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三项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莱尔论文,第三条论文,三项论文,道路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9月，英国首相、工党领袖布莱尔以异乎寻常的钟情发表了题为《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主张》小册子，与此同时，在他和克林顿倡议下世界上一些中左国家领导人汇集纽约，举行了以“第三条道路”为题的国际研讨会。随后仰慕布莱尔路线的德国社民党人施罗德上台执政，意大利左翼民主党人达莱马入主组阁，这一切使以中左为特征的“第三条道路”不仅成为欧洲最时髦的话题，更对包括美国和俄国在内的全球政治生活产生十分引人注目的影响。
众所周知，“第三条道路”在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中并不是什么新词汇，它早就是这些党标榜自己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的口号了。布莱尔第三条道路虽然强调自己介于新自由主义和传统民主社会主义之间，但并没有离开既批判资本主义又批判共产主义这个立场，并没有改变改良主义实质。然而，如果以此断定布莱尔的主张仍是旧瓶旧酒，毫无新意，那就有失偏颇了。因为，第三条道路在布莱尔主义中确实含有一些新思路、新观念，对英国工党而言尤其如此。这种新意不仅体现在其外延的扩大，例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生态问题，更体现在其内涵的变化上。在这里我们把它归纳为三条原则进行阐述和评析。
一、变革和创新原则
变革和创新是布莱尔讲得相当多的一个话题，从变革的必要性、对象到手段或方法，他都十分关注。
1.变革和创新是时代的要求
从8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世界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推动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以令人眼花缭乱的状态变化着，知识创新一日千里，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当东亚以中国为突出代表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美国以执高科技牛耳再塑超级大国辉煌时，欧洲在这轮竞赛中却一度相对落后了，英国则更是日趋衰败，不仅一个世纪前世界首富之誉早成过眼烟云，连1979年排名13的地位也没能保住，到1995年已滑落至18名。迎头赶上，“让英国成为21世纪真正富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成为布莱尔的所思所想，成为他力主变革、创新并推出第三条道路的重要依据和原动力。
除了扭转经济颓势外，填埋全球化显露出而新自由主义使之加深的陷阱，迎接和平、发展、环保和金融监控等全球问题的挑战，解决社会底层大规模失业、贫困和边缘化加剧问题，消除社会中间阶层对教育危机、家庭解体、道德沦丧、犯罪增加、经济滑坡、环境恶化的焦虑不安，鼓舞英国人民的信心，挖掘振兴英国的潜力，是布莱尔极力倡导走变革之路的又一深层原因。
总之布莱尔认为，时代在变，世界在变，处在当今时空中的英国必须跟上全球变革的大潮。但是主张新自由主义的保守党既无变革之意，也无变革之能，任务只能落在工党身上。然而传统的旧工党是无力担当起这一重任的，工党必须变革。一句话，只有以创新精神造就一个勇于创新的新工党，才能造就一个新英国。
2.工党的理论变革和组织变革
布莱尔坚信，没有新工党就没有新英国，因而十分看重工党自身的变革。他一再告诫全党：“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将会死亡，工党是生机勃勃的运动而非一座历史纪念碑。”（注：布莱尔著：《新英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那么工党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变革呢？首先不是具体的方针政策，而是指导思想、指导原则。
工党要拿出改造英国、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方案，靠与时代脱节的旧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因此，造就新工党必须有理论上的突破，这个突破口就是改变英国工党执行了80年的、含有“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关于公有制的党章第4条，代之以“关于社会、社会正义、民主、平等、伙伴关系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就是通过这种替代，使工党从一个追求“制度社会主义”的政党变为追求“价值社会主义”的政党。（注：“相关利益者”原则和“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原则也是工党理论变革的重要内容，后面将分别加以论述，在此不再赘言。）
实际上，由制度社会主义向价值社会主义的转变是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普遍特征。以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问世为标志，德、奥、荷、瑞典等中北欧社民党就基本完成了这一转变。当时以盖茨克尔为领袖的英国工党“修正主义派”也曾向党章第4条发起攻击，但由于受到绝大多数工会集体党员的强烈反对和抵制而未能如愿。今天布莱尔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是在补这一课。
