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与历史足迹——读戚其章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社会论文,足迹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十余年来，由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有关近代中国各种专题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可以说成果丰硕，迭出新说。就中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成绩尤为显著。在诸多近代思想史论著先后问世之后，1994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又推出了戚其章的新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在开始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下意识地产生了一种感觉，心想这已经是个老课题了，未必有更多的新话可说。然而在阅读之后，发现自己的想法未免失之主观臆断。此书所论，颇有与众不同之处，可以说是于平实之中，时有精思；在众说之中，时有新意。
此书不题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史》而题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思想”与“思潮”虽然只是一字之差，然而却表现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深思熟虑和历史见识。
思想是一定时代和社会的产物，是对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不论人们的思想如何多种多样，千差万别，但是却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实践而凭空产生，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不过也并不是每一种思想都会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所谓社会思潮，是说某一种社会政治思想，不但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群体性，而且具有强烈的动态性和历史趋向性。形象地说，它就像一股股潮水涌来，有如“滚滚长江东逝水”，一浪高过一浪。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剧烈，矛盾尖锐，斗争复杂，变化迅速。反映这种动荡、矛盾、斗争和变化的社会思想，也如潮水涨落，奔流向前。就五四以前的近代中国而言，这种社会思潮的历史特质何在？它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趋向？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把它归结为“发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或性质的思潮”。我想这个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只有这种思潮是进步的和适应历史潮流的。根据这个论断，本书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和四种思潮和分章论述，即《中国近代思潮的早期形态——海防思潮》、《洋务思潮的勃兴和发展》、《维新变法思潮的发展及其理论基础》、《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和高涨》，这四种社会思潮的起落更替、新陈代谢，总共只有将近八十年的时间，可见近代社会变化之快，和社会思潮更迭之频。作者在阐述这四种社会思潮的时候，不是就“思潮”论“思潮”，而是着眼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的大背景、大环境，把各种思潮的发生、形成、发展和变化，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加以具体地考察分析，清晰而系统地描绘了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特征。这里，试就初读此书的一些感受，聊抒管见所感。
一、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所反映的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题，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近代中国时代的主旋律。这个主题或“主旋律”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爱国和变革。说得具体一些，就是抵御和反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摆脱国内保守落后的思想和传统封建制度的束缚，谋求中国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使古老落后的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中国，走向近代，走向世界。代表近代思潮的先进思想家和政治家们，虽然由于他们所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不同，他们对中国和世界的思想认识、立场观点、救国方案也互不相同，但是他们为之呼喊备斗的目标，则是共同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正是用近代思潮发生、演变和发展的事实，有说服力地反映了这个时代思潮的主旋律。这里很值得思考和玩味的，是作者把中国近代思潮的早期形态概括为“海防思潮”。如果我的有限见闻不错，这似乎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著中的一个新提法或新观点。通常在说到鸦片战争时期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思想特质和倾向的时候，多称之为“经世思想”或“爱国思想”。爱国思想，当然是林、魏诸人思想的主要内容，但这并不能概括为“社会思潮”。林、魏诸人固然继承和发展了前期的“经世致用”之学，但“经世思想”从本质上说，是封建社会末期为巩固和改善封建统治的一种政治学说和思想理论。它只有与现实社会的实际的现实情况相结合，才能体现出其社会价值和生命活力。以林、魏为代表的“经世派”封建士大夫群体，正是把“经世致用”与“英夷”扣关和“海国”、“四洲”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才产生了“开眼看世界”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先进思想。而这种思想首先是从“海”字引起的。因为到了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外祸边患，首当其冲的不在陆上而在沿海。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势力，正是在海上争霸之中，以坚船利炮闯进中国的海域，并且轰开了封闭已久的中国沿海大门——广州。可悲的是，中国东南的万里海疆，自明代郑和有名的“下西洋”航海壮举之后，一直成为“禁区”，在清朝统治二百多年中间，除了近海口岸的若干防御性的“水师”之外，几乎不知海洋为何物，至于对海外的世界，更是茫然不晓，如同神话。而一旦海衅发生，丧师失地之后，先进的人们才不得不把目光转注海上，探究“夷情”，讲求从海上卫国御敌之策。