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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20年曹丕代汉以禅让方式成功地实现改朝换代以来，其所开创的禅让模式便成为中古时代王朝更迭方式的主流，如清人赵翼所说，“至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①尤其是在权臣夺位建立新朝的场合，几乎无一例外都采取了禅让模式。作为中国古代王朝更迭最基本的两种模式之一(另一是“革命”)，禅让很早就为研究者所关注，除了从政局演变、集团升降、文化转换等视角的诸多讨论外，展现禅让过程的禅让仪式也得到较多探讨。 在对禅让仪式的诸多探讨中，新帝即位是否有“皇帝即位”和“天子即位”之分成了争议的焦点。此一争议最早由西嶋定生引起，他在对汉代皇帝即位仪式的考察中首倡“二重即位说”，即分天子即位和皇帝即位两个阶段，前者属凶礼，后者属嘉礼。②尾形勇承此，进一步区分出不同王朝间禅让和同一王朝内部皇帝死后传位、生前让位三种场合，提出传位遵循天子即位到皇帝即位的程式，而禅让及让位则相反，先皇帝即位再天子即位。③这之后，李俊方、渡边义浩也先后在各自的研究中发展了“二重即位说”。④不过，另一些学者却不认同“二重即位说”，如松浦千春即提出从汉到唐新帝即位均只有皇帝即位，⑤其对汉魏禅让仪式的具体检讨，也确认禅让时的新帝即位没有天子即位。⑥金子修一也持类似看法，指出无论是传位还是禅位，即位仪式中都只有皇帝即位一个环节。⑦最近，陈浩对西汉皇帝即位仪式的细致考察也再次确认了这一意见。⑧ 除了以上较为集中的讨论外，禅让仪式的具体过程也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宫川尚志梳理历代禅让仪式，注重凸显仪式展开的政治、社会背景。⑨周国林把禅让程式划分为五个阶段：1.始加殊礼；2.进位相国、总百揆，封公；3.进爵为王；4.使用天子礼仪；5.新帝正式即位，柴燎祭天，指出历代禅让基本都遵循这一模式。⑩杨永俊瞩目于王莽禅汉，以九锡殊礼、揖让虚礼、禅让仪文为纲，探讨王莽禅汉对后世禅让仪式的影响。(11)菊地大精心检讨汉魏禅让过程的若干具体问题，进一步从细节上深化对汉魏禅让的理解。(12) 以上便是目前学界对于禅让仪式研究的大致情况，可以看出，尽管此前学者对禅让仪式已有不少论述，但由于主题过于集中，使得学者对于禅让仪式中其他一些细节明显缺乏关注，禅让仪式仍存在许多晦暗待明之处。譬如仪式的参与人员，作为古代帝国最重要的仪式之一，盛大而隆重的禅让仪式除了旧君新帝两位主角外，必定还有众多行事官的参与，他们在仪式中承担什么职能?又有怎样的地位和意义?接下来，本文即尝试以此为课题，探讨王朝选择哪些官僚参与仪式，而他们的登场除了保障仪式顺利进行外，是否还有其他特别的含义。 遗憾的是，限于文献记载，我们无法掌握究竟有多少官员参与禅让仪式，他们在仪式中又各自承担什么功能。这里我们仅关注其中承担最紧要职能的一类官职，即向新皇帝奉送玺绶之官。如学者所论，玺绶是皇帝即位仪式上最重要的象征物，玺绶的传递也就意味着政治权力的转移，(13)故而奉送皇帝玺绶的人选也格外引人注意。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禅让仪式中，除了禅让者和受禅者双方，奉送皇帝玺绶的行事官大概应是最重要的人物。 一、汉魏禅让：“御史大夫”的登场 关于汉魏禅让，向来简约的陈寿《三国志》同样着墨不多。不过庆幸的是，裴松之的补注留下了异常详细的记载，尤其是所引《献帝传》，以多达8000余字的文字详细记述了这一过程，为我们了解汉魏禅让仪式提供了堪称第一手的资料。(14)《献帝传》全文过长，这里仅胪列与奉送玺绶的行事官相关部分。 乙卯(13日)，册诏魏王禅代天下曰：“惟延康元年(220)十月乙卯，皇帝曰，咨尔魏王……汉承尧运，有传圣之义，加顺灵祇，绍天明命，釐降二女，以嫔于魏。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事太常(张)音，奉皇帝玺绶，王其永君万国，敬御天威，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敬之哉!” 壬戌(20日)，册诏曰：“皇帝问魏王言：遣(毛)宗奉庚申书到，所称引，闻之。朕惟汉家世逾二十，年过四百，运周数终，行祚已讫，天心已移，兆民望绝，天之所废，有自来矣。……今使(张)音奉皇帝玺绶，王其陟帝位，无逆朕命，以祗奉天心焉。” 丁卯(25日)，册诏魏王曰：“天讫汉祚，辰象著明，朕祗天命，致位于王……今使(张)音奉皇帝玺绶，王其钦承，以答天下响应之望焉。”(15) 汉魏禅代，汉帝三禅，魏帝三让，上引便是汉献帝三次禅位诏书。从乙卯诏书可以看出，献帝所遣奉送皇帝玺绶的行事官是使持节、行御史大夫事、太常张音，壬戌、丁卯诏书虽不载张音官职，但推测其应以同样的身份行事。 关于行事官张音，亦见于其他文献。其官职，《三国志·文帝纪》、《宋书·礼志三》记作“兼御史大夫”，《献帝春秋》作“太常”，《后汉纪·献帝纪》作“御史大夫”，《资治通鉴·魏纪一》作“行御史大夫”。(16)诸书记载虽小有差异，但关系不大，可以确定彼时张音身份是：太常为其本职，行御史大夫事是临时职任；而从诸书记载多取“御史大夫”一职不难看出，对于禅让仪式中奉送玺绶这一职事而言，临时兼任的御史大夫无疑更为重要。 汉魏禅让仪式中为何要以御史大夫来执行奉送玺绶这一任务?很自然可以想出三种可能：第一，御史大夫职掌与此相关；第二，有此前的禅让仪式传统可作依据；第三，汉代以御史大夫执行类似事务。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首先来看第一种可能。 