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的空间想象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想象力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范畴，也是考察人类传播活动和各种媒介现象的两大坐标。但是人类在对自身进行思考和表述的过程中似乎很难做到两者的平衡。在传统的社会理论中，空间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死亡的、非辩证的、静止的，被简单的视为社会行动的环境或舞台，时间却被看作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用时间消灭空间”是现代传播实践的不变信条，也是从马克思到麦克卢汉的传播理想。从印刷媒体到电子媒体再到因特网，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似乎也在向人们讲述着这样的技术神话：只要能够提高传播的速度，没有什么空间是不能跨越的，人类最终拥抱的将是重归部落化的“地球村”。然而，这种“速度文化”和“时间压力”所造成的恰恰是线性的、没有深度的、狭隘的媒介逻辑，对空间的忽视使得传播学缺乏对个人行为、社会关系与社会空间互动的深刻把握。
上个世纪60年代晚期以来，受列斐伏尔、福柯等人思想的启发，以后现代空间理论和新文化地理学为核心，一股强劲的空间思潮在西方兴起，发展地理学、消费地理学、女性主义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等一系列以“空间与社会”问题丛为研究旨趣的新学科应运而生。空间概念的引入也丰富了传播学理论的观察视角，拓展了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解释能力。本文正是试图从这一视角梳理和找寻传播学研究的空间想象力，发现空间背后的隐喻。
一、作为文化身份的空间
作为一个物理概念，空间通常指高度、面积、距离、坐标等可测量的指标，然而，空间也是以社会为基础，由社会组织和生产结果。对空间的思考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力图纠正传统理论对于空间的简单认识，做出了“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这一重要论断。认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包亚明，2003，48)为了区别于原始的空间，后现代地理学的代表人物爱德华·苏贾提出“空间性”的概念，试图表达“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苏贾，2004，121)他认为，尽管物理空间似乎相对恒定，但社会空间却是一种人类的建构，空间是被生产的或被占据的空间，空间结构是以一种微弱但却重要的构造方式与社会关系和社会中的权利关系相联系的。因此，空间的生产可以被描述成为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和结果。存在主义者布贝尔则将空间性表述为人类意识的开端，人类通过创造一种空间意义上的距离将个体分离于自然和社会，也就是借助对自身的突出来对世界进行客观化。(苏贾，2004，201)由此可见，空间并不是人的身外之物，而是“文化中人”定义自我、寻求生存意义的触媒。
尽管长期以来在以效果为主旨的大众传播研究主流范式中存在着空间的缺席，然而美国早期传播学研究却不乏空间的想象力，芝加哥学派帕尔等人针对城市社区和移民的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吸取了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对空间的洞见。西梅尔认为空间具有排他性，个体或特定群体只能够一次占有、使用一个空间，因而产生空间上的意义。它进一步衍生了空间的另一个特性：占据不同空间位置的个体之间所形成的界限与社会互动。他认为界限范围内所包含的权力、智力、能耐等个体性质并不是始于个体自身的领域界限，而是由特定的互动关系的那种社会学的界限所界定出。(Simmel，1997，137)从空间的特性中，西梅尔进一步发展出“社会距离”和“陌生人”的概念。“社会距离”即两个或以上个体或其他范畴之间的能察觉到的亲近感的缺乏；“陌生人”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又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世界的人，由于处于系统以外，他们享有免于遵守这个系统的规范的自由。(罗杰斯，2002，190)西梅尔这些概念极大地启发了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成为美国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
