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情与高等教育面临的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中国国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
邓小平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时非常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从中可见，“中国特色”的实质性含义，就是要“切合中国实际”走自己的道路。
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70多年的实践反复证明，什么时候的决策符合国情，就成功，就胜利，什么时候的决策违背国情，就失败，就受挫。整个国家如此，教育的发展亦是如此。毛泽东早在1930年就曾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②，这一号召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们需要了解国情，然而科学地认识国情并非易事。人们常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很有道理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为认识中国的国情曾付出过巨大的牺牲，建国以来，为认识中国国情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科学地认识国情，一是需要有真实可靠的事实材料，二是需要有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在这两个方面，过去我们曾经有过沉重的教训，而当前也还仍然存在信息失真与判断失误的问题。
认识国情不易，而真正按国情办事更不易。回顾建国以来的种种失误，有的是因为对国情的错误认识造成的，如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仍然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而有的则是不顾国情作出的抉择：如“穷则思变”，穷是国情，思变是人心所向，也是国情，然而“变而过激”，试图“毕一功于一役”，一个早上改变中国的面貌，却是不顾中国国情的。
认识国情不易，按国情办事亦不易，其实难就难在实事求是四个字上。只要我们真正是从事实出发，采取科学的态度与方法，而不是从主观臆断出发，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还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对中国的国情就会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在实践上坚持按国情办事。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在分析国情时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应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结合起来。静态是指国情中比较稳定的在较长的历史时期起作用的因素，如人口、自然资源、社会性质及其发展水平等等。动态是指现阶段国情中正在发生变化的因素，当社会处于巨大变动的时期，动态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国情本身就不是凝固不变的，当今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就其根本目的而言，就是要改变中国国情的落后面貌，促进国家面貌的改善。
二是应注意国情的两重性，即在分析国情时，对优势与劣势，长处与短处，成绩与问题，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精华与糟粕等两重现象应作全面分析。这里说的全面，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正面因素与负面因素不能只看其一，不看其二，尤其不应回避问题，“报喜不报忧”。二是对正面因素与负面因素应作相关分析，作为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正面因素与负因素在质和量上都是互相制约、此消彼长的。以成绩与问题的关系为例，成绩大到什么程度是受问题的程度制约的，反之亦然，如果对成绩的估计与实际存在的问题反差太大，那么这样的成绩估计是否符合实际就很值得怀疑了。
三是处理好国情分析中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我们从高等教育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的国情，一方面需要对中国的基本国情一个整体的认识，一方面则应把着重点放在研究同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直接相关的国情因素上，目的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提供有关的国情背景。
二、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社会性质及其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国情整体特征的集中表现，对此能否作出正确的判断对认识与把握国情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明确认定并系统阐述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且这是一个至少需要经历上百年的历史阶段。这一论断，是50年代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近40年来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一个重大突破，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根本问题上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所作出的科学判断。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依据及其理论涵义有了真切的了解和认识，那么我们也就从整体上把握了中国的国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是以中国国情中的两个基本事实为依据的。第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50年代中期开始，经过合作化运动、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国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而在所有制关系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从体总上讲，在我国结束了剥削阶段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为防止社会的两级分化，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创造了条件。按邓小平提出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两条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衡量，中国已经具有了这样的属性。这无疑是我国社会的历史性的进步与转折。第二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在整体国力上虽有很大的发展，但仍然是一个比较贫穷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建国以来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的国力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举其要者，中国的综合国力由70年代的30多位上升到1993年的第10位③；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再也不是受列强欺侮的民族，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都是举世公认的了不起的成就，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还必须看到，中国仍然是比较贫穷的，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人口多 人口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既是一种资源优势，又是最大的一种制约因素。有人分析，人口多有两种相反的效应，即在建设投资上是乘数效应，而在分配上却是除数效应，如按人均增加1元的建设投入，就需12亿元，而增加12亿元的国民收入，则人均仅能增加1元。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反差极大的情况。其一，我国综合国力位列世界第10位，而社会发展水平则排在第70位④；其二，我国按美元折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是位列世界第10位，而按人均则排在了世界的100名以后⑤。由上可知，人口问题是实现中国现代化最大的难题，无论是建设还是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最后都会焦聚到人口问题上来。目前在教育领域中存在的教育投入少与升学需求大的尖锐矛盾，即穷国办大教育的问题，也是同人口问题直接相关的。可以说，如何在人口众多而又贫穷的国家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中国特色”之所在。
