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摩擦背后的产业结构和政治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摩擦论文,国际贸易论文,因素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频发的国际贸易摩擦
据统计，从1995年至2002年6月，全球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979起，反补贴调查147起，保障措施案件（至2001年底）114起；自1995年至2002年，WTO的争端解决机构已一共立案275起。近来，贸易摩擦案件的数量不断增加，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不断加大。有鉴于此，WTO前总干事迈克尔·穆尔2003年11月3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03年年会上说，由于国际贸易摩擦频发，多边贸易体系的现状堪忧，它所面临的危险已在坎昆会议的失败中尽显，也在刚刚结束的APEC会议中初露端倪。一番话，说得关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人们心情沉重。
2.对国际贸易摩擦成因的一般着法
国际贸易摩擦与一般的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不同，它们往往是上升为不同国家（地区）或一体化区域经济组织在外贸政策或法律实施上相互冲突的行为，俗称“贸易战”。比如，日美“汽车战”、欧美“香蕉战”、全球钢铁贸易战等。自愿出口限制、进口数量限制、反倾销、反补贴、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制裁等，是其常见的手段。
由于贸易摩擦中各经济体往往将不同领域的问题相互挂钩并传递转移，比如，工业品贸易与农产品贸易挂钩、贸易战转为汇率战等，因此冲突范围更大；贸易摩擦涉及法律法规，改变人们对贸易环境和趋势的认知和心理预期，既可以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可以发生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波及全球，因此其影响更加深远；贸易摩擦伴随日益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其发生还具有长期性和频繁性。
从表面上来看，导致国际贸易摩擦的原因，多是一方或双方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实施保护贸易政策具体的理由各式各样，比如，保护幼稚产业、平衡贸易差额、反对不公平待遇、维持国内就业、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等等。其中，有许多是非贸易因素，但大多是一些体现政策导向的理由。
此外，也有用人文的或法规的信息不一致等说法对贸易摩擦来加以解释。比如，不同国家（地区）的风俗、习惯、环保、技术标准，甚至检核、认证程序、法律服务不一样等造成误会或纠纷。有些是客观原因，有些则可能是借口。就是说，不排除个别国家（地区）可能凭借某种垄断地位故意挑起事端。
3.国内国际产业结构和贸易摩擦
一般说来，生产是交换的前提，分工是贸易的基础。产业结构是指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在一国中，最重要的产业结构是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在国与国之间，通过国际分工，20世纪80年代以前，最重要的产业结构是初级产品出口与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服务贸易等开始迅速增长起来。
产业结构的变化就是社会分工的发展。一般说来，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是依次递进、滚动提高的。国际产业结构是社会分工在国际上的延伸。目前，许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已经高度化，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却由于种种原因不同程度地存在畸型化。多少年来，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进口初级产品、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格局总体上基本没有变化。但由于两类产品有不同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加之国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在人均收入水平等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不过，尽管如此，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这又加强了国内外产业结构的联系。
本来，国际市场的存在有利于解决国内产业结构的缺陷。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经济利益的不一致，各国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却往往事与愿违。所以，国际间产业结构静态和动态的不相配，乃是贸易摩擦频发的深层次原因。而且，产业结构越不相配，就越容易使贸易摩擦自我强化。
