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吴伯超在重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重庆论文,吴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7721(2014)01-0066-11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4.01.008
1940年2月，吴伯超由桂抵渝，到达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他在重庆度过了6年多的时光，这是他音乐事业最重要的阶段。关于赴渝缘由，曾跟随父亲左右的吴漪曼女士回忆：“1939年的深秋，施鼎莹先生从重庆专程来到桂林，邀请父亲主持并担任励志社交响乐团指挥。”[1]；另据1939年4月《战歌》第二卷第二期《乐坛报导》：“近闻内政部有恢复典乐委员会之意，仍请原有负责人主持。如成事实，吴伯超先生或将来渝一行。”[2]；此外，1939年12月25日，由国民政府“中央”社会部出面在重庆组织了“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教育部长”陈立夫为名誉会长，1940年1月14日在国民党重庆党部会议室召开的常年大会上，远在桂林的吴伯超已被选入理事；1月18日在该会举行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又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同在1940年春，陈立夫短期兼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伯超时任教委会主任委员兼编订主任(5月辞职)[3]。正如当代音乐史学家戴鹏海指出：“可见吴去重庆的原因不仅是任励志社乐队指挥。”[4]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战时文化发展的中心也随之转移至陪都重庆，在动荡的抗战岁月里，重庆却建起两所音乐院，三个交响乐团，十多个建制完整的军乐团，上百个大学职工合唱团……[5]而在这样的政府音乐教育发展与文化建构中必然是需要更多的领导良材，如杨仲子、唐学咏、郑颖荪、马思聪等众多中国音乐界名家齐聚重庆①，因此，吴伯超由桂转蜀乃是应历史之大潮，必然之结果。吴伯超在重庆期的音乐生涯，可以1943年为临界，其作为指挥家、教师、政府机构幕僚，各种身份的不断变化，之后专心经营管理国民政府最高乐府——青木关“国立音乐院”。
一、吴伯超在重庆的指挥活动
作为指挥家，吴伯超先后任励志社管弦乐队、中华交响乐团、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指挥、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音干班”)合唱团指挥，他是“陪都”重庆具有官方性质音乐活动中的代表指挥家。
励志社管弦乐队由南京内迁重庆，1940年3月15—16日，在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为响应“伤兵之友”运动，假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的“春季联合音乐大会”上，吴伯超指挥励志社乐队演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等作品以指挥家身份首次登台；之后，励志社管弦乐队因故解散，重组为中华交响乐团指挥，指挥由马思聪、吴伯超担任[6]。
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前身为1938年冬成立的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弦乐队，由发起人之一的金律声担任队长。1940年2月27日，教育部召集国际广播电台、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商讨合组国立试验管弦乐团事宜，1940年3月1日教育部以名义上接管，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成立后，于1940年10月正式划归为音乐院，其间先后由教育部次长顾毓秀任团长，金律声任副团长，吴伯超担任指挥。吴伯超带领乐团于9月7日下午假实验剧院首次公开演出。至1941年6—8月，因团址遭敌机轰炸，乐团损失严重，无法正常运转而于11月正式离职。1942年12月，乐团重新运转，由金律声主持。1943年4月，吴伯超开始掌务国立音乐院，及担任院长期间，重新担任乐团指挥工作。直至1945年7月乐团正式解散[7]。
抗战时期重庆的音乐活动是非常活跃的，作为指挥家，吴伯超参与了陪都的许多重要的音乐会，如1941年“三大管弦乐团联合演奏大会”、“夫子池千人大合唱”以及黄自清唱剧《长恨歌》的上演等。“三大管弦乐团联合演奏大会”、“夫子池千人大合唱”，这两次音乐会均是由国民政府官方组织的大型音乐活动[8]。
“三大管弦乐团联合演奏大会”，由教育部音教委联合中华交响乐团、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及国立实验剧院联合举办，于1941年3月5至6日8点，假国泰大戏院演出，由吴伯超及马思聪、郑志声分别担任指挥。此次演出厅座售票，楼座为教育部招待参议员、重庆文化界及国外大学毕业生之用。演出前还举行了文化界国民月会，由教育部长陈立夫主持并讲话。演出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华交响乐，曲目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马思聪《思乡曲》和《塞外舞曲》，由马思聪指挥；第二部分为国立实验剧院，曲目为韦伯《自由射手》、莫扎特《丘比特》、罗西尼《威廉退尔序曲》，由郑志声指挥；第三部分为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曲目为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和法雅的《小巫师》，由吴伯超指挥；压轴曲目是戴粹伦担任独奏的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节目一直持续到晚11时，“每节演完，均博得听众热烈的掌声”。“中央摄影场”及中国电影制片厂拍了纪录片，“中央广播电台”作了现场演出直播[9]。演出，无论从乐队首席、团队成员和规模、曲目选择和指挥，可谓体现了当时中国交响乐的最高水平。三位指挥家不同风格的指挥艺术也给听众印象深刻，音乐会获得很大成功，在当时的大后方引起了广泛的影响，“马思聪、吴伯超、郑志声被誉为大后方的三大指挥家。”[10]
