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多样命名、内容绞缠、复杂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内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文论，是在与西方文论(及其变体的苏俄文论和日本文论)的互动中，产生、定型和演变的。其总名，从民国的以“文学概论”为主到共和国前期的以“文艺学”为主，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以“文学理论”为主①……充满了复杂性和变异性。何以如此?与之互动的西方文论的变异性和复杂性可以提供一种理解维度。然而，西方文论在演进中由总名变化而生出的形态和内容变化，却一直为中国学界所忽略。本文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引起关注。
西方文论的演变，其命名，从古代的“诗学”，到文艺复兴之后的“批评”，进而分化为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和德俄世界的“文学科学”，再到英语世界欲用“文学理论”去统合世界文论，却反而造成英语世界文论自身的一事三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批评理论。西方文论的演进，既有从诗学到文学批评和文学科学；又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科学的两峰对峙，还有文学理论、文学科学、文学批评、诗学的多名并进；很是波澜壮阔。
一、诗学：西方古代文论总名及其缘起、内容和演进
西方古代文论在古希腊兴起时，其总名是“诗学”。其缘由在于古代的文学全以诗的面貌出现，抒情诗、史诗、戏剧诗是其三大文体。由此关于文学的理论总结当然就是诗学。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虽然提到了抒情诗，却并未予以讨论，呈现了西方文论的主体倾向：一是强调文学的虚构性(文学不是现实却胜似现实，是对现实本质的模仿)，二是强调文学的叙事性(讲好故事和塑造人物成为中心)，三是强调文学的美学性，悲剧和喜剧成为两大美学类型。西方文论不断出现的观念：胜似现实的认识功能、心灵净化的教化功能、文学形式的美感功能皆由之而生。在古罗马，代表著作有贺拉斯的《诗艺》和朗吉努斯的《论崇高》，前者从叙事方式、塑造人物、美感形式方面推进了亚氏诗学内容，后者则从美学类型上扩大了亚氏诗学体系。诗学作为西方文论总名的霸权，虽因文艺复兴之后有“批评”等叛军的出现而开始动摇，但却一直以多种方式与时俱进，维持其主流地位到19世纪，如16世纪有明图诺的《诗学》(1563)等，17世纪有布瓦洛的《诗的艺术》(1674)等，18世纪有卢桑的《诗学》(1737)等。②
西方近代以来的变化，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小说兴起与文学总名的变化。近代的小说兴起，使文学的文体，由诗的一统天下，变成诗、戏剧、小说的三分天下，而且小说日益成为文学的主流，从而西方文学的总名，由“诗”(由格律和韵律而来的poetry)而变为“文学”(由文字而来的literature)。这样，诗学作为文论的总名在内容上仍没问题，在形式上却有些名不符实，于是文论的新名“文学批评”开始出现和成长。二是美学兴起与文学内容的变化。在亚里士多德《诗学》里，诗与绘画和音乐因共同拥有模仿现实本质的功能被归为一类，中世纪诗与修辞相连，与音乐、几何学、天文学等一道属于高雅的“自由艺术”，绘画、雕刻、建筑却与工艺和行业技术相连，从社会等级上说，叫粗俗艺术(vulgar art or servile art)，从技术上讲，叫机械艺术(mechanical art)。文艺复兴，绘画等被提高为高雅艺术，如意大利的 Arti del Disegno(美的艺术)和法国的beaux art(美的艺术)。艺术开始从只是绘画、雕塑、建筑的整体而与技术相区别，这在意大利的瓦萨里(Giorgio Vasari)那里突显出来，进而到建筑、雕塑、绘画、戏剧、音乐、文学的整体，既与技术相区别又与科学相区别，而成为“美的艺术”，这在法国的巴托的(Charles Batteux)那里成为标志。艺术的目的就是追求美，正是在“美的艺术”于1700-1750之间传遍欧洲之时，鲍姆加登创立了美学(1750)。美，与科学之真和伦理之善相区别，于主体，体现在感性情感上，于客体，体现在艺术上。美学也就是艺术哲学，从18世纪巴托的《论美的艺术的界限与共性原理》(1747)到19世纪黑格尔的《美学》都突显了这一主题。因此，文论作为美学(艺术哲学)的一部分，被从美的角度去研究。在文论的形式(以散文的小说为主)和内容(目的是追求美)这两方面的演化中，与之相伴随的，就是第三个方面，即文学批评一词产生出来，成长起来，并最终取代诗学，成为西方文论总名。
