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问题和中美关系：变化与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人权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权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基本分歧之一。虽然近年来中美两国政府努力着眼于稳定双边关系，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但人权争议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200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院表示，将在今年3月20日举行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2月公布的美国国务院人权年度报告也指责中国人权状况“恶化”。 为了反击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干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也随后发表了《50年来中国的人权进展》和《1999年美国人权》。外刊评论说，这是中美两国在互打“人权牌”。（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2月27日。）在3月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美国不顾中方的严正立场，再次提出反华提案，并力图使之进入委员会的审议议程，双方再度就对华人权干涉和反干涉展开激烈斗争。本文将分析克林顿政府对华人权政策，探讨在当前中美关系中人权问题的基本表现以及对两国关系的战略性影响。
克林顿政府对华人权政策的调整
为了凸现对华新政策，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上台伊始就展开了对华人权攻势，其核心是把判断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否出现美国所期望看到的变化列为美中关系发展的一项基本条件。克林顿对华人权攻势的高潮是1993年6月美国宣布有条件地延长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 把人权同两国间的贸易关系挂钩。此举不仅打破了美对华政策不把人权与贸易相联系的白宫惯例，而且事实上把两国的人权争执从不同的意见争论扩大到中美关系的具体政策领域，为中美关系的恶化增加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1994年5月， 美国宣布暂时实行对华政策中人权与贸易最惠国待遇脱钩，这是克林顿政府首次调整其对华人权政策。但克林顿总统在解释其政策的演讲中声明，美国将继续密切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并将“随时采取必要的手段”迫使中国改变现有的人权政策。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至少说明对经济、贸易和政治的考虑开始逐步超越在对华政策上对人权的追求，而这两个方面也构成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上难以协调的内在矛盾。其后，美国仍然维持对华强硬的人权攻势，继续在双边和多边场合抨击中国人权。中美之间愈演愈烈的人权冲突，不但全面毒化了两国关系的各自政治和社会氛围，影响了决策机构动员更多的政治资源挽回不断下滑的两国关系，更使人们对于中美关系的基本性质—是敌是友—的基本判断发生了动摇。克林顿政府所采取的对华人权攻势是促使中美之间人权对抗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之一。
1996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机对于中美双方都是一个足以警醒的信号。出于维持稳定和合作性的两国关系的需要，正在谋求第二任期的克林顿政府意识到了美中关系持续倒退的严重性，意识到强硬的对华人权攻势正在缩小白宫本身力图奉行的一项稳定和持续性的对华政策的国内政治空间。为了稳定美中关系，并避免在总统竞选中因为人权问题而加大在对中国政策上的政党争论，克林顿政府开始采取措施再次调整对华人权政策。中美之间的人权冲突因为双边关系的高度紧张而出现了一定程度上“弱化”的趋势。
美国政府有意识地拉开了与国会、人权活动团体以及媒体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距离，对于美国国会、人权和宗教活动分子刻意曝光中国社会阴暗面，甚至不惜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和大肆渲染的公众舆论所掀起的继续要求增加对华人权压力的种种举动，保持减少介入、不故意怂恿等低姿态。1995年6月3日，克林顿虽然表示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不可接受”的，但仍然无条件地延长了给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9月， 希拉里来华出席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12月13日，中国依法判处魏京生入狱14年。美国方面表示“抗议”。1996年美国务院年度人权报告指责中国人权状况“恶化了”，但并没有建议进一步施压。1996年5月21 日克林顿再次宣布无条件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MFN）地位。 曾一度中断的中美人权对话也在1996年底恢复。
1996年下半年和1997年的上半年，中美为了稳定和修补两国关系作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举措。随着1996年8 月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莱克和1997年3月副总统戈尔的成功访华，确定了江泽民主席1997 年秋天访美的日程表。虽然莱克和戈尔访华期间都谈到了人权问题，但“中国是否在人权领域有明显的改善”不再构成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需要恪守的一项原则，实现中美高层互访这一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中一直悬而未决的话题终于启动。包括克林顿总统本人在内的美国政府官员继续抨击中国的人权政策，但降低了对中国进行人权指责的调门。 1997年4月，美国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斯坦利·罗斯提出要建立美中战略伙伴关系。尽管美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一度有意改口，但中美建立面向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的主体基调在1997年10月底江泽民主席成功访美期间得以确立。1998年1月30 日公布的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在继续攻击中国的人权纪录的同时，第一次提出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所改进。
