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欲望诠释 探源求真解读——勒内#183;吉拉尔对文学的人类学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拉尔论文,批评论文,欲望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 1923-)既是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又是文学批评家。1947年，他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霍普金斯、斯坦福等大学。1961年，他在美国大学讲授比较文学的基础上写成了《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 》，提出了著名的“三角欲望”理论，随后又发表《暴力与神圣》，这两部论著彷佛两 颗重型炸弹在西方成千上万的读者中爆炸开来。40多年以来，他用法语发表了十几部重 要著作，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二到一》(1963)、《创世以来的隐蔽事物》(1978) 、《替罪羊》(1982)、《恶人的古代之路》(1985)、《莎士比亚：嫉妒之火》(1990)等 。他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史学、人类学、文化学、哲学等领域，他的影响遍及欧美各地 ，“吉拉尔主义”在法国及欧美等地的知识界一时成为热门的话题。他被公认为20世纪 末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勒内·吉拉尔博览群书，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作为人类学家，他却把文学当作考 察的对象，寻找文学后面的真实，寻找人的本质。人类学就是在对人类自身反躬审视的 向度上进一步探索了人的本质。埃德蒙·利奇也指出，人类学家的任务在于“解释蕴藏 在象征主义中的普遍启示”，在于研究“文化形式的语义学”(注：参见程波：“关于 文学的人类学批评何以可能的一点思考”。
在模仿欲望的基石上建构阐释理论
勒内·吉拉尔的理论大厦的奠基石是“三角欲望”，后来也称之为“模仿欲望”。他 首先指出：在人(甚至动物)的行为中有一种模仿特性，一种模仿同类的愿望。这个模仿 对于文明的人是必不可少的。人要通过模仿学习讲话、走路、遵规守法、参与集体活动 等。但必须区别习得模仿和竞争模仿，他研究的是竞争模仿。竞争模仿也称“对抗模仿 ”。人基本上被“模仿欲望”支配着，人希望得到一个客体是因为另一个人也想得到它 。莎士比亚有句名言：“你所以爱她，因为晓得我爱她。”(注：参见莎士比亚《十四 行诗》第42首。
模仿欲望产生了“仇恨”，什么是仇恨?吉拉尔这样下定义：主体对楷模就怀着五体投 地的崇敬和无以复加的怨愤这样两种相反的感情，两相混合，令他痛苦。这种感情，我 们称为仇恨。他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中指出：
只有把欲望暗示给我们却又阻挡我们满足这个欲望的人，才是我们的真仇人。但是心 怀仇恨的人，他首先恨自己，因为他的仇恨里暗藏着崇拜。为了向他人也向自己遮掩疯 狂的崇拜，他完全把介体看成障碍。介体的第二个作用于是跑到首位，作为模式被人虔 诚仿效的第一个作用倒被掩盖了。主体和竞争者争斗时，颠倒了欲望的逻辑和时间顺序 ，用意在于掩盖他的摹仿。他声称，他的欲望先于竞争者产生，所以按他的说法，对争 斗负责的不应该是他，而应该是介体。(10)
在这个基础上，吉拉尔进一步探讨原始社会的暴力起源。他认为：人相互性模仿竞争 消除了差异，趋向同一性，许多具有差异的人为了追求同一欲望而互相冲突，共同希望 得到同一物体，进行一场激烈的竞争和冲突，从而导致社会的一片混乱，威胁团体和社 会的团结。这场冲突的解决方法是团体同意找出一个所谓“罪犯”(一个人或一个部落) 承担这场冲突的责任，团体在集体屠杀中启动牺牲机制，杀害一个替罪羊，牺牲一个无 辜的受害者，挽救整个社会，调和了团体的矛盾。危机平静后，这个受害者被神圣化， 因为，他既承担动乱的责任，又承担秩序恢复的责任。他认为，原始社会的“神圣化是 场暴力。”他用这一理论解释了宗教、艺术(特别是悲剧)最初的作用。(注：René Girard,Des choses cachées depuis la fondation du monde(Paris:Edition Gpasse t,1978)49,49,136-162.)
