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中国北方的农耕与游——对两种文化关系及发展趋向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农耕论文,中国北方论文,古代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具有完整意义上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二者间的交融与冲突曾直接影响着王朝盛衰、世代隆替，同时，也左右乃至规定了它们自身的发展方向。就历史而言，农耕与游牧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秦汉以前，两种文化圈均未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相互间的接触是零散的、间断的；秦汉以后，中原和塞外各自形成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两种文化间建立起比较稳定、全面的接触关系，其特点是游牧南进与农耕重心南移；降及清朝，“大一统”的政治环境、游牧对农耕依附的加强，传统农耕区人多地少局面的形式，都促使农耕文化全方位地推向长城以北的大漠地区，以和平的方式，交融汇合，蒙古与内地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趋势。
【关键词】文化圈 民族融合 一体化
本文将对古代中国北方农耕与游牧的关系作初步探讨，并对两种文化在不同时期的扩散或发展方向予以粗略分析。
一、两种文化圈的出现与政权对峙
文化圈是特定文化比较稳定的存在区域，其内部具有相对统一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社会组织形态。中国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农耕文化在夏朝即具雏形，《论语·宪问》云：“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汉书·食货志》说：“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①代夏而起的商本属东夷，经辗转迁徙至河南东部以后，发展了农业生产，甲骨文中有“王大人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的记载，在殷墟出土的石斧、石刀也反映出耕作已成商人普遍的生产方式。在商末兴起的周是以农业著称的部落，它为抵御西北游牧的骚扰曾进行过艰苦的斗争，其首领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②在公元前11世纪，周卒以农耕强盛，灭掉商朝，并将农耕文化的影响扩大到长江中游，形成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波及吴楚的农耕文化圈，在其内部通过宗法制的分耕建立了初步统一的政治经济制度，井田制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生产方式。尽管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分裂割据，但作为各国共同存在基础的农耕文化却在彼此竞争中获得长足进步：铁器使用日益广泛，牛耕开始推广，农学理论出现，学术繁荣，百家争鸣。秦汉时期，随着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以及儒家独尊地位的形成，中原农耕文化不但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开始在意识形态、道德风尚等诸多方面以一体化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
北方游牧文化圈的出现年代，迄今为止尚无确切资料，但有关游牧部落的活动却史不绝书，如甲骨文记载：公元前1310年前后，由商王武丁率领的军队曾与北方异族展开长达数年的战争，将其阻于边塞以外，这一民族即是名扬后世的游牧部落鬼方。战国秦汉时，匈奴成为北方游牧的主体，约在秦末汉初（公元前209年稍后）③，单于冒顿歼灭东胡，西击月氏，南并楼烦，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第一次在今天的蒙古高原建立了相对统一的政权，《史记》称：“自淳维以至头曼千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④由此可以推断，在公元前13世纪以前，蒙古高原就已成为游牧民族生息繁衍之地，降及秦汉，形成一体化社会形态，开始以统一姿态与南方农耕文化并存。
冒顿统一塞北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异常深远的意义，它使中国在具有两种不同类型文化形态的基础上，出现了两种长期对峙的政权组织，即“南有大汉，北有强胡”。尽管以后中原和漠北都有过人世代谢，聚散离合，尽管元朝曾有过短暂的大统一，但总的说来，清朝以前，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从未得到根本改变。