美国第二波调整对华人权政策最明显的例子是在1998年3月13 日，白宫宣布鉴于中国所取得的人权进展，美国将不再在当年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年会上继续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这是自1990年以来，美国第一次改变了在人权委员会上的对华态度。美国此项改变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反华行动有所调整，而且意味着美国已延用了8 年之久的利用多边场合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政策有了一定的松动。
但是，美国实行对华人权攻势的战略没有变，继续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以人权为对华政策的一项基本目标的政策没有变。1999年3 月，美国在时隔一年之后，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上再度恢复了指责中国“人权状况”的习惯做法。2000年3月， 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度会议上再次提出“谴责中国人权记录”的提案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前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特点
随着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调整，美国在处置两国关系中人权问题上的一些具体手法也相应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
目前，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给人的新印象是在口气上已经不像前几年那么强硬，在方法上更为灵活和务实，在目的性上经过刻意包装后也显得更为冠冕堂皇。克林顿执政初期那种明显的“以压促变”式的对华人权意图更多地被安置在了幕后；在美中双边关系议程中有关人权议题的地位上，也寻求所谓“超越”过分赤裸裸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优势战略，趋向于把双边关系更为广泛的合作可能性与两国间的人权互动相联系。克林顿总统在1997年10月同江主席的会谈中第一次提到对中国重视国内政局的稳定和把发展权列为首要人权表示理解，然后再次向中国兜售美国的人权和民主价值观，表示“如果中国能够更好地尊重和保障公民个人自由和权利，中国会有更大的稳定和发展”。（注：参见克林顿总统在1997年10月28日同江泽民主席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经过调整，当前美国对华人权政策有以下特点：
第一，继续把人权列为美中双边关系的中心问题，再三重申美国不会减弱或放弃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更不会为了美中间的经济或其他问题而在人权关注上对华妥协。“人权关注”是克林顿政府对华“接触”政策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官员在解释对华接触战略时，多次提到美在强调对华合作的同时不想对华妥协或退让，在人权关注问题上将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压力。促进中国的人权保障是美中双边对话的“中心”和“前沿”性议题。美国强调对中国奉行“接触”政策，但不会牺牲“人权”。美国官员还不断声称，如果中美关系在人权问题上不能取得更好的共识的话，将从“长远上”影响中美关系。美国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就曾多次提出，实行对华人权外交，不仅是为了体现美国的人权价值观，也是美国现实的利益所在。“一个对于人权和民主拥有信念的政府，是美国更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注：参见克里斯托弗1996年12月初访华结束后在美国亚洲协会上的演讲。）1997年2月， 首次以国务卿身份访华的奥尔布赖特在访华结束前表示，中国在人权方面“没有进展或突破”，美国一直将“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的人权纪录”。1997年4月， 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克林顿总统以“偶然碰见”的形式在白宫会见了达赖喇嘛。1997年7月， 奥尔布赖特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的产生方式不合民主程序为由，拒绝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宣誓就职仪式。在江主席访美期间，克林顿总统在谈到美中之间依然没有取得共识的“根本分歧”时，特别指的就是人权和宗教自由，并表示在该问题没有消失以前，美国决不会停止与中国的人权交涉。迄今以来，中美高层会谈中，美国都不断向中方提出美国所关注的“人权议题”。
此外，美国政府也将继续侧重利用国际多边场合对中国发动人权攻势。1996年，沙特克在国会听证会上就曾表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或许是在国际多边场合谴责中国违反人权状况的惟一最为重要的工具”。（注： John Shattuck's Testimony
to
the
Houseof Representatives,26 March 1996.）而且，在日内瓦实施对中国的人权攻势，无损于美国在华贸易与投资利益。美国这么做，既不想破坏对华经贸利益， 同时又能表现出在人权问题上对华“不妥协”的立场。2000年3月23日， 奥尔布赖特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的发言对中国进行了重点攻击。同时，美国政府又在国内发起了游说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的活动。
第二，在对中国的人权保持关注的具体方式上，除了采取“直接的和个人方式”的批评之外，将采取更为注重实效的办法。具体来说，就是要以扩大美中经贸联系和交往而不是以单纯的施压的方式作为推动中国民主和人权进程的基本政策选择。
