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湖生态环境恶化现状及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海湖论文,现状及论文,生态论文,环境恶化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咸水湖。古称“西海”、“鲜水”、“仙海”，藏语称错温波，即青色的湖泊之意。蒙古语称库库诺尔，是蔚蓝色的海洋之意。
青海湖流域面积2.966万km[2]。2004年湖面面积4186km[2]，湖水海拔3192.77m，蓄水量690.7亿m[3]，平均水深16.85m[1]。青海湖的生态地位十分重要， 是环湖周边及更广大地区气候的自然调节器，是维系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重要水体，加上流域内的林草植被和高耸的山脉，成为阻挡西部、北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生态屏障。
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呈恶化的趋势，青海湖水位持续下降，土地沙漠化面积不断扩展，草地退化日趋严重，草地鼠虫灾害频繁，青海湖裸鲤资源锐减，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恶化等等，直接威胁到青海省乃至西北地区环境安全，进而影响到人民的生活、生产。
1 青海湖湖水下降、湿地萎缩及原因分析
1.1 青海湖水位、蓄水量、湖面面积、矿化度演变情况及原因分析
1.1.1 青海湖水位、蓄水量、湖面面积、矿化度演变情况。研究表明，青海湖流域100多年来呈现暖干化趋势，年降水量、入湖水量（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出现下降趋势，而蒸发量略呈上升趋势，造成湖水入不敷出。近50多年来，人类生产、生活耗水也加剧了湖水亏损的速度。1908年青海湖水位海拔3205m，蓄水量约1274.8亿m[3]，到1959年水位海拔降至3196.55m，蓄水量降至865.8亿m[3]，51a水位共下降8.45m，平均每年下降16.57cm；蓄水量51a减少409.0亿m[3]，平均减少8.02亿m[3][2]。1959年到2004年，水位海拔从3196.55m降至3192.77m，蓄水量由869.3亿m[3]降至690.7亿m[3]，湖面面积由4548.3km[2]缩小至4186km[2]。45a水位共下降3.78m，平均每年下降8.4cm；蓄水量减少178.6亿m[3]，年均减少3.97亿m[3]， 湖面面积缩小362.3km[2]，年均缩小8.05km[2][2]。湖水水位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年际变化较大，主要受气温和降水量的影响而波动。从统计资料分析，在1956～2000年的45a中，水位、蓄水量和湖面面积下降的有28a，上升的有11a，基本持平的有6a。在下降的28a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1980年，水位、蓄积量、湖面面积分别比上年下降0.34m、14.89亿m[3]和29.2km[2]；在上升的11a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1989年，水位、蓄积量、湖面面积分别比上年上升0.32m、25.71亿m[3]和34.2km[2][3]。由于青海湖湖水下降造成湖面退缩，又不断分离出新的子湖。目前已分离出4个较大的子湖，由北而南分别为尕海、新尕海（沙岛海）、海晏湾（未完全与青海湖分离）和耳海。青海湖湖水的不断减少，也使湖水矿化度越来越高。据测定，1962年湖水矿化度为12.49‰，pH值为9.0；1986年湖水矿化度上升到14.15‰，pH值达9.2；2001 年湖水矿化度达到16.0‰。1962年到1986年的24a，矿化度上升了1.66‰，而1986年到2001年的15a，矿化度增加了1.85‰[3]。矿化度的明显增高，影响了水生饵料生物和青海湖裸鲤的生长发育，进而影响到鱼鸟共生的生态系统的安全。