1941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夫子池新运模范区广场举行“千人大合唱大会”。此次合唱大会，计由二十余歌咏团体组成，涉及教育部、交通部、兵工厂、中训团“音干班”、中国制片厂以及大中小学学校歌咏团，约1001人，由党政军所辖部门所辖8大军乐队担任指挥；吴伯超、郑志声和金律声、李抱忱担任指挥。压轴节目即为吴伯超作曲指挥的《我们是民族的歌手》。此次活动，国民政府党政军领导均有出席，蒋介石进行了讲话，并由“中央摄影厂”拍了纪录片，以作国际宣传[11]。
“三大管弦乐团联合演奏大会”、“夫子池千人大合唱”是由国民政府官方组织的大型音乐活动，其目的必然是为维护其政权而进行的舆论宣传和文化活动，在歌曲演唱中也侧重于宣传其所谓“精神总动员”，对于艰难时期的“陪都”民众，也有着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作用，参与的爱国青年也以青春的热情向世界人民展现了中华儿女在危难中的乐观、积极的精神面貌。
黄自是当时中国音乐界之代表人物，自其于1938年去世始，每逢忌辰，各地音专师生就以音乐会的形式进行纪念。1941年5月9日，国立音乐院、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上海国立音专旅渝同学会为纪念黄自逝世三周年，在抗建堂演出了其遗作清唱剧《长恨歌》[12]。这是清唱剧《长恨歌》的首次全部演出，也可谓是音乐界一盛事，吴伯超也参与了此次活动并担任指挥。其中杨贵妃及唐明皇两主角分别由黄友葵、应尚能担任。此次演出所得，用于捐助黄氏的遗属。
在抗战期间，中国与苏联、美国等同盟国的“音乐外交”活动也十分频繁。抗战初期，苏联、美国多次向中国播送音乐，并派遣音乐家赴华。作为答谢，中国国民政府也通过电台进行音乐播送，如中国第一次对苏音乐广播招待会始于1940年3月18日举行的“对苏广播音乐茶会”，由励志社歌咏队、管弦乐队演奏以及马思聪演奏小提琴、陆修棠演奏二胡、陈玄独唱等演出[13]②；1940年5月14日，由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时吴伯超任指挥，直至1941年11月离职)应国际广播电台请，作第一次的对美广播，之后亦多次向国内外进行电台广播和演出③；1941年3月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访华，国民政府假国民大会堂举行专场音乐会，其中时任“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副主任吴伯超指挥全体学员演唱其合唱作品《中国人》，被居里誉为：“足以象征‘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临别之际，除召见吴伯超先生一表敬佩之外，并特别托付詹森大使，将这支名曲灌制唱片，寄奉罗斯福总统，以便亲赏抗战中之‘中国新音乐’”[14]。
之后，吴伯超担任国立音乐院院长之职期间，也兼任乐队和合唱团指挥。吴伯超在“陪都”指挥表演贯穿始终，也是其指挥表演活动中最为频繁的时期，也培养了一批我国早期的指挥家如严良堃等。吴伯超好友、台湾艺术评论家顾献梁先生曾在台湾出版的《吴伯超先生曲选》[15]“跋”中这样回顾和评价吴伯超在重庆指挥音干班合唱团的一次表演：
“……担任指挥的是一个短而不小又非常精悍的中年人，劲儿真足，上台就好像不是从幕后一步一步走出来，似乎连奔带跑冲出来的，到了舞台的前方正中央即迅雷不及掩耳般铁定站住；指挥也是全神贯注，精力饱满，显得从外到里的生命力无限充沛；劲道不但足，而且是一般苦干、蛮干，猛干的气魄，音乐达到最高潮的时候，简直是万钧雷霆，排山倒海，好像准备压倒一切。那是一位令人望之生畏的指挥，然而却不缺乏天真纯朴，忠厚雄浑，坚定不移的种种素质。总之，我感觉印象极为深刻，至今难忘。那就是吴伯超先生。”[16]
二、吴伯超在重庆的音乐行政工作
诚如上文所述，吴伯超赴渝绝非仅为担任乐团指挥之职，他或是为寻求音乐事业发展的更高追求，也或兼及“学术报国”的理想。吴伯超早期在国民政府“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所设音乐研究会、“内政部”乐典委员会编订主任等经历，也为他接下来的仕途发展奠定基础。在陪都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是一个对于战时中国音乐教育发展和国民音乐推广有着重要意义的机构。吴伯超也是其中的一位重要成员。此外，他也参与了重庆时期“乐典”编订的继续工作，参加了中国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和中国音乐学会等音乐社团及其活动。
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以下简称“音教委”)会成立于1934年，主要承担音乐教材的编订，以及提出各种议案，供教育部在制定各种政策、法律、法规是作为参考，属于“咨询”类机构。1939年，“音教委”进行改组，以“发展国家教育、音乐事业”为目的，内部设四组部门：研究组、教育组、编订组和社会组，成为了具有一定实权的政府机构。直至1943年，国立礼乐馆成立后，“音教委”大部分常务工作，移归该馆典乐组办理，重新成为“咨询”性质的委员会。吴伯超曾在1940年初陈立夫任“音教委”主任委员之时，曾短期担任主任委员兼编订组主任一职。自抵渝，吴伯超参与了“音教委”历次会议，因此，其应为“音教委”之核心成员，并且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参与了“白沙万人大合唱”的组织工作，这也是陪都重庆一场影响较大群众音乐活动④。
