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抉择——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然性论文,中国论文,市场经济论文,发展社会主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十年代的中国,为什么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为什么要用市场经济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呢?这不是信念问题或感情好恶的问题,而是实证性问题。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不再纠缠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姓“社”或姓“资”的抽象概念上,而要切实考察这两种经济运行机制在世界经济竞技场上进行的历史较量,说明它们各自在什么条件下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从整体上看何者更为有效。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提出问题,就可以说,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所决定的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应该使生产力高度发展,拥有比资本主义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增加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使人民获得政治解放,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更重要的是使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样的社会主义才真正具有吸引力。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要求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社会主义只有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初期的一种探索,曾经取得过世人注目的成就。这种体制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特定条件下集中有限资源,加快经济建设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建设规模的扩大,计划经济忽视价值规律和否定市场作用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严重影响了综合国力的提高,束缚了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一些搞了多年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何一朝红旗落地?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社会的深层去看,主要是实现工业化后继续坚持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窒息了经济活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以致相当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丧失了信心。与此相反,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中国生机盎然。我国国民经济从“文化大革命”濒临崩溃边缘的困境中走出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正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迈进。尽管经历了国外风云变幻的冲击,但我们顶住了各种压力,在稳定中求得新的发展,使社会主义旗帜高高飘扬。形成这种历史局面的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大胆实行改革,引入市场机制,经济搞活了,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提高了,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根本性原因。
经济效率高低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要提高效率,加快发展,只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都表明,以商品生产充分发展和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能够较好地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更为有效的经济体制。
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最有效地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必然选择
经济发展过程实际是资源配置过程。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即如何把有限的资源有效地配置于社会主义生产各部门和各企业中去,产生最佳效益,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需求,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效率的增长。而要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社会必须作出一定的制度安排和规则设定,即建立一定的经济体制。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资源配置一般有两种方式,即市场方式和计划方式。市场方式是按市场供求变动引起价格波动来调节各微观经济单位产需衔接过程并自发地形成社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计划方式是根据社会及其成员的需要由社会自觉地调节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调节方式的经济运行形式叫市场经济;以计划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调节方式的经济运行形式叫计划经济。由于历史上曾实行的计划经济,是以行政命令的手段,通过计划指标的分解和物资调拨,由政府集中统一配置资源,因此又称作“统制经济”。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要达到优化的目标,关键要看主观编制的计划是否反映客观实际,并能否准确地执行,而这又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中央计划机关对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状况、技术可行性、需求结构等拥有全部信息(即“完全信息假定”);二是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存在相互分离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价值判断(即“单一利益主体假定”)。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经济计划就会由于计划不可能准确无误和计划不可能严格执行,而使经济系统难以有效运转。问题是,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两个前提条件尚不具备。首先,从信息机制方面说。在现代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们的需求复杂多变,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随科技进步而日新月异,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不断涌现,由此产生了巨量信息,要把在社会各个角落分散发生的这些信息收集起来,及时传输到中央计划部门去,是很难做到的;而且,即使中央计划部门掌握了所有这些信息,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编一个统一的各部分相互衔接的计划,并层层分解下达,自上而下地组织生产,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况且,诸如产品质量、消费者偏好和技术创新这些因素是无法计算的,也是通过计划难以实现的。因此,采取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在制定计划时会遇到难以克服的信息障碍。其次,从激励机制方面看,任何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都必须有一定的激励机制,保证正确的资源方式下,经济决策由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央计划机关集中作出,并通过按层级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整个社会去执行,它要求全社会的一切组织,包括所有基层组织、中介组织乃至计划机关,都要像马克思描绘的“社会鲁宾逊”的肢体或像M ·韦伯所说的理想科层组织那样行动。这些组织除了不折不扣地完成社会规定的任务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因而在执行社会统一计划时不会有任何偏差。然而,这一前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满足的。在社会主义阶段,每一个经济当事人包括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都有其特殊利益,这种利益同社会整体利益经济有矛盾,他们在提供信息、编制计划和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免不了有意或无意地受局部利益的影响而发展偏离。所以,即使随着现代信息计算技术的发展,能使我们克服用预定计划配置资源的信息障碍(这只是注定不能实现的幻想),也难以解决行政配置资源方式的激励困难。
