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媒介、感觉：试论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的转向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媒介论文,试论论文,当代论文,感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文Visual Anthropology，国内学界一般译为“影视人类学”或“视觉人类学”。19世纪末，民族志电影紧随摄影术的发明最早出现于西方社会，20世纪初，西方人类学者开始利用这一新工具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从此，电影、影像、图像已成为人类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研究工具和研究内容。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已具备独立的理论、方法和研究体系，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影视人类学逐步发展壮大并建立起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①近年来，人类学的研究旨趣已从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的宏观研究转向以解释、实践论为主的微观或个案研究，同时也对传统的文字书写的民族志文本的表达方式和方法进行反思和批判。就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而言，其源自人类学学术内外的当代理论与方法论，而以英美为主的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的新近发展趋势研究表明，以下主题正成为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的关注重点：跨学科的文本、应用的影视人类学与新视觉媒体、人类学的经验与感觉。②本文将从民族志电影制作、视觉媒体应用和感觉研究三个方面论述近年来西方影视人类学的发展中呈现出的趋势和特点。③
一、“文本”转向：从“书写”到“影像”的民族志
众所周知，影视人类学以电影拍摄制作为主，或明确地讲，西方国家的影视人类学起步于民族志电影的拍摄制作。虽然当代影视人类学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是，电影制作仍然处于该分支学科的核心地位。在电影发明不久之后的1898年，英国人类学家哈登率领的“托雷斯海峡”考察队便带上了摄影机进行田野考察。虽然这次田野工作仅仅拍摄了共4分钟的影像素材，但以此为起点，电影被首次运用于英语国家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之中。④从此，电影与人类学关联。就“文本”(Text)转向而言，笔者认为，在当代西方民族志电影制作中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从载体形式上看，指的是“文字”的民族志文本(Words Text)转向“影像”的民族志文本(Images Text)；其二，从电影制作上看，指的是“文献资料”的电影(Documentation)转向“民族志”的电影(Documentary)。以上两个方面均涉及由人类学理论范式与影视技术这两个方面的变革而带来的改变。
(一)人类学理论范式影响之下的民族志电影
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人类学处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式的影响下，由于图像画面很难表现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的抽象宏观的主题，在这个时期，人类学家所拍摄的民族志电影主要是说明某些抽象的人类学理论或原则，因此影片数量也并不多。此期的绝大部分民族志电影，常常利用大量的字幕和旁白进行“文字”式的说明或解释。例如，民族志电影《盛宴》(The Feast)，⑤便是以莫斯的“礼物”为核心，描述并分析了南美雅诺玛莫人(Yanomamo)的礼物交换过程。那时，人类学家一直将摄影机视为与望远镜和显微镜一样，是客观地记录人类社会的最佳的科学研究工具。⑥因此，这个时期大部分的民族志电影以大量仪式活动为拍摄的主题，并以记录和保存大量的资料和信息为电影拍摄的最终目的，这些影片也成为人类学家民族志“文字”写作的辅助和说明。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为首的历史特殊论学派所提倡的人类学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抢救那些正在消亡的印第安部落文化。因此，摄影机成为“文化抢救”人类学调查研究的重要工具。这一观点得到他的学生——玛格丽特·米德的积极支持，她将这种影像的方法推广至当时的人类学调查研究之中，这个时期的民族志电影以“文献资料”影片的拍摄制作为主要特点。