1.1.2 恶性原因分析。从1881年到1985年的105a间，青藏高原偏暖年77a，偏冷年28a；偏干年55a，偏湿年50a。呈现出以暖干化为主的气候特征，暖干气候仍将延续。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由冬季增温造成的年均气温上升了0.5℃，降水量、入湖地表水量和地下水都呈现下降趋势[3]。 青海湖来水量主要包括湖面降水、地表水入湖补给和地下水入湖补给三个方面。耗水量主要是青海湖水面蒸发损失和人类生产、生活用水。青海湖流域多年平均降水量在291～579mm之间[4]，根据水文站和雨量站资料，青海湖多年平均水面降水量15.61亿m[3]。流域径流深一般在50～175mm之间。入湖河流有50多条，主要有布哈河、沙柳河、泉吉河、哈尔盖河、甘子河、黑马河等，经流域内各水文站的实测资料分析，入湖河流多年平均径流量为16.03亿m[3][2]。地下水的入湖补给量主要是平原区地下水的补给量。由于缺乏足够的水文地质勘探资料，依靠估测，大概得出地下水入湖年均补给量6.03亿m[3]。青海湖年来水量估测值为37.67亿m[3][3]。
青海湖流域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在1000～2000mm（20cm口径蒸发皿）之间[4]，但蒸发皿的蒸发量并非等于大水体的实际蒸发量。经气象部门推算，青海湖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40.5亿m[3]。在地表水和地下水中，一部分水量因农田灌溉、工业生产、人民生活等被消耗掉。根据湖区历年用水量和各行业耗水率估算量，平均年耗水量0.77亿m[3]。年耗水量最大的1960年耗水2亿多m[3]，最小年在上世纪70年代初，约0.52亿m[3]。年总耗水量估测值41.27亿m[3][2]。多年平均来水量37.67m[3]，减去多年平均耗水量41.27亿m[3]，得出多年平均亏损量为3.6亿m[3]。 这个估算值与1959年至2004年实际年均减少3.97亿m[3]是基本吻合的。在耗水量中：湖面蒸发量占98.1％，人类生产、生活耗水占1.9％，人为耗水占实际年均亏损量3.89亿m[3]的19.8％[2]，可见人类耗水不占主导因素。主导因素是：气候暖干化导致气温上升，降水量减少，蒸发量增加等自然因素。
1.2 湿地萎缩及原因分析
1.2.1 湿地萎缩现状。受气候变暖和人类不合理的活动等影响，青海湖流域内的湖滨沼泽、河源沼泽及水面面积逐年萎缩。湖滨沼泽主要分布在铁卜加湾、大小泉湾、布哈河、甘子河、泉吉河、沙柳河三角洲以及倒倘河下段、尕海、沙岛湖等地，共有30余处；河源沼泽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北部、西北部主要河流如布哈河与其支流、泉吉河、沙柳河的源头地区。沼泽总面积27.66万hm[2]，其中河源沼泽25.49万hm[2]，湖滨沼泽2.17万hm[2]。据资料分析，沼泽面积比1956年减少2.61万hm[2]，占目前沼泽总面积的9.44％。其中湖滨沼泽2.17万hm[2]，比1956年减少0.61万hm[2]，原分布有30余处，现有7处已经干涸。沙柳河三角洲的沼泽，1959年为0.5万hm[2]，到1986年已缩小到0.2万hm[2][5]。河源地区的沼泽，由于暖干气候影响，由沼泽化草甸向高寒草甸演变，面积萎缩，水量减少，原有沼泽湿地小丘凸起、干裂、泥炭外露，湿生植物逐渐被中生植物所代替，水源涵养功能减退。
1.2.2 湿地萎缩原因分析。湿地萎缩是气候暖干化和人类活动综合影响的结果。主导因素是气温上升、降水量下降造成的。据气象资料，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青海湖流域气温上升了0.5℃[4]；年降水量自1989年后，呈缓慢下降趋势。造成湿地、河流水份补给不足，干旱化日趋严重，沼泽面积缩小，泉水涌水量下降，加上植被的退化，水源涵养功能降低。湖滨上世纪60年代大量毁草开垦、草原过度利用、超载放牧严重乱挖滥采（伐）中草药和灌丛植被，无节制地开采沙石等行为，造成了土地植被覆盖度降低甚至裸露，水土流失加剧，河流中泥沙含量猛增，河口冲积扇越来越大。由于湖水水位下降，大片沙质湖底出露，在风力作用下，沙漠化土地迅速蔓延，加上植被破坏，失去植被保护的土地在强劲风力的吹蚀下，加剧了沙漠化扩展的势头，沙漠的移动掩埋了很多湖滨沼泽。
2 草地退化、土地沙漠化强烈发展及原因分析
2.1 草地退化及原因分析