关于御史大夫职掌，《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甚详：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17) 可见御史大夫及其属官除掌保管图籍秘书外，另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监察百官。而现代学者的研究也确认，御史大夫从战国以来带有君主秘书性质、保管律令图书的近侍，到秦汉时代以监察百官为主，(18)完全与奉送皇帝玺绶无关。因此，第一种可能可以排除了。 那么，御史大夫奉送玺绶是否有此前禅让仪式传统可供遵承呢?一般认为，汉魏禅让所建立的禅让仪式是具有开创性的，为后世圭臬；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汉魏禅让仪式并非凭空生出，而是有所依据，如杨永俊即指出，王莽代汉为包括汉魏禅让在内的历次禅让提供了包括禅让仪式在内的禅让心法；(19)松浦千春也认为，汉魏禅让仪式参照了新莽禅让和东汉光武帝的即位仪式。(20)不过在新莽禅让仪式中，玺绶是王莽指使太保、安阳侯王舜从王太后处夺得，且未见有一个公开正式的程序；(21)而东汉光武帝是以“革命”方式取得帝位，甚至连玺绶传达的过程都没有。因此在上述两个仪式中，都没有御史大夫参与。明乎此，则第二种可能也可排除。 至于第三种可能，如所周知，汉代皇帝即位仪式中，玺绶的奉送是一个重要环节。那么两汉时期，玺绶奉送又主要是由哪些官员承担呢?现存两汉文献中，能够确认皇帝即位仪式上奉送玺绶的行事官者仅有两例，分别是西汉宣帝和东汉安帝的即位。关于前者，《汉书·霍光传》记载： (霍)光遣宗正刘德至曾孙家尚冠里，洗沐赐御衣，太仆以
猎车迎曾孙就斋宗正府，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玺绶，谒于高庙，是为孝宣皇帝。(22) 可知宣帝即位时，由霍光本人亲自奉送玺绶，彼时霍光身份是大司马、大将军。而东汉安帝即位，如《后汉书·安帝纪》所见： 八月，殇帝崩，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邓骘定策禁中。其夜，使骘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帝，斋于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群臣陪位，引拜帝为长安侯。皇太后诏曰……又作策命曰：“惟延平元年(106)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长安侯祜……今以侯嗣孝和皇帝后。……”读策毕，太尉奉上玺绶，即皇帝位，年十三。(23) 乃是由太尉向新帝奉送玺绶。虽然东汉皇帝即位时奉送玺绶行事官的具体事例，文献中仅此一例，但有证据表明，至少在东汉时代，由太尉充任奉送玺绶的行事官应是普遍情况。《续汉志·礼仪志下》“大丧条”记载： 三公奏《尚书·顾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请太子即皇帝位，皇后为皇太后。奏可。群臣皆出，吉服入会如仪。太尉升自阼阶，当柩御坐北面稽首，读策毕，以传国玉玺绶东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24) 可见太尉奉送玺绶是作为制度规定被载入新君即位仪式中的。结合前引《后汉书·安帝纪》，可以认为这一仪制并非一纸具文，而是被实际实施了的。(25) 要之，汉代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皇帝即位都不由御史大夫奉送玺绶，西汉时可能由辅政大臣奉送，而东汉则可确认是由太尉承担这一职责。(26)因此，前述第三种可能也可排除。 这样看来，汉魏禅让仪式中以御史大夫奉送玺绶，可以说是既无职掌可据，也无前史可依；既然如此，王朝为何会在如此重大的场合选择御史大夫承担此一关键职责呢?这里不妨先跳出禅让仪式，转从此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寻找可能的依据。 建安十八年，曹操封魏公，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进爵魏王，以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曹丕嗣位，以使持节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丞相印绶、魏王玺黻。(27) 可以看到，从曹操封魏公到进爵魏王，再到曹丕嗣位，汉王朝均派遣“御史大夫”或“行御史大夫”来完成册封使命。因此，汉魏禅代中献帝以太常张音行御史大夫持节奉玺绶，不过是在上述一系列事件延长线上的继续。从这个角度而言，御史大夫奉送玺绶，也可说是由来有自。 不过，这个“由来有自”实际也是另类。如学者所论，两汉册封诸侯一般由大鸿胪负责，此外，光禄勋、尚书郎、谒者、侍御史等有时也参与册封仪式。(28)尽管汉世也不乏以御史大夫册封诸侯之例，如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册封三子为齐、燕及广陵王时，所遣行事者即是御史大夫张汤。(29)不过这是极为罕见的，总体上看，汉代册封诸侯当仍是以大鸿胪行事为主。而从册封曹操为魏公起，王朝就“不循常规”地遣“御史大夫”或“行御史大夫”执行册封仪式，或许就别有深意了。