1942年3月，吴伯超时任位于江津县白沙镇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作为音教委委员，吴伯超在白沙镇担任社会教育委员会音乐股正股长之职，积极推行爱国音乐活动。为响应教育部音教委推行“音乐月”的活动，白沙镇计划举行“万人大合唱”。吴伯超担任了筹备委员会的一员，及大合唱总指挥之职[17]。
1942年3月29日，白沙万人大合唱在江津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大操场举行，有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育部特设大学先修班、国立十七中学校校本部分部和女初分部、国立女师学院附属中学、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江津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江津县立白沙女中、私立聚奎中学、私立新本女中、私立修平中学和私立至德初级中学等13所院校学生凡六千余人组成，加上文化团体民众团体以及听众五万人以上。时人报道：“白沙为东川文化荟萃之区，自名音乐家吴伯超氏任该地女师学院音乐系主任后，音乐界顿呈蓬勃之象，因有白沙音乐教育推行委员会之设立。本届为响应音乐月联合中等以上学校于3月29日举行万人合唱，筹备以迄证实演出为时未及三周，以参加单位之多，人数之众，前所未有，尤以成绩及效果之卓越，造就音乐界空前壮举，不仅表现组织庞大之集体社教活动，整齐严肃，亦所以示全体意志力量集中之坚毅精神……总指挥吴伯超氏，……歌声随指挥棍突起，嘹亮宏大，声闻数里……”集会从下午2时至5时，“归途蜿蜒江边，长达数里，蔚为壮观。”此次活动有中国电影制片厂录制，并计划运往国外，作为外事宣传[18]。
1937年1月，吴伯超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乐典委员会编订主任，参与国家最高礼乐制定，由于抗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西迁，而停滞。在重庆这项久滞的事项又成为吴伯超在重庆参与的工作事项，具体事情已随着时局变化而有了不同内容，但具备着同样浓郁的政治色彩。
自民国以来，在政体建设等上层建筑方面全盘接受了西方模式，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也使西方文化与思想被中国转型中的知识分子自主接受。但是，根基于中华血脉之中的儒家传统“礼乐刑政”思想仍在延续，并有相关机构设计“新礼乐”并试图使之成而有效。正如青年学者冯雷博士所阐述：“民国以后一直有掌管礼乐的机构，从名称到内容，再到行政隶属划分，颇为曲折复杂，有关论争数度爆发，体现社会转轨引发的各种思想碰撞、混乱、对立、调和、探索及融和。[19]”对于礼乐机构的机构沿革，其梳理如下：
1912年民国建立，成立“教育部”，礼教由“教育部”礼教司掌管(音乐会演艺馆分属社会教育司事务)；
1915年，内政部设典礼司，置礼制馆，专制作之业，因袁世凯帝制事起，该馆无形停顿，及袁氏败，馆亦遂废；
1918年12月7日国民政府改订《教育部分科规程》，将社会教育司分为二科，第一科掌文艺、音乐等事项，第二科掌通俗礼仪事项。也即民间礼仪事项与国家典礼分别由内政部与教育部分掌，由此为以后内政部与教育部因互不统属、政令不一，合作制礼乐长期悬而未决；
1932年，国民政府行政院伤令内政部与“教育部”成立乐典编订委员会，合作拟定礼制草案。其后乐典编订委员会广泛征求意见，数易其稿，以致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乐典编订委员会停办，都未拿出确切定稿；
1938年内政部与“教育部”第四次呈报，再一次未果；
1941年冬，第三次全国内政会议，由礼俗司提出草案重加讨论，最后会议议决暂就草案原定条例施行之；
1942年，蒋介石指示：“鉴于民间风俗以及礼制周部紊乱，婚丧喜庆无所依从。乃手令有关院部本年度内必须完成婚丧喜庆之礼，俾民间参照遵行。于纪念周指定考试院、内政部、“教育部”共同商讨订定，指示分工原则，成立国立礼乐馆机关，为审议制订机构，以内政部为行政院执行机关”[20]；
1943年5月，国民政府国家级礼乐研究机构一国立礼乐馆成立，隶属“教育部”，担任礼乐的制作等，但最终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正式向全社会推行。
从结果来看，国民政府浩瀚的新“礼乐”工程，是以失败告终的。为了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对抗，蒋介石试图以儒教立国，“复兴礼乐”成为国统区的官方意识形态，“教育部”陈立夫等秉承上意，大力推行乐教[21]。在重庆时期，吴伯超积极遵循政府的“乐教”政策。1942年，蒋介石亲自部署“礼乐”“大事”，5月中吴伯超也被其从白沙召至重庆“审核典礼乐”[22]，遂于1943年初，教育部设立礼乐编订委员会，由教育部次长顾毓琇担任主任委员，吴伯超为委员之一。
从吴伯超此时期作品来看《恭迎总统》、《宴请使节》(歌词选自《诗经·鹿鸣》)、《喜庆》(歌词选自《诗经·桃之夭夭》)，这三首作品当属于“礼乐”制作的范畴，它们创作于江津白沙，临水幽静的文化小镇，在那他度过似乎是一生“仅有的悠闲轻松的日子。”[23]
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和中国音乐学会是此时期重庆众多音乐协会⑤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
