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与政府行为变革

中国“入世”与政府行为变革

胡红青[1]2002年在《中国“入世”与政府行为变革》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政府是掌舵不是划桨,授权而不是干涉,积极地把竞争机制引入到提供服务中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微观、指令性的管理方式影响根深蒂固,使很大一部分的政府人员存在思维惯性,无法真正的放权于民、还权于民、服务于民,从而使政府行为变革存在着惰性和阻碍性、表面性。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约束的就是政府,中国政府必须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一步转变职能,完善法治,推进政府行为的变革。因此在“入世”的宏观环境下,分析中国政府如何利用外在压力推动内部改革,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探讨如何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和规则来进行政府行为的变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全文分四部分论述:第一部分概述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产生、发展以及基本原则,然后分析了中国“入世”对经济、法治和政府的影响。第二部分透视了中国政府行为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然后着重分析了当代中国政府行为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政府机制和政府功能发生的一些变化。第叁部分阐述了中国“入世”对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促进作用和对政府行为变革的推动作用。第四部分探讨了“入世”的宏观环境下,政府行为变革实现的路径:(1)更新行政观念,树立“顾客”意识;(2)转变政府职能,优化企业环境;(3)利用“世贸”规则,保护本国利益;(4)推行电子政务,实现廉洁高效。 本文从选题、立论,到研究方法都有创新之处。本文选题“中国‘入世’与政府行为变革”具有一定的前沿性、时代性。本文在中国政府行为变革经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试错式演进阶段后,对经验和教训加以总结,可以为政府行为变革的进一步深化起到指导和借鉴作用,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内容上,通过系统的理论阐发和深刻的实例剖析,指明了政府行为变革的路径,达到了综合创新的目的。研究过程中广泛地搜集资料、阅读资料、使用资料,使自己的专业知识更加丰富。

张文双[2]2004年在《WTO背景下的中国政府发展》文中研究说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已两年有余,然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依然炙手可热,研讨的课题也越来越紧密结合实际,WTO背景下的中国政府发展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新的实践呼唤着理论的创新与指导。政府发展是政治发展的主要表现,在WTO背景下,中国政府发展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怎样才能抓住机遇、战胜挑战、推进中国政府发展,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中国国情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入世”)与中国政府发展结合起来,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在WTO背景下中国政府发展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 全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叁个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了WTO与政府发展的基本问题。引述了政府发展的涵义,论述了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和“入世”对中国政府发展的影响,总结了“入世”赋予中国政府发展的新特点。 第二部分在强调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互动关系的基础上,从有利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促进政府体制的改革、有利于政府人综合素质的提高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入世”给中国政府发展带来的机遇。从经济基础、文化嬗变、国家利益、管理效能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政府发展面临的挑战。 第叁部分提出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推进中国特色政府发展的理论框架。解决了WTO背景下,中国政府发展的价值追求、原则规定以及构建合理的政府管理体制、实现政府职能的准确定位、明确政府行为转变的目标等应该注意的理论问题。希冀能为wTO背景下中国政府发展的基本策略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本文将wTO作为背景,对中国政府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应如何推进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其间力求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层面把握政府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对于政府发展的价值追求、原则规定、政府职能的定位以及政府行为转变目标模式的归纳、政府发展与政治文明建设关系的论述均具有一定的创新与突破。从全文来看,作者力求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有自己的观点,分析问题有自己的角度,论述问题用自己的语言。 wTO背景下的中国政府发展是个较为复杂的研究课题。由于本人学识有限,论文的疏漏和缺陷在所难免。在此诚恳接受各位师长和学界前辈的批评指正。