在进入西方文论的后诗学阶段之前，要预讲两点：一，文学批评只是在英语世界里取代了诗学，在德国世界里，取代诗学的，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文学科学”。二，诗学的被取代，只是失去其霸主地位。实际上是，诗学在新的时代、文学、文论的演进中，仍然经常作为文论的总名，不少的文论著作，仍用诗学一词。这一总名之能成立，在于文论的发展并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基本范围，现代文论无论用什么样的名称，其基本内容格局如旧。但另一方面，诗学又缩小成了文学三大文体之一的诗歌的理论。不少的以诗学为名的著作，其实只是诗歌之学(如埃米尔·施塔格尔的《诗学的基本概念》、让·絮佩维尔的《法国诗学概念》等)。诗学作为文论的总称，有三个方面的运用，一是在比较文学领域里，因比较文论采用比较诗学一词而得到普遍的运用，这里诗学等同于文论；二是在文学科学的内部结构中，用理论诗学一词来代替文学理论一词；三是在强调文学与外部关联的文论中，用诗学来指文论中的某一倾向，于是出现了历史诗学和文化诗学这样流行的名称。这些都可以看成是诗学在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科学的互动中而产生出来的变异。诗学正是在这多样的变异中，汇进了西方文论的总体演进之中，并在这一交汇中强调了历史记忆，突显了理论竞争，同时也增加了文论术语的混乱。
二、文学批评：从普遍的兴起到在英语世界成为文论的总名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化在亚氏逻辑和实验科学的双重影响下，产生了总体-区分的学术研究模式，即把世界分成不同的部分，再由部分总汇成整体，这一思维模式产生了因知情意的主体划分和因艺术不同于技术和科学的客体划分而来的美学。对美学来说，文学是语言之美、情感之美、叙事之美、人物之美。在美学的总体框架里，又产生了用英国经验派和大陆理性派两种不同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去建构文论的倾向。经验倾向主导了文论的最初发展。所谓经验倾向，即对文学作品进行审美的品鉴，进而从具体的品鉴中总结出理论。“批评”正是从中产生出来的。韦勒克说，批评是怎样取代诗学的，可以写厚厚的一本书。在批评成势之后，人们回头望去，在古希腊文里，发现了kritésn(判断者)、kfinein(判断)、kritic
s(文学的判断者)以及其它断续地存在着的思想之流，比如菲利塔斯作为未来的托勒密二世的导师，被人认为“既是诗人，又是批评家”。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语的critica(批评)一词复活了古代意义并向文化和文学方向运行，渗入到圣经研究，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作品研究之中。老斯凯里格，即J.C.凯撒(1484-1558)在其《诗学》第六卷“批评家”中，对古希腊和古罗马诗人进行全面的评述和比较，被韦勒克称为文学批评演进的关节点。Critica(批评)这一新拉丁术语缓慢而持续地向各国方言渗进，首先在法语中掀起高潮，以致于可以用从critica(意大利语的批评)到la critique(法语的批评)来描述批评在这一时段的演化进程。正如拉·布吕耶尔从反对这一新词的立场抱怨时说的：在法国“批评家和评论家”蜂拥而起，拉帮结伙，好不热闹(1687)。正是在17世纪，“批评”基本成了既可指称理论推衍又可总括实际批评的西方文论的总称(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32)。18世纪英语的criticism(批评)迅速崛起，在发展进程中，蒲伯的《批评论》(1711)确立了批评在英语文论上的坚实方向并产生了广泛影响；卡姆斯勋爵的《批评原理》(1762)雄心勃勃地要呈现一个系统性的“批评科学”(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36)。而当术语“kritik”和“akritischn”于18世纪初从法国传入德国之时，最初曾在高特舍特、莱辛、赫尔德、施莱格尔兄弟那里引起过热烈的回响，这些文论名人都自认为是批评家，高特舍特还出版过《批判诗学试论》(1730)。然而，德国浓厚的理性倾向下的文学研究却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演进中排斥着文学批评，并将之边缘化。进而德国文论在演进中产生了“文学科学”并拒斥了“文学批评”(这将在下一节中详论)。法语文论在影响德语文论又被德语文论反影响的互动中，由于法语的“科学”一词与英语相同，都是science，因此法国拒绝了德国的文学科学。