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1938年12月25日在川东师范(今市文化宫内)成立，会上选出理事39人，监事17人。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担任名誉理事长，主任常务理事唐学咏，不久胡彦久接任。该会的任务是：唤起民众，坚定胜利信念；推进国际宣传及对敌宣传；组织大合唱、管弦乐、军乐合奏；举办室内、露天音乐会，参与播音制片；成立巡回音乐队，协助建立民众音乐团体；开办音乐干部训练班及各种音乐研究会；出版会刊，建立全国音乐通讯网；征集民间音乐，编印抗战新曲。1940年1月14日，该会假重庆市党部召开第一届年会，唐学咏、贺绿汀、李抱忱、刘雪庵以及包括远在桂林的吴伯超等39人，被选为理事[24]；同月18日在第二届第一次理事会上，吴伯超又被选为常务理事之一[25]；同年3月15日，为响应政府“伤兵之友运动”号召，在国泰大戏院举行音乐大会，音乐界200余人参与演出，有满谦子指挥中训团音干班的合唱，应尚能、胡然、洪达琦等的独唱，马思聪、戴粹伦、张贞黻、朱崇志、陈振铎、陆修棠等的小提琴、大提琴、二胡独奏等，陈济略指挥中央广播电台国乐组的合奏，以及吴伯超指挥励志社管弦乐队的合奏。这也是吴伯超赴渝后的首场指挥演出。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在各地成立了许多分部，如桂林、昆明等，其中1940年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晋察冀分会成立，吕骥当选为主席，负责陕甘宁边区分会工作。也有研究者指出：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系中央社会部出面组织的一个协会，有着“以期取代先期在武汉成立的被认为‘左倾’的‘中华全国歌咏协会’”[26]的政治企图，但是从大多数爱国音乐家的实际运作与参与的情况来看，这一组织则更有着音乐界“统一战线”的意味。
中国音乐学会，1942年4月5日在重庆上清寺广播大厦成立，会议选出顾毓琇、潘公展、洪兰友、赵元任、刘雪庵、郑颖荪、王泊生、杨仲子、刘季洪、吴伯超、李抱忱、金律声、马思聪、戴粹伦、应尚能、喻宜萱、黄友葵等27人为理事，陈立夫、张道藩等9人为监事。吴伯超等为发起人之一。陈立夫在成立大会上陈述了大会成立目的，尤其是强调“总统手谕，限令于本年内典礼乐谱”⑥事宜，并期待“今日音乐学会成立，我们相信将来这学会对于‘作乐’，一定能予以很大的帮助”[27]同年5月13日，理事会议决议：请政府明确规定音乐活动位正当社会教育活动；筹办孔子诞辰国乐大演奏；编定音乐年鉴；举行音乐座谈会；第一届年会时举办音乐表演。吴伯超为发起人之一，历届常务理事。之后，中国音乐学学会在抗战期间学术活动和表演活动不断。
从上述团体音乐活动来看，有涉及积极推广群众抗战音乐活动和宣传的意义；也有配合政府进行抗战舆论宣传以及服务于“复兴礼乐”种种举措。在政治的复杂背景下，文化与艺术不免也赋予了浓郁的政治气息。音乐史学家汪毓和先生论述这段历史指出：“当然，绝不能将参与上述机构活动的绝大多数音乐家和一般工作人员的爱国愿望同反动当局的政治企图相等同看待。”[28]
三、吴伯超与青木关国立音乐院
从重庆时期乃至吴伯超一生来看，其事业的最高峰是其长校于国民政府之最高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时期。在担任此职之前，吴伯超在“音干班”和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短期任教。
中训团“音干班”1939年11月成立于重庆复兴，1942年10月结束，被教育部收编为国立音乐院分院。“音干班”共举办了三期，第一期九个月、第二、三期均为六个月，教师基本来自于原上海音专师生。吴伯超曾担任第一期讲师，在原副主任华文宪病逝后，担任了第二期副主任，直至1941年9月辞职。有研究者透过民国档案的梳理，将音干班定位为“实质就是一个娱乐兼音乐培训的临时集体。”[29]在上述吴伯超参与的早期音乐活动中，也能看到在政府组织的大型音乐活动中，或为某要人的专场演出中音干班的重要出场，此外“在党政训练班开学和毕业时，全体教官和学员必须来参加音乐演奏会……每次演奏会都有附近的其他各班和国民政府的重要官员来观看”[30]以及为了同乐会的活动举办娱乐晚会等。这显然和吴伯超的音乐志向是有着一定的距离的。或也因身体健康状况，吴伯超于1941年9月“恳请并得到戴粹伦老师的同意，由他来接任副主任的职位，才得以离开中训团”[31]。之后赴江津白沙国立女子大学担任音乐系主任。
在白沙的任教的一年，因师资不足，他曾一人担任指挥法、合唱、钢琴、和声、对位、作曲、音乐史多科课目。为推广政府之抗战宣传工作，他组织并参与万人大合唱。这一年可谓是吴伯超在重庆时期进行音乐创作的重要阶段，歌曲《喜庆》、《宴请使节》《恭迎总统》《腌菜歌》《绣鞋歌》以及未完成歌剧《屈原》都创作于这个时期。其中《喜庆》《宴请使节》，虽为乐典之作，却也可算他保留作品中代表作，其曲风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情，音乐技法细腻，都有民族化的和声和复调，雅俗共赏，喜庆明朗，彰显出泱泱大国之礼仪风范。这两部作品在国民政府组织的乐典歌曲的匿名评比中获得好评，尤其以《喜庆》一曲评为“甚好”⑦！在白沙的教书田园安逸日子，并未能持续太久，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钦选吴伯超担当新近成立的国民政府最高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的院务工作。
在之前，吴伯超与国立音乐院已是颇有渊源，在国立音乐院教学尚未正式运作，吴伯超已担任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指挥一职，直至乐团因敌机轰炸而无法维持而离职；1941年8月，也曾为国立音乐院附设音乐教员讲习班作专题讲课⑧。
国立音乐院，又称“青木关国立音乐院”⑨，如蔡元培对于上海国立音乐院建立的促进作用，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建立，则是与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倡议和举措有关[32]。
