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否定——对一种复旧性观点的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如何看待论文,观点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0)01-0049-06
一、为什么要再次谈论马恩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否定评价
几年以前，我和北京大学陈启伟教授以学术通信形式就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否定作过一次讨论。陈启伟教授在给我的信中对以往我国哲学界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来龙去脉作了具体考察，对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反对任何一种宗派主义的态度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他的论述体现了我国哲学界绝大多数人的观点。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学习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重新研究，大家都认识到对现代西方哲学简单否定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强调的求实态度，更不符合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
然而大家又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确大都作了否定评价，这种否定被后来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当做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理论根据。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评价，克服以往简单化的全盘否定态度，就不能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对特定理论所作的评价的适用范围扩大化。但如果没有对这些评价作出合理解释而简单地抛弃它们，就可能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也可能被认为背离马克思主义。因此，近年许多同行专家在谈论现代西方哲学时往往避免直接涉及这些评价，有的专家甚至避免提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这种回避的确可以暂时摆脱一些困扰。但如果我们肯定中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应当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那我们实际上无法避开这些评价；应当将其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面对的阶级斗争的形势结合起来思考，揭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对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作出否定评价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由此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仅不排斥，而且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新的评价。陈启伟教授的信除了上述考察和分析外，最重要的就是把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否定评价问题明确地提了出来。
对经典作家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否定性评价问题，同行专家们大都早已在思考。我因为这十多年来较多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更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对此也早已有些看法，因不成熟而未提出。陈启伟的信促使我对之进一步思考，并把初步看法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简单说来，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哲学等同时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正式成了敌对阶级、二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采取了日益鲜明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突出地表现在无产阶级准备发动，甚至已经发动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情况下作出的。在这种特定条件下，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将当时的西方哲学当做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加以批判，而不可能去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这些哲学是否和怎样超越了近代哲学的某些局限性。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后来没有看到由产业革命推动的欧洲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发展，更不表示他们否认后来在阶级斗争相对平静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应当重新作出研究和评价。因此不能把他们在特定情况下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否定绝对化，当做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原则；而要以他们一再强调的与时俱进的观点，具体地分析变化着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唯物史观的求实的态度具体地揭示它们的是非成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我正是按照这种观点给陈启伟教授写了一个回复。征得他的同意，我将他的信和我的回复交给上海《学术月刊》，分别以《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和《也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为题发表于该刊2002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同年6期对两文都作了详细转载。
据说我们的讨论在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同行专家中获得了较广泛的认同。我在往后几年发表的几篇文章中从不同角度进一步阐释了这方面的观点，也没有看到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发表。我当然相信学界对如此敏感的问题肯定会有不同意见。事实上，有一位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老专家曾多次写信给我表示不赞成我对重新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见解，认为现代西方哲学仍然只能定性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谈不到它们对近代哲学有重要进步。作为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因跟不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进步而恪守旧的模式，这并不奇怪。由于他已淡出学界，他的守旧意见不会对学界产生影响。
但是，我在两年前办理一项课题结项时由主管部门转达的一位评审专家的意见却引起我高度关注。评审专家对课题成果提出不同意见本来很正常。然而这位专家却以武断、断章取义的方式把书稿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的论述简单地定性为将这两种哲学相提并论。尤为使我关注的是，他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那段在特定历史情况下否定同时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话引申和扩大当做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规则。他的主观意图可能是维护马克思主义，但结果只能是在马克思的名义下重新恢复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全盘否定。
这位专家的意见并未公开发表，更没有影响我的书稿的结项和出版(书稿早已结项并以《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为名由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3月出版)，因此我没有必要甚至不适宜公开作答。但是我又强烈感觉到，这种意见在哲学界的少数人中有一定代表性。不仅上述老人的意见与之相似，后来我还受到过持类似立场的学者的批评。例如有人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批评过孔德和叔本华来指责我对这些人有所肯定是背离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意见究竟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这不仅关系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条件下的某些论断的理解，更关涉怎样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如果肯定他们的意见，势必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在重新建设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等涉外学科上的进步。这种明显的复旧性批评显然超越了我和他们个人之间的分歧，而涉及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等涉外学科研究的根本方向。因此我还是觉得应当就所涉及的问题向学界提出，以便通过公开讨论来提高对有关问题的认识。