我们认为，其“深意”首先即是要崇重册封仪式。 关于此，可以举一个稍晚的例子。《陈书·鄱阳王伯山传》记载： 初高祖时，天下草创，诸王受封仪注多阙，及伯山受封，世祖欲重其事，天嘉元年(560)七月丙辰，尚书八座奏曰……乃遣散骑常侍、度支尚书萧睿持节兼太宰告于太庙；又遣五兵尚书王质持节兼太宰告于太社。其年十月，上临轩策命之曰……策讫，敕令王公已下并醼于王第。(30) 南朝陈文帝封子为鄱阳王，“欲重其事”，采取了包括尚书八座奏请、告太庙太社、临轩册命、集醼王第等一系列措施。而作为“欲重其事”的措施之一，告太庙和告太社的使臣都带有“兼太宰”的头衔。准此，汉王朝(或者曹氏父子)选择以位在大鸿胪、光禄勋等之上的御史大夫执行册封，将之理解为也是为了使册封仪式更为隆重，恐怕不算无稽。 除崇重册封仪式外，以御史大夫执行册封或许还有另一层含义。建安十三年，“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31)这就意味着，从建安十三年开始，由各级官僚组成的汉朝廷至少在表面上由三头政治转为双头政治，丞相、御史大夫成为王朝官僚机构的两个代表。而在册封魏公、魏王的仪式中，丞相作为受封对象站在汉朝廷的对立面，双头之一的御史大夫自然也就成为汉朝官僚机构的唯一代表。在这个意义上，皇帝遣御史大夫进行册封，就不仅只是意味着皇帝单方面的首肯，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整个官僚机构的认同。具体到汉魏禅让的场合，由作为汉朝官僚机构唯一代表的御史大夫出场向新皇帝奉送玺绶，这就向世人传递出这样一番景象：即汉朝官僚机构在向新皇帝策名委质，表示臣服。 关于御史大夫奉送玺绶的这一层深意，还可从其对应面，即魏国接待官的选择上看出端倪。延康元年十月乙卯(13日)，汉献帝第一次遣行御史大夫事、太常张音带着玺绶禅位，5天后(庚申)曹丕遣人上书表示退让，并送还玺绶，所遣使臣是“行相国、永寿少府粪土臣毛宗”。(32)永寿少府是曹丕母卞太后永寿宫的宫卿，亦是毛宗本职，行相国是其临时职任，即行魏国相国。随后在汉献帝第二、三次遣张音禅位时，曹丕所遣上书使臣也都是这个毛宗。(33)这样汉魏禅让便呈现出这样一个有趣的对应场面：即当献帝派作为汉朝官僚机构最高代表的“行御史大夫”奉送玺绶、以示臣服时，曹丕一方则遣作为魏国官僚机构最高代表的“行相国”上书退让，双方你来我往，使得汉魏禅让至少在表面上呈现出一片你情我愿的和谐气氛。我们认为，汉朝、魏国分别选择“行御史大夫”和“行相国”作为行事官周旋其中，除了地位大体相当外，御史大夫、相国作为各自官僚机构的最高代表，应也是其被选作禅让行事官的重要因素。(34) 事实上，直到十月辛未(29日)禅让仪式最终举行时，(35)这种对应关系仍以另一种方式奇妙地维系着。《宋书·礼志三》记载： 汉献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诏公卿告祠高庙。遣兼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玺绶策书，禅帝位于魏。是时魏文帝继王位，南巡在颍阴。有司乃为坛于颍阴之繁阳故城。庚午，登坛。魏相国华歆跪受玺绂以进于王。既受毕，降坛视燎，成礼而返。(36) 王沈《魏书》也说： 文帝受禅，歆登坛相仪，奉皇帝玺绶，以成受命之礼。(37) 可知张音所携带的皇帝玺绶并未直接交给新帝曹丕，而是经相国华歆之手后才转交到曹丕手中。这里同样可以看到“汉御史大夫”—“魏相国”的对应关系，而这一对应关系之所以成立，应该也与其各自的象征意义密不可分。若上述理解不误的话，则玺绶的转送或许传达出如下意象：即先由旧朝官僚机构代表将管理、统领百官的权威交给新政权官僚机构代表，再由新政权官僚机构代表将这一权威交给新皇帝，由此完成旧朝官僚机构策名委质的仪式，表示旧官僚机构向新皇帝臣服。 通过以上论述，至此可以对汉魏禅让中选择由御史大夫充当奉送玺绶的行事官做出解释了。首先，汉魏禅让以御史大夫行事并非凭空而生，而是对此前以御史大夫册封曹操为魏公、魏王及曹丕为嗣魏王仪式的继承。其次，在这一系列册封及禅让仪式中以御史大夫行事，乃是精心安排的结果，其用意除为了崇重仪式外，还有更为深刻的政治用意：册封仪式中以御史大夫行事，意味着整个官僚机构的认可；而禅让仪式中御史大夫登场，则象征着汉朝旧有官僚机构向魏国皇帝臣服——而在两层并未公开的含义中，后者可能更为重要。 二、魏晋禅让：“太保+太尉”组合的形成 一般认为，汉魏禅让所开创的禅让模式被后世奉为圭臬，累代遵循，如前引赵翼所说：“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汉魏以后历次禅让仪式的所有细节都与汉魏禅让完全一致，如本节讨论所见，至少在奉送玺绶行事官的选择上，40多年后的魏晋禅让就与汉魏禅让表现出明显不同。 关于魏晋禅让奉送玺绶的行事官，《晋书·武帝纪》记载：“是时晋德既洽，四海宅心。于是天子知历数有在，乃使太保郑冲奉策曰……”(38)似乎奉玺绶策书禅位司马炎者仅太保郑冲一人。不过据《宋书·礼志三》：“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十二月甲子，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兼太尉司隶校尉李憙奉皇帝玺绶策书，禅帝位于晋”，(39)则参与行事的还有李熹，本职司隶校尉，临时以兼太尉的身份行事。这一点在《晋书·李憙传》中亦可得到证实。(40) 前节说过，汉魏禅让以御史大夫行事可以追溯到建安十八年以降曹氏父子受封魏公、魏王时的仪式，那么魏晋禅让以太保、太尉行事，是否也有前史可循呢?