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用及其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用论文,信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时候，人类的智慧对信贷的作用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片面到全面、从一维到多维、从正效应到负效应的过程。信用的正效应包括：
一是信用媒介论。分别生活在英国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时期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是信用媒介论的主要代表。在斯密看来，银行的作用一是提供廉价的流通工具，因为银行能够发行纸币去代替金属货币流通；二是扩大对外贸易。在金属货币流通时期，发行纸币代替金属货币流通后，节省下来的金银可用于扩大对外贸易；三是推动工商业的发展，银行以贴现的方式和信用贷款的方式为工商业提供货币资本，它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同上）因而，货币“是货物借以流通的轮毂”。继斯密之后的李嘉图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在谈到银行的信用时说：“我不明白信贷对商品的生产会发生什么效用。商品只能用劳动、机器和原料来生产。这些事物必须从这一方撤出，才能使用于别一方”“信贷是在彼此之间互相转移着的一个手段，至于由谁使用信贷，那是由使用资本的那些人决定的。资本由一种使用转变到另一种使用时，有时非常有利，有时也会非常有害。”在李嘉图看来，信用只转移资本，不创造资本。生活于英国工业革命完成时期的约翰·穆勒认为：第一，“信用只是使用别人资本的许可，生产手段不能由信用增加，只能由信用转移”；第二，信用虽只是资本由一手至别一手的转移，但这种转移，通例是，自然是转移到比较更能在生产事业上使用资本的人手上……一国的生产基金，虽不由信用增加，但生产基金因有信用之故，将被安置在更完全的生产活动状态中……要使一国资本全部皆成为生产的，既然少不了信用，同时要使一国产业才能有效地用在生产上，亦有赖于信用。”第三，信用可以节省货币的使用。
二是信用创造论。信用创造论是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其代表人物很多，最主要的有：晚期重商主义时期的英国企业家、曾经在法国作官的约翰·劳、当代美籍奥国经济学家熊彼特。从约翰·劳的思想体系看，他属于重商主义。他认为，社会上之所以存在没有被利用的生产能力，就是因为货币数量不足。而为了弥补货币数量不足，可以发行信用货币。在他看来，信用就是货币，货币量增加财富就能增加。银行供给货币，就能创造资本，从而创造财富。劳把他的这套思想付诸于他在法国就任财政大臣时的实践。由于增发银行券，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最后不能保证兑现，导至银行破产。劳被罢官后出逃。
以提出“创新理论”而闻名于西方经济学界的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中专辟“信用与资本”一章，阐明他关于信用的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要“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而企业家是创新的“灵魂”，资本是企业家为了实现生产要素重新组合把生产引向新途径的杠杆和控制手段。这种杠杆和控制手段就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而这种支付手段是靠银行信用提供，银行信用是企业家与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他说：“在这种意义上的信贷提供，犹如一道命令要求经济体系适应企业家的目的，也犹如一道命令要求提供商品去满足企业家的需要，这意味着把生产力托付给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完全均衡状态的简单循环流转中出现经济的发展”。
必须指出，约翰·劳的信用创造论的观点主要是忽视了信用关系的约束，无限夸大银行的信用创造力是荒谬的。而熊彼特的信用思想中则有许多可取之处，特别是他的借助于企业家，信用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甚至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的思想。特别要提到的是，生活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的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对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作了精辟的归纳：（1）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2）节省了流通费用；（3）为股份公司的成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4）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做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力。
三是信用调节论。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步入垄断阶段以后，由于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更加尖锐，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和频繁，于是信用调节被赋予消除危机的使命。
早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前，英国金融学家霍曲莱就提出了他的信用调节论的观点。在他看来，经济周期的变动是由于信用的扩张和收缩造成的；而信用的扩张和收缩，又受制于现金余额的变动；控制经济周期变动的方法，在于短期利率。不过，虽然霍氏也主张扩张信用，促进经济增长。但在他的调节论里，突出流通领域的作用、批发商人的作用、短期利率与需求的作用。