黄上国[3]2005年在《开放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提出自1960年代以来,制度变迁理论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然而,已有理论关于开放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的分析,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在对现有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本文把开放导致的环境变化、资源流动和制度变迁联系起来,揭示出开放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并着重分析了开放对制度变迁的叁个影响机制:制度竞争机制、制度学习机制,以及制度主体的进入、退出机制。然后,本文运用这一分析思路来分析入世对中国市场化转型方式、速度、政府职能转化、企业市场化、统一市场形成和经济绩效等方面的影响。 如果考虑到资源的跨国界充分流动,这时的制度变迁在本文中被称为开放条件下的制度变迁。从封闭转向开放意味着市场规模、相对价格、风险、外部性等因素的变化。这些因素的变化会强化市场竞争,并引起制度主体、产品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形成制度学习、制度竞争以及进入、退出叁种机制,使不同制度安排的净收益、净收益格局和制度选择集合发生变化,进而推动制度变迁。概括地说,开放对制度变迁的影响途径或路线可表示为:开放—环境变化—市场竞争(资源流动)—开放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制度学习、制度竞争、制度主体的进入、退出)—制度的净收益和净收益格局变化、制度选择集合变化—制度变迁。 在开放条件下,产品和要素的市场竞争会强化制度竞争。本文构建了一个n个地区同时展开市场竞争和制度竞争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表明,开放度越大,制度转型进程越快,这是因为开放度越大,给定其他地区的制度,本地区的制度创新的边际收益会越大,而给定本地区的制度,则其他地区的制度创新会使本地区边际收益下降越大。同时,技术等其他因素的同等变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将会随开放度的增大而增大。 开放同样会强化制度学习机制。制度学习一方面能扩大制度选择集合,另一方面能够降低发明成本、选择成本、摩擦成本和协调成本等制度变革的成本,因而能促进制度的变迁。但是,开放条件下的制度学习会受到默示知识、不完全合同,以及制度可移植性问题的困扰,降低学习的效果,甚至还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在开放条件下,制度主体的进入和退出会改变制度主体的力量对比、分摊制

任湘怡[4]2008年在《中国入世与国内改革》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理论的角度出发,以中国入世这样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为案例,考察中国入世过程中,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影响。本文首先界定了中国入世是一个外因(国际力量主导的全球化)和内因(国内力量主导的政策变革)互动的过程。外因的推动,使得国内改革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而这些进展本身,又为外因的进一步推动国内更深层次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使得改革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正是这种内外因的互动才使得中国通过入世加速融入了国际体系,使中国成为既是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又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本文在理论上梳理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相关论述,并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发生了从政治学视角向经济学视角的转变。本文认为,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通过理念传播、利益分化和政治联盟等中介环节实现。国内行为体对国际力量进行回应的同时,使得国际力量产生适合一国具体情况的变形。在中国入世的过程中,国际力量对国内利益群体、决策精英群体和理念推广群体产生影响,这叁大群体的交互作用影响了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变革。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线”和“点”两方面,探讨国际力量在入世过程中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影响。首先,本文从时间的线性角度,分析入世历程与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变革的关系;其次,本文通过对国民待遇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的分析,探讨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在分析中,本文得出结论:入世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变革存在着叁方面影响:首先,入世为中国政治经济变革提供了制度创新的动力,使得国内制度各个层面与国际规范发生互动。其次,入世要求加快了政治经济变革的速度。为了承担入世的义务,中国在经济政策、行政机构改革和法制体系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清理了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所不相适应的地方规章和制度。第叁,入世通过外部承诺为政治经济变革的成果提供了保障,使国内政策实现更加符合市场体制的经济政治体制变革。本文还通过对中国入世过程中国内政策变革的分析,对国际力量与国内政策变革之间的规律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第一,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变革的前提: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存在国际化的要求。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的国际化要求,降低了国内与国际的制度壁垒,使得国际力量的影响力成为可能。第二,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变革的渠道:国内中介环节的互动作用。第叁,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变革的方式:自我循环和逐步放大。以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国际力量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并不只限于一个领域——在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经济运行的方式受到重大挑战;随着经济政策的变革,经济管理方式——政府经济权力的来源和大小也受到了挑战;而政府管理经济方式的转变,意味着政府对相关社会信息领域的管理同样需要变革,这就使得基于经济领域的变革最终扩大到社会领域。在此基础上,本文建议,面对国际力量,一国国内不是毫无作为的。国家需要确立应对健康国际压力的信心,健康的国际压力是促使一国发展的动力。中国入世的历史经验既是“以开放促改革”的具体实践,又是中国主动承接国际压力,推动国家发展的历程。

