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幽默在中国大陆形象中的表现_黑色幽默论文

黑色幽默在中国大陆形象中的表现_黑色幽默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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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9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0)05-0131-05

“黑色幽默”是20世纪美国文学的重要流派。《大英百科全书》认为“黑色幽默是一种绝望的幽默在文学上的反映,它试图引起人们的笑声,作为对生活中显而易见的无意义和荒诞的最大的反响”[1]。20世纪60年代自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发表以后,相继出现了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冯古内特的《五号屠场》、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等,因其人数众多的作家和丰富多彩的作品,黑色幽默成为美国一个新的小说流派。

西方的黑色幽默极大地影响了电影创作,如战争片《陆军野战医院》、《全金属外壳》、《无主之地》,暴力片《低俗小说》、《两杆老烟枪》、《偷抢拐骗》等,都带有浓厚的黑色幽默色彩。黑色幽默“作为现代电影喜剧范畴中一种非常典型的美学表达形式,实际上也是创作者观察世界、表达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相对于常规意义的喜剧幽默有着更高层次的要求,需要有更智慧的故事讲述、更精彩的场景细节、更巧妙的人物塑造和更个性的影像风格”[2]。

一、黑色幽默在中国的产生背景

黑色幽默在中国开始形成流派,最早也是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几乎所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黑色幽默作品都被介绍到中国来,得以在中国翻译出版。许多的学者专家撰文对此进行了研究,影响了一批的中国作家。

20世纪80年代,从政治上来讲,“文革”结束不久,在这十年浩劫中,以一种严肃到近乎狂热的态度,对人的尊严以及理性所造成的摧残和践踏得到了彻底的认识和清算;从经济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被引进中国,在促使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使不少的人对此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建国后“十七年”所带来的辉煌与文革时期的萧条,给国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反差,这些便成为了黑色幽默文学在中国滋生的土壤。许多作家试图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将生活中的“病态”反映出来,他们选择了黑色幽默小说。以王蒙为先声,随后刘索拉、王小波、王朔、刘震云等人将黑色幽默发挥到了高峰,他们的幽默几乎都建立在对悲剧人物或悲剧性事件的麻木和冷笑之上。

随着黑色幽默流派在文学上的悄然兴起,黑色幽默也逐渐进入中国大陆的电影之中。如《芙蓉镇》、《活着》等影片就带有一定的黑色幽默元素,同时,一些中国大陆的导演也逐渐形成了黑色幽默的风格,如黄建新、张建亚、冯小刚等,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喜剧色彩,很多也带有黑色幽默的性质。进入新世纪以后,宁浩以《疯狂的石头》掀起了一股由黑色幽默带来的另类喜剧的风潮,相继出现了《疯狂的赛车》、《倔强萝卜》、《斗牛》等带有个性化风格的影片,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二、黑色幽默在中国大陆影像表达中的视听语言

约瑟夫·海勒曾说过“我要人们先开怀大笑,然后回过头去以恐惧的心理回顾他们所笑过的一切”[3],也就是说,黑色幽默是以喜剧的形式来表现悲剧的内容。反复、悖论、反讽、逻辑游戏等通常是黑色幽默的表现手法,试图以此让观众对其中所包含的“悲剧”内容产生一种“间离感”,这种间离感能够激发观众理性的思考。这些表现手法运用在银幕上,就必须借助电影所特有的视听语言,如独特的声画处理、寓言化的镜像语言、“戏仿”或“拼贴”的片段、“挪用”或“误置”的台词等。

(一)独特的声画处理

在黑色幽默的表现上,影视制作者惯用声音和画面的处理来渲染“黑色”或是制造“幽默”,如《十七岁的单车》开片,一个个人物特写进行快速切换快速剪辑的手法,加上冷冰冰的居高临下的问话声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城里人对农村人的冷漠与轻视渗透银幕。影片结尾,城市依旧喧闹繁华,背景音乐却格外苍凉,被城里混混揍得鼻青眼肿的小贵艰难地背着单车在人们无视的冷漠中茫然走过,十七岁农村孩子、十七岁城里孩子和单车的故事让我们唏嘘感慨,事情怎么变成这样?究竟错在哪里?