面对30年代大萧条空前的危机与失业局面，凯恩思提出了他的需求管理政策。其中包括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其中的宏观货币政策的具体运用即构成其信用调节的主要内容。在凯恩思主义者看来，通过货币供给M的增减影响利率R，利率的变化则通过资本边际效率的影响使投资I以乘数方式增减，而投资的增减就会进而影响总支出E和总收入Y，进而影响到就业J。用符号可表示为：M→R→I→E→Y→J。在以上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主要环节是利率：货币供应量的调整必须首先影响利率的升降，然后才能使投资乃至总支出、就业发生变化。而为了调节货币供应量，他们又提出了以发展公开市场业务为主、包括调整法定准备金率，调整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率等三项措施。
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汉森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的“补偿性财政政策”与“补偿性货币政策”。按他的说法，在萧条时期利用膨胀性财政政策恢复繁荣，并扩大信贷规模，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在经济繁荣时期，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缩小信贷规模，提高利率，抑制投资和消费。最近几年，美国在“新经济”的带领下，经济形式一片大好，股市也牛气冲天，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也逐渐显现。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巧妙运用央行利率的调整，帮助美国经济平稳运行。
萨缪尔森是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在其风行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他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他说：“中央银行是干什么的呢？联邦储备银行是一个银行家的银行。它的主要职能是控制银行准备金的供给——从而控制经济社会的货币与信用供给。中央银行的目标是价格稳定，迅速的实际增长和低失业。”那么，中央银行怎样控制活动力强大的准备金呢？萨缪尔森认为，货币政策如何控制支出可以有五个步骤：（1）当联储需要使用货币的制动器时，首先采取措施减少银行所能得到的准备金，联储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改变银行的准备金；（2）银行准备金每收缩一元使银行货币总额（即活期存款总额）多倍收缩，故货币供给减少；（3）货币数量减少会提高货币的使用成本（即提高利息率），并且会减少人们所能得到的信贷数量；（4）在利率提高，信贷难以得到以及个人和厂商的财富减少的条件下，私人和公共的开支——特别是投资将趋于减少；（5）紧缩银根的压力，使总需求减少，从而减少收入、产量、就业和通货膨胀。当然，这种信用调节有很多假定前提，比如央行的高度独立性，比较成熟的金融市场等，这非发展中国家所能采用。而且，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尽管信用在一定限度内对经济有调节作用，但它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充其量是一种可治标但不可治本的措施。
如果说信用媒介论、信用创造论、信用调节论主要是从正面影响来说明信用的作用的话，那么，信用同样具有负面影响，而这些负面作用恰恰是我们今天在大力提倡信用时所忽视的。正如亚当·斯密说货币是“货物借以流通的轮毂”。李嘉图说“信贷是在彼此之间互相转移着的一个手段”，约翰·穆勒说“信用只是使用别人资本的许可，生产手段不能由信用增加，只能由信用转移”。
熊彼特在谈到他的“创新”理论时曾正确地认为，信用是企业家与商品世界的“桥梁”。究其实，信用是把社会目前的财富和将来的财富联系在一起的手段，而经济发展正是企业利用社会现在的财富来发展生产力，以便在将来取得更多的财富。换言之，信用对财富起着时间桥梁的作用。而正是这种时间桥梁，引起了信用所具有的两种重要的特殊性质，即风险性和泡沫性。（1）由于信用而贷出的现在的财富只能在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加以偿付（连本带利），这种时滞给信用带来了两种风险：非自愿赖帐和自愿赖帐。所谓非自愿赖帐，是指信用的接受者（借款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倾向于风险较大的投资项目，在信用的提供者（贷款者）对其难以监督或监督成本加大的情况下，容易因项目本身而导致失败，借款人可以借此宣布破产而逃避偿还债务。所谓自愿赖帐是指借款人在有能力偿还贷款的情况下，出于利己的动机而逃避对债务的偿还。（2）信用也具有易于引起泡沫的性质。譬如，股票是一种虚拟资本票据，是股份公司发给股东的所有权凭证，也是股东借以取得股利的一种有价证券。当然股东也可以将其出售并期望售价高于买价。而且，通常购买股票的人看重的是后者，而不是股利。但是，正如前面所言，股票是一种虚拟资本票据，自身并无价值，其价格是指预期的未来现金流入的价值。但这种预期又取决于人们的心理状态，因而，股票价格往往会有较大的波动。而较大的波动招致了人们的投机行为，从而使信用易于导致泡沫经济现象，更严重者则会形成金融危机，如30年代的大萧条和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
信用虽然具有调节经济的作用，但其操作过程却并不是那么容易掌握。而且一着不慎，则会对经济体系造成莫大的伤害。难怪有人说，1996年开始的中国经济软着陆，得益于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如不能适时适度，则会导致另外一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