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人类学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开始发生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后现代主义的来临，西方人类学陷入了关于民族志的“表征危机”，以“写文化”为标志，人类学家开始对其最终成果——民族志进行反思和检讨。由于西方人类学学科的主流理论范式开始转向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研究方法也从宏观转向微观，从抽象转向具体。当人类学家们开始关注民族志文本的写作问题之时，“文本”成为民族志表达的核心概念并备受关注。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提倡将文化作为“文本”来阅读；马尔库斯(George Marcus)也提出将“民族志作为文本”；⑦而著名纪录电影理论家科林·扬(Colin Young)则表示：“电影即是文本。”⑧这些人类学和纪录片理论方面的变化，暗示了以电影为“文本”可以表征人类学的研究成果。
(二)“书写”与“影像”的表征差异
如果说文本是由“任何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⑨的话，那么文字书写可以被认为是文本的一个主要方面。前苏联符号学家洛特曼指出文本“是用一定的符号来表示”，⑩那么，图像作为文本表达的符号之一，与文字书写一样，也可纳入文本的范畴，即影像也可以是文本。由于文字偏重抽象和概括信息的表达，而图像易于展现直观和形象的信息，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西方影视人类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整体性和细节性而言，图像或照片最重要的特征是向观众“提供了独特的细节性”，这使得人们能够去发现电影中“无以穷尽的细节的可能性”。(11)此外，图像提供了整体性的人类基本常识，这也使得即使是最离奇的异文化图像，观众也会对其基本背景一目了然；相反，文字写作则要求从全部词汇中创造出对异文化整体性背景的精确描述，这导致即使是最普遍的人类基本常识，也需要作者使用准确的文字进行描述。因此，尽管文字与图像在描述同一件事物，但是，由于在整体性和细节性的描述方面二者各有侧重，使得“视觉媒体允许我们用‘熟知’的形式，而不是用‘描述’的方式去生产人类学知识”。(12)所以，写作与影像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人类经验的表达方式。由于这种以视觉语言形式为主的人类学理解方式是以影像的形式作为民族志表征，它超出了传统的人类学文字语言的认识和理解范围，所以，这是“以从词汇到句子为本的人类学思维方式向以从图像到影像为本的人类学思维方式的转变”，(13)即影像不是文字的简单代替或是辅助说明。这成为影视人类学对人类学学科知识范畴的反思所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在新兴的人类学理论范式的影响下，从研究方法上看，人类学家认识到某一社会文化生活不单纯是对其基本结构的分析，而是对某个社会文化的过程或事件的描述，使得人类学研究更集中于对特殊的人类学个案的描写；从研究兴趣上看，人类学更加关注物质文化与技术、文化表演与展示、社会经验与情感的表述。另一方面，因为电影能够对所描写的事件、人物以及观点等等以一种细节化的手法展现出来，所以，电影具备所谓“深描”的特性，(14)因此，它更能适应与具体事件和特殊细节描写相关的民族志的表达形式。其结果之一，便是“电影手段作为学院派人类学家值得尊敬的一种人类学的描述方式正在显露锋芒”。特别是由于数字化DV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但带来了影像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就人类学研究而言，DV更加有助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15)因为它扩展了人类学的拍摄题材，也有利于将社会调查的方法运用于拍摄之中，因此，很适合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使用。可以说，DV不但有利于人类学家的独立工作，还易于拉近与被拍摄对象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无可否认的是，在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表征之时，DV非常有利于探索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微妙之处、感悟生活的品质和对象文化世界的出彩细节。因此，影视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学不再局限于将电影视为一种简单的记录工具而成为一种丰富的表达方式，民族志电影逐渐从过去的“文献资料片”向电影的“民族志”转向。总之，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民族志电影，其视觉表征挑战了传统的民族志文本书写和“文献资料片”的影片样式，表现在：(16)其一，民族志的文字与视觉的表征均是来自于社会生活的日常经验和细节；其二，相对于写作，视觉表征在建立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和自我反思时，显得更加积极有效；其三，影像的形式更适合去描绘丰富的社会情景和文化事件。显而易见，除文字之外，影像可以表征民族志内容，“影像”文本也并非“文字”文本的简单代替。