为什么一定要补这一课呢？布莱尔认为，时代要求是根本，但从党派政治角度进一步分析则可以看到，一是工党历史反思的结果，即人民“一次次地拒绝让工党上台执政使我们幡然醒悟”，认识到“我们混淆了手段和目的，让经济处方遮掩了它所服务的目标”（注：布莱尔：《新英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7、68页。）；二是现实的教训，即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表明，道德伦理价值观远比经济教条有生命力，是“唯一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东西”；三是唯此才能建立中左政治的共识，因为中左政治需要的既非旧式左派，也非新式右派，它不能以一套教条替代另一套教条，它需要一套适用于任何时期的、既有坚定性又能对变化的时代作出反应的原则，而具有“共同人性”的基本价值观就是这样的原则。
老工党过时的意识形态需要变革，可为什么长期以来总是变不动呢？布莱尔断定问题相当程度上出在党的组织结构方面。他认为，工党组织传统上主要由大的工会派别所主宰，它们理所当然地应该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随着生产者的利益一个世纪以来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分散化，随着群众性工运活动的趋弱和消失，工会不再具有传统的代表性，它的干部日益官僚化，党的机器变成了一个空壳和派系斗争的场所。因此，布莱尔从一当上工党领袖起，就致力于组织革新。其根本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普通党员积极性，为此他不仅大刀阔斧地改集团投票制为一人一票制，还大张旗鼓地在党内营造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氛围，吸引青年和妇女入党，并重用他们。现在工党主席是妇女，全国执委会一半成员是女性。
对于工党变革组织基础和意识形态是“抛弃原则”的指责布莱尔回答说，党的原则就是党的价值观，建立一个以共同“价值观”而非只以“阶级”为基础的支持者群体，恰恰表明了新工党摆脱旧时代束缚和面向未来的勇气和信心。
3.变革需要求实和勇气
布莱尔认为，社会主义的运作“不是通过干巴巴的学术理论或学生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而是通过每一个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能获得实实在在令人满意的生活。因此，一切变革都要从实际出发。党章第4条长期获得图腾的地位而不能改变，就是因为“没有实事求是”。
第三条道路是一种新政治，它意味着开诚布公和讲求实际，它不因是其他政党所做的事就一概反对，也不因是自己曾主张或做过的事就无保留地坚持。当然，敢于面对实际说“是”或“不”，敢于除旧布新，必须有足够的诚信和勇气。在布莱尔执政一年半后的工党1998年会上，面对党内外对改革的种种非议，布莱尔在呼吁人们理解和支持他时重申了义无反顾的改革决心，在主题讲话中27次提到“挑战”一词，并把1999年称为“挑战年”。面对新政府支持率下降的指责，他对党内老左派发出警告，断定“政府受欢迎比不受欢迎好，但不受欢迎比犯错误好”，而不改革就是犯错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注：新华社伦敦10月4日电。）
二、相关利益者原则
这条原则是最能体现布莱尔第三条道路“中间”特色的原则，正是因为有了这条原则，第三条道路才又被称为“新中间道路”。这里就此项原则的含意，在各个领域的实施及其根据作一分析。
1.从“通吃”到“双赢”
“通吃”是博弈论中的一个概念，又称“全赢”，表示在一盘棋局或赌局中，胜利的标志是以不妥协精神将对方杀死或吃尽，它意味着一方利益的“得”以另一方利益的“失”为前提；“双赢”则是“通吃”概念的反其道而行之，它不将自己的“赢”建立在对方的“输”上，追求的不再是单独一方的欢笑或占上风，而是力图通过满足对方的合理需求，在双方的理解、沟通、默契、合作的握手言欢中实现利益均沾或共享。所谓相关利益者原则追求的实质上就是一种双赢境界，堪称与双赢异曲同工。
从历史上看，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或英国工党长期崇尚的理念从根本上讲是“通吃”。尽管它们很早就从主张暴力革命转而主张议会道路，但这只是从使用武力到使用选票这样一种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结果资产阶级对手的初衷有实质性改变，工党党章第4条坚持公有制就表达了通过剥夺资本家实现工人阶级利益的愿望。后来，在50年代末社民党人掀起的“非意识形态化”浪潮中，德、奥等社民党率先向“双赢”迈进，德国社民党以“混合经济”和“劳资共决制”替代公有制的主张，奥地利社民党在政府、企业和工人间建立“社会伙伴关系”的做法都反映了这种意向。但这时的做法如果说还缺乏足够的理论论证，还只是一种常常引起争论的不稳定形式，还往往给人以手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的话，那么今天布莱尔的相关利益者原则对“双赢”则有着更充分的认识和更清晰的勾画。
在布莱尔看来，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今天既竞争也合作，既关心自己的幸福也对他人幸福感兴趣。你焦虑不安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你卧病在床的父母也是我的父母，你失业在家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这种真切而不是抽象的人性就构成了人们乐于团结互助和建立伙伴关系的基础，而相关利益者原则既是对这种人人为社会、社会为人人关系的描述，也是建立“使每个人都有权益，每个人都在参与”这样一个社会新秩序的保证。