亚当·斯密曾说过，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可以说，一旦市场空间有限，恶性竞争就很难避免。不幸的是，市场机制本身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往往是失灵的；而国家利益的至上性或者说经济政策自决权，又使得通过国际政治协调来调整国际产业结构的行程步履维艰。于是，一些国家在一定条件或借口下实行逆比较优势的分工和超幼稚产业的保护，就使得国际产业结构关系不能通过协定、联盟乃至一体化的制度安排将矛盾内化，最终走上了贸易摩擦的道路。
4.产业结构内在矛盾外化为贸易摩擦的机制
假如单纯是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技术关系，国际贸易中不会发生大的摩擦。但由于交易活动的背后是经济利益，这就注定了不同主体之间彼此冲突的经济可能性。而产业结构的不相匹配又提供了发生争端的客观物质基础。
按经典的解释国际分工成因的比较利益学说来讲，只要根据各自的比较成本优势选择相应的产业，则所有贸易参加国均可以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因此，贸易摩擦显然是违反自由贸易和比较利益原则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冲突的各方不选择分工合作呢？一方面，客观上讲，一个国家内部的产业结构和不同国家间的产业结构是各有特点也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这样，要同时维持国内产业结构的平衡和国际产业结构的平衡很不容易。另一方面，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时，经济政策自决权往往被认为是一国主权的一部分，神圣不可侵犯。而一国对外贸易政策往往是国内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相妥协的产物。特别是，这些利益集团往往是按产业或者行业来划分的。因此，不同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会由于国际产业结构矛盾、国内利益集团斗争而相互冲突。
比如，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而言，从理论上讲，发达国家在高附加值产业及新兴产业方面比较优势更大，因此，它们就应该放弃低附加值产业和传统产业产品的生产，否则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低附加值产业和传统产业的产品，就会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发生竞争。然而，出于其他原因，发达国家往往不会轻而易举或心甘情愿地退出一些低附加值产业和传统产业，反而采用各种措施对其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出于技术赶超或独立自主的需要，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以及相应政策。于是，贸易摩擦就无法避免了。
五类产品是玩具、游戏和运动器械，靴鞋，通信设备，计算机和自动数据处理器，办公机械和零件。美国对中国出口最多的五类商品是航天和航空设备，肥料，通信设备，计算机和计算机设备，半导体、晶体管和两极管。可见，贸易产品结构上的互补性还是很强的。但由于美国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等的管制严格，因此限制了其贸易总量。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导致了较大数量的贸易差额。分析人士就此认为，就中美商品贸易而言，中国已发挥了自己的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而美国却没有发挥自己高科技的比较优势。可见，中美贸易总额不平衡，与贸易品结构乃至产业结构以及一国是否顺乎比较利益分工是有关系的。可见，国际贸易摩擦往往是国内产业结构矛盾外化的结果。而贸易差额、国际收支不平衡乃至国际债务等，不过是其最初的、表面的或突出的表现。
国际产业结构不协调转变为国际贸易摩擦是各国经济政策自决权和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和奥伯斯法尔德在其所著《国际经济学》中曾举过一个美国制糖业保护的例子。大意是说，尽管美国制糖业从业者并不多（12000人），保护该产业的代价也不小（每个就业机会超过50万美元），但他们却成功地说服政府对其实施了进口配额保护。原因是保护政策的受损人——普通消费者人数虽多却极为分散，人均损失不大（每年6美元），而要组织起来通过立法撤销保护并避免有人“搭便车”的费用却极高。因此，保护成立。一句话，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更容易左右国家的外贸政策。这既反映了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冲突，也反映了经济和政治的关联。