林则徐主持编译《四洲志》，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和其中著名的《筹海篇》，以及梁廷枬的《海国四说》、姚莹的《康輶纪行》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等，无不着眼于“海上世界”和中国的海防问题。因此，把鸦片战争以后一个时期内的社会思潮归结为“海防思潮”是切合实际的。在“海防思潮”中，不但充满着爱国思想和抗敌主张，也孕育着某些开放和改革意识。这种思潮，开了近代中国爱国和变革的思想先河，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历史功绩。这些思潮的代表人物的某些主张见识，用后来的眼光去看，也许并无什么新颖奇特之处，然而在当时，却如荒漠驼铃、空谷足音，对封闭沉睡中的大多数中国人，起了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林、魏诸人看来，当时的中国，虽然在鸦片战争中，兵败失地，被迫订立城下之盟，然而这次失败对整个中国来说，还是肘腋之患，海防思潮的倡导者们，认为只要修明内政，振作精神，励精图治，上下一心，就可以外御强敌重振国威，而无需乎改变传统的封建社会制度。然而，他们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鸦片战争不仅是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败了“天潮”，而且成为中国沦为兰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倡导“海防思潮”先驱者，也就预示着中国在沉沦的同时，即开始了近代的觉醒。更新更高的思想浪潮，还要一浪接着一浪地涌现于中国社会。
二、一般地说，思想史的论著容易议论多于事实，抽象重于具体。这也是奈难避免，因为思想或思潮本身是就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不过如果写得太“虚”了，往往也容易流入空泛，见思想而不见事实。而如果写得太“实”了，又往往会以事实淹没思想，冲淡和失去作为思想史或思潮史的性格。《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在“虚”与“实”、思想和史事、人物和言论的关系问题处理上，是处理得相当妥善和恰切的，既有据事实论思潮，从人物谈思想，不驾空、不泛论的优点，又有要言不繁、不蔓不枝的长处。书中对每个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都将他们的重要经历和重要著作言论，以及思想的社会历史渊源和发展过程，细加察考，溯本追源，原原本本，准确无误地加以叙述论列。诸如对林则徐为知己知彼、了解“夷情”，组织人才，编译西书西报的历史背景和重要成果；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撰《海国图志》的具体经过和主要内容，林、魏二人的亲密友谊和在海防问题上的志同道合，都写得相当具体生动。而他们的思想著作，对当时和以后一部分官员和士大夫开始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无疑发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对于洪秀全、洪仁玕、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康有力、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孙中山等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的论述，也莫不如此。社会思潮史，离不开站在社会思潮“潮头”的弄潮儿——思想家。近代中国思想或思潮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些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思想家们，所提出和倡导的每一种社会思想，都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密切联系的，都是作为富国强兵、挽救危局的治国和救国方案，而不是躲在书斋里的高谈阔论，不是闭门构筑某种学说和理论体系。因此，每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潮倡导者，同时也就是社会政治活动家、政治变革和革命运动领导人。因此，当每一个社会思潮兴起和形成的时候，都要引起一次社会变革和革命运动。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历史特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正是切实地把握住了这个历史特点，因此，也就显得首尾贯通而实在。
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单看章节篇目，或者泛泛浏览，也许会感到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看不出什么新奇独特之处。然而，如果仔细阅读，深加思考，就会发现，往往在已有的诸多众论之中，此书时有与众不同之说和精辟之见。除前述“海防思潮”为作者所“首创”之外，还可以举出若干事例，如在论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时候，作者将太平天国根据梁发的《劝世良言》刊刻的《天条书》中讲到“上帝”的文字，与先秦儒家经典中有关“上帝”的原文列表对照，于是得出结论，认为“洪秀全为确立‘独一真神皇上帝’的存在，终于从儒家经典中得到了证明。他既接受了基督教的‘上帝’，又把它看成跟儒家经典中的‘上帝’是相同的，这样，他心目中的‘上帝’便成为‘中西合璧’或‘儒基合一’的了。”这个论断的意义，决不限于对事实的考证，而是深刻地指出了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及建立太平天国的思想理论渊源。作为农民革命领袖，又饱受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的洪秀会，完全抛开儒家思想学说而接受一个完全西方式的“上帝”，于事于理都是不可想象的。又比如，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和是否颁布执行的问题，长期以来聚讼纷纭，各执一词。作者经过认真研究，认为作为中国农民起义史上第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既有明显的反封建性，又有空想性，同时又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实施方案，它并未完全付诸实施，但是却实行了其中的某些部分。这是具有说服力的。但得出结论说：农民起义的反封建，主要表现为反抗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不是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于这个论断似乎还需要作一些必要说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平均分配土地，这是带有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的，但是反对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一回事，农民起义不能解决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又一回事。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农民起义，只能用小农经济的思想和平均主义的思想去反对封建的剥削和压迫，去对待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而提不出新的社会制度，因而只能其最终结局，不是失败，便是封建制度的改朝换代。在近代中国，不但农民不能解决土地问题，软弱的资产阶级也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我同意作者这样的说法：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并不承担（也不可能承担起）解决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历史任务。