2.相关利益者原则的运用
布莱尔认为，相关利益者原则无论对于建立新工党还是对于建立新英国都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从建立新工党方面看，就是要从大多数人利益出发，超越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超越执着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派”，以及视公共投资、社会和集体努力的想法为洪水猛兽的“新右派”，建立一种现代形式的新社会民主。（注：见路透社伦敦1998年9月21日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布莱尔使用的是“超越”，而不是过去讲第三条道路时常讲的“不同于”或“区别于”。这显示出过去的侧重点强调的是排斥和批判，是争斗中的惟我独尊，而新的侧重点则是求团结求理解，强调的是两种传统思想之间没有必然冲突，是“打破传统的左派、右派的分界线，停止长期以来使我们的政治走向两极分化的无谓争辩，从而开拓新的领域”。（注：《新英国》，第344页。）
从建立新英国人与人之间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关系看，相关利益者原则也极为重要。从经济上讲，要顺应全球变革大潮，实行对外开放的国际主义，支持欧洲统一和自由贸易，防止闭关自守的狭隘民族主义；要在全社会——政企之间、雇主和雇员之间、公营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使所有利益都能在充满活力的市场中得到公平分配，所有个人得到享受和创造人生成功的机会。从社会上讲，就是要消除不平等现象，改变趋于分裂的社会状况，使人民在充分就业、获得公平教育、享有合理住房及消除犯罪中，在家庭和社区建设中获得安全和幸福。从政治上讲，就是要通过分权和信息公开改革政府和议会，改革国家体制，在政府和人民间建立富有凝聚力的融洽关系，使各族人民都能享有自由民主权利和管理国家权利。
人与人利益共享关系需要超越市场的社会道德标准支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需要这样的支撑。换句话说，人与自然的关系理所当然地也应受到相关利益者原则的制约和垂青。1996年，英国工党曾发表《受托于未来》的环境政策声明，针对老左派的认识误区强调环保和社会公正能同时实现，针对新右派的认识误区指出采取较高的环保标准能增强而不是削弱竞争力，核心论点是在全球范围和全人类中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环境、经济和社会公正并驾齐驱、各得其所、休戚与共。
3.水到渠成的共识
相关利益者原则之所以受到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青睐，同变革和创新原则一样也是时代的呼唤和所谓“后现代精神”的体现。
首先，科技革命的发展引发了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强调通过集体斗争方式捍卫自身利益的产业工人的数量迅速减少，注重个性、注重后物质利益的新中间阶级急剧膨胀。这自然使长期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劳资矛盾的重要性下降，而全球大市场的形成一方面使能够快速流动的资本与难有相同便利的劳方相比处于明显优势，从而迫使后者作出更多妥协；另一方面面对全球竞争的惨烈，资方又不得不通过更有人性的企业文化调动雇员的积极性。劳资双方这种在外力作用下的“利益相关”往往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作出携手并肩迎接竞争的努力。
其次，核武器、生化武器威胁，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显现，人口爆炸、难民狂潮频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肆虐，南北矛盾、西西争斗发展，以及道德沦丧和恐怖主义盛行等等消极因素的滋生和漫延，使得人类面临困境，世界难以安宁。然而就在全球危机把人类逼向死角的时候，全球忧患意识和后现代观念也在快速形成。人们日益认识到，在地球村生活的人类相互依存，个人的利益和他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整体的利益是分不开的。人类要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问题，走出自己设下的陷阱，唯一的途径就是全球协作，即只有超越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的差异，克服因自身眼前利益差别造成的分歧，以人类整体的长远利益为重，相互配合，同舟共济，才能达到拯救自身的彼岸。
最后，左右趋同的发展。以英国为例，左右两派在斗争中就呈现出一种相互否定中有肯定的发展态势。从1918年工党以党章第4条在自己和自由主义之间画出一条分界线开始，尤其在二战后一段时间，集体主义和社会福利制度就在工党的努力下扩展，政府的权力和影响亦在扩大。到70年代末，社会反向运动的作用使右翼力量日益增强，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更成了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进行清算的年代。但这并没有妨碍右派口头上否定实际上相当程度接受社会保障制度，这从撒切尔夫人上台后15年里英国领取收入补贴的人增加了两倍就可略见一斑。同样，左派在反击右派时承认了有必要引入市场经济，并最终放弃了对公有制的厮守。这种状况发展到今天，虽然并不意味着左右派之间重大分歧已不复存在，但由于以上论及的两点原因，这些分歧往往被认为可以纳入更广泛的、甚至超越左右概念的共识中。