(三)电影作为民族志：人类学观察式电影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民族志电影更加关注以影像表征的民族志成果，很多学者纷纷提出“电影作为民族志”(Film as Ethnography)，(17)并探讨电影与文字写作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电影制作者具备什么样的民族志理解和认识，相应的，也将形成什么样的电影理解和表达。虽然人类学理论众多，更替频繁，然而西方学者们多数认为，衡量民族志电影的根本在于它是否具备基本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简言之，以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为民族志电影制作的核心。(18)因此，在众多的民族志电影的类型风格中，又以人类学观察式电影(Observational Cinema)的理念和实践的发展最为完善和成熟，并为广大的西方影视人类学者所接纳，成为当代西方民族志电影的主流样式。
就人类学观察式电影而言，这是由西方著名纪录片理论家科林·扬(Colin Young)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纪录电影拍摄制作模式。他将西方纪录片中的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理念与人类学田野方法相结合，因而“人类学观察式电影”是在新的范式和技术的影响下，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电影相结合的一种新的电影理念和实践。受美国直接电影的影响，早期的人类学观察式电影使用同期声、长镜头，没有解说词和旁白，主张作者以旁观者的姿态进行拍摄和制作影片，而最近的人类学观察式电影则容纳了让·鲁什的电影方法，更加强调拍摄者的介入和参与。就其本质而言，科林·扬认为，观察式电影的精神就在于一部影片在结构中所体现出的电影制作者与拍摄对象之间的亲密和谐的关系，保罗·亨利(Paul Henley)进一步指出，人类学观察式电影具有“强化和触媒的作用”这一潜在优势，(19)而使得“观察式”成为人类学实践民族志之时，生产人类学知识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由于人类学观察式电影关注于解释特定的电影制作技术如何去表达生活的特定方向，即，将电影拍摄理解为一种对生活的尊敬和谦逊态度。通过这个视角，观察式电影在电影制作者、拍摄对象和观众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可以说，它并不是一种标新立异的电影拍摄方法，而是电影制作者视角的转化。由此可见，观察式电影不仅仅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一种电影制作方法，更是基于人类学参与观察方法下生产人类学知识的电影制作理念和实践。电影作为民族志，即电影可以是人类学知识表征的一种有效途径，已成为越来越多当代西方职业人类学家与纪录片电影作者的基本共识。
二、“媒介”转向：从记录工具到视觉新媒体研究
众所周知，影视人类学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志电影的拍摄制作，除此之外，也包括以视觉为核心的相关影像资料的人类学研究，以及人类学对视觉媒体的应用，即，将电影、视觉作为人类学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而并非局限于将影像作为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本身。在此，本文中“媒介”转向所强调的是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从过去单一地对人类学资料的记录保存，发展至范围更加宽广的多种视觉媒介的研究与应用。
(一)作为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视觉媒介
由于影视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所以，影视人类学也强调影像在人类学知识传播方面的应用与方法。例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美国各高等院校的人类学教学中，开始广泛地使用民族志电影作为教学辅助工具，这一方法也迅速影响到欧洲各国的人类学教学之中。随后，在七八十年代，电视以其广泛的影响力而迅速代替电影的传播功能。为吸引观众，英国各电视台纷纷制作了大量以人类学相关内容为主的电视节目，例如《正在消失的世界》(Disappearing the World)、《太阳之下》(Under the Sun)等等。这些电视节目播放之后，不但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也影响了人类学以电视媒介的方式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很多西方国家也在本国的电视公共频道或教育频道增加人类学民族志影片或纪录片的播放。由于广播电视的媒介作用，影视人类学已成为人类学在公众教育与传播方面的重要手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新兴的视觉媒体不再遥不可及或难以掌握，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技术也呼唤新的视觉研究方法运用于人类学研究之中。目前，由于视觉媒体已成为西方人类学中一个被不断普及的、可接受的研究方法，影视人类学获得极大发展，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实践应用中，影视人类学研究均在强调以视觉为主的多媒体的介入，视觉媒介从广度和深度上正在改变着影视人类学的学科面貌。