这一点是近年来克林顿政府调整对华人权政策中最富戏剧性的变化。它表明美国政府更愿意把人权同其他的对华政策目标相兼容，改变咄咄逼人的人权攻势导致的对华政策中已经出现的诸多内在矛盾和相互冲突的局面，减少因中美人权对抗而出现的干扰美国政府其他对华政策目标的实现可能性。现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桑迪·伯杰1997年10月24日在为江主席访美举行的记者吹风会上表示，尽管他本人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并“没有多大改观”，但美国不断与中国进行的经贸交往将会促进中国的人权进程。因为多一笔合同，就是多一次让中国人了解西方民主的机会；多一项投资，就是让中国人多一次自由与法治的实践。（注： Press Briefing by Sandy Burgy, October 24,1997,Office of Press Secretary of White House.p.2.）美国副国务卿皮克林在1997年11月也作出了类似的表示。1999年11月16 日， 刚刚与中国达成双边WTO准入协定的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香港对记者表示，中国加入WTO有利于中国改善劳工待遇，推进人权和改善法治。在12 月初的国会听证会上，巴尔舍夫斯基也重复了类似的观点，并以此告诉国会议员，克林顿政府继续在实行一项推动中国人权进展的坚定政策。
第三，把推动中国的宗教自由作为对华人权攻势的新重点。
近年来，美国官员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都必谈宗教自由问题。美国当前把宗教自由作为对华人权攻势的新重点有其现实背景。随着1997年11月魏京生去美和“六·四”在押分子的释放，由“六·四”风波所导致的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所谓持不同政见者的“国际关注”事实上已经很难找到新的兴奋点。美国政府不得不转移视角以便继续保持对中国的人权攻势。美国国内目前的反华人权叫嚣中，来自宗教界的人权活动分子的力量很大，宗教团体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频频发难也使美国政府必须作出回应。美国攻击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现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所谓中国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美国无视中国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的合法行动，对此说三道四。二是指责迫害、监禁以和平方式表达其宗教或政治观点的宗教徒，如1997年春天美国传言中国逮捕并处死了基督教牧师许永泽，事实证明这纯属造谣。三是无端指责中国在西藏迫害信教自由和侵犯人权。1997年7 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宗教报告攻击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强烈抨击中国政府依照法律对非法的地下宗教组织的正常管理活动。（注：参见1997年7月22 日美国务院发表的宗教报告的中国部分。）1998年11月，克林顿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反对，宣布在国务院内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公然干涉中国内政。1999年4 月，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美国向中方提出，美国希望中国与达赖喇嘛进行政治谈判。
人权冲突与当前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中的人权冲突在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消除，关键是美国对华所奉行的人权攻势很难改变。综观20世纪90年代中美人权争议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权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借用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分析方法， 其结构的特征也典型地表现在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这三个层次上。
从个人而言，中美两国的领导人由于不同的成长经历、受教育背景、权力来源和公共服务的对象，必然会产生不同的人权观念。两国政治领导人将在长期内缺乏可以足够沟通的人权语言。
从国家层次上来说，两国关系中的人权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其人权争执也必然来源于制度和文化的不同。其结果，人权问题不单单是美中间的“分歧领域”。国家关系中，任何分歧的存在都是客观和正常的，人权攻势使双方在解释和判断这些分歧的方式和所使用的观念系统常常表现得差异性过大。中国为了捍卫主权和国家利益，必须坚决同美国的人权干涉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美国则抱怨中国的决策者们缺乏对西方人权政策的文化根源和推动这种政策的多元舆论的了解，从而导致了中国过低地估计了人权问题的重要性，过高地估计了人权问题的可谈判性。
在国际体系的层次上，中美的人权冲突典型地表现了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冷战的结束和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惟一超级大国”地位，全面助长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人权攻势的乐观情绪，也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和西方国家通过干涉主义行动来实行人权外交以维护美国所期望的和平与繁荣。从现有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来说，人权外交代表了美国的“价值优势”和“国际威望”。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维护和推行西方式的“人权价值”，就是不断在国际事务中维护西方的权威地位，维护美国和西方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中心位置和主导利益。诚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言， “无论是权力还是威望，其功能都是要保证该体系中较弱小的国家服从占统治地位的那个或那些国家的领导。”威望也像权威那样具有其道义和功能的基础，但最终还是取决于经济和军事的实力。“威望就是实力的声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声望。可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以及与此相关方面的能力，而威望主要是指其他国家对一个国家行使其权力的潜力、能力和意愿的看法和认识。”（注：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对于追求在“物质”和“精神”这两方面都要领导世界的美国来说，对中国推行人权攻势，说到底，是其维护自身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基本需要。