二是生产力水平落后 有的学者将人类有史以来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划分为三代，第一代生产力，为手工劳动生产力，第二代生产力，为机器生产力，第三代生产力，系以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如果按这种划分对我国生产力水平的状况加以分析即可看到，我国已经具有第三代生产力，这是显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但从整体上讲还处于起步阶段，所占比重还很小，全国高新技术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在中国的城市，应该说基本上是处于机器生产力或者说是以机器生产力为主体的，其中虽然也有了一部分现代化工业，但就整体水平而言，同发达国家机器生产力的水平相比，要落后30-50年；中国是一农业大国，农业劳动者人数占全国劳动者人数的60.2%（1989年），且农业生产主要还要靠手工劳动，据1990年的统计，农业生产劳动量的机械承担率仅为40%，而60%靠的是人力手工劳动和畜力⑥。从以上分析可见，我国生产力落后的结构性特点。
三是发展的不平衡性 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这种现象并非我国所独有，但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民主革命时期，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曾是发运革命的有利条件，毛泽东称之为“东方不亮，西方亮”。而在建设时期，情况正好相反。那些经济落后地区，由于革命危机最成熟，而成为革命的发源地，并为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在建国后，由于自然环境，经济基础及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几十年来这些经济落后地区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善，目前全国8000万贫困人口多集中在这些地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东部及沿海地区的开放，这种差距还在扩大。对待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历来采取积极平衡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在发达地区的带动下，改变不发达地区的面貌，缩短同发达地区的差距，不能不是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基本原理。毛泽东依据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及中国的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大国），提出了中国不能一步走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先经过新民主主义然后才能进到社会主义，并在《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著作中设计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蓝图，历史证明，上述论断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现在重温仍然令人倍感亲切。但遗憾的是，在全国胜利后毛泽东并未将自己的正确主张坚持下去，而是过于急促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致使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了生产力状况所能允许的范围，造成后来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应有的曲折和严重后果。
建国45年的历史说明，一场社会革命虽然它能直接改变某种所有制关系，但却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一个国家贫穷落后的状况，同时，所有制关系的改变必定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合适的改变，会带来生产力的解放，而超越生产力水平的人为的改革，则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面经验的基础上，遵循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坚持从中国国情（仍然是一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出发的产物。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计划⑦。”
所谓不发达，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就是生产力的不发达；第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还处在比较贫穷的状态，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第三，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只能是一种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应是也不可能是某种“纯粹的”、高级形态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并且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生产关系上所作的种种调整，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倒退”，实则是从空想回到了现实。
如果我们进行一下历史的比较就不能看到，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不发达的阶段，同建国初期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并为进入社会主义作准备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虽在整体社会性质的认定上不同，但在实际的社会形态上却有大量相似之处。这一情况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既是对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原理及中国国情在认识上的一种复归，亦是新民主主义论在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三、“两个转轨”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中央制订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围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与法制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项任务，作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决策。