事实上,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只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特殊产物。我们是在经济发展相当落后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为了在较短时间内缩短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摆脱国内外面临的种种困境,必须加速资金积累和工业化的进程,而某些西方国家采取封锁政策把我们隔绝于世界市场,决定了我国的原始积累只能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由国家集中国内有限的资源,组织生产,积累财富。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正是适应这一历史要求的特殊产物。加之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结构简单,经济目标单一,经济政治化倾向非常强烈,人民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国家目标居于绝对领先地位。因而,实行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它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利于国家从经济的长远利益出发,集中资源进行重点建设,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同时也有利于国内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政权的稳定。因此,这种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能够为公众所接受,并在有较大粗放发展余地的条件下,能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但是,随着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化过渡,集中计划经济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新的变化:第一,社会的主要任务从阶段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个人经济利益代替政治热情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再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来推动经济发展已难以充分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经济运行过程缺乏动力问题日趋严重。第二,经济发展从外延式为主转变为内涵式为主,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的效率成了经济发展的关键。而没有生产者的自主决策和内在动力,技术创新的效率问题就很难解决。第三,市场供求复杂多变,信息的纵向收集与传递日益困难,集中计划经济体制难以及时反映供求的变化,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扭曲和僵化、供求脱节与资源浪费。在这种情况下,集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就成了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
理论推导和经济实践都表明,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一种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能够保证有效率地成长的经济体制。它不仅通过市场交易和相对价格的确定,使每个经济活动当事人都可以分享发生在社会经济各个角落的供求信息,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中信息广泛发生同集中处理的矛盾;而且各种资源配置决策由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活动当事人根据市场信息,通过对自身利益的计划自主作出并自觉地执行的,从而能够使局部利益同社会利益协调起来,保证市场经济具有比计划经济更高的效率、更大的活力。具体说来,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分散的决策结构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市场供求变化能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求的平衡,减少资源浪费。特别是由决策者承担决策风险,可以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效率。②以个人利益和自由竞争为主的动力结构有利于发挥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③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个参与经济过程者获得简单清晰而有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它的效率和巨大作用已被几百年人类历史所证实。正是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追求,正是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和国际竞争的格局充分表明,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才能使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得到生存和发展,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表明,凡是改革开放走在前列、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都比较强,经济发展态势都比较好。实行市场经济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它反映了现代商品经济运行过程和运行规律的客观要求,是扩大国际经济交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时代需要,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
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转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改革沿着放权让利、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向进行。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允许私有制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放开了一些私人市场经济;在公有经济的经营方式上,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国有小企业实行租赁制,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实行承包制和若干企业的股份制试点,扩大了各类经济主体的经济管理权力。同时减少了国家指令性生产和物资分配计划的种类,缩小了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价格逐步放开;分配方面,承包经济的激励机制使农户和企业的收入显著增加,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增加了个人收入的来源;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权力下放与财政包干,增加了地方的财权和财力。这一切使市场主体开始形成,市场机制逐渐发生了作用。一方面,通过放权让利,人们的收入显著提高,个人和企业对市场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迅速增长,成为牵引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另一方面,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产品价格的放开,生产开始由市场导向,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有了发挥作用的一定空间,从而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启动,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注入了新的活力,才使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成为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巨大成就;没有在改革开放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没有现在国民经济的欣欣向荣。
但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较之“计划经济”在理论上的突破还不是根本性和总体性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被认为总体上说是“计划经济”,计划与市场竞争以何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仍未彻底解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仍受到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理论上的局限性也反映在改革实践中。改革的主要方针是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放与不放、大放小放都由国家决定,仍旧难以跳出“放—乱—收”的怪圈。国家对不同部门、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放权让利不一致,在价格、信贷、税收、工资等方面都有计划与市场的双轨并存,不同所有制企业和部门受计划约束还是市场约束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别。这便造成了企业之间地位不平等,竞争不公平,制度不健全,行为不规范,苦乐不均匀。国有大中型企业比之其他企业更处于困难和不利境地。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后,集中计划经济相应地变成地方政府计划为主,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启动的市场带有结构雷同、地方保护和区域分割的倾向。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我国经济还存在着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重大难题,而这些难题的存在又无一不同我国经济尚未完全摆脱传统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还得不到充分发展有关。因此,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虽是渐进式改革的较好起步,但不可能是最终选择,它只是改革过程中必要的中间环节和过渡性目标,它的主要职能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基础上启动市场。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任务已大体完成,于是越过临界点,向市场经济过渡就成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关键。因此,要使我国经济彻底摆脱困境,我们就应毫不豫地作出这样的抉择:通过深化改革,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总之,我们之所以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自于对当代社会主义特殊性的科学认识,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阶段,只有充分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否则,社会主义的衰败和蜕化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如果说,40多年前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那么40多年后,我们进行改革开放,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因为只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我们只有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上来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才能对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进行的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只有前进,决不停滞,更不能后退,锲而不舍地把这场改革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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