只要美国继续在当代国际事务中追求霸权地位，中美关系中的人权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单纯认为中美人权争议起因于两国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实并不全面。俄罗斯在政治理念和制度上已经足够向美国和西方国家靠近了，但1999年3 月俄罗斯强烈反对美国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对南斯拉夫的空中打击，以及俄罗斯本身在车臣问题上饱受西方国家的“人权指责”，都充分说明了单纯的制度因素或意识形态问题并不是解释中美人权冲突的决定性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人权问题表现为当今国际体系中实力地位不同、利益不同和政治诉求不同的国家间的必然冲突。美国只要想充当世界警察或世界法官，对外推行干涉主义，中美的人权斗争就不会停止。亨廷顿就曾指出，在大多数国家眼里，美国是一个“流氓超级大国”。（注：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Vol.78,No.2,1999,p.45.）
然而，经过1993年以来中美关系的风风雨雨，人权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所被赋予的角色，总的来说是在不断转向务实。人权因素牵动整个中美双边关系稳定的可能性在不断降低。迄今已经进行的两波对华人权政策调整已经证明，美国已经意识到对中国强硬的人权压力，无助于改善中国整体的人权状况，中国人权保障的进步只能来自于中国立足于自身社会特点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克林顿政府开始正视被各种远比人权问题更为迫切的双边议题困扰着的美中关系稳定的重要性，正视美国霸权式的人权外交无助于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正视人权攻势应该而且只能是在两国关系中占据一个“恰当”的位置。对话和接触而不是孤立和制裁，能够对中国的人权表现更有影响。美国应该承认，中国个人自由的程度大大增加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改善，国际行为日趋规范。“如果回顾过去的150年，刚刚过去的20 年无疑是中国和中国人民所经历的最好年代。 ”（注： Owen Harris,"A Yearof Debating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est,Vol.58,No.4,Winter 1999,p.45.）
当前，在保持总体对华人权攻势的情况下，美国实际的对华人权政策除了取决于克林顿政府目前所实行的“接触”政策之外，还取决于多种因素。这些因素表现为美国国会反华势力的顽固态度，政党政治在中国政策上的角逐，美国国内的宗教、劳工和人权团体与活动分子的作用，美国媒体和舆论对中国的主流性报道，美中关系的基本进程以及白宫如何平衡各项对华政策目标与人权攻势之间的关系，等等。美国对华人权政策虽然还会有一定的起伏，但只要中美关系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势 头，中美人权冲突从长期来看不会消失，恶化的可能性也在不断降低。
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符合美国在东亚和全球的基本战略利益，符合美国为了一个更为和平与繁荣的世界不可避免地要同中国合作这一基本的政策要求，更符合美国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寻求在中国巨大的商业机会的利益追求。经过调整，美国对华人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近十年来对中国政治的消极印象和意识形态偏见，着眼于重塑两国间的政治信任，那么，即使中美间依然存在着人权纷争，也有可能被比较严格地限制在双边议程中的“分歧领域”，而不至于损害中美间长期和互利的合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国已准备从中国现有的样子、而不是从“应该”的样子出发来对待中国，说明美国也希望走出“设想中的中国”的误区，把原来“以压促变”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换成了“中国的自由主义只能来自于中国内在的经济增长”的认识。这有利于中美之间重新培植政治互信。这是抑制未来两国间人权冲突、建设性地发展双边关系的基本条件。
然而，美国国会对中国总体上来说所采取的强硬和不友好态度短期内不会变，美国国内主流舆论对中国人权状况所持的顽固看法短期内也不会变。近年来，国会在人权问题上采取的反华立场比白宫要走得远得多。1998年3月， 美国国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没有约束力的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美国国会借人权问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格局还会继续延续。2000年3月10日，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宣布每年的3月10日为西藏“和平纪念日”，公然支持1959年叛乱以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分离主义势力。美国国内也不断有人将中美两国达成的任何协议视为是对中国执行了“绥靖政策”。为此，白宫官员明确表示，“中国的人权纪录过去是、现在是—只要我们当政—也必将是美国对华关系的核心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政府目前推行的是一项“适度的”、以“容纳中国”为取向的、可以和其他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协调度更高的对华人权政策。
化解中美人权冲突的途径既应该进行斗争，又应该进行合作；既应该努力保持中美关系稳定和建设性的发展，又应该利用多种形式和多种层次的活动与美国在加强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分歧。