本书把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评价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化方案”，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与《资政新篇》问世的几乎同时，冯桂芬撰写了《校邠庐抗议》，作者将此书评价为“‘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近代化方案”。且不说这两个“近代化方案”的异同和它们的实施情况，单就这两个方案的提出者和方案的基本内容来说，至少说明了中国社会当时面临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向问题。洪仁玕和冯桂芬是两个阶级、两种政治势力尖锐对立的代表人物，两方在你死我活的撕杀搏斗中，却对中国要学习西方、走向近代这一根本问题有了基本共同认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们二人都是后来洋务运动的理论奠基人，只是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和脱胎于湘、淮军首领的洋务派的崛起，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才被埋没不彰，而《校邠庐抗议》却成为洋务运动理论的基石。其实，洋务运动越发展深化，采用《资政新篇》这一近代化方案的内容就越多。这个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也正好说明，中国要实现近代化，乃是不可阻挡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近代社会思潮的主流。
四、读罢全书，总感到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还缺了一个“大潮”，这就是本书只写到“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和高涨”，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止，而未写继之而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我的粗浅之见，应该加写一章，论述五四运动，似乎更好。通观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变迁更替，每一个新的社会思潮的兴起，都是对前一个社会思潮的既继承又否定的扬弃和辩证的历史发展。每一个社会思潮，都经历了兴起和衰落的过程，一个思潮汹涌而来，高潮过后又很快低落，虽然它们都对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和思想文化财富，但是由于都无力也不能打破和摆脱加在中国社会身上的两条沉重枷锁——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因而在有声有色地演出一幕幕活剧之后也就只好退出历史舞台。即令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席卷全国的民主革命思潮，到头来也还是不免“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的悲剧结局。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早已把侵略中国的血爪伸向中国各个领域，取得种种特权的帝国主义决不会允许半殖民的中国搞什么资产阶级独立自主的共和国，而依附帝国主义的封建势力，也决不甘心让革命党人掌握中国的国家政权。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理论，固然不失为杰出的救国方案，但是在内外反动势力的扼制之下，也只能承认革命失败而另求出路。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辛亥革命失败、北洋军阀倒行逆施、中国又沦入无边黑暗之中，重新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的新的社会思潮。这个思潮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各次进步社会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它标志着漫漫长夜即将破晓，预示着新曙光的来临。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应该是从鸦片战争时期的“海防思潮”为开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两面大旗，掀起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为终结。以此为契机，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这次崭新的社会思潮中，涌现出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一大批新的继往开来的杰出人物。这样，就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产生、形成、嬗变、发展全过程的整体，使读者会更清楚地看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轨迹和必然趋势。
上面谈的只是初读此书的一些个人感受和印象。诚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是一个庞大的课题，也是一个极其广阔的研究领域”。对于这个课题和这个领域，有待拓展、需要挖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仍然很多。举例而言，迄今为止的诸多有关近代思想史、社会思潮史的研究论著，就其框架和模式而言，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还不外乎对与历史发展进程相适应的社会思潮演变发展及其代表人物的叙述，而很少涉及社会更多的层面和更广的领域。比如近代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社会思潮与广大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关系如何，各种思潮在社会各阶层群众中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人们的思想状态、精神面貌、社会心理、价值观念，有了什么样的变化，而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变化又有什么不同，如此等等，恐怕也是研究思想史和社会思潮史应当予以注意的问题。《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的出版，我相信一定会推动上述诸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戚其章同志是一位功力深厚、治学严谨而又辛勤刻苦、耕耘不息的学者，初读了他的这部新著，欣喜之余，拉杂地说了这些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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