声音及配乐在影片的结构性方面也起到很强的烘托作用。音乐与影片节奏的精彩合璧,是《疯狂的石头》做得很让人称道的一点。中式和西式、古典和现代,不同类型的雅或俗的音乐表象上看起来像是“大杂烩”,但却不仅不突兀,反而像是浑然天成,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奇特效果。如以有源或无源等形式在不同场合出现的《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嘻唰唰》等流行歌曲,另类搞怪却又符合剧情的彩铃,在关公庙火警后追逐时配合追击场面的京戏锣点,以中式乐器和摇滚音乐共同演绎作为垫乐的《天鹅湖》,三宝被骗后在天安门广场出现的《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背景歌声……似是漫不经心,实则匠心独运,每一个趣味点都因这些点缀其中的音乐或配乐得到扩大,这种充满天才的创意和手法让人拍案叫绝。

(二)寓言化的镜像语言

讲究技巧和形式设计是黑色幽默的写作特点,因此黑色幽默小说表面化的题材下往往蕴含着比较深刻的主题思想。它所采用的亦谑亦虐的手法,荒诞不经的情节,以及充满反讽性的语言,往往昭示着某个形而上的主题。这就使黑色幽默小说往往呈现出寓言化特征。“所谓寓言化指的是小说的故事情节不追求细节上的真实性,而是追求整体上的象征性、寓意。”[4]体现在影像表达中,则是凭借丰富的电影语言,以表面的违逆生活真实达到最大限度逼近生活本质,从而实现更高意义上的真实。

导演黄建新自言当初就是想将《黑炮事件》拍成一部非写实的电影,“但它又是发生在生活中的事,怎么拍得非写实呢?我决定进行一些影像的改变,从构图上向寓言体象征意味靠近。在电影里我特别强调间离感的营造,因为间离才能产生理性”[5]。为此,导演在镜像语言上使用了很多夸张的形态,在色彩的铺陈和渲染上别具匠心。大写意式的“红”的色彩主基调表达的却是焦虑之情的视觉宣泄,而“红色”之外,又有意识地运用了夸张的“白色”。在暖色调和冷色调的对比冲突之外,影片还穿插了动感十足的歌舞表演和朝气蓬勃的足球赛,增加了影片的不真实感,同时也透露出压抑不住的激情。

另外,寓言化的镜像语言还体现在镜头的运动上。如《我叫刘跃进》开端处,一个摇镜头先仰视现代化的林立高楼,继而降摇,俯视低矮的胡同。这个运动的镜头隐喻着叙述者的视角,或是略带嫉妒的仰视,或是略带嘲弄地俯瞰,隐含着处于上层的精英和处于下层的平民,都被描述成有某种行为或者道德缺陷的群体。《寻枪》中大量晃动的主观镜头与令人目眩的运动镜头,辅以节奏感十足的背景音乐,既有力地揭示出当事人因丢枪而惶恐不安的内心世界,同时也不留喘息空间地将观众强制带入焦灼烦闷和危机四伏的紧张氛围中。

(三)“戏仿”、“拼贴”的片段

戏仿,在影视作品中,是采用经典文本风格的独特之处,制作出一些嘲弄原作的模仿,受众通过模仿的片段联想源文,在仿作与原作之间的差异中得到刺激和快感。同时,“在影视戏仿者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感觉,即有一种特别的语言规范,与被嘲弄的原作风格大不相同”[6]71。也就是说,戏仿还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在让人开怀的同时,也蕴含着创作者看待时事和人生的另一种眼光。

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中,就有很多的细节和段落采用了戏仿的手法。如演员们在水上舞台慰劳军队的场面是借鉴了《现代启示录》,但导演却增加了台下大兵望远镜飞起来的这种戏谑的情节。炸弹飞到池塘里将鱼炸死,是模仿《希望与光荣》,但第二颗炸弹将鱼烤熟,却是源于导演非凡的想象力。张建亚另一部影片《王先生之欲火焚身》中也有大量的片段对《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战舰波将金号》等影片的戏仿,通俗地讲述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的表层下,蕴含着导演针对文艺创作的调侃。

“拼贴,像戏仿一样,是对一种特殊或独特风格的模仿。”[6]72黑色幽默作品在艺术范式上,力图拆除悲剧与喜剧二者之间的森严壁垒,创造出“悲喜混杂剧”的艺术形式,其本身就带有了拼贴的内在属性。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MTV、动画、高速节奏、分割画面等各种元素都能在影片中得到巧妙的拼贴,广告、摇滚乐、新闻播报、动画漫画等流行的大众文化皆能轮番出场。

