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的十大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大论文,战后论文,西方国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内部状况和外部关系，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可从十个方面进行概括和分析。这些变化表明，进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西方国家社会经济，仍在向前发展，仍在变革，从各个方面在加速社会化和国际化，同时也在走向自行扬弃和自我否定。现代资本主义，就其实质来说是国家调节资本主义，就其历史地位来说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
【关键词】 二战后 西方国家 经济变化
我们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中国在变革，世界也在变革；社会主义在变革，资本主义也在变革，整个世界处于大变动和大变革之中。客观世界在变，我们主观世界也必须随其变化。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两大研究课题：一是根据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变化，重新研究和认识资本主义；一是根据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变化，重新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只有对这两大领域进行了客观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得出反映客观实际的、有充分说服力的科学结论，马克思主义才能跟随时代的前进而前进，才能成为认识今天世界和改造今天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才能具有永葆青春的无限生命力。
邓小平同志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为我们深入研究不断变革的客观世界提供了锐利武器。他围绕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所提出和阐述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不仅开辟了重新研究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为重新研究资本主义破除了陈旧的思想观念。
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对这些变化应该怎样认识？国内外学者已经有了许多研究和论述。这里，我试图根据自己的认识从10个方面加以概括和分析，以就教于读者，并以此推进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研究。
第一，战后发生了历史上不论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都是空前的科技革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其表现：（一）以美国为先导，在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为代表的诸多自然科学领域，在以原子能技术、微电子技术、人工合成材料、生物工程为代表的诸多技术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工业生产从机械化走向了自动化，农业生产从耕作机械化走向了全盘机械化、化学化、良种化和工厂化。（二）在这个过程中，国民经济获得了20年的大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最高速度。（三）产业结构发生了划时代的深刻变化，农业中畜牧业的地位不断提高，工业中技术密集型的高新产业的地位不断提高，运输业中的汽车和航空运输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人口中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的比重从上升转向下降，交通运输、金融保险、通讯信息以及各种服务的第三产业大发展，占到了国民收入和就业人口的60～70%，产业结构呈现出软化的趋势。（四）在生产大发展和产业结构大变动中，发生了消费革命，居民消费结构急剧变化，消费水平大为提高，出现了大众消费社会，进入了“汽车时代”。
上述变化使我们对下列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一）在垄断社会主义高度发展的今天，社会生产力仍有巨大的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对生产关系的诸方面仍在顺应生产力的要求进行调整；另一方面，是由于存在着不以生产关系为转移的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即随着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加深，生产经验的积累，生产技术的增加，生产手段的改进，再生产条件的改善，生产力有着加速发展的趋势。（二）生产力是个历史范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内涵和外延都在发展变化，已形成为包括实体性要素、渗透性要素和运筹性要素的多层次的体系；科学技术、信息、管理等不仅成为现代生产力的重要组成要素，而且其作用不断增强，因而对知识的作用，人才的作用，教育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把经济竞争归结为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竞争，把教育投资视为具有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投资。（三）在经济政策中产业政策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促进其升级，是促进国民经济稳定、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途经，是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的重要条件。产业结构的软化即高技术化，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四）高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大发展，使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周期危机发生了变形，出现了结构性的失业。
第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发展出现了混合化和系列化的趋势，出现了集中化和分散化的两种趋势。
其突出表现是：（一）与战前企业合并主要是同类企业的“横向合并”和上下游企业的“纵向合并”不同，战后更多地采取“混合合并”的形式，即将生产和经营上联系很少甚至毫不相关的企业合并到一个企业集团之中，出现了“从面条到导弹”的无所不包的混合联合公司。（二）大垄断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控制，也不象战前多采取吞并的形式，而是采取系列化的形式，即大企业通过投资、参与经营管理、提供先进技术设备、签订供销合同等途径将众多的中小企业变为自己的毛坯厂、零部件加工厂、承包厂、协作厂等，形成大企业直接控制和利用若干中等企业，中等企业直接控制和利用若干小企业的金字塔型的企业系列，在系列企业内部进行紧密的分工协作，形成大规模和大批量的生产体制。（三）在混合合并和系列化中，出现了资产或销售额超过百亿美元甚至上千亿美元的特大型的垄断企业集团，加强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趋势，几个甚至一两个企业集团就控制了本行业60～70%的生产；但同时占小企业也在不断增加，其数量占到企业总数95%以上，其产值和就业人口中全国一半以上。（四）有许多中小企业靠科技革命和市场转换提供的机遇，靠经营灵活和开发性强的优势，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成长为国内和国际知名的大企业，如日本的松下、索尼等。