三、“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原则
“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是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座右铭，也是这条道路中最具有特色的原则。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它最能体现布莱尔主义在整个社会民主主义中的位置。如果说修改党章第4条是英国工党在补向价值社会主义转变的课,相关利益者原则是该党在德奥等社民党伙伴关系论基础上的延伸，那么本原则则体现了社民党阵营中一种对左翼传统反思甚至开刀的倾向，是对民主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及其实践的又一重大和明确的补充。
1.“责任是工党的价值观”
自从德国社民党《哥德斯堡纲领》确立自由、公正、互助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后，这些基本价值观念几乎30年保持不变，只是科技革命发展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和苏东剧变才迫使社民党人对它进行了反思和补充。现在看来，这一补充有两点，其一是对生态负责；其二就是在享受权利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在这后一点上布莱尔是社民党人中最积极努力，也是走得最远的。
长期以来，老牌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是不谈责任，但它谈的通常只是国家或集体的责任，即国家有责任保障公民享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权利，对个人回报社会的责任却鲜有提及，进而还生成一种左派个人主义或曰社会个人主义，把尽享社会和集体带来的好处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承担义务则是额外的、多余的。新右派与此相反，强调“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谓的社会”，个人是唯一的社会行为者。它对个人责任大加赞誉，但这里谈的不是对个人行动负责，而是只对个人自己负责，充满狭隘自私性。布莱尔超越“老左新右”，认为责任是健全社会的基石，它是个人的，又属于社会。社会行动的目的不是要用社会或国家的行为代替个人的责任，而是要通过改善社会来促进公民个人自我完善的实现。与此相应，作为个人都要积极回报社会的关爱，为社会和他人承担义务，真正实现基于现代意义的社会公正——“有予有取”，即机会、权利共享，风险、义务共担。
2.责任是社会福利制度等方面改革的关键
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一向是西欧社民党的邀功之作，它也确实十分耀眼过。然而当它跃上从摇篮到坟墓大包大揽的高度，而救济增长在它和高工资、高税收拖累下又跟不上时，各种批评也就接踵而至。不言而喻，如果这项重中之重的功绩被抹平，不用说社会福利制度，连民主社会主义自身存在的理由都将大打折扣。面对挑战，社会民主党人决心进行改革，目标是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的统一，权利和义务、责任的统一。布莱尔是这一改革最为积极的倡导者，坚信“只有进行福利改革才能使福利国家得救”。
改革手段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观念的调整。这就是，在坚持享有社会福利帮助是公民合法权利的前提下，强调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同时存在，强调团结互助的作用是通过提供帮助实现自助，强调各尽所能、人尽其责，国家不应该去操办一切。在这里，核心是变“授人于鱼”为“授人于渔”，即努力提高愿食鱼者的捕鱼积极性和捕鱼能力。比如放到失业者身上，资金支持的重点就不应是简单地发放救济金，而应是促使当事人学习新技能，接受新工作或冒险进行新创业。这是注重保障和风险合理平衡的一招，具有使人奋进的积极作用。
福利国家改造堪称布莱尔责任观的点睛之笔，但第三条道路新说的奉行者无意把这个原则仅仅局限于福利获得者，而是认为它适用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党派和每一个政治经济主体。比如，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作用方面，在各民族关系方面，在专家与市民的治国作用方面，在资本运作的规范与管理方面，在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在联合国改革和管理方面等等都适用。
3.家庭、社区观念与责任感的培养
为了建立一个人人享有机会又积极奉献、自重又尊重他人的社会，布莱尔十分看重责任感的培养，并主张从融洽的家庭观念着手，再扩展到社区，进而扩展到社会的广泛领域和国家。
家庭之所以能成为责任启蒙的基地，责任感之所以能在温馨的家庭中生成，是因为人们正是在家庭中学会自尊和尊敬他人，正是在家庭中学会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持，正是在家庭中享受到体谅、温暖和学会忍让及替他人操心，正是在家庭中塑造了自己的人性，发展了对自我和他人应具有的道德意识，正是在家庭中第一次感受到没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自由只有在负起不妨碍他人自由的责任时才能真正获得。