限于史料，司马氏父子受封晋公、晋王仪式中奉送玺绶行事官的身份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能够确认的仅有两例，一是在景元二年(261)进司马昭为相国、封晋公，“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国印绶，司空郑冲致晋公茅土九锡”，一是在四年十月，魏帝再次发诏以司马昭为晋公，“命使持节、兼司徒、司隶校尉(武)陔即授印绶策书”。(41)两次册封仪式，虽然第一次曾出现太尉，但从第二次的进程来看，以太尉奉送玺绶的方式似未得到继承；至于魏晋禅让中的另一行事官太保，则讫未露面。魏晋禅让以“太保+太尉”组合奉送玺绶，其渊源又在哪里呢? 首先来看太尉。如前所述，从东汉时代开始，太尉作为向新皇帝奉送玺绶的行事官已经被列入仪制，并在安帝即位的场合得到实施，我们认为，魏晋禅让中以太尉参与行事，其根源即在于此。如所周知，包括太尉在内的三公在两汉魏晋时期政治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由宰相实职转为清闲虚职，(42)但在礼制秩序上，三公仍维持崇高地位。如小林聪所说，尽管受魏晋以下官爵体系变化的影响，三公在礼制上的地位有所削弱，不过另一方面，提高三公礼制地位的呼声和措施亦不断被提出。具体到太尉的场合，可以认为，三公之首太尉在两汉魏晋时期一直保有礼制最高点的位置。(43) 事实上，从礼仪中的具体表现而言，魏晋时期的太尉也与汉代多有一致之处。如在郊祀和大丧礼中，小林聪已注意到，两汉魏晋时期太尉所承担的职能完全一致。《续汉志·百官志一》“太尉”条记载：“凡郊祀之事，掌亚献。大丧则告谥南郊”。(44)而据《宋书·百官志上》，太尉在魏晋刘宋时期同样承担郊祀亚献、大丧告谥南郊的职责。(45)且从太尉掌亚献可看出，在礼仪秩序上，太尉应高于同为三公的司徒、司空。因此，尽管现有文献中并无直接证据表明魏晋禅让中以太尉奉送玺绶即源自东汉皇帝即位仪式，但从太尉在礼仪秩序的崇高地位及其职能的延续性，我们有理由相信，魏晋禅代以太尉作为奉送玺绶的行事官之一，其制度滥觞即是东汉皇帝即位仪式中由太尉向新帝奉送传国玺绶。 与太尉相比，太保在魏晋禅让仪式中的出现似乎更显突兀。虽然在儒家经典中，太保一职早已有之，《尚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46)显示出至少在观念上，该职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过从进入帝国时期的秦汉时代开始，《周官》“三公”中除太傅时有设置外，(47)太师、太保二职仅在王莽篡汉之际短暂登场。(48)而恰是在曹魏末期，太保又重新出现。《晋书·职官志》记载：“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初唯置太傅，以钟繇为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郑冲为之。”(49)而郑冲任职太保的具体时间，据《三国志·魏书·陈留王纪》，在景元四年十二月，(50)下距魏晋禅让不过两年。由此可见，太保重新在官僚制中出现已是在禅让前夕，在这个意义上，或可认为，太保正是为了禅让仪式而再次设置的。 如前所述，魏晋禅让以太尉奉送玺绶，其仪制渊源是东汉皇帝的即位仪式，那么，推动魏末君臣选择太保作为另一行事官的制度灵感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一制度灵感就是来源于《尚书·顾命》篇。 《尚书·顾命》记载了周成王临终托孤于召公、毕公诸臣以及康王嗣位天子时的即位仪式。如前引《续汉志·礼仪志下》“大丧”条所见，东汉皇帝继位，首先需要由“三公奏《尚书·顾命》”，可见至少在东汉时代，《尚书·顾命》已经成为皇帝即位时重要的经典依据。《顾命》原文过长，这里仅引用与本文相关部分(并《康王之诰》(51))。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颒水。相被冕服，凭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 王麻冕黼裳，由宾阶隮。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隮。太史秉书，由宾阶隮，御王册命。……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飨!”太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哜，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诸侯出庙门俟。 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52) 可以看到，无论是成王托孤，还是康王即位，太保召公作为群臣之首，都是其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如“太保承介圭”所见，太保作为册命之摄主，手持象征天子瑞信之一的介圭，(53)这与魏晋禅让中由太保向新帝奉送玺绶已经非常类似。因此我们判断，魏晋禅让以太保作为行事官之一，其制度灵感即来源于《尚书·顾命》。 久已废弃的太保能在魏晋禅让前夕“复活”，这与当时的社会思潮不无关系。如陈寅恪所论，“司马氏之帝业，乃由当时之儒家大族拥戴而成，故西晋篡魏亦可谓之东汉儒家大族之复兴。典午开国之重要设施，如复五等之爵，罢州郡之兵，以及帝王躬行三年之丧礼等，皆与儒家有关”；(54)阎步克也明确指出，“魏晋之交，出现了一系列复古礼、用周制的事件”。(55)在这样一个儒学旗帜大张、复古思潮高涨的社会氛围下，出自《尚书·顾命》的太保重新在政治舞台上露面，也就不难理解。 要之，魏晋禅让选择以“太保+太尉”组合来执行奉送玺绶的任务，其实际来源于两个传统：其中太保来自儒家经典，具体言之即《尚书·顾命》；太尉则来自东汉以来的皇帝即位仪式；承汉魏而立而又志在复古的司马氏君臣，别出心裁地将古今两个传统结合起来，由此形成前所未见的“太保+太尉”组合。 无论时人眼中的“太保+太尉”的组合如何相得益彰，至少在今人看来，这种源自不同传统的搭配方式多少还是有些违和感。然而，这一奇妙组合却令人惊讶地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被延续下来，请看下表：