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建立，是当局感于上海国立音专在沦陷区，教育部令其内迁而因不得已之困难未果，“以致抗战的后方，没有一所专门的音乐学校，无数想研究音乐的青年，没有进修的机会。”[33]因此，当时的教育部于1939年冬决定在战时“陪都”设立“国立音乐院”，遂1940年2月国立音乐院筹备委员会成立，教育部次长顾毓秀担任筹备主任；同年3月，成立实验管弦乐团；8月教育部将原青木关关口各省民众教育馆馆长训练班，设备及其房屋拨于国立音乐院为基本设施；9月招生，10月筹备会结束，11月1日正式成立，并开始正常教学工作[34]。一个有趣的历史巧合或必然：1939年深秋，施鼎莹从重庆专程到桂林与吴伯超恳谈赴川事宜[35]，1940年2月初，吴伯超离桂西上“陪都”重庆⑩。
对于最高音乐学府，且为“复兴礼乐”的“乐教”举措，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及陈立夫部长给予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很高关注，这首先在院长的任命上充分的体现出来：首次任命的院长是在政法经济领域、艺术界和政界久负盛名的谢寿康院士，谢康寿为华人获欧洲国家院士第一人，且在戏剧领域造诣颇深，无论国内国外均有盛誉，但由于谢寿康先生一直在国外未能归国，教育部次长政治家、戏剧家顾毓琇兼任院长，实际工作由教务主任胡彦久担当。1941年8月，任命著名音乐教育家杨仲子担任代理院长一职，1942年转正。杨仲子可谓是音乐教育界德高望重一辈，杨仲子先生任职期间，音乐院设立了国乐组，聘请了如杨荫浏等名家任教，也积极展开社会音乐活动等。后因杨仲子袒护学潮学生，被教育部长陈立夫撤销院长职务，调入国乐礼乐馆任职[36]。由于一时难以找到合适人选，陈立夫干脆亲自兼任国立音乐院院长之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立夫再次考虑到重用吴伯超(11)。从陈立夫的历次重用，可见吴伯超确实有着相应的学术能力和管理才能，并具备可被信赖的政治背景。
1943年4月，教育部正式委派吴伯超代理国立音乐院院务，同年8月，聘为院长。至此，吴伯超成为了国民政府最高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的第四任院长，他同时也成为了国民政府的最后一位国立音乐院院长。
吴伯超是实干的教育家，上任之后励精图治，下为档案显示的自1943年4月至1944年1月吴伯超接掌国立音乐院的部分举措：
“1944.1.30.国立音乐院近讯
(九)国立音乐院自吴伯超氏接掌以来，励精图治，对教授之聘请、学生之福利、学校环境之改造等事，无不尽力谋划，近发动学生劳动服务开荒种菜，原有黄山已大部垦为良田，春季菜蔬已下土多种，据农场负责人言，春三月后音乐院非但变为一美观之菜园，员生之副食亦必大为改善矣。
(十)国立音乐院为将该院环境改为纯音乐环境，陶冶学生身心并启发学生学习兴趣起见，于院门内山坡上以麦冬草制成大排图样(中国乐教)，一个于礼堂前山坡上制成希腊竖琴(西洋乐徽)图样一个，并以黄钟十二乐律分别定为路名、路标刻以全部落成道旁，新植法国梧桐白杨白腊洋槐等千株。
(十一)国乐音乐院为纪念中国新音乐的保姆萧友梅先生在该院山上建立木坊一座，曰《友梅亭》特请萧先生老父、前任院长杨仲子…伯超在坊前集合全体学生讲述萧先生生平事迹及其艰苦卓绝致力提倡新音乐之经过，并请胡然教授报告萧先生逝世时之情形，全体师生为萧先生默哀一分钟，致哀情绪肃穆庄严，莫不敬仰此一伟大导师，盖今日中国音乐界知名之士无不出自萧先生门下也。
(十二)国立音乐院为纪念音乐界先贤，激励后学上进起见，特将新旧教职员宿舍定名“光祈村”、“黄自村”，以纪念王光祈、黄自先生，“光祈村”系吴院长伯超题额，“黄自村”系特请黄先生乃叔黄炎培先生题额。前年音乐月国立音专同学会演唱黄先生遗作《长恨歌》，持黄炎培显示曾作歌哀悼也，胡周淑安先生制成曲谱，今黄自先生之令名更将永垂不朽，其叔岂无感兴乎？！
(十三)国立音乐院为纪念中国第一个国立音乐院创办人蔡元培先生，已将该院图书馆改名“孑民图书馆”，特请才显示挚友吴稚晖先生题额，闻将向有关方面募集图书充实内部，又为纪念教育部陈部长立夫提倡音乐教育不遗余力，特将该院大礼堂定名“乐教堂”，并请陈部长立夫亲自题额。
余略。”[37]
从这些举措来看，主要涉及有四个方面：1、对于学院的环境景观的建设。学院景观，不仅仅关系到学生生活环境，也涉及到学府的精神面貌和所秉承的文化根基与传承内涵；2、对于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建设。作为一位院长，吴伯超对学生的关心，竟然深入到最基本的菜篮子问题，确实难能可贵。尤其是在艰难的抗战时期；3、重视师资，重视教学。一如萧友梅，将教师作为学院的根本。
从“友梅亭”，“黄自村”，“光祈村”，到“孑民图书馆”的命名，我们可以看到吴伯超正是秉承蔡元培、萧友梅的理念，继承着萧友梅开创的音乐教育事业。
1943年新学年伊始，吴伯超刚刚担任院长，一位年轻的中共党员伍雍谊(12)也在这个新学期进入了这一国民政府最高乐府——国立音乐院。在为吴伯超100周年纪念而作的《忆吴伯超师在重庆》[38]一文，伍雍谊这样总结吴伯超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贡献：1、依据当时的师资力量，尽可能开设必要的课程；2、延揽各方面音乐人才，积极组建师资队伍；3、重视民族音乐的教育；4、建立国立音乐院幼年班。
1943年4月吴伯超上任，直至1949年太平轮海难(13)，吴伯超一直被留任和国立音乐院教务正常运作、学术蓬勃发展、学生人才辈出的事实，证实吴伯超确实是非常称职的院长。但是如果把一切归之于一个人的功劳，这显然也是不完全合于历史的真实的。1940年10月9号，教育部为国立音乐院成立专门颁布了《教育法令：国立音乐院组织大纲》(教育部乐拾一第三四八七四号指令核准)[39]，以及1943年第一次修正《专科学校组织法》，法令的颁布，为学院行政各级别及相关工作做了明确的规定。正如冯雷论文中总结的那样：
“设院长一人综理院务。全院设教务、训导和总务三处，分设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秉承院长的旨令分别主持教务、训导和总务事宜。教务长和总务长都由教授兼任。国民政府自1929年加强政治控制，实行‘三民主义’思想教育之训育措施，因而训导主任由‘党政官员’专任。并有各种委员会制，如董事会、评议会、教授会、音乐会委员会、考试委员会、学生公费审查委员会等等。