上述变化使我们对下列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一）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并非是只存在生产日益集中的一种趋势，同时也存在着生产走向分散的趋势。这是因为生产社会化不仅表现为生产联合化，也表现为生产专业化。联合化使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而专业化又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从产业分工发展到产品分工，从产品分工发展到零部件和工艺的分工，这就为中小企业、个体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二）生产集中化和生产分散化，反映了生产联合化和生产专业化的两种趋势，这两种趋势是相互交织和相互促进的。专业化以联合化为基础，联合化以专业化为条件。没有专业化就没有分工，就没有联合协作的必要；没有联合协作，就没有专业化发展的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二者通过企业系列化，通过大中小企业间的参与制、承包制、合同制而联结和统一起来。（三）在生产走向自动化过程中，生产过程出现了自动控制系统和流水线，使企业管理克服了人力和空间的限制，从而使大规模和大批量生产成为可能，为大型和超大型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但是，另一方面，自动化又使生产中的劳动力减少，使每个劳动者支配、运用、控制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能力空前扩大，从而又给个人单独经营现代化企业提供了客观条件。（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社会需求日益多样化和个体化，精神需求和服务需求日益重于或超出于物质需求，这为中小企业和个体企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第三，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所有制形式更加多元化。
其主要表现是：（一）在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国家，非垄断性的私人企业在继续增加。（二）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国家，国有经济成份在增加。在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国有企业产值一般占GNP的10～20%，有的如奥地利、德国等则超过30%。在西欧国家，政府通过企业国有化和企业投资的途径，基本上控制了基础产业和公用产业，如采煤、石油、汽车、军工、造船、电力、煤气、铁路、航空、邮电、通讯等。近年来虽然在西方国家出现了私有化浪潮，但这是一时的现象，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三）在雇佣劳动制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国家，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经济在不断发展。意大利农业合作社数量，80年代比50年代增长7倍以上；德国共有合作社社员达1000万人，1／4成年人是合作企业社员；美国农产品的30%是通过各种销售合作社出售的；日本几乎所有农民都是“农协”（农业合作社）社员。除合作社外，由工人出资组建和自己经营的合作工厂，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在增多。
以上情况使我们对下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一）即使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也不是日益走向单一化和单纯化，而是走向多元化和多样化。这是由生产和资本走向集中化和分散化的两种并存趋势决定的，由各部门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性决定的，也是由社会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决定的。（二）国有经济的发展，标志着资产阶级国家直接进入了生产过程，国家由经济生活的间接干预者和调节者变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当事人，国家由单纯的上层建筑变为既是上层建筑又是经济基础的代表。正如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一样，国家也是国家化的资本，一定生产关系的代表。同时，国有经济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直接和最典型的形式，也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部分质变：它既不是私人占有，也不是私人集团占有，而表现为社会占有，从而是对私有制的否定；它的存在和发展，主要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是为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提供基本条件和基础设施，从而在颇大程度上是对利润法则的否定；它的职工的工资不是直接来自于本企业，而是通过社会再分配的渠道取得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按资分配原则的否定。（三）合作社经济和合作工厂的发展，标志着所有制和经济生活的进一步社会化，标志着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新的生产方式的生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社，虽然形式多种多样，但一般都坚持三个原则：非盈利的互助原则，民主管理的自治原则，加入退出的自愿原则。这些原则是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弱肉强食法则的抵制和扬弃。至于由劳动者自建自营的合作工厂，更是如此。马克思曾说：“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①。
第四，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股份企业，在股权上出现了法人化和社会化的趋势，在经营上出现了专家化和民主化的趋势。
其表现是：（一）在西方国家股份公司的股份中，法人或团体持股的比重日益增大。即企业之间相互持股，由基金会、保险公司等团体使用保险金、养老金和各种专项基金购买股票，由投资公司购买股票等，日益发展和发达。在日本，法人股东持股量已经大大超过个体股东：1949～1989年间，个人股东的股份在所有股份公司总股份中所占的比重，从69.1%下降为22.6%，而法人股东的持股率则由30.9%上升为73.5%。（二）战后西方国家在“人民资本主义”和“股权民主化”浪潮中，大股份公司不仅发行小额股票，鼓励普通居民购买，而且普遍推行职工优先或优惠购买本企业股票的制度。有的大公司甚至实行以购买本公司股票作为被采用的条件，以培育职工的“归属感”和“同企业共命运”的意识。结果，握有股票的人数越来越多，股票分散化和社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1952年，美国仅有650万人持股，占总人口的4%；到1982年，持股者达1.33亿，占总人口的60%。有些大公司的股东人数达到几十万人，加上法律对法人或团体持股率的限制，使每个股东的股权占有率越来越低。（三）在股权法人化和分散化过程中，公司董事会成员和经理日益专家化，即多数董事和经理不是由大股东担任，而是由拥有专业知识和经营经验的专家担任，多是经营专家、理财专家和经营战略分析家。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公司将自己的一部分经营管理职能转向社会，由咨询公司、财务公司等专业服务机构去完成。（四）公司在经营管理上由重视“物尽其用”转为重视“人尽其才”，重视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的作用，建立了诸如“董事会职工代表制”、“共决合同”、“职工代表咨询会议”、“劳资委员会”等民主管理的制度和组织。
上述变化使我们对马克思关于股份公司的著名论断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股份公司作为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作为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和企业经营方式，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同时，股份公司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②。（一）股份公司股权的法人化、集团化和社会化，进一步扬弃了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形式。马克思说：股份公司使原来的私人资本、个别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而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③“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④。现在，西方国家的股份公司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增加，侵入的部门不断扩大，而且其股份越业越多地来自千百万居民，来自法人企业、事业和团体，使股份公司成为更加开放的社会化的产权制度。（二）股份公司的董事和经理人员的专家化，他们支配企业财产和独立经营企业，进一步削弱了私有权。一个充分的私有权包括占有权和支配权。在股份公司里，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的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⑤（三）股权的进一步法人化和社会化，使股份公司成为从资本主义所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过渡的“过渡点”。马克思指出：“股份企业资本主义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⑥社会主义财产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⑦。股份公司股权的法人化和社会化，经营管理的专家化和民主化，日益使“资本家…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⑧。从而使社会主义财产形成的条件和途径更加明朗和成熟。