可见，尽管国际分工本来可以帮助化解国内产业结构的缺陷，但对外关系的引入，加之经济与政治的互动，也使得国内外产业结构及其协调变得更加复杂化。这体现了国内经济与世界市场的相互作用，同时，它还说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在处理贸易摩擦的时候，斗争与妥协都是重要的。既竞争又合作，既斗争又妥协，是正常的国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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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否产业结构不协调、各国更重视自身利益，贸易摩擦就一点也无法缓和了呢？据研究，短期内，潜在摩擦者之间及时的沟通极其重要，因为这可以避免信息不充分而导致人为的冲突；采用贸易协定约束各方轻易采取激烈手段，预设调解机制等也是有效的方法。此外，有趣的是“倒U字”贸易发展理论——开始阶段适度的结构不平衡有利于总量增长，后来则只有结构平衡才有利于总量增长。所以，从长期来看，调整和协调产业结构是非常必要的。例如，20世纪80年代，日美爆发汽车贸易战，由于只是诉诸于双边政策协调，结果日本不得不接受“自动出口限制”。而20世纪90年代，德国奔驰公司却通过并购美国克莱斯勒公司的方式，成功地避免了两国之间可能的汽车贸易战。在这里，德国企业显然是吸取了日本的教训，以产业重组、生产经营本土化等策略化解了矛盾。
5.结语：一点启示
当前，我国出口企业在国外经常遭遇贸易纠纷。据统计，1979年至2002年10月，全球共有33个国家（地区）发起了544起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涉及4000多种商品，约160亿美元的出口贸易。另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平均每6～7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案件中，就有一起是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可以说，我国当前已成了世界上贸易摩擦最大的受害国之一。
从短期来看，我们当然要利用一切机会据理力争。但从长期来看，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也要考虑调整产业结构。除了借助于国际贸易惯例和WTO等场所积极应诉、甚至利用政府的外交活动协调政策，还要以战略眼光关注国际产业结构变化，并适时调整产业结构。比如，研究我国未来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退出某些产业后的耦合关系；另外，要注意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区域结构，开拓其他潜在市场。也就是说，既要借助国际产业梯度转移运动，改变相对单一的国际产业结构关系，同时又要密切注视国际产业层次及空间搭配，谋求建立混合型国际分工格局。辩证地看，贸易摩擦也会反过来刺激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是使坏事变为好事的契机。
总之，从理论上说，一旦国际间产业实现了互补，贸易往来中和则两利。即使由于其他原因贸易摩擦不能完全避免，但产业结构比较完善又能适时调整的国家，在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时回旋的余地就可能更大。尽管这样做很难，但却不能没有相应的考虑和安排。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可以说，目前没有哪一国（地区）能完全独立地构筑与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并且，正因为国际产业结构不协调，流通领域的、通过各种形式和名目导致的纠纷才有了挥之不去的大背景。
最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曾反对个别议员因中美贸易差额问题而提出制裁中国的动议。他明白说出来的理由是，美国的贸易赤字不能简单直接地归因为来自中国的产品进口的增加。换句话说，即使限制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其他国家也会接替中国而对美国有同样数额的出口，而美国依然会在经常项目上发生逆差。所以，中国扩大对美国的商品的出口，实际上只是替换了其他国家在同类商品上对美国的出口，并没有对美国的贸易赤字总量产生更大的影响。至于在可承受或可控制的范围内，美国享受了更大的廉价进口商品的好处，比如，维持企业投资较高的盈利率从而吸引外资流入，以贸易赤字为理由发行美钞坐收铸币税，借此增加对外贸易谈判的筹码……等等。由此可以看出，尽管美国在口头上纠缠于常见的国际贸易摩擦，但它在实际上是享受了国际分工之利的，更不消说它在产业结构的其他方面，比如服务贸易方面保持着优势。对中国而言，尽管世界制造业竞争激烈，但我们仍能扩大出口，甚至可以在被动遭遇的贸易摩擦中据理力争、斡旋脱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自身恰当的产业结构中的比较优势。相比之下，一些国家之间产业结构趋同，就势必影响相互的贸易关系。
当然，强调以战略眼光调整产业结构，决不是想说随时的和及时的积极应诉、谋求仲裁、政策协调等不重要，而是说从长期来看，产业结构的配合不可忽视。
至于单纯的政治因素，有些属于内政问题，按我们主张的国际准则，那是不应该干预的。但是，经验又告诉人们，有时候贸易问题与政治问题适当脱钩，也是解决贸易纠纷的一种办法。当然，在解决贸易问题中无法彻底回避政治背景时，就需要各方拿出机智谋略和远见卓识，既就事论事，又从长计议。在此情形下，建立经常磋商机制，遵守通行规则惯例乃至进行必要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尤其重要。就各国（地区）而言，相比处理全球经济和政治关系，以战略眼光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是其政府及企业可以更主动作为的方面。
收稿日期：2004.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