用韦勒克的话说，当文学科学在德国成功的同时，“Science de la literature”(法语的“文学科学”)在法语世界和“science of literature”(英语的“文学科学”)在英语世界，遭到了挫败(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39)。法国文论的演进，有的用着艺术哲学或美学的总名(体现在丹纳的著述中)，有的用着传统型的诗学(如上面引过的让·贝西埃的《诗学史》)，更有应和着英语型的文学批评(如从伊·埃讷甘1888年发表的《科学的批评》到罗兰·巴特1983年发表的《作为语言的批评》)，不过，可以作为法国文论符号的是两样东西，一是圣伯夫所强调的科学性传记批评，二是由诺埃尔与拉普拉斯合作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和维尔曼的《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1865)掀起的跨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前一个方面对德国文学科学的形成有相当的影响，后一个方面对英语世界用文学理论去统合西方文论有一定的推动。然而二者都不是文论的总名。而英语文论则在criticism(批评)中大步前进，开出了自己在西方文论中的一片天地。从蒲伯的《批评论》(1711)到阿诺德的《批评在当前的作用》(1864)，再到瑞恰兹的《文学批评原理》(1924)， Criticism一步步地成为英语文论的总名之大旗。而兰色姆的《新批评》(1941)及声势浩大的“新批评”队伍，无非是让criticism的旗帜更为招摇地高高飘扬罢了。在criticism的大旗下，英语世界推出了一个个理论体系：新批评之成势，因兰色姆提出了“本体论的批评”而应者云集。“本体”当然是基本性的和理论性的。兰色姆、布鲁克斯，燕卜逊、退特等都是围绕着文学性这一根本的理论问题，推出了各具特色的作品理论和细读理论。与“新批评”不同的理论家，同样用criticism的名号，呈出了一个个的理论体系：温彻斯特的《文学批评原理》(1899)是体系性的文学原理著作，对文学的本质、范围、原素、类型，一一进行了论述。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其批评传统》(1953)，也是体系性的文学原理著作，在第一章“批评理论的总趋向”中就提出了“世界、艺术家、作品、欣赏者”的理论结构。弗莱的《批评的解剖》(1957)同样是体系性的文学原理著作，从模式、象征、原理、修辞四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三、文学科学：德俄世界的文论总名
大陆理性主义不是像英国经验主义那样，面向具体的现实而总结出一般理论(这样criticism既具有经验性质，又具有对经验进行总结的理论性质)，而是重视基本原理和整体的体系性，这也是science(科学)一词的原意，该词来自拉丁语 scientia，意思是knowledge(知识)。从亚里士多德始，科学就讲究逻辑、理性、体系。因此，德国文论的发展，没有走向“文学批评”的招牌，而是升起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学科学)的帅旗。文学科学一词，最初出现在麦登(Theodor Mundt)所著《现代文学史》(1840)的绪论中(滨田正秀3)，谢勒尔(Wilhelm Scherer)在《德意志文学史》(1880-1883)中则对之进行了理论性和方法论的运用。③“1887年，E.格罗斯以《文学科学：它的目标和道路》为题作了一次讲座。E.埃尔斯特写出了系统的两卷集论文《文学科学的原理》(第一卷，1897，第二卷，1911)”(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40)。从文论的演进总势来看，德国之所以形成文学科学，在于如下几点：首先，在美学(艺术哲学)的框架里，要把文学研究与其它艺术门类不同的特点体现出来；其次，法国的实证科学在艺术领域的运用对德国产生了影响，即要让文学研究具有科学的严格性；第三，德文里的wissenschaft(科学)一词与英语的science强调的重点不同，狄尔泰提出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与Naturwissenschaften(自然科学)完全不同，后者属于客观的必然律，前者与主体的理解与解释相关；李凯尔特提出，人面对客体和世界有两种方式：自然科学的一般性思维与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的个体性思维。用一般性或普遍性去思考，客体生成为一种抽象性的本质，用文化科学的特殊性或个别性去思考，客体呈现出历史和现实的丰富性。这里自然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科学三词用了同一个wissenschaft(科学)，强调的都是逻辑、理性、体系。而在英语世界的学术术语演进中，science只指自然科学(顶多延伸到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可计算性的社会科学)，因此，当德俄的文学科学译成英语，韦勒克用的是literary scholarship(文学的学术研究)，强调的正是与德文原词神合的逻辑、理性、体系。由于对逻辑、理性、体系的强调，德语的文学科学主要体现为文学理论(基本原理)和文学史(文学演进规律)的研究，而批评则是面对现实的文学现象，其因带着更多的关联和偶然，受到学术研究的轻视而成为新闻记者们去干的行当。