爱德华·霍尔则第一次通过大量的人类学调查对空间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他明确地提出：“空间会说话”。(霍尔，1991，175)在霍尔的眼中，空间与文化是如此的密不可分，以至于“人类对待它的态度有点像对待性问题的态度，它尽管存在，但我们却不谈论它”。(霍尔，1991，177)正因为空间具有明显的文化规定性和文化特殊性，所以才会产生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在空间使用上的极大差别。他还把人际交流分为四种不同的空间区域，即：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会距离和公众距离，人们通过空间及空间的变化交流信息，空间的变化赋予交流一种语调，加重它的语气，有时甚至超越口头词语所表达的意思。
这些对于人类传播活动的空间关照首先在人际传播研究中受到重视，发展出人际间非语言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空间关系学(proxemics)，即对人际传播的距离、方位及空间关系的研究。由于人们在传播过程中对“合意的”距离和空间关系的感知总是受到文化差异的限定，所以，空间关系学也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被写进跨文化传播的教科书，它们从个人空间、座位和家具陈设等方面教导人们如何通过加深对空间的理解来理解他文化，如何通过合理的使用和调整空间关系来实现不同文化间的沟通。
二、作为传播语境的空间
在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下，传播只是被视作一个过程，讯息从A送给B并对其产生一种效果，这是一种单一的、时间维度的考量，受众只是线性传播过程的一端，它的意义只在于为传播效果的研究提供可被测量的数据。在这种时间化的电视受众研究中，收视率自然成为根本，“看电视”被简化为“打开电视”这种可以观测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被进一步假设为对每个人有着同样意义和重要性，至于观众是在什么地点打开电视、打开电视后是否一定在看节目、以什么方式在看节目、是自己想看还是受他人的影响而看等等这些问题都无法在时间的坐标轴上得到反映。将空间引入电视受众研究，关注人们如何认识和理解媒介所展现的世界，就是将观众还原到他们看电视的空间环境(客厅、卧室或是公共场所)中，考察具体的收视环境对收视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而看到讯息、文化中人和社会真实之间发生互动的方式。在这种视角下，传播行为成为一种意义的协商与交换的过程，受众从一个被动的信息的“接受者”或“消费者”转变为一个主动的解码者或诠释者。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戴维·莫利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在《全球与本土在何处相遇：客厅笔记》一文中大量地引用爱德华·苏贾关于后现代地理学的论述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他反对“用一个时间来代替多个空间”的同质化趋势，“试图运用后现代地理学的种种概念来思考传播学过程，以及传播在社会空间及社会关系的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莫利，2005，320)在“性别、家庭休闲和收视行为”的研究中，他进一步陈述了空间对于电视受众研究的意义，“只有在家庭休闲行为的整体语境中，才能够理解变化多端的电视收视类型。先前这方面的研究，过分狭窄地局限于相关问题中的一方，而这两方面实际上应当被放在一起来考虑：观众如何理解他们看到的素材，以及在收看电视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社会(主要是家庭)关系。”(莫利，2005，157)在研究方法上，莫利批判以统计学为基础的量化调查来分析和探索“看电视”行为的局限性，认为它不可避免地将行动的单位和赋予它们意义的环境分开。他采取的则是参与式观察和人种志的方法，以区别于过去主流受众研究的定量统计的方法。这些方法强调的是整体性，关注的是行为的情境，强调在家庭消费过程的动态和结构中去理解收看电视的行为。(莫利，2005，199)
三、作为权力的空间
权力是指某些个人与团体能够借以支配他人以实现自身目标与利益的手段。权力未必是以强制的方式动作，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对社会基本资源的级差式占有或分配所产生的结果，空间正是这种社会基本资源之一。诺尔贝比·博比奥曾经提出，现代权力的宗旨，就是使自己成为不可视的。(转引自史蒂文森，2003，139)而空间很容易被当作一种客观事实来对待，它的一些关键属性，诸如方向、地域、形状、范围和距离等都是可以测量的，于是我们对于空间的感知和想象很容易被当作“常识”而被定型，在这一过程中，空间生产和表述过程中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自然化”了。
在福柯看来，空间、知识和权力问题乃是建构历史的核心问题。福柯把知识当作是权力的形式，并把自己关注的问题转达到社会中权力的地点性、特殊性和情境的运作上，他坚信权力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渡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福柯，1980，69)在福柯眼里，空间始终是一种社会权力的容器，空间的重组始终是社会权力通过其得以表现的框架的重组。