二、《资本论》二版《跋》不是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标准
在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上，大家的分歧也许并不在于是否肯定应当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而在于究竟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以前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全盘否定大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往往也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话语作为理论根据。然而由于对这些话语作了教条主义的扭曲，这种援引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意。一些专家和学者所表现的对马克思的话的解释似乎与此类似。我并不怀疑他们有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初衷，但认为他们不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待我国学界在重新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上的进步，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情况下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否定评价简单化和绝对化，他们的意见由此具有明显的倒退倾向。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我们在书稿中所阐释的理解不见得准确。专家们如果是以求实的态度与我们商榷，我们应当欢迎。遗憾的是，他们对此并没有做客观和具体的分析，而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情况下的论断普遍化，引申为普遍适用的原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有人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有限定意义的论断扩大为评价哲学等现代西方思潮的普遍准则。理由是马克思“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所依据的却是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以利害代替是非作判断标准”。这样，《跋》中的相关话语就被当做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标准。为了明辨是非，最重要的是重新揭示马克思的这个《跋》中相关的话语的真实意义，特别是马克思本人是否把《跋》中的话当做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标准。
被一些专家引为根据的是马克思《跋》中如下的话①：
“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马克思这些话主要涉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状况。他明确地把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否定限定在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以后“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的时期。对在此之前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没有简单否定，而是分别不同情况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例如他在《跋》中分析了1820-1830年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尚未激化的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活跃发展的情况以及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的“公正无私的性质”。这时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早已发生，但由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处于潜在状态。只有到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被激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经济学才真正没落。至于在此之后资本主义是否能出现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是否一直处于公开的、激化的状态，《跋》中没有作具体论述，也没有否定这种可能性。从西方资本主义后来的实际发展看，19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也对此作过肯定。因此，马克思《跋》中的上述否定并不是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普遍否定，更不能将其扩大作为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根据。马克思在《跋》中除了论及他的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外，并没有直接涉及对同时代哲学的评价。笼统地将其引申作为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据，就更显得太牵强了。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文简称《终结》)中有一段话倒是直接针对1848年以后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没落状况的。他说：“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对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中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的毫无掩饰的思想家。”但恩格斯立即对之作了限定：“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②
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成了统治阶级，阶级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使它们的意识形态的阶级倾向性也必然发生根本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出发明确地指出了这种变化，这与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也完全一致。谁忽视了这一点谁就可能背离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在《跋》和恩格斯在《终结》中对同一时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正是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鲜明的阶级立场的体现。我们应当高度重视这些否定的深刻意义。但是我们同时应当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对这些否定作了明确限定，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否定当做对现代西方哲学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盘否定，我们不能把这种否定当做评价这些意识形态的普遍标准。
把《资本论》第二版《跋》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同时代某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否定当做是他们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盘否定，除了不符合上面所提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所作限定外，至少还会碰到两个困难：一是难以与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与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一些著名论断一致，另一是难以解释一百多年来西方哲学的实际状况。下面我们再就这两点分别加以解释。
马克思主义在评价任何一种哲学时都不只是简单地从后者体现的阶级立场出发来判断，而是既关注其社会历史根源，又关注其思想理论根源。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明确指出判定一种思想理论的阶级性并非指其思想家“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身的阶级利益”，而是他的思想不能越出某个阶级的生活所不能越出的界限。就是说，标准不是直接的利害，而是归根到底的物质利益和阶级地位③。恩格斯在《终结》中说：“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观念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恩格斯由此把哲学当做“更高的即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④。