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重视和珍惜中美关系。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要以长远的和战略性的目光来看待中美关系。我们不应由于美国对华采取人权攻势而简单地怀疑两国关系的性质，或者简单地从“敌、我”立场去界定中美关系。目前来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人权问题可以通过对话和交流，在加深共同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得到缓解。从1990年到1999年1月，中美之间已经举行了15 轮人权双边对话，对于推动两国政府加深对各自人权立场的了解，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西藏等原则问题上，我们同美国的干涉主义做法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近年以来，中国政府为了减弱中美人权冲突做出了一系列善意的举措，在坚持以民主和法制建设推进中国人权保障发展的同时，注意采取积极的努力加强与国际标准的协调。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中国政府同意向联合国机构报告香港履行人权公约的情况。1997年10月，江主席访美前夕，我国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江主席访美期间，为了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权进展的了解，邀请美国宗教界领袖访华，并表示将邀请和欢迎更多的美国人士来观察和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1997年11月，中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在押的魏京生前往美国保外就医。1998年1月， 中国正式向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玛丽·鲁宾逊发出了访华邀请。1998年3月12日， 钱其琛副总理在人大会议期间宣布，中国准备加入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 6月，中国向联合国秘书长交纳了该公约的签字书。中国和国际红十字会也恢复了有关探访中国监狱的会谈。中国收回香港主权近3年来， 中国政府在与香港特区政府的关系上坚定地贯彻了“一国两制”原则，完全尊重香港特殊的政治和社会模式，有力地维护了香港的自由、稳定和繁荣，以事实降低了美国（在香港回归前）对中国香港政策所抱有的种种偏见和疑虑。中国政府还向美国的人权组织提供了150 多位他们所关注的中国“政治犯”的基本资料。中国政府为促使中国人民享有更为充分的人权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为了缓和中美人权分歧所采取的上述举措，为美国调整对华人权政策开辟了道路。1998年3月13 日白宫发言人麦柯理表示，中国目前正以“具体关注”的方式看待美中间的人权分歧。1998年3月14日，美国务院发言人鲁宾也表示， 中国对人权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今后，中美关系在人权问题上最值得警惕的动向是台湾问题。如果美国依“人权和民主”的标准来制定台湾政策，不仅将打破美国自1972年以来的“一个中国”原则，而且也会在实质上提高对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支持，彻底打破两岸“和平统一”的现有基础。2000年2月2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粗暴践踏中美三项公报原则的“台湾安全增强法”，其借口就是要以新的立法形式提升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义务，以便“捍卫台湾的人权与民主”。目前克林顿政府对此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如果美国一旦以人权为借口，将其在欧洲推行的“新干涉主义”政策运用于东亚事务，其结果，只能是中美关系的大倒退和东亚局势的恶化。2000年3月25日，唐家璇部长在会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霍尔布鲁克时， 明确表明了中方立场，如果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搞对抗，中国将“奉陪到底”。
结论
美中之间激烈的人权争吵是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内美中关系不稳定和持续下滑的重要根源之一，也是关乎美中政治关系稳定的中心问题。人权冲突削弱了美中两国稳定和发展关系的基本资源，增加了双方沟通与合作的难度，并影响了其他政策目标的实现。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就曾指出，人权问题“导致整个美中关系处于复杂变化的不稳定状态之中”。（注：约瑟夫·奈1995年10月11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的发言。）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以来，虽然对华人权政策经历了调整，出现了朝着“务实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但美国依然保持了对华人权攻势。迄今为止，美国仍然没有全部取消“六·四事件”之后所施加的对华制裁。人权攻势的背后，也常常表现出美国对中国未来政策动向的疑虑和战略性防备。在人权问题上，美国不管是指责中国还是对中国进行制裁，都无法使其对华政策的各种目的实现彼此平衡。
美国对华人权政策走向务实化，有助于重塑美中两国之间宽容、理解和友好的情感与社会氛围，扩大美中关系发展的社会支持。动员和引导更多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支持中美关系，减少目前仍处消极状态的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干扰，是当前中美关系发展中必须引起双方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降低中美之间的人权冲突是两国政府所面临的艰巨任务。虽然从目前来看，单一的人权问题恶化中美关系的可能性不大，但是，由于人权问题在相当长时间内将是中美关系中一个结构性问题，一旦人权问题与中美关系中例如台湾问题等爆炸性议题挂起钩来，则会严重破坏中美关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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