政治是文化的产物，人们的政治行为总受着一定历史传统的制约，但另一方面，不同的政治制度、政治格局也影响乃至规定着文化的发展方向。农耕与游牧，不但在物质资料、生产技术上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且在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冲突与对立。在古代政权并立的分裂条件下，文化间的冲突往往通过军事攻伐得到解决，文化间的相互依存往往通过民族间的征服与掠夺得到体现，因而清朝以前，战争常常成为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的特殊杠杆。
二、文化接触带与军事攻掠
一般认为秦长城是农耕与游牧两大文化圈的分界线，固然，长城沿线能反映两种文化形态在地理上的过渡，古代中原统治者也希望它能成为政治、军事的分水岭，如汉文帝曾致书匈奴单于：“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南，冠带之宝，朕亦制之”。许以金帛、丝絮以求安好。然而，数年之后，匈奴即“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⑤事实上，文化冲突与交流不可能局限于狭隘的分界线。清代以前，政权的对峙，双方利益的依存与对立都促使游牧民族一次次突破长城，驰骋于长城以南、黄河以北（或以西）的广大地区，通过暴力的征服、劫掠或和平的贸易等种种方式，将这一辽阔地带变为两种文化交流、冲突的主要场所，即所谓文化接触带。
如果我们单纯把游牧民族的南进看成是一种军事征服或掠夺，那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从较深层次上讲，这种南进是游牧文化寻求对外接触以维持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动力作用的结果。由于游牧民族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这就使他们的经济生活受着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条件的严重制约，“他虽然成功地征服了这种可怕的环境，这个环境却也在暗中把他变成了奴隶”。⑥因畜牧产品不如粮食谷物易于保存，所以游牧民族往往缺乏农耕民族那种顽强的抗灾能力，当灾荒发生，饥饿、死亡便接踵而至，经济文化均面临着崩溃的危机。
避开灾害因素不谈，单纯游牧本身也不能满足因人口增加而不断扩大的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于是粮食、布帛等农产品就成为畜牧产品的必要补充，而这只能从南方农耕圈中获得。汉代，匈奴不断入关，获得财物是其重要动机，文帝时晁错说：“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⑦匈奴单于在致汉帝书中也直言不讳地说：“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万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也。”⑧当时著名的和亲政策之所以能减少边患，与其说是“昆弟”姻亲关系的制约，还不如说是“絮、缯、酒、米、食物”的诱惑，故武帝初年“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⑨。继匈奴之后千余年兴起的蒙古帝国，对欧亚各国，尤其是对农业民族的掠夺，是其迅速勃兴的重要原因，例如：1211年，当成吉思汗第一次进攻华北时就肆行抢掠，据《蒙古秘史》载，时金人战败，成吉思汗令金主犒师，将金银、缎匹等财物搬出中都。“我军尽其力驮缎匹财物，以熟绢缚其驮而去矣”。⑩
如果说古代游牧对农耕在经济上的依附性决定了它在文化接触中的主动性的话，那么游牧民族在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则为这种主动性的实现提供了必要前提，从而决定了文化接触带的位置。在历史上，游牧民族以行国著称，勇猛强悍，战斗力远较处于分散定居状态的城国─—农耕民族为强。正是这种尚武习俗与军事优势使它得以把对农耕地区的经济依附变为军事攻掠，把以冲突、劫掠为重要内容的文化接触带限制在农耕文化圈内。
游牧民族的主动进攻必然给定居的农耕居民造成巨大的压力，文化上的强烈优势感与军事上的相对软弱结合起来，迫使他们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防御姿态。古代著名的长城正是中原统治者“别内外”的文化优越感与“设险以固其国”这一防御需要的综合体现。然而，这道天险并不牢固，如明长城，尽管许多地段已较秦时大为南移，仍屡屡为蒙古突破，故清朝康熙皇帝对修筑长城不以为然，他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11)
当然，历史上也有一些汉族统治者曾积极出击，且取得了一定成功。如汉武帝北击匈奴，设河西四郡，把长城以西以北的游牧区分割开来，有效阻止了游牧力量的兴起。然而，在国家统一真正完成以前，游牧对南方的威胁很难彻底消除，故数十年之后，匈奴、鲜卑又不时为患。
如果说两汉时期中原统治者对抵御北方游牧的汹涌南进还勉强胜任的话，那么当魏晋南北朝五胡内徙之际，他们就显得力不从心了。降及宋代，“北有狂虏，西有黠羌”，二者在汉人居住区发展农业，在边区发展牧业，兼具行国城国之长，给汉族统治者以极大威胁，宋神宗说：“二虏之势所以难治者，有城国，有行国，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国之所有矣，比之汉唐更为强盛”，哀叹绝无“扑灭之理”，“但用此以为外惧则可”，最终在更为强大的金人打击下，放弃中原，退守南方。(12)而正是在这两个“夷狄交侵”，“中原横溃”的动荡时期，中国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冲突中交融，在竞争中汇合，呈现新的局面。