正如马尔库斯·本克斯(Marcus Banks)指出，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何使用视觉方式去探索影视人类学中出现的人类学知识和表征形式，其中包括视觉文化系统的特性分析、其解释条件的制定及其作为社会、政治等复杂的组成部分的特殊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分析传播人类学知识的视觉方式。(20)可见，视觉媒介研究正逐渐成为影视人类学中应用研究的主要方法。就人类学与相关的视觉媒介的研究内容而言，美国影视人类学家杰·如比(Jay Ruby)指出应包括对历史照片的检讨与研究、土著媒体研究及图像化媒体的民族志研究这三个主要部分，(21)其核心内容是影像与文字相结合的视觉民族志的生产与表征，他称之为“图像媒介的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PictorialMedia)。与此相应，英国影视人类学家莎拉·平克(Sarah Pink)也呼吁将影视人类学作为“工作中的影像”。
(二)当代影视人类学中的视觉媒介研究内容
西方影视人类学界目前对视觉媒介的研究与应用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首先，如何使用视觉的方法来表征民族志成为研究的主体。西方影视人类学家们发现，在当代背景下，视觉不仅仅是研究对象本身或者简单地作为资料收集和存贮工具，而应被视为一种研究方法。换言之，视觉既是研究的内容，也是研究的媒介手段。例如，人类学家可以把自己或他人的照片、视频、超媒体等运用于自己的定性研究之中来分析和表征民族志知识。随着这种合作关系的不断增长，人类学家希望寻求影像文本与文字文本相结合的民族志形式。因此，人类学家将视觉、数字影像与技术批判性地运用到学术的视觉文化理解之中，并对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经验展开研究和表征。可见，由于民族志与视觉研究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得照片、电影、数字化及超媒体的理论不但能够在民族志的调查和表征中塑造人类学对视觉媒体理解的潜力，民族志的方法还能够支持视觉影像的生产和解释，(22)视觉媒体也正在创造由新的民族志媒体、方法和实践组成的当代文本。由于民族志在田野方法论上对反思性及跨学科的强调，极大程度上接受了使用视觉技术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所以，除了对电影、电视的研究之外，人类学研究也强调DV、照片、图像、绘画等视觉媒介的方式如何运用于民族志的研究之中。
其次，因为视觉提供了一条良好的合作生产人类学知识的路径，其研究方法逐渐受到文字书写的人类学研究的欢迎和关注。过去，影视人类学以电影、电视等媒介为工具，其最终目的是为人类学文字文本的教学或研究提供辅助；而现今，多媒体和超媒体技术的运用使得民族志文本开始转向以视觉图像、文字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新文本形式。运用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的多媒体技术，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很容易地对视觉进行研究和表征，这不仅为影视人类学提供了新的文本、技术方法与视角，也使得电影、视频录像、照片、绘画、多媒体，甚至想象和写作等方式在人类学研究与表征中的影像与文字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因此，当代视觉新媒体正在形塑着新的人类学民族志文本。此外，超媒体技术(23)也在西方人类学的教学、研究和学术出版物中迅速增长。一方面，网络提供了大量文字的和视觉的资源，例如，一些网站可以在线观看民族志电影。另一方面，影视人类学家在出版自己的成果或作品时，开始使用新的媒体方式，从CD、DVD到多媒体封装技术，使得大量的数字化民族志可以通过多媒体、网络等形式获得。例如，最早在此方面进行探索的是由美国南加州大学于1997年制作的民族志电影《斧头战》互动CD光盘，其中包括原影片的视频、文字、图片、声音、图画、图表、背景资料等多种形式。最近，像杰·如比(Jay Ruby)的《橡树公园》(Oak Park，2005)，剑桥大学阿伦·麦克法南教授利用互联网进行的“数字喜马拉雅”(24)的研究项目等等，类似尝试正在不断增多。Jay Ruby(2002)、David MacDougall(2004)、Paul Henley(2004)等重要的西方影视人类学学者，均指出DVD和CD形式的出版物代表或部分代表了未来的影视人类学发展方向。
(三)视觉新媒体对当代影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影响