在《三毛从军记》的开头,电视剧中常见的“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声明变成了“本故事全无虚构,如有雷同,不胜荣幸”,而影片基于这句声明出现了大段新闻纪录片片段。在张建亚的另一部抗战片《绝地逢生》中,也穿插了现代体育竞技的拳击、标枪等项目的片段。反映现代人情感危机的影片《谁说我不在乎》里也多次出现flash动画。乍看之下,这类大杂烩似的影片,似乎有些荒诞不经,然而正是这星星点点散落在影片中的细节构筑起黑色幽默的风格:在电影中调侃电影,调侃艺术,最主要的还是调侃一下人们自己。这样的调侃和自嘲轻松随意却又不失幽默的睿智,荒诞滑稽之余又能令人在细细回味时感到一丝淡淡的辛酸。

(四)“挪用”、“误置”的台词

台词是影视声音中最积极、活跃,同时也是信息量最大的因素。黑色幽默往往将荒诞无价值的事物表现得庄严合理,而将合乎情理的事物表现得荒诞,为达到这种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违背正常逻辑的语言“挪用”和“误置”。

《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两部影片中,黑道人物的台词“误置”比比皆是。比如道哥,在黑皮犯傻时他最常用的一句话是“注意你的素质,素质!”当女朋友找他出去玩时,他说“你们这些个女人呐,就是不明白,这个阶段正是我事业的上升期,我怎么能走得开呢?”面对女朋友出轨的事实,悲痛欲绝的他发出感慨“世道变了,就没有好人了”。而他的属下黑皮,一本正经地对出轨的道哥女朋友说:“我跟你说,这纯属道德问题,我都不稀说你。”国际大盗也一再声明“我的招牌是讲诚信”!《疯狂的赛车》中来自台湾的黑帮老大在几次遭到阴差阳错的戏弄后,发出怒吼“本地帮会太不讲规矩了”,而两个业余的杀手也会认真地说“干一行,爱一行”,并经常把“专业”挂在嘴边。

按照一般人的共识,作为反面人物的盗贼和劫匪,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都是与普通人的准则相违背的,但是通过台词的“挪用”和“误置”,他们的身份和语言产生了“错位”,另一个文化系统的标准被挪用在他们身上。这种突如其来的语言“错位”,同样拆解了约定俗成的能指和所指的搭配,颠覆了长久以来形成的正与反、褒与贬、丑与恶、高级与低级的语言逻辑和等级秩序,起到了“陌生化”的反讽效果。

三、黑色幽默在大陆影片中的本土化特征及形成原因

(一)黑色幽默在大陆影片中的本土化特征

任何一种文艺形态,都不可能摆脱传统文化为其构成的历史背景。正如这个民族对待任何外来事物一样,黑色幽默一经传到中国,便要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消解而使之中国化。在影像表达上,其本土化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取材平实

“黑色幽默可以区分出两种主要的不同形态:“‘荒谬的黑色幽默’着重于其中幽默、不和谐的一面,‘怪诞的黑色幽默’则侧重表现其黑暗的一面。”[7]105-106这两种不同的形态,分别体现出审美主体对荒诞事物不同的评价和态度。比较而言,西方电影中表现出来的黑色幽默多属于后者,而中国电影中的黑色幽默多属于前者。

如让皮埃尔·热内的作品《黑店狂想曲》,讲述的是一个在吃人肉为生的末世恐慌背景下发生的故事。整部影片蔓延着诡异恐怖的气氛,但是一个个神经质的人物颠覆了这家黑店所带来的恐怖,屡次自杀失败的女人,吹安全套发牢骚的房客,被自己的枪炸死的邮差,热衷于恶作剧的小鬼,总把事情搞砸的穴居人,还有那张弹簧床所带来的桥段,这些黑色幽默颠覆了这家黑店本身的恐怖。影片看似荒诞不经,但它所表现出来的人的异化,却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其刻意营造的“怪诞”风格,远离现实的场景和故事,将艺术的“假定性”发挥到了极致。

而当代大陆影片中表现出来的黑色幽默道德感和责任感较强,它大体保持着生活的外在形貌,带有很强的写实特点。从《三毛从军记》、《举起手来》、《鬼子来了》等战争题材的影片,到冯小刚的系列贺岁片,以及新生代的《疯狂的石头》、《倔强的萝卜》等导演个人风格鲜明的影片,虽然都带有一定的荒诞性质,但立足平民,大多都是站在世俗的层面,着重于表现生活中的幽默和不和谐的一面,总体的基调还是写实的。

2.地域特征鲜明

带有黑色幽默特征的大陆电影中,许多导演都热衷于使用大陆特色的方言,如《疯狂的石头》、《鸡犬不宁》、《斗牛》、《十全九美》等。方言的使用一方面可以用来制造笑料,同时也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人物的生存状态。其中《疯狂的石头》里,郭涛主演的包世宏讲的是重庆话,贼头“道哥”的女朋友讲的是成都话,但“道哥”讲的是河北保定话,而老二则说着一口标准的首都普通话,贼老三“黑皮”说的是地道的青岛话。谢小萌泡妞时说四川普通话,不时在“双语”之间穿插。即使一个小角色,导演也费尽心思让其在方言上出彩,比如谢小萌在街机旁首先遇见的女孩,就来了句济南话“我看就木有这个必要了吧”。