而其中，关于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以及在经济体制上由计划经济体制转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以下简称“两个转轨”），这两个轨道的决策及实施，由于其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必将引起我国社会的震荡和巨大的变革，充分认识“两个转轨”的意义及转轨过程的时代特点，我们就能从动态上把握中国国情变化的脉搏，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首先就“两个转轨”的性质和意义而言，将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以下简称第一个转轨），属于生产力的变革，其实质内容是实现生产力的换代，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智力密集型，由以增加资金投入扩大外延为主转变为以内涵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从整体上提高生产力的科技含量，改变生产力的水平结构，使我国生产力水平在原有基础上产生一种质的飞跃。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以下简称第二个转轨），则是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计划与市场虽然都是经济手段，然而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克服旧体制的弊端，有利于优化资源的配置，有利于刺激生产和科技的发展，作为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要实现这一转变便不能不在思想观念和社会关系上发生巨大的变化。
其次，就“两个转轨”之间的关系而言，它们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是改变我国经济、社会的落后状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两个基础性的环节。而从根本上讲，发展生产力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目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手段，也就是说，实现第二个转轨是为实现第一个转轨服务的。
再次，就“两个转轨”与教育的关系而言，首先必须明确教育要适应的不是一个转轨，而是两个转轨，目前在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和教育理论界的文件和文章中，谈论第二个转轨的俯拾皆是，而谈论第一个转轨的声音却十分微弱，这种现象至少反映出一种认识上的偏差。实际上在两个转轨中，第一个转轨对教育是具有更直接、更深刻、更长远的意义。因为教育就是直接为第一个转轨服务的。党的十三大的报告明确指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转道上来”。可见党中央在确定教育的战略地位时，就是从实现第一个转轨的需要出发的。
当今的中国正处在转轨的过程之中，必然显现出转轨过程所特有的时代特点，并对整个社会生活及各种决策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时代特点我认为突出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过渡性。转轨是一个过程，是由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因此具有显著的过渡性特点。
在过渡状态下，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新旧体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旧观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上旧有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又尚不成熟，因此，在一定的时期内，必然会在经济、文化、思想观念、道德行为、法律秩序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人们对此种现象的出现，往往感到因惑，实则是对转轨过程的过渡性特点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其实转轨过程就是一个由旧序到无序再到新的有序的过程，如果能坚定不移地把握住转轨的正确方向和目标，对出现的问题实施有效地控制，那么这种混乱和无序状态便只会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第二，两重性。实现“两个转轨”是历史的必然，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是确定无疑的，但也应当看到，“两个转轨”尤其是其中的第二个转轨，除正面效应外，还伴生着新的矛盾、新的问题等负面的效应，也就是说具有两重性。
市场经济是以价值法则与竞争机制等功利性的因素为杠杆的，一方面它确实能在资源的优化配置，刺激生产和科技的发展，乃至在消除封建残余思想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又会为拜金主义及其他种种腐败现象的滋生和泛滥提供土壤。目前，市场经济的政策导向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导向之间的冲突，义与利的冲突，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就是这种两重性的典型表现。现在的问题不是在功利需要与精神追求，利益驱动与精神激励的矛盾冲突中择其一而从之，而是如何调节两者的矛盾，以求得某种积极的平衡。
生产力的换代是以提高效率和效益为目标的，这是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所绝对必须的。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建国以来一直采取的是高就业低效率的办法，目前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仅及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那么，随着生产手段和技术的更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势必造成大量剩余劳力，效率和就业的矛盾将会日益突出，一方面再也不能以牺牲效率来换取高就业，一方面大量剩余劳力流向社会又会危及社会的稳定，从而陷于两难的处境，我国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是一切改革中最难的改革，其症结也就在这里。
第三，探索性。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应当也不可能照搬某种外国的模式，只能是边实践、边探索，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逐步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当今的中国一切都在探索之中，探索性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显著的特点。
既然是一种探索就难免会出现曲折，但为避免大的曲折，就须真正将解放思想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要解放思想，就应打破旧体制的束缚和某些人为的禁区，为不同意见的发表和不同方案的试验，提供一个民主宽松的环境；要坚持科学态度，就应尊重事实，讲真话，不回避矛盾，就应提倡理论思维加强理论研究，充分发挥理论的解释功能和导向功能，减少盲目性，提高自觉性。
四、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抉择
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受国情制约的，这种制约主要表现在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根据国情作出正确的教育决策，即是对国情的认识过程，也是根据国情作出正确抉择的过程。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是在建设有中国特点社会主义的总题目下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道路，这就需要根据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目前正在转轨过程之中的现实特点，对高等教育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正确的抉择。由于本文的重心是探讨国情背景，因而只是提出需要依据国情作出抉择的若干重大问题，而不是系统论述或回答这些问题。其中既有整个教育的问题，也有高等教育所特有的问题。