三、游牧文化在北方的扩散与农耕重心南移
文化接触带位于农耕文化圈这一事实反映了游牧在文化接触中的积极姿态或主导地位，这就使接触带的居民在用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原传统文化影响南下游牧民族的同时，其自身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夷狄”文明的影响，因此位于黄河以北的北方农耕区逐渐成为文化融合的大场所。
对史学界来说，要发现中原农耕对南下游牧民族的“征服”似乎并不困难，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应该看到：南下游牧各族一般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支配地位，其文化传统本身也具有种种富有影响力的特征和内涵，这就使游牧文化在中原地区的扩散不但具有了客观的社会条件，而且具有了现实必然性。也就是说，在南下各族适应中原地区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同时，其固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习俗也对北方华夏民族产生了异常深刻的影响。文化融合从来都是双向的，单向的同化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事实上，秦汉以后，尤其是经魏晋南北朝和宋元两大动荡时期，在以游牧文化为主体的北方少数民族冲击下，北方农耕文化发生着巨大的变革。
首先，北方农耕居民的构成改变了以前单纯的华夏结构，形成以华夏为主体融入众多少数民族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汉人”。“汉人”称呼起于魏末，本是内徙各族对中原地区居民的称呼，以后其外延不断扩大。历史上，少数民族向中原的迁徙早在东汉就已大量出现，和帝时，南匈奴3.4万余户，21万余人，转向定居农耕，向东向南迁徙，逐渐融于华夏。南北朝时，内迁人口多达870余万，这些南迁居民“多历年所”，“户口渐滋，纷纷习农耕，改汉姓”，成为政府管辖下的编户齐民，进而被视为汉人的一部分。据《魏书》统计，当时仅鲜卑采用的汉姓就有刘、陈、温、杜等70余种，降及隋唐，一些内迁民族如乌丸、丁零、卢水胡等已融于汉人，不见记载。两宋时，契丹、女真少数民族相继进入北方农耕区，许多贵族平民定居下来，与汉人通婚，并出现改姓者，如金宗室完颜氏改为王氏、赤盏汉姓张，那赖汉姓高，术虎汉姓董。元朝将南方居民称“南人”或“宋人”，将北方居民称“汉人”，足见当时汉人的外延已大为扩展，包融大量转入农耕的少数民族。而这个时期许多迁居中原的蒙古人、色目人也逐渐成为汉人的一部分，到明初，“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姓改名，杂处民间”，他们“与华人无异，有求入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13)
由于北方汉人包容了大量少数民族成分，故其文化形态、生活方式和以前的华夏传统有了明显差异。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反映了冲突中的文化交流。东汉时，尽管北方游牧时时攻掠，但文化交融仍很明显，如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筱、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竟为也”。(14)南北朝时，不少汉人出现少数民族化倾向，如北齐高欢一族“累世北迁，故习其俗，遂同鲜卑”。(15)唐朝的空前繁荣是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结果，其时长安盛行胡衣、胡帽、胡食、胡床，《旧唐书·舆服志》：“开元以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供胡食，士女尽胡衣胡食”。蒙古对中原的统治并不长久，然其影响却很深远，北方不少汉人改用“胡服”、“胡语”、“胡姓”，尽管明政府严加禁止，但直到15世纪中叶，“鞑妆”仍较唐服为盛。(16)
游牧文化一方面消弱了儒家传统对中原地区的影响，使北方农耕区出现“经术浸微”的情形，另一方面，又为北方汉人注入了强悍、朴实的独特气质。夏竦《论幽燕诸州》云：“幽燕山后诸州人，性劲悍，习于戎马，敦尚气节，可以义动”，《新安县志》称：“其人多刚介慷慨尚朴略，而少文华，纯厚之风相沿成俗”，《旧宣镇志》：“山高水深，风劲气寒，人性勇健，喜敦信义，故多贞烈之节”，都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游牧文化对北方汉人的影响。(17)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在其演变中遵循着一个基本的法则，即向最适合于自己存在与发展的地区转移。清代以前，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下冲击，迫使农耕文化采取向北防御向南扩散的发展方向，历经千载，最终完成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过程。