其实，哲学等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根源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特定阶级的利害，而是包含了整个时代全部社会阶级关系等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即使是阶级利害关系对意识形态的制约也只有在“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的年代才直接表现出来。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出现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而且他已“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但由于当时“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⑤。
这就说明，既撇开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背景，又将其阶级背景片面化，由此将马克思主义评价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标准仅仅归结为“以利害代替是非作判断标准”，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明显的扭曲。
从现实的方面说，如果把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特定条件下对经济学、哲学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否定性评价当做马克思主义评价它们的普遍原则，那必然造成对往后一百多年西方经济学、哲学以及一切人文社会学科的全盘否定。这显然不符合这些学科发展的实际状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者从对这些西方学科的成败得失的研究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我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当然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但前者在许多方面却又借鉴了后者。从学界到政府高层官员，对那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的意见就非常重视。在哲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也大体类似。不仅社会学是由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的孔德创立的，其众多分支学科也都是由后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建立的，当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需要建立和发展社会学时，他们都不得不批判地借鉴西方社会学。就哲学本身领域说，西方哲学固然是资产阶级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原则区别，但它们毕竟在一定范围内体现了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成果，特别是自然科学等人类认识的成果，与西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它们简单否定，不仅不能影响它们在西方世界发生作用，也不能取信于早已开始广泛接触它们的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反而会因不实事求是而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更谈不到从这些哲学的是非成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总之，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看做是他们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有效的评价，这种认识在理论上严重扭曲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现实上明显不符合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以这种认识来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必然会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重新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积极成果，特别是将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通过这种重新研究和评价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上所取得的成果，从而会使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引向背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抱这种认识的人真正有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动机，结果仍然只能是事与愿违。
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求实态度认识马恩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评论
正因为把《资本论》二版《跋》中的某些话语绝对化、当做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准则的观点存在明显困难，我国哲学界很少有人会表示认同。最近十多年国内学者似乎很少有人再援引这些话语来否定现代西方哲学。大家都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态度对一百多年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重新作出评价，这意味着既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作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对立阶级的哲学之间的原则界限，又不简单否定现代西方哲学，而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对之作出求是的分析。我个人一直倡导这种观点，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原则只能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来确定。马恩在这方面有明确的论述。至于对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同时代西方哲学为什么主要作否定性评价，他们虽然没有直接作出回答，但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当按照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作出具体分析，然后作出合理的解释。这些我在上面大都已提及了。在一些专家评审过的上述书稿中，我们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更为集中的论述。
在书稿《绪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没有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给予肯定评价”这个小标题下有如下一段话：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时，对德国古典哲学等西方近代哲学，都是既批判它们不能越出为资本主义“理性社会”辩护的阶级局限性以及最后必然陷入独断论和怀疑论、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等理论的局限性，又肯定它们在促进资产阶级反封建民主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以及思想文化发展上起过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肯定它们在理论上可能包含的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等合理因素。然而对于与19世纪中下期流行的西方哲学，他们则很少给予肯定评价，而往往只是激烈的批判。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腐朽没落，甚至行将灭亡，无产阶级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决战时刻即将到来。因此他们最关注的是指引革命无产阶级怎样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而不是去探究作为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还能否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某些有效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尚能推动社会进步，当然也不会去深入研究当时的西方哲学家是否还能够对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做出某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造，提出某些合理的思想，对西方哲学的进步作出新的贡献。事实上，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和流派(例如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义、朗格等人的新康德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后者对当时工人运动的损害，哲学研究直接服从于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从维护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统一、使之不受敌对阶级在哲学和社会思想上的消极影响来说，他们对这些哲学流派采取坚决的批判态度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的确行将被推翻，那对与之相应的哲学等意识形态怎么可以不作坚定批判、反而给予肯定的评价呢？