社区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社区的一员，类似的问题、相近的兴趣和共有的社区感往往容易使他们联系在一起。人们既独立自主又相互依靠，个人被置于社会之内而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权利和责任的相连，一方面使个人自由能在强大团结的社区中得到促进，抱负得到鼓励；另一方面个人为社区尽责，既能享受到超越自私自利的崇高感，又能和改善的社区一起得益。正因为社区这个集体允许更为开通、实际上也更为合理的“尽责利己观”存在，能够促进而非妨碍个人的发展，布莱尔将现代社区主义哲学视为工党的基本原则，视为社会民主全部理念的重要来源，并认为这“在狭隘的个人主义和旧式的社会主义之外另辟出一条新路”。
四、初步的思考与评析
通过对布莱尔第三条道路原则的归纳、分析和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放在一起比较、思考，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一些看法：
第一，布莱尔道路更具现代活力。这从它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有新的侧重点就可以看出来：以往的第三条道路重点解决所谓共产主义不民主、嘲弄人权和资本主义把所有权置于人权之上的不公正问题，而今天的第三条道路更注重解决传统左右两派分野所不能涵盖的现代问题。如布莱尔思想顾问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言，它的政治总目标是帮助公民安然度过现时代的主要革命——全球化、个人生活的种种巨变，并协调人类同自然的关系；或者说是通过改革创新建立新工党，建立新英国。由于找到了这些新任务，布莱尔道路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两线作战、抵制左右夹击的被动局面和左右难以逢源的灰溜溜折衷形象，凌驾于超脱左右争执的新制高点之上，变多少总让人感到有些消极的中间立场为独树一帜的“积极的中央”。
第二，布莱尔道路的政治定位是中左。这条道路虽然由追求工人阶级解放的制度社会主义转变为追求超阶级的价值社会主义，虽然它以相关利益者原则为指导，否定完成自己面临任务的主体要有特定的阶级内容，表现出积极依靠新中间阶层和吸引右翼传统势力范围——工商界的倾向，虽然它以责任观为原则力图大刀阔斧地改革以救济贫困阶层为主旨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虽然这一切表明它在一定意义上是确实向右转了，但是我们既不应把它归入右翼，也不应称之为右翼的变种。客观地说，新工党确实是一股不同于右翼保守党的中左力量，它没有也不会与过去一刀两断，社会公正和解放性政策仍旧是它关注的核心。布莱尔反复强调，“工党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关心我们经济和社会中的受害者……是我们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要素之一”。他认为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并行不悖，“最贫穷的人关心的种种问题，如工作、犯罪、教育等，同样也是夹在中间阶层人士所关心的”。另外，他甚至想到，由于在未来的知识经济中谁掌握知识和技术，谁就拥有财富。因此要“向大众推广几乎具有无限潜力的新技术”，以避免知识贫富引起的阶级分化灾难。
第三，布莱尔道路的发展前景。如本文开头所述，这条道路从布莱尔一推出就显示出咄咄逼人的发展势头，除了轰轰烈烈的声势和热热闹闹的理论探讨外，更在1998年11月22日通过了由欧元区11个社民党人执政国签署的名为《欧洲新道路》文件。文件主张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称“我们应当同世界化一道前进……我们是国际主义者，而不是孤立主义者……我们应当帮助市场运转和排除自由贸易的障碍”。关于国家的作用文件称“国家只在市况不佳的地方进行干预……公用事业只在私人的供货较贵的地方发挥作用”。这些被舆论界称为“欧洲新社会主义”的主张明显带有布莱尔主义色彩，因而也被认为是对新中左道路的一次较为广泛和有一定实质意义的认同。
但是布莱尔第三条道路并非坦途，它淡化和变革意识形态的努力并没有消除传统右翼对它的怀疑，认为它不过是伪装了的“老工党”；也没有消除传统左翼对它的指责，认为它“基本上是保守主义的货色”。应该看到，尽管新中左道路得到一定认同，但在民主社会主义内还很难说已占有统治地位。例如布莱尔最为看重的福利制度改革就在英国工党内遇到不小阻力，不仅许多党员对工党把立足点由下层群众移到中间阶层表示失望，而且工党的一些议员甚至阁员也多有不满，以致布莱尔在执政一年后不得不将原有的社会保障大臣更换为更年轻、更愿意理解和执行“旨意”者。又如从欧洲范围看，法国等地中海地区社会党显然更为传统一些，就是以德国为代表的中北欧社会党由于党内相对传统的势力仍较强大（虽然德国社民党主席拉封丹今年3月突然辞职减轻了对总理施罗德的掣肘作用），也难和布莱尔完全一起走。例如继《欧洲新道路》之后12月的维也纳首脑会议就没有把福利制度改造和产业结构改革列为优先任务，而是突出国家干预，强调创造市场需求，重视收入再分配对促进增长的作用，把就业作为要解决问题的重中之重。
总之，布莱尔第三道路困难很大，但毕竟已经推出，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影响完全可能更加深入和广泛，对此不应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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