英国影视人类学家Sarah Pink指出，当代视觉新媒体与影视人类学相结合，并从以下三个方面正在改变着影视人类学的面貌：第一，视觉的研究方法受到文字书写的人类学欢迎。具体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带上了摄像机和照相机进入田野工作，视觉的研究方式在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中的兴趣日渐增长；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以研究生为授课对象，开设影视人类学电影拍摄与视觉方法课程或短期培训班；每年欧美各地的民族志电影节更是兴盛不衰；越来越多的影视人类学学术研究论文在文字为主的人类学期刊上发表；(25)文字书写的人类学开始通过影视人类学展开关于学科发展的反思。第二，视觉方法参与到人类学的应用实践中，发展为影视人类学的应用研究。例如，在民族志研究中，新媒介以合作和反思的方式在研究过程与表征成果之间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为影视人类学提供了更多的广为人知的公众形象。第三，视觉媒体在跨学科和多学科间建立了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在人类学、社会学、照片研究、媒介研究、文化研究、社会心理学等领域内，越来越关注视觉方式与民族志研究的运用，即视觉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跨学科、多学科领域和研究主题里如何加深本学科对视觉的理解与运用。例如，在媒介研究中借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形成的“媒介人类学”，便是民族志方法在媒介研究中的应用。(26)又如，摄影艺术家运用“参与观察”的方法走进拍摄对象的日常生活，使用民族志的方法和人类学理论进行摄影和超媒体的实践与表征。如，Elizabeth Edwards的研究便表明了人类学和照片的表征理论能被结合进照片的生产过程中，并从人类学表征中获得更深理解的表达。(27)因此，艺术家的艺术实践为视觉民族志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例子。更为普遍的是，人类学者与艺术家在研究和表征的实践上开始去探索相互之间是如何学习并获益的。以视觉为主的人类学研究方法正在跨学科和多学科之间搭建更广泛的交流平台和对话空间。
三、“感觉”转向：从“边缘”到“前沿”的人类学感觉研究
(一)感觉与情感的人类学研究
西方学术界对感觉的研究，传统上是在心理学和精神生物学等学科之中展开，并集中于对感觉的认识和精神学方面的探讨。由于理性主义的人类学强调科学和客观，而认为人类的感觉经验是主观的，所以其相关研究一直被排除于人类学学科之外。虽然，马林诺夫斯基、格尔茨、维克多·特纳等为数不多的人类学家强调感觉、情感和经验在田野调查中的重要性，但他们在这方面的主张未能引起更多人类学家的响应。(28)人们普遍相信科学的人类学便是拒绝使用感觉与经验，结果导致对感觉的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位置。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詹姆斯·克里福德(James Clifford)和乔治·马尔库斯(George Marcus)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对民族志表征危机和“写文化”的讨论，暗含的便是对以往人类学的宏大理论和科学方法及客观性的批评。随着人类学理论范式的转变，人类学开始对身体、现象学加以关注，影视人类学也开启了对日常生活中的感觉经验等相关方面的研究。
相应的，在以文字为主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中，围绕情感和感觉的早期实验民族志不断涌现。正如马尔库斯和费切尔指出，像个人、自我和情感等“人观”所涉及的主题，很难用传统民族志的框架去研究，这也是传统民族志难以驾驭的地方。然而，“人观”有助于对深层意义系统进行文化解说。他们的观点随后得到很多人类学家的回应与支持，民族志领域出现了诸如罗萨尔多的《悲痛与猎头者的愤怒》(Renato Rosaldo,Grief and A Headhunter's Rage,1989)，保罗·斯托勒的《民族志事物的滋味：人类学的感觉》(Paul Stoller:The Taste of Ethnographic Things:The Senses in Anthropology,1989)，陶西格《萨满主义、殖民主义和野人：恐怖与治愈的研究》(Michael Taussig：Shamanism，Colonialism,and The Wild Man:A study in Terror and Healing，1986)等等以情感、感觉为核心的民族志文字文本。这些后现代民族志作者已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对情感和经验的文化差异和表现形式进行细致的考察，就无法去直接领悟它们的本质，更无法将之从一个文化传递到另外一个文化”。(29)
