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路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即将过去的20世纪，对于中国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深重而又极具变化和充满希望的世纪。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虽然早在近代前后就已萌发了，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际探索与开拓却发生在20世纪。在20世纪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与开拓中，出现了三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世纪之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把20世纪这三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想作一比较，总结他们的思想轨迹，对于我们更加坚定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胜利走向21世纪具有重大意义。
一
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这一视角看，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来者。中国不仅在现代化启动时间上比西方较晚，而且现代化启动的条件和特点与西方国家也有很大不同。西方的现代化主要是一个社会的自然演进过程，而东方的中国则不具备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化初始条件。尽管这样，西方早发型现代化却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国20世纪现代化的推行者面临着如何选择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问题。
中国20世纪现代化推行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三位巨人，尽管由于所处时代、阶级立场和哲学思维有所不同，但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问题上，他们都试图立足中国国情，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文化背景为依托，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孙中山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西方早发型现代化模式采取了立足现实的分析批判态度。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善果尽被富人享尽，贫民反受恶果，总有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此成不平等的世界。”（注：《孙中山选集》第84页。）因而，孙中山在选择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上，坚决反对步欧美后尘。1919年，在他制定的第一个现代化纲领《建国方略》的物质计划中，在讲完总的建设计划后，他特别指出中国建设不能追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一再提倡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并用日本的成功经验鼓励中国人民现代化的斗志。在这方面，孙中山显然高于同时代的那些启蒙思想家。
毛泽东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始成于本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由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全面展开，原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毛泽东开始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并形成了一些基本思想。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走自己的路，不能把书本当教条，也不能照般外国模式。他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741页。）“……我们要学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第742页。）从毛泽东这些思想观点看，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一概念，但他要求我们冲破原苏联模式，不把书本当教条，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而也就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础。
如果说孙中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者的先驱，毛泽东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奠基者，邓小平则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继承者和实际开拓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作为毛泽东事业的主要推进者，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早在1979年3月，他就曾指出，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又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9页。）1982年9月，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71—372页。）在这里，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能局限于“老祖宗”的个别结论，必须立足中国实际，脚踏实地探索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路。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古老农业大国中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也会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对我国自给自足农村经济的侵蚀。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关键是根据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去探索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具体道路，也就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
在孙中山看来，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国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中国仍处于手工劳动时代，要使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就要实现工业化。孙中山认为，在一个农业大国，振兴实业范围甚广，但同时又要突出重点，把农业、矿业、钢铁等放在实业计划的重点地位。与此同时，孙中山还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科技和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认为，只有走科学昌明之路，中国经济才能振兴。
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在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工业化既不能走以血腥的资本积累为起点的西欧道路，也不能走通过农副产品价格剪刀差实现高积累的东欧道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应有两个特点：一是以重工业为中心，同时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二是中国的工业化，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必须尽量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2页。 ）以跳跃的“后发展”形式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
邓小平在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上，与前两位巨人是前后相承的关系。邓小平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 页。）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因此，邓小平认为，农村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农民的小康是全国实现小康的基础，农业现代化是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基础。根据我国能源交通比较落后的现实，邓小平特别强调在能源和交通上要舍得投资，宁肯欠点债也要加强。在上述战略重点中，邓小平对科技和教育论述最多，也最充分。他不仅充分认识了科技与教育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而且从国际竞争的战略高度强调了科技与教育的重要意义。
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其中最直接的问题是经济现代化，最深层的问题则是文化的现代化。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邓小平在设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时，都高度重视了中国文化重建问题。在他们看来，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继往开来。”中国式的现代化，不能走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现成道路，但又必须置于世界经济发展和文化潮流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和考察。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还有区别，但三位巨人都认为中国由于国贫民穷、民智未开，闭关锁国、拒绝外来文化很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孙中山认为，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是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毛泽东认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页。 ）邓小平更是明确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4页。）三位巨人都认为，学习外国经验、外国文化，吸收国外资金和技术，最终目的都是借助外国资本与文明成果，用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二
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对20世纪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活动，分别在20世纪初期、中期和末期。由于他们所处时代、阶级立场和哲学思维不同，尽管三位巨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思想有很多相同或相近之处，在某些方面有着承前启后的关系，但三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些明显区别。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同一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孙中山作为20世纪初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者的先驱，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社会制度坐标问题上，尽管他追求社会主义，（“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8页。）但由于在孙中山看来，“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概念，同时他又反对在中国通过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途径实现社会主义，甚至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当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途径。因此，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从孙中山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制度坐标看，他既不愿步欧美后尘，又不愿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主张把他的三民主义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纲领，走一条既有别于欧美，又有别于俄式的现代化道路。