俄国的现代崛起，思想上深受德国影响，在文论上，体现为从别林斯基等的黑格尔型思想到普列汉诺夫、列宁等的马克思型思想的发展，因此，当德语的文学科学传到俄国，自然成为俄语文论的总名，只是把德语变成了俄语的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文学科学)。苏俄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因此，文论以文学科学为总名，可谓堂堂正正。20世纪初期苏俄，有两大派文论，一是以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形式派，二是以佩列韦尔泽夫为代表的社会-革命派(还有以巴赫金为代表的另一支脉隐约地存在，可略去)(哈利泽夫198)，佩派的A.A.斯米尔诺夫有《文学科学的道路与使命》(1923)一文，突显了社会-革命派的理论走向。更重要的则是，佩列韦尔泽夫本人之后很快推出的《文学科学导论》(1928)。从斯大林时代到后斯大林时代再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时代，苏俄的文学科学理论著作不断地与时俱进。代表性的论著，前者有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三卷)(季氏在书中说，文学原理就是文学科学)，谢皮洛娃的《文学科学概论》(1956)(中文版译为《文艺学概论》)等，中者有苏尔科夫主编的《简明文学百科辞典》中的“文学科学”大型辞条(1967)等，后者有哈利泽夫的《文学科学导论》(1999)(中文版译为《文学学导论》)等。如果说，德国的文学科学突出的是美学性和学术性，那么，苏俄的文学科学强调的除了美学性和学术性，更根本的则是政治性。文论家的任务与哲学家一样，不只是解释世界，更是要改变世界。因此，德国文学科学中被边缘化的文学批评在俄语文学科学中取得了重要的地位。谢皮洛娃在《文学科学概论》中说：“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文学科学，由三个主要部门组成。文学理论，包括关于文学社会的意义，文学现象的社会实质以及文学的特性的学说；研究文学发展的规律和文学创作的基本形式特点。它的任务还在于：科学地制定研究和评价文学现象的一般方法，建立处理具体的文学材料的原则。文学史是在研究和评价各民族文学的进展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对文学材料和文学现象加以历史的系统化。文学批评的任务也是极其重大的。它是文学科学中最直接参与文学发展过程的部门。因此，在文学史中也特别包括有文学批评史。文学批评继续着文学发展过程的研究，研究文学发展的现阶段。它和最新的文学现象平行发展，根据当代的思想任务阐明这些文学现象的意义，把这些艺术现象的性质与社会的、时代的美学要求联系起来”(1)。这里，是文学批评让文学具有了体现时代价值的当代性和改造社会的功利性。而进入俄罗斯时代之后，文学批评又开始被重新定位。哈利泽夫在《文学科学导论》导言里谈文学科学的性质时，只讲了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在正文里，文学批评被放在“文学功能”一章中的“文学的接受-读者”一节里，仅为一目，而且认为文学批评既有学术性的一面，又有主观性的一面。文学批评的位置从苏联时期的高位跌落，有向德国文学科学趋同之势。在德国学人诺伊豪斯(Stefan Neuhaus)的《文学科学概论》(2003)一书中，同样没有文学批评的位置。虽然德俄的文学科学还有甚多的不同，但在这一点上的趋同，其背后的文化和思维动向，耐人寻味。然而，因在苏联曾长期存在并有巨大影响，文学科学(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的三分结构，对世界文论(包括对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产生了广泛影响。
四、文学理论：英语文论统一天下的雄心