(二)感觉人类学与感觉媒体的民族志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人类学领域中的“感觉”转向的兴起，逐渐形成关于将视觉与观看、感觉整合，并体现和表达经验的探讨，即“感觉人类学”。感觉人类学对视觉文化的研究是通过观看方式，在不同文化的感官模式和人类学实践之间寻找最佳表达和理解方式，即通过听觉、视觉、声觉、触觉和味觉等感觉系统与广泛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层面相联系，从而探索话语权力如何与影像实践粘连在一起，进而重新思考意义、物质化和影像之间的价值。其研究包括对感觉经验与“他者”及民族志作者分类体系的探索，并呼吁通过对感觉的关注来重新思考人类学。(30)人类学的感觉研究作为与影视人类学相关联的一个分支学科，现已为人所知，特别是，通过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人类学在感觉研究中，要求重新检视视觉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主导核心地位，并探索视觉如何与其他感官经验之间建立相互联系，以及如何去理解既作为一种经验形式又作为一种媒介表征的视觉。(31)无可否认，由于我们文化中某些方面的知识能够被视觉、味觉、嗅觉、听觉、触觉更好地交流与呈现，因而感觉的人类学研究揭示了影视人类学能够在跨文化中进行交流的能力。
Sarah Pink在她最近倡导的“感觉民族志”中指出，感觉民族志并不是去“生产一个对现实的客观的或真实的说明”，而是“基于民族学者自身经验对有关社会、文化和个体的知识的过程的创造和表征”。(32)她认为，从根本上看，感觉民族志“不是一种资料收集的方法，由于其中的反思性和人类学知识生产的经验过程，而应该成为一种批判性的方法”。例如她认为，数字照片或图像的生产与观看过程，便是摄影师将他们的实践经验生产与事件进行有形化结合的实践过程，观众的欣赏即是体现摄影师对拍摄对象的认知过程。(33)也就是说，这些影像被体现、被运用并被激发于运动和感觉之中。由此观之，感觉研究对未来的影视人类学既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也是一个积极的挑战。
(三)民族志电影中的感觉与情感
由于后现代主义范式的转向，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影视人类学家们已注意到了感觉在民族志电影中对情感经验的表征的潜力，即电影能唤起观众某种感觉或经验。他们也注意到了在影视人类学中对表达感觉经验的新方法的运用，民族志电影逐渐开始关注视觉、感觉和电影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在90年代末，Banks和Morphy倡导开拓影视人类学的视野，这就是“将视觉看做是人类认识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和感知过程，这能与人类学的所有领域结合在一起”。(34)如安娜·格里姆肖(Anna Grimshaw)指出，人类学家应该去寻找朝向民族志理解的感觉方面的发展方向，影视人类学应超越民族志电影的范围，去探讨“视觉或感觉的知识分类”、“视觉、民族志与文化理论”等问题。(35)当代著名影视人类学家大卫·麦克杜格(David MacDougall)便力主在民族志电影制作中使用感觉方式。他认为，“由思想、情感、感觉反应和人们想象的图像所组成的影像反映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的思想，但绝对不仅仅只是思想”。(36)针对观看与感觉之间的关系，他强调，“认真仔细地观看需要力量、镇静和情感”，而情感不会是很抽象的，它必须是有感觉的情感，尤其是，观看和感动的相互连接形成了电影的感觉经验交流基础。因此，他指出，“观看不仅仅使我们认识事物的表面，也通过情感成为事物的一部分”。(37)他认为，影视人类学的方法特别适合去表达和体现感觉，并对身体、现象学、经验、电影与人类学写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开展广泛地讨论。
在民族志电影的制作中，西方影视人类学家对感觉与情感在电影中的表达有不同的方式。例如，让·鲁什的影片，通过参与和共享的方法创造了与制作者、拍摄对象、观众三者的情感与感觉相互沟通交流的影视人类学。再如，科林·杨的以人类学参与观察为民族志电影制作方法与理念的电影形式，其最基本的目的便是通过“培育无形的感觉唤起某种敏感的经验，与人类学的情感、感觉和民族志对社会生活层面的细节产生强烈共鸣”，这也正是人类学观察式电影的核心思想所在。因此，在观察式电影中的“感觉”，意味着电影围绕感觉和经验所建立起来的拍摄者、拍摄对象与观众之间的相互探索关系。(38)由于在人类学观察式电影中传递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交流，而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经验，这使得人类学观察式电影成为“通过语境和情景发展而来的‘经验丰富’的视觉民族志”。(39)有意思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文字书写的人类学开始表现出对个体经验的体现以及对感觉的、视觉的民族志、电影写作表征等方面的研究兴趣，而这些方面正是人类学观察式电影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元素。目前，感觉与经验在民族志电影制作中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也正是以人类学观察式电影为主的民族志电影制作方式至今依然充满着活力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处于西方背景的学术传统、人类学理论范式的变迁以及现代视听技术飞速发展的多维动力之下，既有对传统影视人类学领域的继续深入研究，又有对新的相关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应用、开拓和创新。