在第一篇第三章第一节《西方哲学的现代的转型的历史和理论根据》中，在“重新认识西方近现代哲学转型的理论取向”小标题下有如下一段话：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神圣使命出发，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作他们关注的核心。在哲学和思想理论上，他们所关注的是在批判继承以往优秀哲学遗产的基础上建立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并与同时代的一切资产阶级哲学理论(包括各种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理论)严格划清界限，甚至与之针锋相对。《共产党宣言》和他们当时的其他论著都体现了这种倾向。这具体表现在：他们无论是对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思潮，还是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以及一切以继承休谟和康德、黑格尔等近代哲学的某些成分结构起来为特征的同时代的哲学，一律采取坚决否定的态度。正像他们当时并未考虑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否还能对现存社会作出某些有效的改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尚能推动社会进步一样，他们同样没有去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是否还能够对陷入困境的西方近代哲学作出某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造，是否还能够提出某些合理的思想，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的进步还能够作出某种贡献。出于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预计，这些问题必然不为他们所特别关注，甚至可能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外。总的说来，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态度主要是着眼于这些哲学家及其理论与当时工人运动的关系，哲学斗争直接服从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之所以引出上面两段话，是因为它们大体上能体现我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为什么会没有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给予肯定评价的观点，也是因为一位评审专家曾引其中的词句来批评我们的观点“包含有大量的猜测，而不合事实”，说我把马克思《跋》中的论断“撇在一边，根据自己的想象为马克思的依据另立标准”。为了澄清是非，我觉得必须进一步作出辨析。
澄清是非的关键还是如何合理解释马恩对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未作肯定评价。在此首先必须明确：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求实态度看，对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哲学是否只能全盘否定，是否应当继续坚持以往对现代西方哲学全盘否定的态度。
假定人们坚持过去流行的简单否定态度，那人们当然不需要解释为什么马恩当年没有对同时代的西方哲学作出肯定评价。但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明显偏离马恩的原意和历史唯物主义，还将全盘否定我国哲学界改革开放以来重新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方向。这样的立场就与我国哲学界绝大部分人不同。
假定人们并不坚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在不同程度上肯定现代西方哲学中可能存在合理因素，那人们显然不应当把马克思的《跋》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割裂开来，不应把马克思的《跋》扭曲为仅仅根据利害原则对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简单否定，而应当对马恩当时没有肯定这些合理性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
在肯定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可能存在某些合理性的前提下，怎样解释马恩当时对它们却没有肯定呢？除了我上面提到的解释外，似乎只有如下两种解释，但它们都难以成立。
一种解释是：马恩对这些哲学作过深入具体的研究，从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现了这些哲学存在某些合理性，由于某种原因而故意不肯定它们(或者不便于肯定它们)。但这种解释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的求实态度不一致。作为具有伟大人格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们在理论上不可能采取这种虚假的态度。
另一种解释是：马恩虽然对这些哲学作过深入的研究，却并没有发现其中的合理性。但这会使人觉得他们在这方面缺乏洞察力。其实马恩对他们以前的西方哲学作过深刻研究，他们正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出发在批判继承西方哲学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如果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哲学流派作过深入全面的研究，却未能发现其中的确存在的积极因素，这是不可设想的。
除此之外似乎难有其他解释。
尽管某位评审专家认为我们在书稿中的说法“包含有大量的猜测，而不合事实”，但只要不断章取义，上面所引两段话及其前后文中就已包含了相关的理论和事实根据。我再补充说明两点。
其一是：马恩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在欧洲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处于决战关头的时期，他们在哲学理论上最关注的必然是与革命的成败密切相关的问题。当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了他们的哲学的基本原则、实现了哲学上的变革以后，他们的理论研究更加着重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为革命无产阶级制定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战略和策略，并与作为敌对阶级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对同时代资产阶级哲学家的理论批判越来越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性质。马恩在哲学上对敌对阶级意识形态的这种批判态度正体现了他们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的理论。
其二是：从马恩对同一时期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批判的实际情况看，他们当时的批判主要也是将其作为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较少涉及这些哲学家的理论的具体内容。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同时代哲学的批判主要是对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的批判，其中突出的有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至于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具体论述，只要这些哲学家的理论没有明显影响到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马恩大都没有对其作具体评析。马克思在不少地方提到过穆勒、边沁等人，但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对他们评论。恩格斯鄙弃叔本华，但只是几笔带过。马克思对孔德的批判在马恩对同时代哲学家的批判中大概具有典型意义，也为一些与上述评审专家立场相似的人所引述。我们在书稿中曾作如下解释：