可以看到，东晋南朝历次王朝间的禅让(即“外禅”，与此相对，王朝内部的禅让称“内禅”)，除梁豫章王萧栋禅让侯景一例不明外，其余无一例外均以“太保+太尉”组合作为奉送玺绶的行事官。而侯景受禅仪式中的行事官，虽然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但据《梁书·侯景传》“升坛受禅文物，并依旧仪”(57)或可推知，此次禅让同样以“太保+太尉”组合奉送玺绶。 与南朝几乎完全沿袭魏晋禅让行事官的传统不同，北朝禅让仪式行事官的选择则有些复杂，出现一些新变化。550年北齐文宣帝高洋受禅，以兼太尉彭城王元韶、兼司空敬显儁奉送册书，又以二人分兼太保、司空奉送皇帝玺绶。可以看到，尽管魏齐禅代是以同二人奉送玺绶册书，但此前多一次进行的奉送玺绶册书仪式却被分为两次完成，在行事官职上也增加了“兼司空”一职。又557年北周孝闵帝受禅，奉送玺绶册书的仪式同样分两次进行，太保、大宗伯赵贵和民部中大夫、济北公元迪分别承担了奉送册书、玺绶的任务。从二人所带官衔看，西魏北周禅让在行事官的选择上与此前有较大不同：太尉已然消失，太保虽仍在，但从《周书·孝闵帝纪》记载赵贵官职时仅提及大宗伯一职来看，毋宁说在禅让仪式中，大宗伯的意义更为突出。及至581年隋文帝杨坚受禅，奉送玺绶册书的宇文椿和赵煚分别以“兼太傅”和“大宗伯”行事，更是完全与太保、太尉无关。概言之，在“西魏—北周—隋”一系的禅让仪式中，魏晋禅让以来的制度传统已基本被舍弃。 北朝行事官的这一变化在王朝内的禅让、亦即“内禅”的场合，同样也有体现。北魏普泰元年(531年)前废帝元恭受禅，“太尉公尔朱度律奉进玺绶衮冕之服”；(58)北齐河清四年(565)武成帝高湛禅帝位于其子，“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节奉皇帝玺绶”，(59)两次禅让均只有太尉登场。可以认为，这两次帝位传递所遵循的与其说是禅让仪式，毋宁说是东汉以来旧君死新帝立的常规即位仪式。至于北齐覆灭前夕幼主高恒准备禅让帝位给大丞相、任城王高湝，仓促之际更是只能以侍中斛律孝卿奉送玺绶。(60) 不过，尽管北朝禅让行事官的构成出现一些新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魏晋禅让行事官的传统就完全没有影响到北朝。前述北齐文宣帝高洋受禅，虽然行事官增加司空一职，但“太保+太尉”组合的出现仍然显示出其受到魏晋禅让传统的影响。此外又如471年北魏献文帝禅帝位给其子孝文帝，所遣行事官是太保、建安王陆馛和太尉源贺，显示出“太保+太尉”组合在北朝得到了完整延续。(61)而出自北朝的唐高祖李渊，受禅时也选择以“太保+太尉”组合执行奉送玺绶的任务，这也成为“太保+太尉”组合作为禅让行事官的最后一次表演。 以上检讨了汉魏禅让和魏晋禅让对奉送玺绶行事官的不同选择，这里总结本文主要观点如下： 1.汉魏禅让以御史大夫作为奉送玺绶的行事官，其制度来源于之前册封曹氏父子为魏公、魏王时以御史大夫行事；其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崇重禅让仪式，二是象征着汉朝旧有官僚机构向魏朝皇帝臣服。 2.魏晋禅让以“太保+太尉”组合执行奉送玺绶的任务，其制度渊源有二，其中太尉源于东汉皇帝的即位仪式，太保则来自《尚书·顾命》。 3.魏晋以后的历次禅让，东晋南朝基本遵循“太保+太尉”禅让行事官的模式；而在北朝，禅让行事官似无定规，一方面，“太保+太尉”组合在一些场合得到延续，另一方面，在更多场合，太保、太尉组合以外的行事官也粉墨登场。 从以上叙述不难看出，汉魏禅让和魏晋禅让在选择行事官时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思路：汉魏禅让以当时朝廷最高阶的御史大夫承担奉送玺绶职责，可以说有鲜明的政治指向性；与此相对，魏晋禅让则不惜在现有官僚制外重新起用久未设置的太保，以与出自东汉制度传统的太尉组合搭配的方式完成禅让仪式，毋宁认为儒家理想化成分更重一些。而这与禅让后新王朝的政治理念恰好是一致的。如学者所论，曹魏以法立国，务求其实，而西晋则较重视儒家理想政治。(62)可以断定，这种一致应当不是巧合，禅让仪式中所流露出的不同思路不过是即将到来的新王朝政治理念的提前呈现而已。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自汉魏禅代开始，奉送玺绶的行事官一般多为兼职。汉魏禅代中张音以太常兼行御史大夫已如前论，魏晋禅代中，虽然郑冲所任太保是实职，但李憙所任太尉却是兼职。而自晋宋禅代以下，尤其在以“太保+太尉”组合执行奉送玺绶的任务时，几乎所有行事官都是兼职。王朝为何多选择以他官兼职行事?当时没有实际担任太保、太尉的官僚或许是原因之一，不过这显然并不紧要；相比而言，王朝对行事官政治、社会形象的重视，恐怕才是选择他官兼职行事的主要原因。