福柯所指的权力不仅仅是指国家、专政机构等的权力，更多的是指策略、机制、技术、经济乃至知识、理性所造成的权力，即塑造人的“规训权力”。权力产生于知识，通过知识改变服从于它的人，这种权力关系渗透于社会的一切制度化网络之中。在权力—知识制度及主体之间，空间充当了重要的媒介，成为了权力作用的物质形式，于是在与制度的结合中，充满政治话语的权力空间便形成了，空间成为某种制度的空间，其作用不再仅仅是容纳与象征，而完全与规训权力运作联系起来。这样的空间对居住者发生着作用，控制着他们的行为，并对他们发挥着权力的影响。英国社会改良家边沁所提倡的“全景敞视监狱”就是这样的一种权力空间，在这一空间中，监视者与被监视者的不平等地位主要是靠空间的安排来实现的，与此相类似的空间还有军校、精神病医院、生产车间等。
媒介与这种权力空间的关系在于：一方面，任何权力空间都必须借助媒介的表征从一种物质存在变为人们的心理图景，而使得权力或权威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比如电视对于家庭空间的再现就将女性与家庭的关系固定下来；另一方面，任何媒介实践都无法脱离社会的权力空间而运作，我们经常以“全国性”和“地方性”来划分报纸、广播和电视机构，① 并由此影响到不同的新闻采编活动和报道内容的风格。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一书中提出了“新闻场”的概念。“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布尔迪厄，2000，46)一个记者的采访活动，既取决于他所在的新闻机构在新闻场中的地位，又要看他本人在报社或电视台所处的位置。在全球化的时代，大众媒介本身成为了与全景监狱并驾齐驱的另一种权力机制，托马斯·马蒂森称之为“对观监狱”。(鲍曼，2004，50)全景监狱的目的是把被监视者限制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而对观监狱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监视行为不再受地域的束缚；全景监狱强制人们进入一个可被监视的位置，对观监狱不需要强制——它诱使人们观看，而观看者所观看的极少数人是通过严格挑选的。这是一种新型的权力空间，也是更加依附于传播媒介的权力空间。
四、媒介技术与“空间感的丧失”
加拿大学者英尼斯是最早从媒介技术的角度考察空间与社会关系的人，他将大众媒体的历史当作是整个文明史的中心，媒介技术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自然也影响着人类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感知和建构。他认为，任何特定的传播媒介都有其偏向，在印刷时代到来之前，诸如羊皮、陶土和石块等主导性媒介是时间偏向，它们很难借助空间来传递，追求的是时间上的永恒；而印刷媒介则是空间偏向，它们便于在空间中广泛传播，却不那么持久。时间偏向的媒介有利于维系传统的宗教体制和集权化政治，而空间偏向的媒介则有利于促进世俗制度和政治权威向非集权化的方向发展。
媒介技术向电子传播形式的转变，进一步改变着人类的时空观，麦克卢汉继承英尼斯的早期思考提出了著名的“地球村”概念。这是一个典型的空间隐喻，它意味着传播速度的提高使地球空间实质上已缩小为弹丸之地，同时地球上的重大事件借助电子传媒已实现了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不复存在。各个民族和国家不再具有空间上的界限，不同社会空间的人类结成一个紧密的社区共同面对全球责任，有等级的、同一的、个人主义的印刷文化被摒弃，人类从此拥抱的是一个根除了社会差异的大同世界。
梅罗维茨进一步发展了麦克卢汉的观点，在《消失的地域》② 一书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专门针对空间的媒介社会影响理论。其基本观点是：媒介的变化导致社会环境的变化进而决定人们的行为；电子媒介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在于，它重新组织了社会环境并削弱了物质场所对人的重要性，使人们的经验和行为不再受所处场地的限制。“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其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梅罗维茨，2002，6)梅罗维茨的“空间终结论”不仅要表达人类通过传播技术而实现的对物质空间的超越，更想描绘出一种由空间边界的泯灭所带来的乌托邦景象。在他看来，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社会阶段以及不同的权力阶层，由于社会经历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观念。文字和印刷材料的传播会形成不同的场景，被分隔在不同的场景中的人们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基于阅读能力及文化的素养的差异，人们分属于不同的信息社会。这种场景的区分同时也是由于不同的人群被隔离在不同的地方，且在某个具体地方有着具体而有限的经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社会身份。