马克思曾多次提到并批判过孔德。他在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道：“我现在在顺便研究孔德，因为对于这个家伙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喊得很厉害。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而且这种腐朽的实证主义是出现在1832年！”⑥在为总结巴黎公社起义的经验教训而写的《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有一节《工人和孔德》，其中谈道：“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教义问答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⑦前一段话批判的主要是孔德企图建立的无所不包的实证主义体系，而这正是孔德哲学中最消极的部分。在以黑格尔的无所不包的绝对理性主义为顶点的近代体系哲学因与现实严重脱节而陷入不可解救的困境以后，孔德却企图用新的形式建立体系哲学，可以说是哲学上的一种倒退。马克思的这段话鲜明地体现了他对体系哲学的否定态度。然而，孔德哲学中所包含的对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主义批判和反形而上学立场，孔德之要求对社会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及由此成为社会学创始人的作用，却完全没有为马克思所提及，说明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一方面。至于后一段话，则更明显地表现出马克思完全是从总结巴黎公社起义中孔德理论对工人运动的消极作用的角度来评价孔德的。这种批判必然是一种否定性的政治批判。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未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给予肯定评价的问题作出解释应当采取极为严肃的态度。既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必须对与马恩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的发展状况作出具体的研究和分析。我们的书稿力图这样做，我们的解释力图有理论和事实根据。我们在这方面不见得做得很好，完全可能存在种种片面性。但像某些专家那样撇开马恩对待哲学等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的基本原则，又不顾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状况，更不顾我们书稿的上下文，仅靠摘引书稿的某一句话，搬出并未直接涉及对同时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评价的马克思的《跋》就来在这个问题上指点是非，实在使人感到不可思议。
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上是否与时俱进
在是否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同时代西方哲学的否定当做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普遍原则上，我与某些专家的分歧除了对马克思的《跋》等中的话语的意义的理解外，还包括对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下文简称《导言》)的理解。这主要表现在如何回答如下问题：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是否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新情况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上作了某些改变？二、上述改变是否会导致他们在对同一时期西方哲学的评价上有所改变？
前一个问题恩格斯在《导言》中已有明确指示。我们在书稿“绪论”《马克思恩格斯与时俱进的品格》小节中已引述了《导言》的有关论述。只要不断章取义，其中的意思与恩格斯的论述完全一致，根本就没有什么引申。其实，马恩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都一再指出要以发展着的观点来看待他们的理论。马克思晚年在坚持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立场的同时，对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应当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而有所改变作过许多论述。这些是众所周知的。
在此补充说明的是：我对《导言》的解释与近年报刊上关于恩格斯是否赞成民主社会主义的讨论没有任何牵连。我曾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上的改变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前提下的改变，与一切形式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后一个问题其实就是是否真正相信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基本原理。既然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他们后来已认识到“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我们能够说他们在这个时候还会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看做像“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的时期(马克思)、“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恩格斯)那样只能是否定性的吗？当恩格斯在《导言》中明确地讲到“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时，他指的不只是法国二月革命的具体方式错了，也包括(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仍有发展余地估计不足。这从这句话的前后文可以明显看出。因此，这一句话“适用于他们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估计”并非我们的引申，而是恩格斯本人说得一清二楚的观点。
至于“也适用于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也并不完全是我们的引申。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往后的发展中在道德领域内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水平。”⑧道德与哲学密切相关，道德领域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蕴涵着哲学上的进步。当然，马恩晚期也同他们早期一样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对同时代的哲学作系统的研究，在对后者的评价上也仍不可能有系统的表述。我们对他们在这一时期对待同时代哲学的态度，只能根据他们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他们这一时期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的论述来认识。如果说这是引申，那这种引申完全符合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则和马恩当时所指出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上的某些改变。
在对待恩格斯的《导言》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策略上是否有所改变上，我认为应当反对两种极端态度：一种是夸大这种改变，以致把恩格斯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相提并论。近来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批评这种观点，我赞成这种批评。另一种是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坚持其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前提下后来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有所改变。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一再明确指出的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应当与时俱进的观点格格不入。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会遇到极大困难。如果固守马克思和恩格斯某些过时的观点，在理论上就根本谈不到列宁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实践上就无法解释往后西方资本主义(包括其哲学)的发展。至于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更无法解释了。
某些专家提出意见的方式和内容使我们再一次感到，在我国还有个别人以教条主义方式曲解马克思主义，仅凭片面理解的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来指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是非。这种人不可能是研究本学科的专家，在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界不可能找到支持者。但由于他们以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出现，在不具体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本学科的进步和前进方向缺乏了解的人群中暂时可能产生影响，而这对在我国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特别是对将本学科研究提高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新阶段、更好地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是一种不能忽视的干扰。写这篇文章就是将有关问题向学界提出，促使学界通过讨论来辨析是非。
注释：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16-317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37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3-234页。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6页。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1卷，第236页。
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卷，第106页。
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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