在西方文论中，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和德俄世界的文学科学是两大主流，但还有其它的思路，比如意大利的克罗齐《美学原理》(1902)就曾用“直觉即表现”重树美学中心，同时也重立文论中心，并在英语世界有自己的回响，即科林伍德的《艺术原理》(1938)，当然这一思想只停留在美学(艺术哲学)上，而未形成相对独立的文论形态。又比如法国的结构主义，与俄国和捷克的结构主义交汇，形成叙事学的强大阵营，影响了整个西方文论内容的书写。这一由彼得堡-布拉格-巴黎逶迤而来愈滚愈大的思潮，对英语世界的批评理论最大的影响，不仅是在文论内容上重新重视理论，更在基本概念上开始重审理论，而理论的高扬正好契合了英语文论一统天下的雄心。韦勒克、沃伦推出的《文学理论》(1949)把英语圈外之人感到经验成分甚浓的literary criticism(文学批评)改换为规律味道很重的literary theory(文学理论)，正是要用这一英语型的文学理论去统合整个西方文论。在书中，他们一是写了“比较文学、总体文学、民族文化”一章，把由法国人提出并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美国引起巨大回响的比较文学潮流纳入进来(在一定意义上，比较文学在不同文学之间寻求共同规律走向，对英语文论的企求一统是一种激励)；二是专门写“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一章，其对德俄文论的针对性是明显的，而且在书中明说，德俄世界的“文学科学”不恰当，而“文学理论”一词，除了是文学的原理、范畴、判断标准之外，还足以包括必要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理论”(韦勒克 沃伦31)。虽然韦勒克、沃伦是从新批评的角度去使用“文学理论”这一招牌的，但其一统天下的宏愿在英语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整体演进里，含有历史的内在逻辑，正如网上英语维基百科“文学理论”辞条所说：当代意义的文学理论溯源于20世纪50年代左右，即为前面所讲多种合力的结果。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理论”这一概念从美国的几所名校(约翰·霍布斯金大学、耶鲁大学、康乃尔大学等)开始向外传播，虽然有从70年代开始的理论和反理论论争持续伴随，但到80年代，这一概念已经遍及整个英语世界。几乎所有大学的文学系都把“文学理论”纳入到课程体系之中。④大概是为了抬高“文学理论”的重要意义，弗勒(Roger Fowler)在《文学与批评百科全书》(1999)“文学”大型辞条中，甚至说，“‘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的话语，在传统上一直被称为‘诗学’，近来更多地叫做‘文学理论’”(弗勒3)。这里，批评阶段被忽略，文学科学被遮盖，整个文论的演进，成了由古代的诗学到而今的文学理论。然而当英语世界欲以“文学理论”来称霸文论界之时，西方文论却正面临着巨大的统合困难和理论危机，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20世纪初以来的西方文论，各个流派虽然在这几点或那几点上相互关联和绞缠，但已经有了各自的理论名号、思维模式、推理方式，很难用一种内在结构将之统一起来，而文学理论的一统愿望要实现，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把各个流派组织在一起，进行具有历史承转和逻辑纠结的“史”的叙述，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1983)就是这样一部著作。但这在非西方学人看来，却名不符实，因此，此书第一次译成中文时，被改名为与其内容“相符”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1985)，当然从忠于原名和忠于原意来说，这样不好，以后的几个译本，都基本照着原书名译，然而如果将之与英语文论在无法统一的现实面前强行统一的历史逻辑联系起来，其意味就显示出来了，伊格尔顿在写作此书之时，后来的流派有的尚未产生，有的还未显赫，于是伊格尔顿在1996年出第2版时，又加进了新的流派。把20世纪以来的文论流派史冠以“文学理论”之名，成为一种著作类型。第二，20世纪以来的文论发展，在英语世界、德俄世界以及法语世界产生了不少为各方原有理论难以融汇的新理论，文学理论欲一统天下，如何将这些不同的理论综合起来，卡勒的《文学理论入门》(1997)显出了另一种方式。在书中，不但“什么是文学”这一文论基本定义，得到质疑性的探讨，而且各流派中的亮点，如英语文论中的语言理论和意义理论，以及最新出现的述行理论，德语文论中的解释学，法语文论中的叙事学，后殖民和多元文化的认同理论，以及与文学批评有所交织的文化研究，都被并置起来，进行了主题性探讨。这一从理论的层面而不是从流派的层面进行文论的统合，构成了文学理论的另一种著作类型。