第五，商业银行作为社会资金的收集者和企业资金的供应者的垄断地位有所削弱，家族控制的财团在消失。
其表现是：（一）战后从事银行业务的机构有了新的发展，除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外，涌现出大量的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金融公司、投资公司、互助基金会、互助储蓄银行、信贷协会等，从而使为企业提供资金的渠道不断增加，使企业对某一商业银行的依赖性有所削弱。（二）鉴于战前大银行与大工业公司的融合及金融寡头的垄断给国民经济运行带来的危害，战后西方国家都颁布和强化了新的银行法和反垄断法，对银行的兼并和合并，对银行和工业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从而使银行对工业企业的控制能力受到抑制。（三）战前在西方国家经济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具有家族色彩的金融资本集团，其统治核心的家族，或由于战后作为战争罪犯被追究和没收其财产而消失，如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财阀的家族，德国的西门子、克虏伯、蒂森家族等；或由于财产继承日益分散和受到遗产税的限制而削弱和消失，如美国的摩根家族、杜邦家族、梅隆家族等。
上述变化当然没有削弱银行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使金融资本集团消失，但是，它们使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方式和金融资本集团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从结合方式来说，战前一个大商业银行通过贷款、持股、派遣董事等方式控制着众多的工业公司，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财团，战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其表现是，工业公司同时同众多银行和从事银行业务的非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和持股关系，工业公司之间、商业银行之间也相互持股。这样，在银行与工业公司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蜘蛛网式的联系，集团之间的界限难以划分；一个大工业公司为某一个大银行控制的局面，或者一个大银行握有一个大工业公司多数股份的局面，已基本不存在。（二）从组织形式来说，战前那种由一个家族股份或由一个大商业银行股份占统治地位的组织严密、内向化很强的金融资本集团已很少见。战后的金融资本集团多是内部成员流动性很大、外向化很强的松散性的企业联合。而且，有的集团并不是以金融资本为核心，而是以工业资本为核心，如日本的丰田、松下、日立、东芝“独立企业集团”就是如此。
第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调节的范围、能力和作用空前扩大和增强。
其主要表现是：（一）西方国家的公共支出少则占国民收入的1／3，多则占1／2。（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已扩展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再生产的所有领域。政府投资占资本投资总额的比重少则占1／5，多则占1／3；私人企业利润的1／3～1／2通过税收方式纳入国家财政收入，由政府进行再分配；政府采购大幅度增长，一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左右。（三）政府介入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农业领域，政府建立和发展农业技术研究、试验和推广体系，实行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实行出口补贴政策，实行低息贷款政策等；在工业领域、各国尤其是西欧国家，国有经济在基础工业中处于主导或统治地位，政府通过政策手段促进工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货币金融领域，由政府控制的中央银行不仅握有货币发行权，而且通过准备金制度和贴现率等经济手段和窗口指导等行政手段对私人银行活动进行干预和制约；在科学技术领域，政府是一切大型科技发展计划的制定者和组织者，是科技研究开发经费的主要提供者。（四）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政府调节经济的政策体系。除相互配合和制约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宏观综合管理政策这些经济手段外，还有周详的法律手段和行政管制手段。
上述情况使我们对下述问题有所认识：（一）西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已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过，西方国家经济仍是私人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西方国家政府追求的也不是对经济生活的垄断，而是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国家调节资本主义。（二）西方国家经济虽然是市场经济，但已远非是市场竞争支配一切的经济，国家干预和调节已经成为国民经济运行中不可缺少和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家通过直接参与再生产过程，通过对国民经济运行中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的调节，已经形成了与市场机制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宏观调节机制。（三）政府干预调节的目标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社会公正、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这些目标虽非同时并重，也往往达不到预想的结果，但从总体上说，国家以社会总代表身份所采取的调控措施，对缓解经济生活无政府状态，缓解失业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作用。国家调节是既维护私人垄断资本利益又超越于个别私人垄断资本狭隘和短期利益的高层次的社会经济调节。
第七，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分配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突出表现是：（一）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以营业收入（包括利润、利息、地租）的形式分配的比重较快下降，以雇员报酬（包括工薪、社会福利）的形式分配的比重较快上升。例如，在美国，前者的比重从1969年的50%下降为1983年的25%，后者同期从50%上升为75%；日本后者的比重从1956年的50.7%上升为1985年的68.9%；前西德后者的比重从1960年的60.4%上升为1980年的72.2%；（二）在西方国家的职工工资确定上，或在劳动力价格的形成上，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降，劳资双方谈判的作用增强。工会组织一般都取得了同资方就劳动工资和劳动条件进行定期谈判的集体谈判权、共决权。（三）政府通过财政渠道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的作用空前增大。政府一方面通过对所得税实行高额累进税制度，另一方面又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对各阶级和阶层的收入进行再分配。这两个途径的再分配，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各阶级和各阶层的实际收入的差距，改变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例，使富人的收入有所减少，穷人收入有所增加。