庞跃辉[5]2001年在《行政管理模式:“入世”的重大变革与调适》文中研究指明WTO对政府行为的要求来自体制 ,它要用自己的法规原则来约束成员政府的行政效能 ,规范实施行政管理的工作方式和手段 ,更新一国条件下的行政机制 ,多层面促使政府行政管理模式发生变革。“入世”后行政管理模式 ,必须积极采取相应的调适对策 ,明确“政府角色”的工作定位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改变“无限政府”的行为方式 ,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建立规范的政务公开制度 ,进一步推进政府行为公开化 ,大力提高公务员素质和技能 ,进一步改进政府工作方式。

汪承亮[6]2004年在《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定位及其演变机制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贸易壁垒的拆除,资源和人才自由流动性的提升,全球性政府间竞争的时代逐渐来临。政府能否创造良好的环境来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成为国家或区域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因此,在世界各地,政府正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在中国,改革发展到今天,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都与政府越来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政府如何定位自身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如何进行改革,关系到中国是走向“好的市场经济”还是“坏的市场经济”。在此背景下,本文批判吸收政治哲学中的政府理论、经济学中自由主义理论、干预主义理论、市场增进论、人力资本理论、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管理学中的组织理论、治理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结合以浙江省市县政府为主要观察对象的经验观察,试图探索转轨经济中政府角色定位的基本原则,揭示政府角色生成与演变的机制以及如何有效促进政府角色的转换。具体说来,本文关注四个基本问题:(1) 转轨经济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2) 政府实际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3) 政府为什么会扮演这样的角色,政府角色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政府角色的生成与演变机制是怎样的?(4)如何进行政府改革,有效促进政府角色的转换?本文以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比较全面和深入的分析,主要研究工作和内容(含创新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在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定位问题的研究中,针对以往研究大多是从弥补“市场失灵”的角度逻辑推演政府应该干什么,而较少深入问及政府到底是什么,它会按照“应然”的要求去行动吗?本文首先深入到政治哲学领域探究政府的本质,分析指出现实中的政府是社会中的暴力垄断组织,其产生与持续存在均有深刻的集体行动逻辑,是“匪帮”与民众理性自利的结果,天然具有侵犯民众权利和自由的倾向;政府又是必要的。因此,为防止政府对民众权益的侵犯应将其角色定位在公共领域。同时从思想对行为的引导作用上指出,将政府建基于“公正、平等、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和理性的原则之上是历史的潮流,也是我们面临传统和现实压力时必须坚持的变革方向。其次揭示了西方经济理论在指导政府角色定位时的预设,自由主义理论强调政府作市场经济的“守夜人”,是预设了市场存在及其会自发扩展的,而转轨经济中不少地方(尤其是广大落后的农村地区)还处于自然或半自然经济状态,政府面临是如何促进本地居民融入全国乃至全球性大市场的问题;干预主义以保护贸易、市场失灵、市场不稳定为逻辑起点强调政府干预经济,是预设了法治基础的,而转轨经济中法治并没有充分发展,政府没有受到应有的约束,它对经济的干预常常会异化为权力的滥用而导致更差的福利水平。因此,应强调政府通过增进市场本身的协调能力来解决市场机制存在的问题。事实上,区域经济发展本质上是区域经济能力--居民发现市场机会、组织资源的能力与技术能力的有机结合--的提升,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促进合作与双赢的社会资本的积累。所以,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需要通过提升区域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水平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支持了这一点。最后,针对既有政府角色定位研究很少提出一个根本性的原则,本文以经验实证为基础,对转轨经济中政府角色定位的原则做了基于本土文化的概括:以民为本,公正协调。(该部分的主要创新点已整理成论文《政府是什么,应该是什么?—论以民为本、公正协调是政府角色定位的基本原则》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6期的巧一24页) (2)在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的描述性研究中,本文以浙江市县政府为主要观察对象,运用职能文本分析、官方统计数据分析、调查研究等多种方法探索了地方政府角色特征,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浙江23个市县政府角色适应市场化程度的指数,同时运用案例分析了政府角色的缺位与错位现象。实证分析发现,一般而言,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与安徽相比,经济发展领先的浙江财政支出中事业费开支占比更高,而行政管理费的开支占比更低;浙江政府在释放市场能量方面己经相当成功,但如何增进民间与市场能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即使是浙江这样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行为异化也同样存在甚至某些地方也比较严重。 (3)针对既有有关政府角色的文献很少深入探索政府角色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本文对政府角色进行了解释性分析,深入到政府治理结构、政府内的决策机制、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绩效考核机制的分析及其对政府角色的影响。政府治理结构分析表明,各级政府的实际角色与各级党委,尤其是党委常委和书记的区域治理理念密切相联:治理结构缺失对地方“一把手”及行政机关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是政府行为异化的制度性原因。政府决策虽然要求实行民主集中制,但在实际中常常演化为“多集中而少民主”,民众意愿得不到有效的聚集和反映,导致政府角色偏离社会的需要。千部选拔任用机制在提名等环节上的缺陷,使得?