第三，20世纪初期以来的西方文论，从俄国形式主义和新批评以来，强调文学之境独立于日常之景，文学语言区别于日常语言，是美学(艺术哲学)产生以来强调美的超功利概念和形式观赏在文学上的体现，而进入到20世纪后期，特别是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之后，文学的演进却呈现了反向流动，文学与社会、政治、文化更加紧密地联系和绞缠在了一起。而在各种理论的并置中，西方文论演进中的一个大题，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被突显出来。卡勒的《文学理论入门》在把各种文论的理论主题并置的同时，也看到了文学走向与社会、政治、文化更紧密绞缠的走向，特别强调了文学理论走向文化研究的趋势，并认为文化研究是既把文学作为文化实践加以研究，又把文学分析的技巧运用到文化的其它领域，还把文学作品与其它论述联系起来(卡勒50)。在这一内容里，让人感到安东尼·伊索普的《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1991)这一论著与米勒在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一书中的论文《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在交汇。这一纠缠既显示了文学理论欲把各种文论予以统合的心路，同时又显示了进行这种统合的困难。然而，不管英语世界用“文学理论”这一概念去进行理论统合是否可行，能否成功，正是在这一统合的行动过程中，“文学理论”成为了西方文论的总名。
五、对西方文论总名的多元与竞争之反思
文学理沦，虽然还包括英语文论在内容上与德俄以及其它文论的竞争中树立自我的动向，但更主要显出的是在名称品牌上一统天下的宏愿。然而，一方面，面对德俄传统，要取得胜利还有很多困难，比如，这一总名与文学科学中三个部分中一个部门的名称重合(在德俄文论中，文学理论只是文学科学三部分之一，文学批评也是三部分之一)，如何消除在语用之中名实之间的大小差异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在英语世界之中，文学理论的普遍化，并没有取代或制止原有的总名(文学批评)的存在，只是形成了一种并置，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并置中，产生了综合二者而来的新总名：批评理论(批评理论的出现，还内含着文学批评与社会、政治、文化批评的新绞缠和新组合)。因此，英语文论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批评理论，就三个词都是文论总名来说，可以互换(当然使用的词不同，意味着对文论内容的理解也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因此，出现了《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塞尔登等编，1985，1997)这样的书，也出现了《20世纪文学批评》(戴维·洛奇编，1972)这样的书，还出现了《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亚当斯、塞尔编，1971，1992，2005)这样的书。⑤这样，在英语文论中，已经存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批评理论三个总称的互相绞缠。这又与德俄文论中的文学科学，形成一种名实之间的乱局。而且，传统的诗学仍然坚持着自己作为文论的总名，由贝西埃等来自法国、加拿大、比利时三国的四位学者主编的《诗学史》就是一个从古到今的西方文学理论史。而且，诗学一词不但自身分裂为二，一为文论总名，一是诗歌之学，而且，还伸向各种文论体系之中，比如，在比较文学潮流中有比较诗学，如米纳(Earl Roy Miner)的《比较诗学》(1990)，再比如，进入到文学科学体系中，一是在文学理论里成了“理论诗学”，“其对象是作品的构成、结构和功能，以及文学的类别和体裁”(哈利泽夫196)，二是在文学史中成了“历史诗学”，如C.H.布罗依特曼的《历史诗学》(2001)等。又比如，由于新历史主义要从历史和文化的视野重新审视文学文本，而产生了“文化诗学”，如斯芬格·格仁布莱特的《通向一种文化诗学》(1987)等。这样，在西方文化的历史演进和多元发展中，由于传统与现在的不同，而有因古代而来的诗学，因英语文论而来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因德俄文论而来的文学科学之分别，又有因跨语言、文化而来的比较文论、总体文论、本土文论等一些既可与各种文论契合，又显出一些差异的话语……因此，整体地看，西方文论的话语，从总名到语别到流派，尚处在一个纷争、磨合、互动的过程之中。