校长与委员会相结合的管理体制。评议会为立法机构，还有教授会、教务会、组织委员会、聘任委员会等，为立法与行政、参议分权的‘合议制’，以达充分发动广大教职员工共同管理学校之目的。核心内容可以称之为“教授治校”：让教授成为评议会的多数，议决立法方面的事；让教授中的学长(即今日的系主任)分任行政方面的事；让教授主任分任教务等等。这是依靠教师办学在高等学校的发展。由此脱离了‘人治’管理的轨道，能够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使学校大受影响。”[40]
此外，包括课程设置、招生、学生学制、学生考核等各项具有法则规范。这一规范的进程应与教育部以及所辖各咨询机构如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等相关工作密切相关，因非本文研究侧重，因而仅略言之。
关于建立国立音乐院幼年班，亦显然不仅是吴伯超个人的功劳。幼年班的创建，涉及学制的改革和建设，涉及经费的投入与运作，是绝非一人之力可为之的事业！创建幼年班应是中国音乐教育者们探索的中国音乐教育学制之路，是国民政府力图完成音乐教育三级衔接学制的实验与成果。在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兴起之初，萧友梅等先驱业已感受到中国音乐教育应从孩子抓起的问题，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上海国立音乐院与音专时期的选科，即可被视为先驱的探索之路。随着抗战初期，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在抗战音乐教育工作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的展开，学制问题成为讨论和研究的一个方面。国立音乐院成立之初，在教育部《教育法令：国立音乐院组织大纲》就明确规定：
“本院设初级部，中级部，专门部以及五年制专科；初级部招收高小毕业或同等学历者修业年限三年，中级部招收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者，修业年限三年，专门部招收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者，修业年限三年，五年制专科招收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者，修业年限五年。”[41]但是由于“在抗战期间，音乐器材，购置不易，物质设备未臻完善”实际仅招收了五年制专科，直至幼年班成立。国立音乐院分为国乐系、西乐系，西乐系分另分理论作曲、键盘乐器、管弦乐器、声乐四组。“课程的分配：该院各项课程，均按学分计算，合班课程每周上课一小时，自修二小时做一学分。个别课程每学期每周练习三小时做一学分计算。该院五年制专科的各系组学生，在五年内至少须修满一百七十六学分。课程计分‘基本科目’、‘音乐基本科目’、及‘分组专门科目’三类。普通基本科目为公民(一二三年级)，三民主义(四五年级)，国文、本国史、外国史、艺术概论、美学。音乐基本科目为视唱练耳、乐学、音乐欣赏、音乐物理学、音乐史大纲、和声学、歌曲作法、国乐概论、国乐器。分组专门科目现已开班者：理论作曲组有对位法、曲体学、键盘和声；键盘器乐组有钢琴；管弦乐器组有小提琴、长笛(现仅有副科及选科)；声乐组有声乐，合唱的除键盘乐器组外，其他各组均以钢琴为必修副科。此外尚有军训(男生)，救护学(女生)，体育，课外运动等，均照部章，不计学分。”[42]
吴伯超是一个拥有着“克难”精神的顽强守业者。接掌国立音乐院后，吴伯超的创作生命似乎进入了休眠期，除了领导学院的演出，也几乎没有在社会活动中展现更多音乐家的风采。
他“清晨五时即起，常和号兵一起在山丘上催促学生起身、早操、升旗、自修，学生们的生活、饮食、品性、交友和学习情境，都亲自督导训勉……也同样关注着老师和同仁们。每天晚上他提着纸灯笼，在校园中难走的山坡路上，往返督促学生练习和自修；到熄灯号响，学生就寝后才回家看书或准备第二天的工作。”[43]
他“经常在晚上来巡视，察看学生们自习的情况。他来时一般不打扰同学们，看到大家专注地自习，有时对见到他的同学点点头就离去[44]”
“他非常朴实……他经常穿着一件灰布长衫，一双黑布鞋，一头浓黑头发却剃成个平头，双眼炯炯有神，显得非常精明能干……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善于用人。他的风格就像一首严谨的赋格曲……每天吴院长必定到操场做早操，有时还带头跑步……常年如此。当时同学每天吃的饭菜是很艰苦的，但吴院长每天都和同学们一起吃饭，常年如此。每个星期天早上，各个寝室都要打扫干净，床铺都要铺得整洁美观，吴院长和教官都要亲自来检查，通过了才宣布放假。有时发现男厕所的清洁卫生不好，吴院长就立刻叫负责人打扫干净……”[45]
除了事必亲躬于政务，吴伯超也一直担任一线教学工作，合唱课是全院的必修课，指挥课是为高年级开设的选修课，当代指挥家严良堃等就曾受教于他，且印象深刻：“伯超师教授这门课比较精练，用的是从外国带回的原文教材……我只上了一个学期的指挥课，但这些规整严谨的基本功训练方法，却使我终身受益，成为我一生从艺所追求和遵守的艺术作风……他在学院里亲自教授合唱课，……但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给我们排练他所创作的歌曲《中国人》，我们在这首歌曲中发现了另一个吴伯超。他指挥我们唱这首曲子时，一改交响乐指挥时的规整矜持，变得激情满怀、刚强坚毅、气冲牛斗，将对祖国的忠诚和民众的热爱全部融入音乐表现中，尤其是最后一句‘抗战之旗正高举，手持大刀上前去’，特别有感染力和煽动力，把我们这些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全部激发出来，使我们一片赤诚的报国心得到了莫大的鼓舞。像这种发自内心的激情同样也伴随了我全部的指挥生涯。”[46]
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的建设启动于1945年春。此时中国抗战已八年。随着欧洲战场局势的转变，抗战胜利已不远。1945年5月朱家骅接替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部长[47]，其举措包括“令重庆国立音乐院，创办音乐幼年班。”[48]