刘奇耀[7]2005年在《行政执法过程环境论纲》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行政从“管理”走向“执法”体现了法治精神,但整体而言,行政执法过程仍然存在诸多非法治现象。行政执法改革也绝非仅仅是管理方式、方法的变革,它处于涉及行政目标、行政体制、行政职能、行政作用方式、行政程序等项目的政府全方位改革的过程中。人们的普遍认识到法治行政对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由于近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传统的缺失,市场经济与政府行为的矛盾在改革的深度中露出冰山一角,法治行政建设将更为复杂而艰巨。这当然给行政法治、行政执法领域的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提供了空间。 哈耶克“自发秩序”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诸如法治行政这类大词因其浓厚的唯理主义色彩而往往陷于宏大叙事,而实际上法治行政必须从点点滴滴的尝试与努力开始,需要特别关照其生长和发展的环境系统,需要特别考虑理性构建的理想模本与现实生活的实践形态之间弥合的可能性与技术要求,以及时间作为制度生成的意义。 从行政执法过程的环境系统出发,一个处于动态性发展与变迁的开放性环境系统必然深刻影响行政执法构建以及运行水平,行政执法的法治化也只有在这个体系诸多影响因素的环境优化与合力影响中逐渐生成,尽管我们反对环境决定论的观点。 用环境系统论的方法研究行政执法过程必然是一个实证性的庞大的研究工作,非本人能力所能完成。作为行政执法过程环境论纲也就决定了论文的结构与内容: 前言部分,简要交代行政执法以及改革的现实背景、行政执法过程环境研究的目的与方法、环境类型,强调了行政执法过程环境研究的意义并界定了行政执法的概念。 论文第一章,阐明行政执法过程的法治主义立场与观点、环境论的研究方法。 论文第二章,对环境构成作一般性描述。从行政执法过程的众多而复杂的环境要素中进行分类选取几类环境作为研究行政执法过程的环境构成,以便于更加清晰地研究这些最重要的环境要素在优化行政执法观念、原则和制度中的影响与作用。 论文第叁章,在环境要素分类描述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强调这些主要的环境要素如何促进行政执法观念的深化,如何优化影响行政执法的制度与作用方式,同时也是如何消减行政执法法治化的阻却因素的分析过程。 论文第四章,主要阐明行政执法过程的环境优化,有必要引入对现实行政执法环境的评价,而评价,自然离不开指标。本章选取并设定了影响行政执法过程的若干具有代