清楚了西方文论演进的主要大线和基本格局，再回省中国文论在现代化进程中与西方文论互动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会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知。中国文论在20世纪初期主要与英语世界的 criticism(文学批评)互动，加上日本人用汉字译介西文的作用，在一种复杂的语境之中，形成了“文学概论”这一总名；在20世纪中期，特别是共和国以后，主要与苏俄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文学科学)互动，加上日本人用汉字“文艺学”译介德国的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学科学)以及对苏俄文论的译介，在一种复杂的语境中，形成了“文艺学”这一中文总名；在20世纪后期改革开放以后，主要与英语世界的literary theory(文学理论)互动，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并置的局面，但由于英语和美国在世界的强势，文学理论已经实际上占有了主流地位。比较一下，共和国前期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苏联学者译著，几乎全为“文艺学”：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1958)，柯尔尊《文艺学概论》(1959)，谢皮洛娃《文艺学概论》(1959)……而改革开放后具有影响力的英美学人的文论译著和中国学人的文论著述，几乎都为“文学理论”。英美论著上面已引，中国之著有：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1994)、陈传才《文学理论新编》(1999)、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2002)、王一川《文学理沦》(2003)、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2004)……不过其它总名也有自己的影响，如以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为代表的比较文学重镇，就屡提“比较诗学”；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文艺学重镇，就大提“文化诗学”……
一旦理解了中国现代文论是怎样在与本就复杂的西方文论的互动中形成自己的面貌的，并与西方文论一道在进行着不断的摇摆，那么，就应该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美学的视野去思考：中国文论应该怎样形成自己的面貌?
注释：
①关于中国现代文论的三次总名变化，参见张法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
②参见让·贝西埃等主编：《诗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史忠义译，2001年)207-446。
③参见埃米尔·施塔格尔：《诗学的基本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胡其鼎译，1992年)译著序第2页。
④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pedia.Nov.2009.9 Jan.2012年〈http://en.wikipedia.org/wiki/Literary_theory〉
⑤Selden，Raman et al.eds.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Prentice Hall Europe：1985，1997，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05；Lodge，David.ed.20 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Manufactured in U.S.A.1972； Adams，Hazard and Leroy Searle，eds.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Thomson Wadsworth，1971，199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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