对于“幼年班”，吴伯超是付出了极大的心力。“幼年班”开办的目的是为以后培养“建立一个国家管弦乐团”，这正是萧友梅等早期从事音乐教育者的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幼年班建立后，吴伯超曾对同事这样说：“当时，我收到拨款200万，我几乎几个月寝食不安，因为币值每月都在贬值。这200万要很有计划地及时使用，否则过两个月就不值200万了。我要买地皮，找中央大学建筑帮助规划建筑校舍，还要找营造商盖房子，添置学校用地等等。”[49]从同仁的回忆中，使人体会到战时的艰难和吴伯超当时惶恐但执著的决心以及其苦干精神。
1945年8月，一切就绪，“幼年班”开始招生工作。同时间，也传来了抗战胜利的好消息。经报吴伯超请示教育部，决定继续招生，酌情减少名额，并准备学校的搬迁事宜。
“幼年班”学制9年，分为初级3年、中级4年，高级2年。为了方便管理等，仅招收男生，学生多是从孤儿院里选择的被测定为具有天分的孩童和少年。教师队伍由吴伯超亲自挑选，专业教师有小提琴老师：王人艺、关筑声、盛雪、张季时、杨敏芝；大提琴：黄源澧、王友健；钢琴：范继森、马幼梅、毛月丽、赵玉华等；教务主任梁定佳以及负责总务的令人敬仰的郑华彬先生(14)。但是，在教育的发展进程中也并非完全是和谐的音响。在40年代，学生们为了国家利益和自身权利，学潮汹涌。国立音乐院也传出这样的信息：
据1944年暑假《新华日报》报道《音乐院零讯》：
“一、暑假招考时，同学们组织‘投考同学服务社’替投考学生解决住食之外，还派给伴奏和赠送钢琴时间，大家都感到他们办的很合理，但结果有人说这是有组织例外，弄得不欢而散。
二、大礼堂的钢琴不准同学弹，弹者就要受‘停修一年’的处分。有人向学校建议，回答是：训导处记过‘疲’了。
三、开学了，找不到钱的‘非公费学生’，只得饿肚皮，而另一方面，坐小包车来上学的，都只缴几百块钱，因为他们才是标准的‘公费生’。”[50]
1944年底，国立音乐院又因为国民政府取消学生用煤津贴而爆发了“煤炭事件”，最终在学生们的斗争下，当局收回成命，并与学生签订了继续供煤的协定。“煤炭事件”也“一扫了学员的沉闷空气，增强了同学们的团结和斗争的信心与勇气！”[5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中国国内局势却更为复杂。国立音乐院的进步学生们也与时代共呼吸。
1945年11月《新华日报》报道《国立音乐院零讯》：
“一、没人赞成内战。
二、学生办了十几种壁报、快报。
三、同学们为言论自由，用笔名自由，即保障同学的安全，决定不理会训导处先生们换汤不换药的办法。
四、所有壁报不送检，忙坏了训导处先生到处察看。
五、自治会的‘生活快报’一篇被偷窃了，各壁报出紧急启事，又痛论壁报被偷事，虽未捉到下贱的小偷，但又让他知道，众意不是‘偷撕得了的’。
六、八人共一架钢琴，一半是坏琴，老师也弹不动。
七、因琴少，打的游击的同学天未亮就坐在琴房，等起床号响，四处琴声变随之而起。”[52]
在抗战胜利之同时，冼星海于10月30日去世的悲伤消息传来。一场发动了各界知名人士签名赞助的“音乐家冼星海追悼大会、遗作音乐会”即将召开，为此，《新华日报》刊登了启事与各界的签名，并出了纪念特刊，一时间，震动了“陪都”重庆。最终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1946年1月5日—7日晚，在重庆“江苏同乡会”礼堂，音乐会胜利召开。周恩来、郭沫若、王若飞、李公朴、秦邦宪、冯玉祥、陶行知、邓初民等亲自到场，观众踊跃，影响深远。在这次演出中，音乐院进步学生和老师作了突出的贡献，音乐院学生组成的合唱团演唱了冼星海的代表作《黄河大合唱》，由孩子剧团出身的，时为国立音乐院作曲学生的严良堃指挥[53]。之后，参与组织这次音乐会的中共地下党员青年教师张文纲被学院解聘，进步学生朱石林等人也被迫离校。谢功成、严良堃等应届毕业学生经杨荫浏、江定仙等进步教授力争，才免于开除[54]。
从这历史事件中显示，国立音乐院的进步学生是走在时代浪潮的前锋的，他们敢于揭露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也具有主人翁的精神。而如何处理“学生运动”，也是作为院长的吴伯超必须做出抉择的事情。在处理这“突发”事件上，吴伯超展现了他的“强硬”，但是，这“强硬”中或许有点身在江湖的无奈。这最后的不快，也成为吴伯超以后最苦恼的事情。
1945年冬至1946年春，吴伯超辗转上海、南京、常州与重庆，为国立音乐院随国民政府迁都事宜忙碌。1946年初夏，国立音乐院迁至南京，“幼年班”至常州。
纵观吴伯超在重庆的时期，可谓是他音乐生涯中最为重要的时期。在这里，他曾作为指挥家，在代表着当时国家最高音乐水准的音乐会上展现风采；也曾在敌机轰炸的废墟上指挥万人大合唱；他参与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等机构，为国民政府教育事业贡献智慧；他作为音乐教育者，担当着国民政府最高乐府——国立音乐院之长校职务，勤勉苦干，是在抗战艰难的时局中音乐事业的顽强守业者。从他身上体现的品质，是那个时代音乐教育家的时代精神。他在重庆的音乐生涯及其成果，是值得我们书写并记住的。
①此结论参考文献为向延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1—4卷，沈阳市：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书中涉及约有61名音乐家此时在重庆。
②此次演出“最后励志社管弦乐队演奏《舞曲》、《思乡曲》、《晚会》等三支曲子，由于听众一致的要求，在马思聪先生领导之下，重演了《舞曲》和《晚会》。”另，励志社管弦乐团此时指挥为吴伯超。如此说，国民政府第一次对苏、第一次对美的播音演出的管弦乐，吴伯超均担任了指挥角色。
③据《新华日报》1940年5月14日第二版：“今九时十分至九时四十分，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应国际广播天台之请，作第一次对美演奏，由吴伯超教授担任指挥。”；《新华日报》1940年9月8日第二版：“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昨日下午假实验剧院公开演奏，由吴伯超指挥，即该团过去多向国外广播，公开演奏尚为第一次”。