2.1.1 草地退化情况。青海湖流域现有草地面积213.65万hm[2]，占流域面积的72％。其中可利用草地189.9万hm[2]，占草地总面积的88.9％[3]。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的影响，青海湖流域草地不断退化，比较优良的高寒草甸草地、高寒干草原、山地干草原、平原草甸、山地草甸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缩小；而荒漠草原面积则不断扩大。青海湖流域内退化草地面积为85.47万hm[2]。其中中度退化草地为67.21万hm[2]，重度退化草地为18.26万hm[2]。在中度退化草地67.21万hm[2]中，毒杂草型退化草地33.86万hm[2]，退化、沙化草地33.35万hm[2]。在重度退化草地为18.26万hm[2]中，重度沙化草地9.15万hm[2]，黑土滩型退化草地9.11万hm[2]。1987年与2000年相比，平原荒漠类和山地荒漠类草地增加了7.11万hm[2]，年均扩展5469hm[2][3]。在草地面积213.65万hm[2]中，鼠害发生面积131.64万hm[2]，危害面积105.07万hm[2]，其中高原鼠兔危害面积56.07万hm[2]，高原鼢鼠危害面积49.0万hm[2]；另有虫害危害面积25.17万hm[2]。草场退化主要表现在植被盖度的下降、产草量的减少、毒杂草蔓延、 鼠虫害危害严重等。从植被盖度分析，据1987年和2000年两次草地调查，高盖度草地（植被盖度在75％以上）面积减少3.61万hm[2]，退化为中盖度草地甚至沙地；中盖度草地（植被盖度在30％～75％）面积共减少1.15万hm[2]，退化为低盖度草地或沙地；低盖度草地（植被盖度在30％以下）面积减少0.765万hm[2]，退化为荒漠化草地。从每公顷产草量看，平均比20a前下降20％～50％。目前平均每公顷产鲜草约1991kg。天峻县天然草地可食牧草每公顷产鲜草量由上世纪70年代初的2115kg减少到80年代的1250kg，下降40.9％；海晏县天然草地可食牧草每公顷产鲜草量由70年代初的2189.7kg，下降到1437kg，下降34.4％。优良牧草如禾本科牧草盖度从30％下降到16％；而毒杂草如狼毒（Stellera chamae jasme L.）、黄花棘豆（Oxgtropis Ochrocephala Bunge）等上升10％～30％。每年因鼠害损失牧草2.13亿kg，因虫害损失牧草0.66亿kg[3]。
2.1.2 草地退化原因分析
2.1.2.1 自然因素。气候暖干化是自然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全球变暖势必影响到流域内的气温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期比50年代后期年均气温上升0.5℃；干旱发生率由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3年一旱，到90年代，出现了4年重旱、1年轻旱的频率。气温的升高和降水量的下降对植物群落的结构、种类、发育节律、层片和层次结构以及生物量均产生重要影响。植被类型由中湿生植物向中干生植物转变，甚至向荒漠植被过渡；生物量由多变少向稀疏、矮化演替；植物种类有些逐渐消亡。但自然因素的影响是个渐进式、缓慢的、不易被人觉察的过程，但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2.1.2.2 人为因素。在诸多的人为因素中，超载过牧是最重要因素。从2004年统计分析，4个县青海湖流域内草地213.65万hm[2]，其中天然可利用草地189.9万hm[2]，人工草地3.62万hm[2]，各类草地总产可食饲草（干草）15.49亿kg，其中干饲草量10.33亿kg。按每个羊单位年食草1460kg计，理论载畜量为212.79万羊单位。现在实际饲养牲畜421.76万羊单位，超载208.97万羊单位。超载率为98.2％。[6]
牲畜超载一是对牧草的啃食量大大增加，超过了草地的承载能力；二是牲畜对草地的践踏增多，牧草损失浪费增大，利用率下降；三是牲畜常处于饥饿状态，草本植物等不到开花结籽，便被牲畜啃食，严重影响牧草的有性繁殖。同时，山羊等粗食性牲畜，往往刨根采食，影响牧草的无性繁殖。
草原面积减少的另一个原因是上世纪60年代盲目开垦草原，开垦面积达13万多hm[2]，后因不适宜耕种而大量弃耕，造成原生草原植被破坏。公路、 铁路修筑城镇居民点的扩建，工矿企业的发展，旅游业的兴起，也加剧了草原面积的减少。
2.2 土地沙漠化强烈发展