勒内·吉拉尔以这些看上去似乎无关紧要的推论解释了个人与集体的大部分行为(从单 纯的嫉妒到人类史上的大屠杀)，揭示了人类从童年到今天的文化本质。原始多神教的 祭祀仪式以祭献动物牺牲品代替真正的杀害。即使在今天，人们不再借助于祭祀的牺牲 ，也总是设法找到一些替罪羊(如在法西斯主义的暴行下的犹太人和在波黑战争中的受 害者等)，暴力从来没有停止。吉拉尔进一步揭露：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是建立在一系列 屠杀和种种谎言上，谎言就是故意对屠杀的掩盖。没有屠杀，人类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 。整个人类是极力地回避和掩盖自身的暴力和迫害。所有文化、所有宗教都努力掩饰这 个暴力的基础。换句话说，人为了掩饰他杀人而杀人。“人类在暴力和死亡上为了对他 人撒谎，为了自我撒谎而杀人。”(注：“René Girard et I'hypothèse du désir mimétique”.
神话是人类童年的文学，或且说人类的前文学。勒内·吉拉尔在神话中看到这个促使 人掩盖暴力的原型机制。“消除暴力表征的愿望支配着神话的演变”(5)。神话文本不 断地改写，为的是抹掉它们暴力、杀害的渊源。因此，神话作者曾竭力淡化、甚至消除 集体迫害的报道。后期的神话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查，都是经过著者失真的、歪曲的报道 ：“在神话的背后，既没有纯粹的想象，也没有纯粹的事件，只是通过受害机制产生的 效果而歪曲的报道……这个报道必然被那位带着迫害观点的叙述者改编了”(1)。(注： 参见勒内·吉拉尔：《替罪羊》，冯寿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1—5。)因为 这位站在迫害者一边的作者自以为受害者确实有罪。
勒内·吉拉尔随后将迫害文本和神话文本放在一起研究。他惊讶地发现，面对迫害文 本，读者一眼就认出受害程序和作者的盲目性。然而面对神话文本，就难辨是非了。譬 如，在俄狄浦斯神话里，由于他弑父娶母，人们往往把忒拜城里发生的鼠疫归罪于俄狄 浦斯。吉拉尔说：错了!忒拜人需要一只替罪羊，来给这场鼠疫找到一种借口。吉拉尔 首先批评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不足之处，接着强调创世的暴力作用和替罪受害机 制的作用。为了解决危机，团体必须找到一个罪犯，俄狄浦斯不幸承担了这一角色，实 际上，他成了其父和全忒拜城的过错的受害者。俄狄浦斯的受难给一个危机的社会重新 带来和解，重新找到和平。
我们在上面简述了勒内·吉拉尔的基本理论，可以看到，他的理论独辟蹊径，从小说( 现代文学)到神话(前文学)，从文学到(原始)文化，从现代到古代，从表面到深层，引 经据典，挥洒自如，努力自圆其说，独树一帜。但他却把一切欲望归结到对介体的“模 仿”，这未免有点偏颇，令人难以信服。但他对迫害文本的发现和对俄狄浦斯神话的重 新解读颇有新意，对文学批评是一种新的贡献。
在虚构后面求真探源的解读
勒内·吉拉尔在《替罪羊》里，首先分析十四世纪中叶法国诗人纪尧姆·德·马肖写 的一首诗：“纳瓦尔国王的审判”，这是一首传统风格和主题的艳情诗。吉拉尔对艳情 的主题并不感兴趣，令他关注的是诗的开头所叙述的一个触目惊心的故事——一场瘟疫 的灾难。马肖描述他所居住的城市突然死了许多人，城里人未搞清死因，就怀疑是犹太 人在河里下毒，瘟疫是他们带来的不幸，由此，犹太人成了“替罪羊”。
但是，历来的阐释家认为诗歌是虚构作品，“与事实无关”，无视诗中内容的真实性 。甚至结构主义批评只满足于内部批评，认为诗学批评的首要任务是要尊重文本内的意 义，对文本外的事件不屑一顾。
勒内·吉拉尔对马肖的诗歌作了彻底的重新解读，大胆推翻原来的定论，尝试采用一 种新的解读法。其特点如下：