在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制度坐标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都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但二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却也有一定的差异。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正确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但受历史条件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所限，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中也出现了很多失误。甚至曾把一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东西当成了社会主义原则来固守，致使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步维艰。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逐步深入，邓小平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根据当代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正确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问题。使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方向更加明确。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启动的。由于旧中国积弊甚多，旧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巨性。20世纪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三位巨人，虽然都主张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但他们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艰巨性却有不同的认识和把握，因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施过程也有不同的估计。
孙中山主张，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他计划经过十年二十年斗争之后，“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3页。）“十年之内并驾欧美”。（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77页。）显然，这是一个超越现实的高速度发展目标。它一方面反映了孙中山对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的渴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是一种超越国情、脱离实际的空想。孙中山这一现代化目标估计失误，是与他对旧中国体制改造的艰巨性和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缺乏深刻认识，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体制与文化方面的障碍有着较深刻的体晤。1962年，毛泽东根据我国国情的根本特点，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他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页。）这说明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根本点认识是清醒的。但是， 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清醒认识并没有始终一贯地得以坚持。表现在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指导上，有些时期他又严重地犯过急于求成的错误。
在这三位巨人中，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实施过程的艰巨性认识最为深刻，也是始终一贯的。他认为，中国由于人口多、生产力和科技水平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再加上旧的体制和文化传统根深蒂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邓小平根据他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不仅提出了要分阶段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而且为我们精心设计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改革开放20多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邓小平分阶段、三步走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是非常正确的。
20世纪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三位巨人，由于有不同的哲学思维，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问题也有不同认识。孙中山的历史观是民生史观。他把“民生”作为“历史活动的中心”，认为民生问题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他指出：“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注：《孙中山选集》第816—817页。）由于孙中山的哲学思维是民生史观，更由于时代和阶级立场限制，尽管孙中山提出过中国式现代化的许多措施，但他却没有真正找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也没有找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依靠力量。
从哲学思维上看，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毛泽东以其唯物史观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根据我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问题。但是，由于毛泽东意识的中心是革命，因而，他一是没有把自己的正确思想坚持一贯；二是没有真正把改革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由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如果说毛泽东全部思维意识的中心是革命，是通过阶段斗争夺取和巩固政权。那么邓小平全部思维意识的中心则是现代化，是中国的现代发展。正如他所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注：《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第一版。）正因如此，邓小平以其唯物史观冷静地观察中国与世界，并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对中国式的现代化进行了全面设计，特别是找到了改革开放这一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三
从上述20世纪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思想轨迹看，在很多方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演进的前后相承性。但由于各个时期存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后者显然又是在前人探索基础上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
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角度分析，20世纪初期的中国面临着两大问题，一个是要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政治前提问题，一个是要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孙中山提出了这两个问题，并对它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实践，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思想遗产。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对于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两大问题，孙中山却一个也没有解决。旧中国的国情十分复杂，中国现代化面临的这两大问题的艰巨性，是其它国家和民族少见的。正因为这样，孙中山虽然描绘了中国现代化的美好蓝图，但这幅蓝图却需要几代中国人付出无数的血汗才能真正实现。当然，我们不能过份地刻求于前人，但实事求是地说，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艰巨性，20世纪初期的孙中山显然估计不足，这也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政治前提问题，是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才得以解决的。其主要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5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毛泽东虽然解决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政治前提问题，带领我们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在艰辛的探索中却也有过很多的失误。实际上，20世纪中国现代化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在毛泽东那里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在了邓小平身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大胆实践，勇于开拓，初步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动力等一系列问题，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正确地解决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问题。
20世纪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历史证明，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来之不易。在世纪之交，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沿着先贤们的足迹，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大胆实践，努力开拓，为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几代中国人的伟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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