本文讨论了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在民族志电影制作、媒介、感觉等方面与人类学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其一，以电影为表现形式的民族志影片制作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人类学知识的生产方式，人类学从一门言语性的学科向图像或形象思维的学科上扩展，民族志电影不再是文字文本的简单复制或是替代。其二，通过对新旧视觉媒介的兼容，作为应用的影视人类学在学术上与广泛的大众之间建立了沟通桥梁：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和爱好者通过电影、电视等视觉媒体认识和了解人类学知识；另一方面，高科技下的多媒体或超媒体形式的民族志，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院派人类学家的欢迎与支持。最后，作为一种交流与批判的声音，影视人类学呼吁视觉、感觉与文字的人类学研究的密切结合。同时，随着多学科和跨学科联系的不断加强，视觉民族志的研究方式已经在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不断整合过程中备受注目。未来的影视人类学将是在现代视听技术的发展下，人类学研究旨趣与视觉研究方法的相互融合与发展。
注释：
①1974年，美国人类学学会(AAA)首先建立影视人类学分会，见Pink,Sarah,The Future of Visual Anthropology:Engaging the Senses,2006,Taylor & Francis.
②Pink,Sarah,The Future of Visual Anthropology:Engaging the Senses,2006,Taylor & Francis,p.4.
③本文论述的西方影视人类学涉及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盎格鲁·萨克逊英语语言国家，非英语语言的西方国家的影视人类学将另作讨论。
④Henley,Paul,"Ethnographic Film:Technology,Practice and Anthropological Theory",Visual Anthropology,2000,13:2,pp.207～226.
⑤The Feast(1968)，为美国影视人类学家蒂莫西·阿什(Timosh Asch)拍摄的南美雅诺玛莫印第安人(Yanomamo)系列作品之一。
⑥Henley,Paul,"Ethnographic Film:Technology,Practice and Anthropological Theory",Visual Anthropology,2000,13:2,pp.207～226.
⑦Geertz,Clifford,Works and Lives: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1988,Blackwell; Marcus & Dick Cushman,"Ethnographies as Text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11,1982,pp.25～69.
⑧Young,Colin,"Visual Anthropology:Some Notes",in Paolo Chizzi(ed.),Teaching Visual Anthropology(Ⅱ),1989,sedicesimo,p.38.
⑨[法]利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8页。
⑩康澄：《文本——洛特漫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
(11)MacDougall,David,"Thanscultural Cinem",in MacDougall,David,Transcultural Cinema,1998,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245～278.
(12)MacDougall,David,"The Visual in Anthropology",in Banks,Marcus and Morphy,Howard(ed.),Rethinking Visual Anthropology,1999,Yale University Press,pp.276～295.
(13)MacDougall,David,"The Visual in Anthropology",in Banks,Marcus and Morphy,Howard(ed.),Rethinking Visual Anthropology,1999,Yale University Press,pp.276～295.
(14)Henley,Paul,"Ethnographic Film:Technology,Practice and Anthropological Theory",Visual Anthropology,2000,13:2,pp.207～226.