2.2.1 沙漠及沙漠化土地现状。 由于青海湖水位的下降及人为破坏因素的加重，青海湖流域的湿地生态系统遭受越来越严重的沙化威胁。青海湖水的退缩，使大片沙质湖底出露，威胁蛋岛的沙源即属于这种情况。由于过度放牧，植被破坏，湿地中的水分大量减少，使得地表裸露，加之青海湖盆地干旱和盛行西北风，沙化日趋严重。据2004年的TM卫星遥感图调查、解译测算，目前青海湖流域各类沙漠化土地面积134295.7hm[2]（不包括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88633.4hm[2]），其中流动沙漠土地面积达40886.0hm[2]，占流域总面积的1.38％； 半固定沙漠化土地面积11341.1hm[2]，占0.38％，固定沙漠土地面积38129.6hm[2]，占1.29％；露沙地43928.0hm[2]，占1.48％，非生物治沙工程10.8hm[2]；有明显沙化趋势的土地面积为88633.4hm[2]，占流域总面积的2.99％[3]。据历次调查资料，1956、1972、 1986、2000、2004年的湖区沙丘及沙化土地面积分别为4.52万hm[2]、4.98万hm[2]、7.57万hm[2]、12.48万hm[2]和13.43万hm[2][3]。活动范围也由原来主要集中于青海湖盆地东北部而向整个湖区扩展。特别是在湖区西部的鸟岛地区土地沙漠化更为强烈，20世纪50年代中期，鸟岛之一的蛋岛为四面环水（面积0.11km[2]）的小岛，至70年代后期，由于湖水位下降，布哈河三角洲泥沙的堆积，使得蛋岛及海西皮岛已与湖岸相连，布哈河河口沿湖岸向北6km以上的湖底全部暴露，成为新的沙地，鸟岛的鸟类生存环境大为恶化。
2.2.2 沙漠化原因分析。在距今4200～3500a前，湖区气候表现得较为暖湿。距今3500～2700a，湖区气候转向干旱。距今2700～1400a，湖区气候曾一度转湿。距今1000a以后，湖区气候转变为冷干型的草原气候。近百年来，湖区气候又出现明显的暖干化趋势。在这种气候环境变化的总体背景下，湖水位不断下降，湖面退缩，湖底泥沙沉积裸露。青海湖东岸沙漠的形成是湖区周期性旱化的产物，而鸟岛附近沙地的来源是近300年来湖泊退缩过程中的河湖相沉积物。可见，湖区沙漠化趋势与环境演变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已成为湖区沙漠化发生的重要诱导因素。近期表现出的湖盆沙漠化范围迅速扩大的现象。突出地反映了人类的活动影响。
3 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
3.1 现状。青海湖流域独特的自然地理区位和环境条件，有较为丰富的动、植物种类分布，为青海省内生物多样性较为丰富的重点地区之一。然而，受人为活动与自然环境变迁等综合因素的影响，青海湖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正面临严重威胁。植物类种群受过渡放牧和无计划开发利用中草药（如冬虫夏草、黄芪（Astragalus）、党参（Codonopsis Pilosula）、水母雪莲（Saussurea medusa）、秦艽（Gentiana tibetica Kingex Hook）、红景天（Rhodiola algidevar tangatica）等，各种药用植物种类的实际资源储量明显减少，再生能力严重下降。例如，在青海湖流域周边山地顶部的阳坡流石滩中，多数地段曾分布有相当数量的水母雪莲，现今在交通相对便利地段已难觅其踪。部分植物种类正在逐渐丧失其生存繁衍的适宜生境，走向消退甚至灭亡。流域部分湿地的旱化，不仅导致现有湿地功能的弱化和衰退，也使湿地内典型的湿生植物种类趋于衰亡和逐渐灭绝。为了获得燃料，无序砍挖水柏枝（Myricaria germanica (L.)Dexv）、乌柳（Salix cheilophila Schneid）、沙棘（Hippophae rhamnoides L）、祁连圆柏（Form.Sabina przewalskii）等乔灌木，连湖东北部团宝山中少量的青海云杉（Form.picea crassifolia）也惨遭厄运，面积下降，有些种已寥寥无几[7]。