④关于“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相关组织、历次会议等参见冯雷的论文《陪都重庆三个音乐教育机构之研究》。
⑤重要音乐协会有：大同乐会，原上海大同乐会，经费为社会捐赠、会员会费、政府补助为主，一直持续活跃在重庆音乐界；青年歌咏研究社：1938年3月成立，宗旨为造就救亡歌咏骨干人才，应是无任何政治倾向的民间社团；新音乐社：1939年10月15日由李凌、赵沨等人发起在重庆成立，以推动国统区新音乐运动为宗旨；重庆市普及民众歌咏运动委员会：1939年11月成立，由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组织市社会局、警察局、市动员委员会、重庆卫总司令部政治部、三青团重庆支部、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市民众补习教育推行委员会及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重庆分会等单位创建；音乐教育社：1944年8月20日成立，以推动全国音乐教育运动为宗旨，顾毓锈为理事长；山歌社：1944年成立，由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组1947级”学生发起，以收集民歌为宗旨，曾于1946年参加“冼星海逝世音乐会”；中国音乐社：1944年由国立音乐院同学组成，近20人，该社曾于1946年参加“冼星海逝世音乐会”；中国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1846年2月17日在育才学校重庆办事处成立，田汉、马思聪、贺绿汀、光未然、欧阳予倩、武伯钧、何其芳、臧克家等25日为理事。参见《重庆文化艺术志》王洪华、郭汝魁主编、重庆市文化局编，重庆市：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55—358页。另本文关于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中国音乐学学会论述，也参考了《重庆文化艺术志》。
⑥字，为字迹不清楚。
⑦部分作品及评分参见冯雷《陪都重庆三个音乐教育机构之研究》，105—108页。其中《喜庆》总评为95分，为最高分。
⑧国立音乐院附设音乐教员讲习班：国立音乐院附设音乐教员讲习班由教育部于1941年1月计划招生，8月公布《国立音乐院附设音乐教员讲习班简章》，原定计划招100人，涉及四川、贵州、云南、陕西、西康、湖北等省教育厅及重庆市社会局就现任省市师范中小学及民众教育馆音乐教员中选送。授课时间为夏季8月，课程包括：精神讲话、音乐教材及教法、声乐原理并另加声乐(个别训练)；钢琴风琴弹奏法、合唱、作曲指导、音乐通论、专题演讲、歌词研究、音乐欣赏、指挥法、视场练耳、小组会议、音乐教育讨论十四科目，学院将获得进修证明以及旅费、膳宿；工资原校原薪，期满回原单位。见教育部公布1941年8月公布的《国立音乐院附设音乐教员讲习班简章》(转引自《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宋恩荣、章咸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651—652页)，实际招生约50名，来自青海、陕西、云南、贵州、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八个省，班主任由时任院长杨仲子担任，副主任、兼教务主任李抱忱；教师还有张洪岛(音乐史、视唱练耳)、缪天瑞(音乐教学法)、易开基、杨烈雨(钢琴)、蔡绍序、金律声、黄友葵、孙静禄(声乐)、曹安和(琵琶)、陈振铎(二胡)、陈田鹤(和声)、刘雪庵(作曲)等；吴伯超、郑志声、郑颖荪、熊乐忱、杨荫浏、储师竹、罗莘田等音乐界的先生为学生们作了专题演讲。在短短一个月里，举行音乐会至少有教师组两场、学生组三场。见陈声锵《记国立音乐院附设音乐教员讲习班——一个集体研讨音乐的处所》，《乐风》1941年，第10期，31—32页。
⑨民国被称之为“国立音乐院”的有1927年上海“国立音乐院”、汪伪政权“国立音乐院”以及后来的南京“国立音乐院”，因此，坊间、及今之史家，均加以地名为前缀以示区分。重庆先后有两所国立音乐院，一所为文中所言“青木关国立音乐院”，1946年抗战胜利后复原南京，称为“南京国立音乐院”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与其它5所院系组建为“中央音乐学院”；一为“国立音乐院分院”，即文中所言“音干班”于1942年10月改制，抗战结束后，教育部命“国立音乐院分院”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同年接收上海伪国立音乐院，1956年11月20日定名为上海音乐学院。
⑩吴伯超赴川时间采用戴鹏海先生的推断。参见戴鹏海《吴伯超生平事迹备忘(1903-1949)—吴伯超百年诞辰纪念》一文。
(11)参见吴漪曼《我的父亲》：“部长和父亲恳谈，要聘请他担任院务。父亲勇敢答应了”。《吴伯超的音乐生涯》196页。
(12)伍雍谊，北海市高德镇人，1921年4月22日出生。1938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43年入国立音乐院(重庆、南京)学习作曲，1948年夏毕业，学生时代为“山歌社”成员(参见：编者《伍雍谊同志逝世》，《人民音乐》，2008年第8期，第88页)。
(13)太平轮海难发生于1949年1月27日午夜(农历除夕前一天)，从黄埔港出发至台湾基隆港，近千乘客仅38人生还。
(14)关于幼年班筹建历史和教师情况，参见《黄源澧与音乐家摇篮》一书“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的筹备”、“1945-1946年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在青木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