对黄河以南的南部中国，农耕文化一直积极扩散，西周对江汉的经营，春秋战国时期巴蜀、吴楚的发展、都是这种扩散的结果。魏晋南北朝和宋元时期，随着向北防御的失败，“中原横溃，衣冠道尽”，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传统农耕文化更加快了其重心向南转移的过程。
东晋以后，中原为少数民族占领，大批农耕居民潮水般涌向南方，出现“北人避胡多在南”的情形。当时仅编户南渡人口就达八九十万，其主要迁居地为皖南、江浙、湖北、广东、福建等。据《晋书·地理志》、《宋史·州郡志》等资料估计，刘宋时有户籍的南迁人口约占西晋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占刘宋时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此外还有大量未被统计的脱籍人口。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大移民，南渡人民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他们利用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加快了这一辽阔区域的开发过程。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粮食产量明显提高。随之而来，南北经济地位发生变化，南方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秦汉时，中原地区在经济生活中占有极大比重，司马迁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而同时期的楚越地区，还处于“地广人稀”，“火耕而水耨”的原始状态。(18)然而经南北朝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唐代“赋出天下而江南占十九”，宋代中原地区的战火进一步加强了南方的经济地位，形成“苏湖熟天下足”的新格局。引人注目的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商品经济首先在南方大量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城市繁荣，如南宋都城杭州，“户口蕃息，近百万家”，“人烟生聚，民物阜繁，市井坊陌，铺席骈盛”。(19)城市功能发生变化，由单纯政治、军事中心向经济中心转移，与之相适应，市民队伍形成壮大。南方在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中开始发挥出显而易见的先导作用。
经济重心的变化为文化重心的全面转移提供了必要前提，即它使学术、艺术、文学、思想及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向南发展获得了坚实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由于“五胡之乱天下，学士率多南迁”，以致北方儒学“浸微”，而同时期的南方，大批硕师宿儒聚徒讲学，文化渐呈兴盛之势。如何尚之在京师南郊立学聚徒，各地儒士慕道前来，谓之“南学”；元嘉时，雷次宗立儒学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20)当时统治者对兴办学校极为重视，如宋文帝下诏建国学，亲自策试诸生，诏令“凡教授各官，并宜沾赉，赐帛各有差”，梁武帝开五馆，“馆有数百生，给其
廪，其射策通明经者，即除为吏，于是怀经负笈者云会矣。”(21)正是在朝廷士人的共同努力下，南方文化一改从前落后局面，呈现兴盛之势。
降至隋唐，尤其是宋元时期，南方文化更加发达。两宋虽然“国步艰难，军旅之事，日不暇给”，然而“君臣上下，未尝倾刻不以文学为务”，(22)故当时的南方，学校兴建，文学繁荣，儒学深化并广为传播。许多极富盛名，贡献卓著的文人学者如周敦颐、朱熹、黄庭坚、王安石、陆游、欧阳修、苏轼等均生长于南方，东南逐渐成为文人荟聚之地，学术文教之中心。明清时期，南方在文化上的重心地位已非常明显，时人说：“江浙闽楚，文教日兴，迄于南海之滨，滇云之壤，理学节义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23)反映在科举上，就是“地气南移”，“江淮以北，鼎甲甚不易得”。(24)清初王夫之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反观历史，抚今追昔，对游牧文化在北方的扩散以及农耕文化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感触尤深，他说：“河北者，自黄帝诛蚩尤以来，尧舜禹敷文教以熏陶之，遂为诸夏之冠冕，垂之数千年而遗风泯矣”。“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越，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駤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今且两粤滇黔渐向文明，而徐豫以北，风俗人心益不可问。地气南徙，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25)
四、农耕北上与文化交流之新格局