1.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教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因此必须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不应脱离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本是题中之义，但也还有两个基本问题须待进一步解决。
其一，对社会主义教育方向如何从整体上把握并防止片面的误导。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综合的完整的概念，包括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各有自身特定的地位和作用，不能相互取代，同时又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因此，我们所要坚持的社会主义教育方向，也应是一个综合的完整的概念，它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领域都发生直接的关系并为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服务，如何片面理解，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中仅只重视某一因素而忽视另外的因素，都会损害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而导致方向上的失误。
其二，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教育同资本主义教育的区别和联系。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只有弄清这一问题，才能在相同之处为我所用，在相异之处保持自身的特性和独立性，从而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那种只讲区别不讲联系的封闭的观点和做法，或者不顾社会制度与国情的不同，照搬西方的观点和作法都是不可取的。⑧。
2.教育的双重适应性问题
教育适应性问题，既是一个涉及教育目的和教育价值的教育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同教育决策直接相关的教育指导思想问题。
在教育史上曾围绕教育目的发生过“个人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的争论，这两种思想一直影响至今。而不同的教育目的，就决定了教育的不同的适应对象。其焦点是社会需要与人的自身发展需要的关系。这种关系从总体上讲，是既相一致又相互矛盾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将日趋走向统一。
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的是适应社会需要，而忽视适应个体发展的需要，乃至将学生个性和独立性的发展视为禁区，应该说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将“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作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思想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左”的路线的干扰下，这一思想在全国胜利后并未得以实施。
面对社会需要与个体发展的需要，我们所应作出的选择，不应是择其一而从之，而是应当确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与适应个体发展需要相统一的双重适应性的思想，即在思想上要充分认识两者的统一性，在实践上要注意调节两者的矛盾，从我国目前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在首先满足社会需要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地为个体的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⑨。
3.教育的战略地位问题
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这是党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并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作出的重大决策。在1994年6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江泽民又特别强调指出，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条。
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为中央的决策，是坚定不移的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一决策在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并未真正接受，因而在实践上并未完全解决。有些领导认为穷，无力支撑教育，或者认为先把经济搞上去再来抓教育，殊不知，正因为穷才更有必要抓教育，而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实质上也就是脱贫的战略，等有了钱，富了再抓教育，那算什么战略！
4.教育投入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国家财政也比较困难，然而由于人口多，升学的压力却很大。按1990年的统计，我国大学生在同龄人中的比重仅占3%⑩，而在校大学生的规模，包括普通高校206万与成人高校166万，共计却已达372万。由于92、93连续两年招生增长超过20%，93年普通高校在校生已达253.55万，这就使得本来已很紧张的教育事业发展和投入不足的矛盾更加尖锐。
解决投入不足与高等教育发展的矛盾，关键是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符合国情需要与可能的发展战略，寻求一个评价投入和发展合理性的标准。从80年代末期以来就这么六、七年的时间里，在高校发展的问题上就出现过“稳定规模”、“高速发展”、“较大的发展”、“规模更加适当”等等不同的决策，那么这些决策，究竟谁合理谁不合理，谁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呢？这应当是有客观标准的。
评价投入和发展的合理性，不能就投入论投入，就发展论发展，其合理性的标准，只能从投入与发展的相关分析中来寻求。
现在我们选择投入、数量（规模）、质量三因素来进行简要的相关分析。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
1)投入相对稳定，规模扩大，生均经费就会减少，质量必然会受影响；2)投入虽有所增加，但同规模的扩大不成比例，生均经费仍是减少、质量照样受影响；3)投入增加的幅度大于规模增加的幅度，或者投入增加，规模相对稳定，则生均经费就会增加，质量也就能得到保证。
在上述三种情况中，我们现在基本上属于第二种情况，其规模的扩大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根据上述的相关分析，如果我们在高教发展中真正兼顾质量和规模，那么我们就应以第三种情况作为合理性的标准。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按下变价规定出保证质量所必需的生均经费标准。
注释：
①⑦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63页，252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54页。
③ 《我国改革开放15年成就概述》、《中国教育报》1994年9月2日。
④ 黄硕风《综合国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85页。
⑤ 林木、金燕《中国真是“第三经济强国”吗？》、《新华文摘》1994年第5期4页。
⑥⑩ 张琢《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286页、283页、316页。
⑧ 参见拙文《关于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的理论思考》、《高等教育研究》（武昌）1990年第4期。
⑨ 参见拙文《高等教育适应性的若干理论问题》、《高等教育研究》（武昌）198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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