霍爱萍[8]2002年在《入世与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一个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组织,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多边贸易组织,它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我国政府才经过15年的艰难谈判,于去年正式加入WTO,成为一名世贸组织成员国。同时,世贸组织又是一个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其最大特点就是为各成员制定国际贸易政策提供了一套法律框架即WTO规则,用来规范和约束成员的政府行为。可以说,入世就是政府的入世。入世后的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就要受到WTO规则的规范和约束,这就使我国现有的政府职能面临着入世带来的种种冲击和挑战,为此,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按WTO规则中对政府职能的要求来给政府重新定位,以顺利实现职能转变和政府转型,即由高度集权向适度分权转变,由行政命令向市场主导转变,由审批经济向监管服务转变,建立有效的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保护和监控措施,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应当明确,加入WTO不是对政府职能的否定,更不是不要政府,而是在新的起点上通过改革政府的经济管理体制,强化政府的合理职能,更有效率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本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了WTO的基本概念和原则,接着介绍了为什么说入世是政府的入世,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入世后我国政府应主动应对入世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也为后边的论述作了准备。第二部分就详细地说明了入世后我国政府职能与WTO规则的不适应的具体表现。第叁部分主要介绍了入世后的政府职能应该是什么样的,即对政府职能的界定问题,同时又提出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界定政府职能中的一个重点问题,我们提到的转变政府职能其实主要就是转变政府对企业的传统的管理方式。第四部分首先简单介绍了中国入世的意义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意义,接着详细地介绍了世贸组织规则给转变政府职能提出的基本要求。第五部分同时也是本文的重点,主要介绍了转变政府职能的具体途径。

陈王伟[9]2004年在《入世后西部地方政府职能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府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而言,地方政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地方经济发展和建设强大推进者。尤其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方政府的职能和作用计划色彩更浓一些,适应市场经济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的能力相对弱。因此中国加入WTO后,西部经济要发展、西部大开发要取得成效,就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确保公平公正的贸易原则真正得以实施,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职能。 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较分析和系统分析等方法,结合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新研究成果和发展经验,针对西部大开发背景和中国入世后西部尤其是西安市的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的作用,用现代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发展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进行再定位研究,提出了地方政府职能创新的发展思路、战略、内容及相关的建议。 本文在归纳总结政府职能理论的基础上,对入世后西部地方政府职能现状进行了调研分析,结合加入WTO的现实和西部大开发深入剖析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然后以理论为指导,结合“区情”和现实问题,从叁个方面探讨了西安市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创新的发展思路、内容和政策建议。引入经营城市理念,走制度创新之路;强化和创新区域政府公共管理职能;遵循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扶持和推动区域优势产业的发展,促进区域内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科学有效的发展区域主导产业,实施有利于经济腾飞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张琼[10]2002年在《入世后中国法律观念的变革》文中指出中国入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对中国的经济、社会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发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生活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诸多的影响与变革中,法律观念的变革尤为重要,因为,解决法律观念问题不仅是加入WTO的需要,更是中国实现法治现代化的要求。审视历史,近代以来重大的法律制度更新,都以法律观念的变革作为先导。当代中国,虽然我们已经在法律观念、法律制度方面有所改革,由于受传统法律观念的影响较深,仍有许多与WTO不相适应的东西。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必须冷静地分析新的形势与社会关系,首先解决思想观念问题,以更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先进的法律观念、法律文化与法律制度,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法治现代化的形成。 本文主要概述入世对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冲击与影响,分析当代中国法律观念变革的基本趋势,阐述入世后立法工作的观念更新以及行政与司法观念的更新、变革。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入世以后我国公民现代法治观念的培育等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因为法治还需要全体公民的普遍遵守和服从。现代中国法律观念的深入变革,不仅是入世的需要,更是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的需要,这是本文所要体现的思想所在。

参考文献:

[1]. 中国“入世”与政府行为变革[D]. 胡红青. 华中师范大学. 2002

[2]. WTO背景下的中国政府发展[D]. 张文双. 首都师范大学. 2004

[3]. 开放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研究[D]. 黄上国. 浙江大学. 2005

[4]. 中国入世与国内改革[D]. 任湘怡. 复旦大学. 2008

[5]. 行政管理模式:“入世”的重大变革与调适[J]. 庞跃辉.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

[6]. 转轨经济中地方政府角色定位及其演变机制研究[D]. 汪承亮. 浙江大学. 2004

[7]. 行政执法过程环境论纲[D]. 刘奇耀. 山东大学. 2005

[8]. 入世与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D]. 霍爱萍. 郑州大学. 2002

[9]. 入世后西部地方政府职能创新研究[D]. 陈王伟. 西北工业大学. 2004

[10]. 入世后中国法律观念的变革[D]. 张琼. 河海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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