上述变化使我们对下列问题有一些新的认识；（一）在西方国家，随着生产和资本的社会化，国民收入分配也在日益社会化。其表现就是，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已经不完全取决于在市场经济中体现的资本积累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劳动力供求规律，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的收入状况日益同国家的财政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联系起来，同劳动人民斗争的状况直接相关。同时，各种收入形式已日渐在各阶级间普及，利润和利息不再是有产阶级的独占领域，工薪也不再是劳动者取得收入的唯一形式。分配的社会化使社会分配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状况受到调节，有所缓和。（二）在生产与分配的关系上，生产决定分配，但生产不是目的，消费才是目的。而消费的多寡取决于分配的多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配即收入多的人，是支配生产和占有生产资料的人。通过一的分配政策限制占有生产资料者的分配数额，实际上就是限制了产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分配领域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或限制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在分配上的实现。（三）战后西方国家兴起了一个收入较多、生活较富裕的中产阶级。与传统的小资产阶级不同，他们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靠知识、技能、专长取得收入，即靠出卖脑力劳动获得薪金收入。这个中产阶级的兴起是科技革命和高新产业发展的结果。它使由资金、资源、机器设备等所体现的“硬财富”，即所谓“资产”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对下降，使由知识、技能、专长等所体现的“软财富”，即所谓“智产”的地位和作用相对上升。这种变化体现在社会分配上就是营业收入的增长慢于雇员报酬的增长，体现在阶级构成变化上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
第八，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大发展，跨国公司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发展。
其主要表现是：（一）西方国家资本输出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私人对外直接投资，1960年总额为580亿美元，1981年底达5250亿美元，20年增长8倍；1990年达到1.7万亿美元，10年间又增长2倍以上，大大超出了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二）从事跨国生产和经营的跨国公司大发展。1968年，拥有海外子公司的跨国公司共7276家，海外子公司和分支机构2.73万家；而到90年代初，跨国公司增至3.5万家，海外子公司和分支机构达15万家，其年销售额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世界出口总额。跨国公司在国际间组织生产，使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从部门和产品分工发展到国际间的零部件和工艺过程的分工，许多国家的工厂企业变成了国际企业的一个车间。（三）通过政府之间签订条约或协议建立的区域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增加，一体化的领域不断扩大，如欧共体从成立时的6个成员国发展到12国，并建成了商品、资金、人员和劳务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四）由联合国组织领导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为其成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把世界各国的贸易和金融紧密地联结起来，逐渐形成了国际性的经济运行规制和机制。
上述发展变化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使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国际间除有日益发达的商品市场外，形成了世界性的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和信息市场，使世界市场体系更加健全和完备，从而使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和配置日益增强，使产业在国际间传递和衔接日益加快，使各国从经济交往走向经济合作和经济融合。（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各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织部分，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依赖，从而增强了国际协商和国际协调的重要性，削弱了意识形态上对立和政治军事上对抗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为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加强了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旋律。
第九，西方发达国家与亚非拉地区的关系发生了逆转性的重大变化。
其表现是：（一）长期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亚非拉国家，战后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和奴役，取得了政治独立，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殖民制度土崩瓦解，亚非拉从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前线。（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民族经济、争取经济独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战后的多数年份里，其经济增长率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并成长起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它们在国际经济领域里日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有力竞争者。（三）发展中国家通过建立地区性的政治经济组织，不结盟运动，以及通过联合国进行的反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形成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在国际舞台上有了很大的发言权，扼制了西方国家的对外掠夺和扩张的势头。
上述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变化，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西方国家肆意宰割和瓜分落后国家的时代，以大压小和以富凌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任何一个西方大国，想以武力侵占和压服任何一个小国，都不被国际社会所容忍的。（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丰富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广阔市场，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落后，是利用这些资源和开辟这些市场的根本障碍。因此，战后西方国家日益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援助和优惠待遇，从而使南北关系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对立走向合作，从垂直国际分工开始走向水平分工。（三）近些年来，在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潮流下，发达国家三大势力中心的美、欧、日为了建立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力图以双边和多边协定的方式，以成员国、联系国、观察员的名义，把发展中国家拉到自己一边或以自己为中心的集团里。这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也带来了陷入新殖民主义罗网的危险。