青海湖流域野生动物受环境恶化，活动范围逐步缩小，特别是珍稀野生动物资源有15％～20％濒临灭绝，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普氏原羚（Procapra przewalsii）是中国特有动物，曾广泛分布于内蒙、宁夏、甘肃、新疆和青海等地，目前仅在青海湖流域的局部地区有分布，数量仅存300余只，已成为世界上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之一，先后被IUCN（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皮书和中国濒危兽类红皮书列为极危级（CR）保护物种。盘羊（Ovis ammon）和岩羊（Pseudois nayaur）数量很少，雪豹（Panthcra uncia）几乎已经绝迹，藏雪鸡（Tetraogallus tibetanus）和高山雪鸡（Tetraogallus himalayensis）也已不常见。秃鹫（Aegpius monachus）和胡兀鹫（Gypaetus barpatus）难得一见。在高山草甸和草原动物群中，大型动物如野牦牛（Poephagus mutus）、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藏野驴（Equus kiang）、白唇鹿（Cervus sifanicus）、马鹿（Cervus elaphus）、狍鹿（Capesolus capesolus）、棕熊（Ursus arctos）几乎已经消失，狼（Canis lipus）和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na）也不多见。高山灌丛动物群中的马麝（Moschus sifanicus）的种群数量已很难恢复[7]。青海湖流域鸟类种群的生存繁衍同样受到严重威胁。青海湖鸟岛的鸟类种群数量曾明显下降，1989年鸟岛上斑头雁、棕头鸥、鱼鸥和鸬鹚的种群数量分别较1982年时下降74.91％、66.75％、89.71％和60.55％[7]。近几年，当加大保护力度以后，种群数量虽有显著上升，但仍未达到历史水平。许多小型鸟类数量锐减，朱鹀（Urocynchramus pylzowi）作为高山草甸和草原动物群中代表性鸟类，现在已难觅其踪。在湖滨农田城镇动物群中，黑喉雪雀（Montifringilla davidiana）原为该地区常见种，现在则很难被观察到。青海湖流域已有26种鸟消失，如豆雁（Anser fabalis）、灰头鸫（Turdus rubrocanus）、鹌鹑（Coturnix coturnix）、红胸秋沙鸭（Anserf serrirostris）、文须雀 （Panams biarmicus）等。此外，部分鸟类的优质栖息生境也呈明显的退化优势。海西皮（现称蛋鸟）连陆及海西山（现称鸬鹚岛）作为鸟类繁育栖息地的自然属性正在减弱，甚至有可能消失。栖息和繁殖于大小泉湾的珍稀濒危物种黑颈鹤（Grus nigricaollis ）分布不超过50只。青海湖中唯一生存的大型鱼种——青海湖裸鲤，新中国建国初期资源量约19.9万t，经上世纪60年代极强度捕捞开发利用，加上亲鱼产卵河道生态环境的恶化，湖中饵料贫乏和矿化度的升高等原因，资源量急剧减少。2004年监测探明青海湖裸鲤资源为5018t，仅为建国初期的2.55％，已到濒临灭绝的边缘[8]。
3.2 原因分析。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有环境变迁的影响，也有人为活动的因素。
3.2.1 环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气候的暖干化对植被的影响，最直接和最严重的表现在土壤含水量下降，沙化、盐碱化程度增加，原生植被中湿生、水生植物逐渐向中生、中旱生和旱生植物演替，植物种群结构和种群数量明显趋向简单和减少，病虫害蔓延。气候因素的变化还会导致候鸟的居留性发生变化。如冬季气温的逐步转暖，使旅鸟鹊鸭（Bucephala clangula）、夏候鸟普通秋沙鸭（Mergus merganser）等鸟类开始在青海湖越冬；西藏毛腿沙鸡（Syrrhaptes tibetanus）原为留鸟，现成为冬候鸟。
湖水后退及萎缩使许多涉禽鸟类逐步丧失栖息地，湖水水体矿化度的升高使青海湖裸鲤等鱼种的生存环境愈加恶化，繁衍生息困难，给青海湖裸鲤资源恢复带来极大影响。
3.2.2 人为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近50a来，青海湖流域人口增长很快，1949年全流域人口不到2万人，到2004年达8.56万人，人口增长4倍多。耕地面积增加20多倍，牲畜饲养量达421.7万羊单位，长期处于超载状态。同时，随着青海湖旅游资源的开发，到青海湖旅游的人数，逐年增加，2004年已达80万人（次）。另外，区内公路、铁路、工矿等也有所发展，人为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起主导作用的。