而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变得模糊了，工作和政治这些一度被印刷文化掩盖的公共领域的神秘性被有效地消除。根据他的观点，空间感的丧失将会带来三个维度的社会变化，即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融合、成年和儿童的模糊以及使政治英雄降为普通百姓。电视不仅能调整民众与政客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也会改变男人与女人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往明显的性别差异和隔代差异都会随着电子传媒的普及而得到统一，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媒介创造了一个没有陌生人的世界。”(史蒂文森，2003，214)
尽管以上观点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力，带有技术决定论和乌托邦色彩，但是，他们都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传播媒介的发展在当代社会中如何重塑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史蒂文森对此的评价是：“不论文化媒介的实际内容如何，它们对社会生活的特性已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传播媒介重构了时间和空间，从而有益于主体间性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史蒂文森，2003，199)
五、后现代空间
第一个明确提出“后现代空间”概念的是后现代学者詹明信，他在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时指出，后现代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取消历史意识”。后现代文化以“本文性”或“书写”的独特方式处理时间问题，把时间割裂为一连串永恒的“当下”，取消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尺度，从而在对待历史的感受上与现代主义大不相同。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感受主要是一种对时间性，或者说对往昔的一种怅然若失、痛苦回忆的感受，而后现代文化已没有了时间连续性的感受，只剩下当下的感受。但由于时间的连续性被打断，这种感受只能是类似于“精神分裂者”式的、无法断定个人身份的感受。“从平淡感到某种新的永久的现在，后现代现象的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那就是，仿佛把一切都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詹明信，1998，293)
空间和地域被凸显于后现代文化的中心位置，而对于这一后现代空间的状况最精当的描述莫过于戴维·哈维的“时空压缩”。按照哈维自己的解释，之所以使用“压缩”一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空间收缩成了远程通信的一个“地球村”，时间收缩到了现存就是全部存在的地步。“对时空压缩的体验是挑战性的、令人兴奋的、紧张的，有时是使人深深忧虑的，因此能引起多种多样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反响。”(哈维，2004，300)但是这里的“压缩”并不同于技术决定论的“丧失”，因为“空间障碍的崩溃并不意味着空间的意义正在减小”。在哈维的“时空压缩”中，我们虽然也看到了空间边界的泯灭，却并没有看到由此而来的社会统一，相反倒是看到这样的悖论，即“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多样性就越敏感，对各个场所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资本的刺激就越大。结果就是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而不平衡的发展。”(哈维，2004，370)
哈维也看到媒介技术对于这一后现代空间的建构作用，“大众电视所有权与卫星通信的结合使得有可能体验几乎同时从不同空间涌来的各种形象，把世界的各种空间打碎成电视屏幕上的一系列形象。”(哈维，2004，367)电视直播就是“时空压缩”的最好写照，由电脑和网络生成的赛博空间更是打破了传统以地理边界来界定的各种社会关系，边界已经变成信息和通讯可交流、可渗透的“渗透性薄膜”。这是一个由图像、屏幕和外观构成的全球空间，现实的秩序与想象的秩序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无中心、完全接近性和瞬即性的空间里，要么体验迷失方向、分解，要么有可能心甘情愿地想办法解决无序，承认迷失方向和分解是种现实状态。”(莫利，2001，100)从某种程度上说，后现代空间比以往任何一种空间形态都更加依赖于媒介，媒介、空间与社会二者的关系在后现代空间中显得更为紧密。
结论：时间压力与空间抵抗并存