第十，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其主要表现是：（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崛起，成为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使德、英、法、意、日这些战前的列强受到削弱，一个长时期内依附于美国，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和盟主，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从延续几百年的欧洲移向了北美。（二）在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下，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相对下降，日本和西欧国家的地位相对上升，形成了“三足鼎立”的资本主义世界，它们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但是，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展，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它们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渗透、交叉和依赖，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深厚，它们之间的相互贸易超过了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它们之间的相互投资超过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它们之间经济上的交融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它们之间利益上的矛盾性。（三）与战前出现的排它性和封闭性的英镑集团、法郎集团等不同，战后发达国家建立的经济集团，如西欧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都强调其对外的开放性和非歧视性。同时，战后西方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协调相互关系的组织，包括联合国及有关组织、经合组织、七国首脑会议等，加强了国际协商和协调机制。
上述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调节和缓解，使它们之间按实力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危险性减少。
我们对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的变化，通过上述10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和分析。虽然这些概括和分析不是很全面的，但从中可以看出，与战前相比，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情况和对外关系，都发生了许多人们预想不到的十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从这些变化中可以引出许多新的理论思考，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这里我想只讲三点：（一）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断变革的制度。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⑨即使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进入到后期阶段的今天，这种变革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加速和加剧。不断变革所以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市场竞争是变革的强大动力，在市场竞争面前没有牢不可破的东西，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二）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的变化是广泛的，深刻的，但归结起来，就是企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不断追求和采用新技术和新产品，追求规模效益，从而促进了生产大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生产社会化促进了资本社会化和分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社会化又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又推动了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早在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⑩经济走向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这个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的必然的历程，既受到资本主义的扩张性所加速，又受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扭曲，但总的来说它在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是历史的进步。（三）在这个不断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在发展，同时也在走向自我否定。马克思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是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11)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变化，更加清楚地证明了马克思这个结论。资本主义是在生产社会性和占有私人性的矛盾中发展的。为了缓解这个矛盾，它不得不使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也日益社会化，从而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分配原则的自我扬弃和否定，意味着社会主义因素的萌生和成长。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阶段，就使生产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自由竞争向完全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12)“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结构向更高级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13)就资产阶级本性来说，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但他们为了利用现代生产力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又不能不按照历史要求的方向进行社会经济改革，从而不能不为代替它的新制度创造条件，开辟道路，从而不自觉和不情愿地充当历史工具。这正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是历史规律不可抗拒的表现。现代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对世界的未来充满希望。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7～498、493、493、496、493、491、494、493页。
⑨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6页、47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12)(13)《列宁选集》第2卷，第748、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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