如所周知，盛大恢弘的禅让仪式既是一次天命更迭的具象展示，同时也是一场面向臣民的公开表演：新王朝要借此展示天命所归、权力所自，宣扬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在这个意义上，禅让仪式未尝不是新王朝形象的第一次展示，对于参与其中的官员，王朝必定极为重视，而奉送玺绶的官员，作为整个禅让仪式中最受瞩目的行事官，自然也就得到格外关注。职是之故，王朝往往选择第一流人物充当。以东晋南朝为例，可以看到，自桓玄篡晋以后的历次禅让，临时以他职兼行太保、太尉的行事官，无一不是当时领袖群伦的大名士。《晋书·谢混传》记载：“及宋受禅，谢晦谓刘裕曰：‘陛下应天受命，登坛日恨不得谢益寿(谢混)奉玺绂。’裕亦叹曰：‘吾甚恨之，使后生不得见其风流。’”(63)谢混是谢安之孙、谢琰之子，门第声誉风度俱佳，是东晋末第一流名士。谢混以党刘毅被诛，未能参与禅让仪式，这让刘裕、谢晦君臣遗憾不已。不难想见，刘裕所“恨”的恐怕非只是“后生不得见其风流”，新王朝的第一次形象展示未得谢混锦上添花大约才是他感到遗憾的真实原因吧。 本文曾于2012年8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第六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上提交发表，蒙评议人林韵柔、永田拓治及与会诸位先生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①(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七“禅代”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3页。 ②[日]西嶋定生：《漢代における即位儀礼―とくに帝位継承のばあいについて》，《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93-113页。 ③[日]尾形勇著，张鹤泉译：《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6-213页；[日]尾形勇：《中国の即位儀礼》，[日]井上光贞等编：《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儀礼と国家》，学生社1982年版，第21-48页。 ④李俊方：《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日]渡边义浩：《漢魏における皇帝即位と天子即位》，《東洋研究》，第165号，2007年。 ⑤[日]松浦千春：《漢より唐に至る帝位継承と皇太子―謁廟の礼を中心に》，《歴史》，第80辑，1993年；[日]松浦千春：《唐代後半期の即位儀礼について》，《一関工業高等専門学校研究紀要》，第28号，1993年；[日]松浦千春：《漢代の即位儀礼についての覚え書き―西嶋定生論の検証》，《一関工業高等専門学校研究紀要》，第39号，2004年。 ⑥[日]松浦千春：《禅譲儀礼試論-漢魏禅譲儀式の再検討》，《一関工業高等専門学校研究紀要》，第40号，2005年。 ⑦[日]金子修一：《中国古代皇帝祭祀の研究》，岩波书店2006年版，第431-561页。 ⑧陈浩：《两汉皇帝即位礼仪再研究——以“二重即位”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2012年。 ⑨[日]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日本学术振兴会1956年版，第73-172页。 ⑩周国林：《魏晋南北朝禅让模式及其政治文化背景》，《社会科学家》，1993年第2期。 (11)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王莽禅汉及其心法传替》，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283页。 (12)[日]菊地大：《漢魏禅譲過程と皇帝即位》，《国学院大学大学院紀要·文学研究科》，第41辑，2009年。 (13)[日]栗原朋信：《文献にあらわれたる秦漢璽印の研究》，《秦漢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60年版，第144-154页。 (14)关于《献帝传》，章宗源、姚振宗认为汉侍中刘艾所撰。若此说不误，则《献帝传》作者或曾亲历汉魏禅代，所记当有较高的可信度。参见(清)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4963-4964页；(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第5276页；(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第3222页。 (15)《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7、71、72页。 (16)分见《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第62页；《宋书》卷一六《礼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19页；《后汉书》卷九《献帝纪》注引《献帝春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90页；《后汉纪》卷三〇《献帝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88页；《资治通鉴》卷六九《魏纪一》，文帝黄初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82页。 (17)《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25页。 (18)最新研究参见侯旭东：《西汉御史大夫寺位置的变迁：兼论御史大夫的职掌》，《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1期。 (19)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王莽禅汉及其心法传替》，第223-283页。 (20)[日]松浦千春：《禅譲儀礼試論—漢魏禅譲儀式の再検討》，《一関工業高等専門学校研究紀要》，第40号，2005年。 (21)《汉书》卷九八《元后传》，第4032页。关于王莽禅让仪式中的玺绶传达，参见[日]松浦千春：《王莽禅譲考》，《一関工業高等専門学校研究紀要》，第42号，2008年。 (22)《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7页。 (23)《后汉书》卷五《安帝纪》，第203-204页。 (24)《续汉志》卷六《礼仪志下》“大丧条”，第3143页。 (25)案西汉时亦有太尉奉送玺绶的例子，文帝自代王入为帝，即由太尉周勃奉上玺绶。不过，周勃奉上玺绶并非在一个正式仪式上，属于特例，从随后又由丞相陈平奉送玺符看(《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5-416页)，毋宁认为西汉时尚未形成新帝即位太尉奉送玺授的惯例。不能据此认为西汉时已形成新帝即位太尉奉送玺绶的惯例。 (26)东汉之所以由太尉向新帝奉送玺绶，可能与“太尉主天”思想相关。《续汉志》卷二四《百官志一》注引《韩诗外传》：“三公之得者何?曰司马、司空、司徒也。司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第3562页)，由司马更名而来的太尉，自然亦继承司马“主天”职责。这样，太尉在即位仪式上向新帝奉送玺绶，似乎也就有了特定含义：太尉奉天命拥立新皇帝。 (27)以上分见《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37页；同卷注引《献帝传》，第48页；《后汉纪》卷三〇《献帝纪》，第588页。 (28)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104、107页。 (29)《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第2111-2113页。 (30)《陈书》卷二八《世祖九王传·鄱阳王伯山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59-360页。 (31)《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第30页。 (32)《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第70页。 (33)《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第72、73页。尽管曹丕第二次上书中并未提到使臣姓名，但推测应也是毛宗。 (34)值得一提的是，毛宗在担任“行相国”时，魏国相国一职实有其人。延康元年二月华歆自御史大夫迁任魏相国，自此一直担任到禅让前夕。魏国之所以以毛宗“行相国”上书退让，而不用真正的相国华歆，大约也是为了与张音的“行御史大夫”相应，这也显示出汉朝、魏国在使臣选择上的对应关系。 (35)尾形勇认为，禅让仪式分两天举行，其中第一天(庚午，28日)为皇帝玺绶、册书传达仪式，表示“皇帝即位”，第二天(辛未，29日)为柴燎祭天仪式，表示“天子即位”。参见[日]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第207-211页。对此松浦千春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禅让仪式仅在“辛未”一天举行，“庚午”是最终禅位诏书下达的日期。参见[日]松浦千春：《禅譲儀礼試論-漢魏禅譲儀式の再検討》，《一関工業高等専門学校研究紀要》，第40号，2005年。 (36)《宋书》卷一六《礼志三》，第419页。 (37)《三国志》卷一三《魏书·华歆传》注引《魏书》，第403页。 (38)《晋书》卷三《武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0页。 (39)《宋书》卷一六《礼志三》，第422页。 (40)《晋书》卷四一《李憙传》，第1189页，惟本传误作“行司徒事”。 (41)《晋书》卷二《文帝纪》，第37、41页。 (42)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198页。 (43)[日]小林聪：《漢六朝時代における禮制と官制の関係に関する一考察-禮制秩序の中における三公の位置づけ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第60卷第4号，2002年。 (44)《续汉志》卷二四《百官志一》，第3557页。 (45)《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第1218页。 (46)(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一八《周书·周官》，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版，第235页。 (47)《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太傅，古官，高后元年(前187)初置，金印紫绶。后省，八年复置。后省，哀帝元寿二年(前1)复置。”(第726页)又《续汉志》卷二四《百官志一》：“世祖以卓茂为太傅，薨，因省。其后每帝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薨，辄省。”(第3556页) (48)《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太师、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1)皆初置，金印紫绶。”(第726页) (49)《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第724页。 (50)《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陈留王纪》，第149页。 (51)正义释《康王之诰》：“康王既受顾命，主天子之位，群臣进戒于王，王遂报诰诸侯。史叙其事，作《康王之诰》。伏生以此篇合于《顾命》，共为一篇，后人知其不可，分而为二。马、郑、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内于《顾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为《康王之诰》。”(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一九《周书·康王之诰》，第243页。)可见在唐代之前的很长时间内，《康王之诰》全篇或部分被纳于《顾命》篇内。 (52)(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一八《周书·顾命》，第237-241页；卷一九《周书·康王之诰》，第243-244页。 (53)王国维：《周书顾命考》，《观堂集林》卷一《艺林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页。 (54)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5页。 (55)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9页。 (56)《北齐书》卷一五《潘乐传》谓乐“拜司空。齐受禅，乐进玺绶”(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01页)，似乎潘乐也参与了奉送玺绶的仪式。不过据《文宣纪》，潘乐是在高洋受封齐王时奉送册书，非禅位时奉送玺绶。 (57)《梁书》卷五六《侯景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59页。 (58)《魏书》卷一一《前废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74页。 (59)《北史》卷八《武成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6页。 (60)《北史》卷八《幼主纪》，第299页。 (61)《魏书》卷六《献文帝纪》，第131页。 (62)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42-146页；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金明馆丛稿初编》，第47-54页。此外还有学者持类似意见，兹不赘举。尽管陈氏将曹魏视为法家寒族政权、西晋视为儒家豪族政权的归类已有学者提出质疑([日]津田资久：《〈曹真残碑〉考釈》，《国士舘東洋史学》，创刊号，2006年；[日]津田资久：《符瑞“張掖郡玄石図”の出現と司馬懿の政治的立場》，《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35号，2007年；仇鹿鸣：《陈寅恪范式及其挑战——以魏晋之际的政治史研究为中心》，《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编：《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二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9-220页)，但曹魏和西晋在治国理念上呈现出的法、儒差异还是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63)《晋书》卷七九《谢混传》，第20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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