历史表明，在人类文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存在着由空间化向时间化转变，再回到空间化的脉络，这种时空观的流变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动力机制。如果说，人们公认时间在当代占有某种霸权地位的话(仅仅从“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这些早已植入人们意识深处的信条和口号中就可以感受到)，这种优越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在中世纪以前(包括现存的某些人类文化中)，人们主要是在空间中获得对世界的想象，也通过对空间的维护来获得时间的永恒。时间的地位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其本身也成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资本从本性上倾向于跨越所有空间的限制，并尽可能缩短周转时间。现代性不仅为时间赋予了某种优先的地位，也树立了一种独特的时间意识，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它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适化(以时钟和作息时间的推广为例)的过程中，一种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标准化、理性化的价值观得到巩固和强化，“进步”成为人类共同的目标，历史时间成为评价不同空间、不同文化中的社会群体的唯一尺度。所以，齐格蒙特·鲍曼才会将现代性界定为“时间开始具有历史的时间。”(鲍曼，2002，173)
正如时间是引导现代性话语的动力一样，空间从更多意义上也是作为各种社会理论反思现代性的进路而存在的。在现代传播技术通过直播新闻、电子交易和移动通讯已经将时间压缩到瞬间的今天，资本和技术力量能够跨越物质的空间，却无法跨越社会和文化的空间，世界并没有被压缩成一个没有地方性的平面，一个时间并没有代替多个空间，空间不是被时间性消灭了，而是呈现出比以往更加复杂的状况，人类文化仍然呈现出多样性甚至离散化的趋势；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的扩大也没有消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性别歧视、种族偏见、阶级压迫依然存在。所有这些都让人们开始对单纯依靠时间历史来解决人类各种现存矛盾与问题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空间的价值受到重新认识。同时，在全球化带给我们的政治和经济重构及转型的进程中，空间的组合形态以及人对于空间/空间性的主观经验与意向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都需要富含地理空间想象力的社会理论来做解释。正如苏贾所说：“现在使我们看不见各种事物的，与其说是时间，不如说是空间，况且，消除空间性的神秘色彩并揭示其披着面纱的工具性力量，这是从实践、政治以及理论角度认清当今时代的关键所在。”(苏贾，2004，94)本文也正是以这样的思路来理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空间思潮以及空间在传播学研究中的意义的。空间概念的引入使我们在考察传媒现象以及传媒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时增添一种更加人文，也更具批判力量的视角，它的背后表达着复杂的隐喻，这是“他者”的空间，是多元化的空间，是“非理性”的空间，也是权力抵抗的空间。
当然，这种以空间为话语的反思依然是现代性自反性的表现，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脱离现代性的总体框架，形形色色的空间理论也无意于使空间代替时间占据某种霸权的位置。所以，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传播学研究和媒介实践面临的仍然是时间压力与空间抵抗两种力量的并存，能否保持对于空间的想象力将是深刻把握各种媒介现象复杂性的关键。也许我们应该正视福柯的训谕：“用空间可以书写一部完整的历史，然而这种书写尚未开始。”(转引自莫利，2005，320)在传播学研究中，重申空间的意义、挖掘空间内涵的路还很漫长，那将是一次并不亚于地理发现的远航。
注释：
①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对“区域”(regions)一词作了如下的解释：区域既是地理名词，也可当作政治用语。作为形容词，则有着支配与臣属的意义。经常用来表达一种从属的和次要的形式。与之相类似的，还和“地方性”(local)一词，也带有次要之意，经常用在广播电视的机构和节目内容上。(2005，403)
②“原书的英文标题为：No Sense of Place，中译本译作《消失的地域》，本文认为译作“空间感的丧失”更能表达原著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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