(15)David MacDougall,"Renewing Ethnographic Film:Is Digital Video Changing the Genre?",Anthropology Today,2001,Vol.17,p.16.
(16)Henley,Paul,"Putting Film to Work:Observational Cinema as Practical Ethnography",in Sarah Pink(ed.),Working Images:Visual Research and Representation in Ethnography,2004,Routledge.
(17)自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影视人类学家们开始探讨电影与文字写作二者作为生产民族志文本的方法之间相互关系，详细讨论参见1992年由英国皇家人类学协会主办的第二届民族志电影节论文集：Crawford,Peter Ian and Turton,David(ed.),Film as Ethnography,1992,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8)参见Henley,Paul,"Ethnographic Film:Technology,Practice and Anthropological Theory",Visual Anthropology,2000,13:2,pp.207～226；以及芭芭拉·凯分海姆《影视人类学的方法》，艾菊红译，《民族学通讯》第138期，第167～170页。
(19)Henley,Paul,"Putting Film to Work:Observational Cinema as Practical Ethnography",in Sarah Pink(ed.),Working Images:Visual Research and Representation in Ethnography,2004,Routledge,pp.110～130.
(20)Banks,Marcus and Morphy,Howard,Rethinking Visual Anthropology,1999,Yale University Press,p.2.
(21)Ruby,Jay,"The Last 20 Years of Visual Anthropology:A Critical Review",Visual Studies,2005,20:2,pp.159～170.
(22)Pink,Sarah,Doing Visual Ethnography:Images,Media and Representation in Research,2007,Sage,p.10.
(23)Hypermedia，是“超级媒体”的简称，指超文本和多媒体在信息浏览环境下结合的跨媒体平台。
(24)此研究通过网络方式为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多媒体人类学提供数字化的收集、存贮和传播平台。
(25)西方影视人类学学术界的专业期刊有：《影视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与《影视人类学评论》(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此外，西方主要人类学学术期刊如《今日人类学》(Anthropology Today)、《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均有固定专栏介绍影视人类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以及民族志电影评论。《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也于2010年新增影视人类学专栏，最近由欧洲社会人类学家联合会(EASA)主办的学术期刊《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于2011年2月登出专题：《什么是媒体？理论、技术与期望》。
(26)Kelly Michelle Askew，The Media of Anthropology:A Reader， 2002,Wiley-Blackwell.
(27)Pink,Sarah,Doing Visual Ethnography:Images,Media and Representation in Research,2007,Sage,p.8.
(28)Grimshaw,Anna,"Teaching Visual Anthropology:Notes from the Field",Journal of Anthropology,2001,Vol.66,pp.237～258.
(29)[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73页。
(30)Pink,Sarah,Doing Sensory Ethnography,2009,Sage,p.11.
(31)Pink,Sarah,The Future of Visual Anthropology:Engaging the Senses,2006,Taylor & Francis,p.41.
(32)Pink,Sarah,Doing Sensory Ethnography,2009,Sage,p.8.
(33)Pink,Sarsh,"Sensory Digital Photography:Re-thinking Moving and the Image",Visual Studies,2011,26.
(34)Banks,Marcus & Morphy,Howard,Rethinking Visual Anthropology,1999,Yale University Press,p.3.
(35)Taylor,Lucien,Visualizing Theory:Selected Essays from V.A.R.,1990-1994,1994,Rouledge,p.2.
(36)MacDougall,David,Transcultural Cinema,1998,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255.
(37)MacDougall,David,The Corporeal Image:Film,Ethnography and the Senses,2006,Princeton,p.7.
(38)Grimshaw,Anna,"Teaching Visual Anthropology:Notes from the Field",Journal of Anthropology,2001,Vol.66,pp.237～258.
(39)Paul Henley,"Putting Film to Work:Observational Cinema as Practical Ethnography",in Sarah Pink(ed.),Working Images:Visual Research and Representation in Ethnography,2004,Routledge,pp.11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