清代，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那就是“大一统”局面的真正形成：清朝成功的民族政策，强大的军事力量，彻底结束了以往两大政权对峙的局面，长城从此失去了向北防御的意义，农耕与游牧被置于统一的中央政权强有力的管辖之下，二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传统游牧文化在与农耕文化的接触中，其主动性在元朝达到了顶点。然而，经济上难以克服的脆弱性使其最终难以摆脱对农耕的依赖，尤其是清代，政府在蒙古推行盟旗制，限定各部游牧范围，“既定界，越者坐侵犯之罪”，使本来已经脆弱的游牧经济更加脆弱。因为在限定地界的情况下，即使畜牧产品不足，也不能任意扩大草场，发展生产，遇到严重灾荒时，也不能随便迁往水草茂盛之地，只能坐等中央政府的赈济。游牧经济急剧趋于衰落，“蒙古人之衣食等一切物品大半购自内地，”(26)面对经济没有保障的事实，对许多蒙古王公和民众来说，接受相对稳定的农耕就成为必不可少的选择。
与此同时，南方农耕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不足和人口相对过剩。康雍以后，随着战乱结束，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人口急剧增加，逐渐形成人多地少的新局面。乾嘉时期，人口突破3亿，而耕地仅9亿亩，人均占地才3亩，按当时生产力水平，一人一岁之食约需4亩才不致挨饿，故时人感叹“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昔日“一人衣食之需，今日且供一二十人之用”。(27)人多地少，必然加大传统农耕向外扩张的动力，即通过寻找新的土地资源以缓解内部人口压力，在南方已经没有发展余地的情况下，土地辽阔的蒙古就成为它非常自然的选择，而这正迎合了当时游牧民族对农耕的需求，随之而来，两大文化以新的方式交融汇合，北方文化面貌呈现新的景象。
人是文化的载体。清代农耕文化的北上是以内地汉人迁往蒙古为标志的。早在明末，就有不少抗清义士见汉祚无望，辗转隐遁，退居蒙古西南，即所谓“明末鼎革之际，籍隶山陕之官绅起兵抗拒清军，兵败后无所为，则挈家到塞外避祸，荒山僻野，耕稼其中”。(28)然而，意义最为深远的还是出现于康熙中后期的移民浪潮。当时，随着内地土地紧张，塞外遂成为北方各省百姓的重要去处。46年，巡幸塞外的康熙帝亲眼看到喀喇沁三旗“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致数十万之多”。(29)乾隆时，尽管清廷表面上禁止百姓移居蒙古，但实际上采取的是放任自流政策，时仅蒙古北口外“内地民人前往耕种者”即“不下数十万户”。原因很简单，蒙古已经成为吸引内地过剩人口的重要场所，“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不得不“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30)
汉民的大量迁入，使蒙古地区的人口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象热河迤北，清初并无汉人，到乾隆49年，汉民增到55万人，到道光五年，增到88万，许多地区，汉人人数超过了蒙古人，象克什克腾旗在光绪初年，汉族移民达5万人，另有2万名流浪汉，而蒙古人公三千人。是时，长城沿边已经形成蒙汉要处的半农半牧区，至于内蒙古的东南地区，到十九世纪，就出现“开垦地亩较多，牧场较少”的新格局(31)。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管理，清廷在汉民聚居地逐步建立厅县等汉族行政机构。顺康时，设有通判、同知等职，雍正时，在漠南蒙古设归化、张家口、八沟等十余厅，到乾隆时，更在喀喇沁所部垦地设平家州，在土默特所部垦地置朝阳县，又置热河府，下辖一州五县。光绪时，置有昌图府。府、州、厅、县的设立，表明蒙古新生农耕区已经为清廷承认，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地位。
汉族居民的北上，尤其是成片农耕区的出现，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明带到了蒙古，并和当地游牧文化交融一体，形成蒙汉民族在较深层次上的融合。
和以往游牧风气影响中原不同，清代，农耕文化处于积极进取地位，正因为如此，中原地区生产方式、社会习俗对游牧民族的影响极为明显。当时，农耕生产技术逐渐渗入蒙古社会，一些蒙古民众开始放弃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学习农业生产，即所谓“蒙古佃贫民，种田得租多，即渐罢游牧，相将艺黍禾”(32)。在察哈尔蒙古人中，更出现了各种定居的小村落，归化土默特“居民大多在农村或乡屯种田，过着定居的生活”，而热河地区的蒙古则农牧并举，“农作非蒙古本业，今承平日久，所至多依山为田，既播种则四出游物射猎，秋获乃归，耕耨之术皆所不讲，俗云靠天田”。(33)在牧民稠密的塔尔巴哈台的土尔扈特以及在伊犁的厄鲁特人和察哈尔人中，也开始出现农耕趋向。与此同时，蒙古民族生活习惯也开始发生变化。史载：“蒙古游牧为生，初多肉食，近以汉民北耕，亦甘食五谷”。(34)但牧民物质生活的改变，仅仅是文化渗透的开始，许多人“由酬酢而渐通婚姻，因语言而渐习文字”。随着“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是时，蒙人一变“禁习汉文”之陈规，“起用汉名”、“学习汉字文艺”已蔚然成风，甚至“蒙古人词讼亦用汉字”。(35)尤其是土默特人，“多肆汉书，凡有公文案件报部则用清文，咨各札萨克则用蒙文，移各道厅则用汉文。近岁大半以汉文往复，不为禁例所居，并有土默特官学生鹄版登科，应汉学童子试。”(36)在汉族文化知识传播的同时，一些农耕文化价值观开始向蒙古社会渗透。象归化城不仅有神农庙、娘娘庙，还有儒家鼻祖孔子的庙宇，其建筑气魄、飞殿、配殿的格局，与内地无异，相比之下，向为蒙人尊崇，堪称归化第一召庙的伊克昭却受到异常的冷落。连那些号称是蒙古传统文化守护神的喇嘛们也为农耕文化所染，在光绪初年由喇嘛倡导重修后的伊克昭更具有汉文化的特色，它不仅表现在伊克昭外墙上的佛陀画多取材于汉文的佛陀传记，且图画的说明均用汉文，作画者均为汉匠。蒙古与内地逐渐出现了意义深远的一体化趋势。
