施，因势利导，促进产业化向更高级发展。
50年代，台湾农业政策的目标是增加农业产量，实现粮食自给。政策重心是扩大耕地面积，改革传统农业，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政策导向是：保护与开发农地，整顿与扶持农民团体，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加速以良种和化肥为中心的技术推广，鼓励粮油进口等。
进入70年代，台湾开始实施“现阶段的农村经济建设纲领”。1979年提出“提高农民所得，加强农村建设方案。”农业目标是相应增加农民收入，平衡工农关系。政策导向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推动农业发展。
80年代，为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成长，推行的政策有：“第三阶段农地改革方案”(1982)，“稻田转作计划”(1984)，改善农业结构，提高农民所得方案等。政策导向是：进一步推广、扩大农地规模，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民收入。
进入90年代，台湾农业产业化开始升级。为此，台湾当局提出：岛内农业当前处于“以综合效益”为目标的现代农业综合阶段。政策侧重于增进农民福利，建设“富丽的农村”。政策导向是：减少高污染，高成本产业；规划农地转用，放宽农地利用限制；诱导农民离农，辅导农民转业，减少农业人地比例；实施农民年金制度，改善农民福利待遇；改善农业生产结构等。
三、对祖国大陆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农村出现的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农业产业化既可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又可解决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从总体看，大陆农业产业化迄今仍未有较明显的普遍进展，特别是中西部广大农村的农业和东部落后农村的农业仍处于传统农业发展时期。中国即将加入WTO，近期对大陆农业压力多于机遇，农业产业化正好适应了我国广大农村的实际，是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桥梁和纽带。通过对台湾农业产业化进程及原因的分析，祖国大陆农业化产业化可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1、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产业化的基础
台湾农业产业化自初始阶段便十分注重对农田、基础设施等的投资和基本建设，为农业产业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大陆进入90年代以来，基础设施状况令人堪忧。据调查，因水利设施老化，全国农田灌溉面积每年减少500多万亩。（注：农业部信息中心，农业分析与研究。1998年，(24)）农业基本建设速度明显放慢。农业基建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逐期下降。“六五”、“七五”、“八五”时期分别为81.3%、69.2%、59.7%，1996年则降至48.2%。（注：农业部信息中心，我国农业基本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设[J]，中国农村经济，1999。(9)）由此可见，大陆农业基础设施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要发展农业产业化必须从基础做起，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和投资比重。
2、划零为整、扩大规模，是农业产业化的基础保障
过于分散、零碎的耕地一直制约着台湾农业产业化发展。为此，台湾当局从70年代开始“农地重划”；80年代推行第二次大规模“农地重划”；90年代再次放宽对土地的分割限制，从而有效地促进了规模化经营、机械化作业、科学化管理、专业化生产，推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目前，祖国大陆的土地现状是多为分散的个体家庭经营，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业产业化的有效进步。因此，大陆必须采取一定措施、政策进行适当调整，扩大耕地面积、经营规模。
3、农村合作组织、企业化经营，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的重要渠道
台湾农业产业化初始阶段，建立了一批农村基层农民组织，这有利于帮助农民进行有组织的生产、合作。共同经营、专业区、委托经营企业化经营方式的建立与发展为农业产业化创建了必要的条件。大陆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发展阶段。要快速走上农业产业化，必须先创建条件。不难看出，农村基层组织、企业化经营方式对实现农业产业化是一条有效途径。
4、“三农”协调、综合发展，推进农业整体发展
农业产业化是“三农”综合、共同发展的历史过程。“三农”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彼此依赖，缺一不可。台湾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不同阶段对三农的重视也不同。90年代，农业产业化面临升级，台湾开始把“三农”综合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从台湾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看出，不同阶段存在的问题都或多或少与“三农”的不协调有关。农村是农民生活、生产的场所，对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因为“农业不仅是生产事业，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生态保育”（注：高希均主编：《台湾经济发展(1949-1989)》，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92年5月，第88页。）农民是农业产业化的主力军，农民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而大陆目前急需提高对“三农”综合发展的认识。长期以来，祖国大陆一直存在一种片面的观点，认为农业的发展只是单纯提高农产品的数量与质量，而忽视对农村的基本建设和对农民文化水平尤其是科技水平的提高。大陆大多数农民只有中、小学文化，甚至一些是文盲。广大中西部地区情况更为严重。因此，大陆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任务是长期而艰巨的，加大对农村的基本建设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证明，农民的文化素质是农业（农村）合作经济及社会化服务这两项障碍，即使可以暂时‘跨越’，但它们终究是要起作用的”。（注：程序：《关于农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思考》，科技导报（京）2000,5,48。）
5、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加强科研与农业的结合，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目前，台湾农业科技投入居各领域第二位，并建立了科研、教育、推广相结合的多元化技术推广体系，科技对农业增长贡献率达60%。这为台湾农业产业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泉。而祖国大陆与其相比，农业科技投入的比重要小得多，且科研体制存在着科研、教育、推广与农业生产相脱节的现象，这极大延长了科研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阻碍了农业的科技进步。因此，大陆应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研究、推广等方面的力度，加强科研机构与农业生产的紧密结合，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6、加快完善农业产业化机制，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改变自给自足的传统经营观
台湾当局为更好地解决农产品运销问题，在市场管理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化、制度化的完整体系，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科学的运销制度，配有健全的法规和相关条例，形成集产地、批发、零售为一条龙的三级运销系统。还有效地促进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将农民引入了市场。目前，大陆农业产业化还未形成完整、科学的运销机制与体系，保险市场与期货市场发育不完善，农民风险难以分散，农民的市场经营观还未普遍形成，这严重阻碍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因此，应迅速建立一套有效机制，保障农民有序、规范地进入市场，使市场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农民，使农民树立起现代市场经营观，形成市场为农民服务、农民依赖市场的密切关系。
7、促进优质、高效、特色产业的发展，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提高竞争力
台湾农业产业化发展中，不断引进、开发新产品，形成颇具特色的高价作物。并且加强与国际农业技术合作，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及早地把农民引进国际市场，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生存能力。目前，大陆农业结构存在“四多四少”即：大路、普遍、低档、原料型产品多；优质、高档、专用、深加工产品少。这极不利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拉大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因此，大陆应及早改变这种结构状况，引进、改良作物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与效益，因地制宜，发展适合本地区的特色作物，并加快与国际市场的接轨，提高竞争力。尤其在当前西部大开发之机，更应高起点、高要求、形成地区特色产业。
8、加快开发生态、有机等新型农业，保护生产环境，确保农业持续、稳定、高效发展
台湾进入90年代后，面对生态环境问题，加大了对新产业的开发力度，相继建立了一批生态、精致、休闲、有机等新型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升级。大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生产环境现状令人担忧。水土流失一直是我国大陆生态环境中的严重问题。据统计，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注：冯海发：《我国农业发展新阶段》，《农业经济》，2000年第8期，第8页。）土地的沙漠化也相当严重。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27.3%。（注：同(21)）据估计，全国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损失达540亿元。（注：刘江：《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水资源短缺及数量不断减少是又一严重问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均淡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量排第121位。90年代全国农田受旱面积达4亿亩。如此严峻的生产环境问题已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发展，阻碍了农业产业化的前进。因此，必须立足于生态环境，下大力气，纠正农业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行为偏差和短浅行为，大力发展新型农业，为农业产业化创造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