1.首先借助历史语境的参照系，去判断和揭示诗歌作品虚构下面掩饰的真实。吉拉尔 透过叙事的虚构表面看到诗歌背后的真实的事件。当他读这首诗时，顿感“字里行间大 概发生了某些真实的事件”(注：René Girard,Des choses cachées depuis la fondation du monde(Paris:Edition Gpasset,1978)49,49,136-162.)——犹太人被屠 杀的事件。他没有孤立地阅读文本，而是把这个文本与同一时期反映同一主题的其它文 本联系起来阅读。这些文本(不局限于文学文本，还包括历史文本等)形成了一个丰富的 历史知识网络，吉拉尔把马肖的文本置于这个网络中间。正是依靠这个语境，他成功地 分清虚构与真实。当然，在欧洲历史上，鼠疫期间的排犹行为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已 经形成了一种历史“知识”的定势。这种知识使读者在阅读这首诗时心中已经形成了某 种期待视野，马肖的作品回答了这个期待。虽然这种先入之见的个人的体验并没有错误 ，但从理论上看，它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把马肖的诗歌放在“历史知识的网络”系统里 进行验证。吉拉尔认为诗人在诗中所说的无数死者并非子虚乌有，而是真实的历史存在 ，显然是反映了法国北部在1349年至1350年之间爆发的鼠疫，由此断定屠杀犹太人也是 真实的。屠杀的主题，加上瘟疫的主题，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吉拉尔的批评方法超越 了结构主义的批评，从内部走向外部，颇似一种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
2.借助读者的判断力，分清真实与虚构。自罗兰·巴特发表《S/Z》(1970)以来，后现 代文学批评越来越重视读者的作用。吉拉尔要读者在文本中分清可信与不可信的题材。 诗中描述的死者越来越多是可信的，可能是一场瘟疫。但犹太人放毒是不大可信的，尤 其是马肖所描述的中毒规模之大，更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在14世纪，不可能有一种毒性 如此巨大的药物。
诗人对犹太人的莫须有的指控越是不可信，屠杀的事实就越可信。在文本的可信和不 可信的题材之间好像自相矛盾，实际上并非如此。吉拉尔认为可信与不可信，两者相得 益彰，互相解释，互相确定存在的合理性。虚构的题材的存在并不使读者把整个文本当 作虚构的东西。相反，诗人难以置信的指控没有减弱、反而加强其题材的可信度。如果 一切都视作真实的，读者反而不相信；同样若是一切都说作是虚构的，读者更不相信。 现代读者可以准确地分清真实与虚构。吉拉尔认为读者的心里掌握一种辨别的尺度、一 条判断准绳。显然，吉拉尔的解读法受到德国接受美学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读者反 应论产生以来，新的阐释学主张读者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参与文本信息的产生过程。吉 拉尔的“现代读者”相当于里法泰尔(注：里法泰尔：法国文学文体批评家。超读者即 读者的总和。)设想的“一般读者”或“超读者”的概念。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时代的进步，我们现代人可能比作者知道得更多，我们能够纠正他的错误的说法，我们 有能力确定作者由于受时代的局限而没有看到的事实。
3.辨别作者的观点和立场。通过阅读，可以辨别纪尧姆·德·马肖是以迫害者的眼光 真实地报道一场集体的暴行。诗人相信他们采用暴力“有理”，诗人把自己当作伸张“ 正义”的人，在他看来，受害者是罪该万死，因此，诗人就不再在他的作品里隐瞒他们 的屠杀。指控的荒谬性远没有损害一个文本的信息的真实性，然而诗人的率直和天真却 加强了它的可信性，尤其是它本身所反映的暴力方面的可信度。诗人从潜意识里流露出 真实。他相当天真，没有乔装洗刷去罪行的痕迹。他自己觉得问心无愧，因此他不会故 意欺骗读者，如实地把所见所闻和盘端出，根本没有料想到他所报道的内容将成为揭露 和指控他们迫害的证据。然而现代迫害者却完全不同，他们太狡猾刁钻，不给人留下任 何用以指控他们的把柄。
勒内·吉拉尔最后得出结论：1.“纳瓦尔国王的审判”不仅仅是一首艳情诗，更是一 个“迫害文本”，即他在《创世以来的隐蔽事物》中就开始研究“迫害文本”。(注：René Girard,Des choses cachées depuis la fondation du monde(Paris:Edition Gpasset,1978)49,49,136-162.)2.这首诗可以确定在“纳瓦尔国王的审判”里所提及的 迫害是一种历史事实；3.作者是以迫害者的观点真实地报道一场集体的暴行。
“迫害文本”的跨文化范式