在分析清代农耕与游牧的关系时，应当特别指出：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不同，融合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影响，而是双向的，是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交融。清朝情形正是如此。在汉族移民改变蒙古地区文化面貌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在不同程度上被打上了当地固有文化之烙印，如尽管蒙汉通婚为法令所禁，但仍有不少汉族移民“依蒙旗，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37)不错，当时有蒙古人信奉关帝者，但也有不少汉家信奉喇嘛。正是这种文化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作用，使清代的蒙古地区，即接受中原农耕文化，又保持自己独有的地区特色，兼收并蓄，以丰富多彩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
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秦汉以前，两种文化圈均未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相互间的接触是零散的、间断的。秦汉以后，中原和塞外各自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双方建立起比较稳定的、全面的接触关系，反映在空间上就是文化接触带的形成。这一时期，游牧文化由于自身经济的脆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南方农耕的经济依附，都促使其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凭借其强大的军事优势，不断南下，将文化接触带限制在农耕文化圈内，并大量扩散其文化因子，从而导致中原地区面貌的改变，最终促成农耕文化重心的南移。降及清朝，情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大一统”的政治环境，游牧对农耕依附的加强，传统农耕区人多地少局面的出现，都促使农耕文化以开拓进取的崭新姿态，前所未有地将文化接触带推到长城以北的大漠地区，以和平的方式，交融汇合，蒙古与内地出现了新的一体化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国家统一，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抉择，而是植根于民族文化之历史必然。
注释：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
①《汉书》卷24《食货志》。
②《史记》卷4《周本纪》。
③据《史记》“集解”：冒顿立于秦二世元年壬辰。
④《史记》卷110《匈奴传》、《汉书》卷94《匈奴传》也有类似记载。
⑤《汉书》卷4《孝文帝纪》、《史记》卷10《孝文本纪》、卷110《匈奴列传》。
⑥汤因比：《历史研究》第3部《文明的成长》。
⑦《汉书》卷49《晁错传》。
⑧《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⑨《汉书》卷94《匈奴传》上。
⑩道润梯步：《蒙古秘史》续集卷1。
(11)参阅《清圣祖实录》卷151。
(12)宋王某《道山清话》
(13)顾炎武《日知录·胡服》。
(14)《后汉书》志第13《五行一》。
(15)《北史》卷6《神武纪》。
(16)《明英宗实录》正统7年12月。
(17)参阅同治《畿辅通志》卷71《舆地》。
(18)《史记》卷69《货殖列传》。
(19)《梦梁录》卷19《塌房》。
(20)《宋书》卷66《何尚之传》、《南史》卷75《雷次宗传》。
(21)《南史》卷71《儒林》。
(22)《宋史》卷202《艺文一》。
(23)王夫之《读通鉴论》卷3，卷26。
(24)王士祺《香祖笔记》卷8。
(25)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6，《恩问录·外篇》
(26)《大清会曲事例》卷994。
(27)参阅《清高宗实录》卷1370、1441。
(28)《绥远通志稿》。
(29)《清圣祖实录》卷230。
(30)《清高宗实录》卷604。
(31)《清仁宗实录》卷229。
(32)《热河志》卷92。
(33)同治《通志》卷71《舆地》
(34)(36)《土默特旗志》卷8《风俗》，卷4《法守》
(35)《清宣宗实录》卷26。
(37)《朝阳县志》卷26《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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