青海湖裸鲤在上世纪60年代初开发利用至今，已累计捕捞30.8万t（不包括偷捕滥抓量），基本为未开发利用时资源量的二倍。如此高强度的捕捞给资源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2004年青海湖裸鲤资源量为5018t，为未利用前资源量的2.5％[8] 。河道上拦河筑坝，河道中挖沙取石，造成亲鱼繁殖场地的破坏，灾难也很深重。
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皮书和中国濒危兽类红皮书列为极危级（CB）保护物种的普氏原羚，一方面采食区域越来越小，食物资源匮乏；另一方面被网围栏、公路、铁路、城镇、农牧场等人为阻隔，种群间不能维持正常的基因交流，进而造成遗传多样性的减少和种群退化。原分布在青海湖周围的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等也已退到青海湖流域河流的源头地区。过度无节制地采挖珍稀中藏药材使多种名贵中草药资源枯竭。而偷捕滥猎珍稀野生动物主要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以前。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生活困难时期和70年代至80年代，野生动物资源损失极大。
4 废弃物、农药、化肥等污染日趋严重
青海湖流域人口的增加，农牧业、旅游业、工矿业、交通运输等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流域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逐年增加，鼠虫害的蔓延使农药用量上升，农田的开垦又增加了化肥的施用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尾气和噪音的污染加大。
4.1 垃圾、废水、废气排放量增加。据流域内19个乡镇不完全统计，日垃圾产生量为103.3t，年产生量为3.77万t。年旅游人数达80万人，年产生垃圾约368t。目前只有151景区、鸟岛景区和沙柳河镇建有垃圾填埋场。流域内19个乡镇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12％左右[9]。废水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水、医疗污水和少量的工业污水。据流域内19个乡镇统计，2004年生活污水排放量平均每天5848m[3]，年生活污水排放量达213.5万m[3]，医疗污水平均日排放量109.8m[3]，年医疗污水排放量达4万m[3][9]，主要污染物有BOD、COD、SS、NH[,3]-N，还有大肠杆菌等病菌（毒）。工业废水产生量不多，主要是牲畜季节性屠宰产生的，与生活污水一起排放，故不单列。废水处理严重滞后，城镇也只经简单的化粪池沉淀后，排入就近河道，最终汇入青海湖。废气主要来源于人民的生活、生产活动，如炊事、烤火取暖、拖拉机、汽车等产生的尾气及噪音。
4.2 农药、化肥等污染。 农药主要用于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和牲畜病虫害防治与防疫，年驱除内外寄生虫的牛羊近300万头（只）， 用药品种主要有：菊酯类、满净、丙硫咪唑、敌百虫、乐果、阿维菌素等。年用量约为：菊酯类1.6万kg，螨净约0.3万kg，丙硫咪唑400kg，阿维菌素15kg，以及各种疫菌2000万ml，C型肉毒素750kg。特别是羊药浴池，在羊驱虫防疫期间，药物排放量很大，又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对当地土壤、河流及湖泊影响极大，应予以制止。
化肥用量据统计，2002年施用量308万kg左右，其中尿素60万kg，二铵70万kg，喷施宝178万kg。化肥长期、大量、大面积地使用，使得土壤中残留大量化肥， 经雨水冲刷或灌溉，随地表水流入湖体或渗入地下水污染湖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