在勒内·吉拉尔看来，长达两、三千年的欧洲文学史形成一种典型的“迫害文本”和 迫害表征。它们可能来自大作家的作品：从修昔底德、索福克勒斯，到安托南·阿尔托 的作品，还有卢克莱修、薄伽丘、莎士比亚、笛福、托马斯·曼等其他人的作品；它们 也可能来自非文学作家的作品。迫害的表征大同小异，但许多都涉及到鼠疫事件。其实 ，吉拉尔并不全盘否认结构主义的批评，他借助唯理主义的工具，转向对跨文化的人类 普遍模式的探讨。他从马肖的诗出发梳理出迫害文本的四类范式特征，再将这四类范式 演绎到世界上一切迫害文本。在归纳与演绎的过程中，他试图揭示一个在集体暴力中存 在的跨文化简图：
第一类范式：社会和文化危机的描述，即一种普遍的混乱的表征。
历史上许多集体暴力大屠杀，有的是外部原因诱发的：如瘟疫，或者干旱水灾，引起 大饥荒局面。有时是内部原因触发的：政治动乱或宗教冲突。社会大危机的特点是社会 一片大混乱，社会的等级和功能的差别消失。大混乱彻底破坏了这种正常的文化差别和 秩序，倒退到原始社会前“未分化”状态，到处呈现一片昼夜未分的混沌模糊的局面， 人没有等级之别，人的行为没有功能之分，人的身份趋向均一化。在大混乱时期，传统 文化的正面的交换变成“负面”交换，即是“敌意”交换——咒骂、打架、报复等相互 性恶意的交换(攻击)，致使人与人之间对立，也使人的行为也趋向均一化——主要是冲 杀和唯我第一。
第二类范式：对嫌疑者的指控。
人们为了克服危机，寻找灾难的原因，但他们忽视自然原因，却热衷于用社会原因， 特别是用道德原因来解释危机的发生。这种因果论的思维模式其实是西方中世纪的巫术 思维模式。人们不是自责，而是谴责他者。他们可以信口雌黄，嫁祸他人。指控的罪状 是多种多样的，但不外乎有这么几种范式化的指控：
1.用暴力侵犯他人，侵犯最高权力机构的象征人——国王、父亲，或者侵犯手无寸铁 的弱者，特别是儿童。
2.性犯罪：强奸、乱伦、兽行，犯下诸如弑父、乱伦等罪行。
3.宗教犯罪，如亵渎圣物，违反最严厉的禁忌。
人们总是认为团体中一小部分人，甚至个人是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尽管他或他们是 属于弱势的群体。在欧洲黑死病期间，人们对犹太人和其他替罪羊散布了一些司空见惯 的范式化的指控。马肖在诗里指控犹太人在河水里放毒，这是一种指控范式的变异。
第三类范式：在这些被指控犯罪的嫌疑者身上具有特殊的标记，作为选择受害者的普 遍的标准。
迫害者选择受害者，除了以莫须有的罪名指控外，众多受害者具有文化的特殊性和身 体的异常特征。在文化特征上，受害者往往属于特别易受伤害的种族。除了文化和宗教 标准之外，还有纯粹是身体的特殊的标记：患病、精神错乱、遗传畸形、车祸伤残等， 甚至身体残废者成为优先选择的迫害的对象。“异常”成为首先选择受害者的标准。
第四类范式，即是暴力本身。
集体迫害的主体是人群。社会危机削弱政党机构，助长人群的形成，在吉拉尔看来， 最危险的是人群自发集会。文化的消失，人群的自发集会将产生全社会的混乱。吉拉尔 非常敌视“群众”，在他看来，群众是“未分化”的乌合之众，在群众中人没有等级之 分、没有贵贱之别，是典型的“大杂烩”。在危机中群众代替权力的机构，可对政党权力机构施加决定性的压力。人群总是趋向迫害，人群总是潜在着暴力，往往是一个暗中的口号就会使人群集合发动起来。
在判断是否迫害文本时，可以根据以上四个范式，但并非每一迫害文本都存在上述所 有范式。它们的存在使我们确定：1.集体暴行是真实的；2.社会危机是真实的；3.根据 受害者的标记，和对他们与危机相关的莫须有罪状的指控，挑选牺牲品；4.整个运作的 方向是将危机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并通过消灭他们，或至少把他们驱逐出受“污染 ”的团体，来消除危机。
勒内·吉拉尔对文学的人类学研究是从文学发生背后的“深层模式”入手探讨文学， 他热衷在这些“深层模式”中寻找真实：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中，“模仿欲 望”就是揭示人的心理真实；在马肖的诗“纳瓦尔国王的审判”中，迫害犹太人就是虚 构背后掩盖的史实。他高屋建瓴地从可经验的文学对象的表层入手，探讨不可经验的、 但却存在并发挥主导作用的深层结构模式，并将这些模式视为考察对象的元语言；然后 去辨识世界文学里的一切迫害文本，尤其去认识人类童年的前文学——神话的本质，在 读解的同时，又能紧紧把握住前文学范畴向文学范畴生成和转换的线索。因此，吉拉尔 对文学的人类学批评不仅仅使我们认清一些文学现象，也使我们了解人类几千年以来众 多的社会文化现象。从吉拉尔的理论我们又可以看到近二十年以来，文学批评逐渐与文 化批评融合在一起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