在场景布置和情节设置上,导演也费尽心机将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元素融入其中。如《疯狂的石头》里带有鲜明重庆特色的棒棒军,《鸡犬不宁》里的京剧,《三毛从军记》、《举起手来》、《斗牛》等战争题材的影片中带有中国特色的抗日情节等,由此衍生出来的笑点是中国特有的,也很能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

3.政治色彩浓厚

大陆电影通常借助黑色幽默的表现手法来嘲讽现实,鞭挞时政,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教化功能。文革、战争等成为中国大陆电影黑色幽默所嘲讽和消解的对象,大众的精神文化与政治体制的不协调,也成为黑色幽默所要表达的主题。如《黑炮事件》就是通过一个离奇搞笑的故事,借用赵书信这样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通过他的遭遇,对处在历史变革时期的“极左”思潮进行了嘲讽和批判。《芙蓉镇》、《活着》等作品所体现出来的黑色幽默,均表达了对文革的反思和评判。而《欠我十万零五千》、《落叶归根》、《我叫刘跃进》、《高兴》等影片,通过对底层草根阶层生活的描述,表现了小人物对环境和命运的无能为力,并以引起观众对精神文化与政治体制不协调的反思。

(二)形成本土化的原因

中国电影中的黑色幽默源于西方,而与西方相比,却又有诸多的不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出现这样的差异,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中西方黑色幽默所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

二战后各种现代主义思潮涌上西方文坛,这些现代主义流派本身就是无轴心、无主次的,因此导致西方的黑色幽默假定性更强,风格程度更高,作品主要以战争、暴力为题材,突出人对生存状态的焦虑。中国涉“黑”作品“没有黑色幽默的非理性主义认识基础,也缺少西方黑色幽默中那种近乎彻底的虚无主义,甚至也没有黑色幽默近乎彻底地背叛传统,因而中国的黑色幽默只能是中国化的”[8]。同时,与西方黑色幽默产生时的垄断资本主义后工业时代背景不同,中国的现代化还未完成对广大的农村的改造,因此描写城乡文化的冲突、解剖世纪末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渗透,突出边缘人物的生存状况,成为黑色幽默作品的主题。

同时,幽默也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每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心理习惯以及精神活动的方式、特点都不相同,接受者会带着自己的生活、文化背景对作品做出自己的理解,因此观众的笑点必然也不尽相同。这也是相对于好莱坞的喜剧,大陆观众更能接受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的奥秘所在。因此,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电影作品,黑色幽默都必须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否则就会显得不伦不类。

2.中国是政治性极其强大的国度

两千多年漫长的君主集权专政的封建统治,形成了中国人心中政治第一的集体无意识,直到现代社会,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依然深入人心。然而,政治的黑暗又常常迫使着人们直面官场的虚伪无耻和荒唐残忍,所以中国也从来不缺乏讥讽贪官污吏、鞭挞暴君佞臣的声音。而且,在严肃的政治文化氛围中,经过长期的斗争,人们逐渐掌握了调侃政治、挑战权威的计谋。由此可见,政治第一的意识与调侃政治的心态两者之间的尖锐矛盾,一直存在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而这些,也以黑色幽默的形式,在中国当代大陆电影中多有体现。

3.中国和西方在对电影的功能上有着不同的理解

在西方古老的文化传统中,有着深厚的娱乐或者游戏的历史渊源,西方电影自诞生之日便具备了观赏性、娱乐性和商品性。而与西方电影所具备的商业化机制不同的是,电影在中国一开始就是以一门艺术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受到了中国传统的文艺思想和文化观念的制约。电影在中国发轫之初,就由知识分子承担了创作重任,这就使中国电影无可避免地被植入了教化的功能。从郑正秋到张艺谋、陈凯歌,中国历代的导演们通过电影所要表达的,无不是改良社会、关注民族生存、思考人类命运等这类极为崇高的目的,认识功能和教化功能在中国电影中得到了轰轰烈烈的张扬。

黑色幽默在中国大陆电影中的出现,代表了一种精神的超越与自由,显示出国人审美心态的开放和成熟,有了嘲笑荒诞事物的心胸和气度;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电影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在中国大陆的影像表达中有其独特的视听语言,对当前国产电影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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