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主义论”及其批判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帝国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两年来，“新帝国主义论”成为西方主流媒体和学术刊物上频频出现的一个概念。“新帝国主义论”是怎么提出来的？其内涵究竟是指什么？其理论特点和政策形态又是什么？本文拟考察“新帝国主义论”形成的历史起源和现实背景，分析“新帝国主义论”的本质和特点，评介关于“美帝国”及其政策的相关争论，并归纳和总结西方左翼进行批判的理论要点。
一、“新帝国主义论”的缘起
“新帝国主义论”是由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高级顾问（后任哈维尔·索拉纳的助手，负责欧盟的外交事务）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首先明确提出的。2002年初，库珀在他主编的、英国外交政策中心出版的文集（世界秩序的重组：“9·11”事件的长期影响》中发表了一篇论“后现代国家”的文章，分析“9·11”的影响，全面阐述了其“新帝国主义”的理念。在该文中，库珀把世界分为前现代国家(pre-modern states)、现代国家(modernstates)和后帝国及后现代国家(postimperial,postmodern states)三种类型——前现代国家即前殖民地国家，是“失败国家”；后现代国家即欧美发达国家，是不再从征服的角度考虑安全问题的国家；传统的现代国家即部分发展中国家，是仍然遵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行事的国家。由此，库珀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倡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即“后现代的帝国主义”。他主张，后现代的“新帝国主义”应以双重标准对付旧式的现代国家，即“在我们中间，我们遵守法律，但在丛林中与人打交道时，我们也就必须遵守丛林法则”，并声称要使用武力、先发制人的攻击、欺骗和一切与这些仍然生活在19世纪的“自私国家”打交道的必要手段。同时，他提出以一种“防御性的帝国主义”对付前现代国家的非国家行为的恐怖主义，比如西方对付阿富汗。（注：Cooper,Robert,2002.） 2002年4月7日，英国《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以《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帝国》为题刊登了此文的摘要。库珀的基本观点是，当今时代作为后现代国家典型的西方大国在与其他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应习惯于双重标准的理念，可以不必遵循国际法，不必经过联合国授权就动用武力。（注：Ibid.）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帝国主义论”不是由美国右翼理论家提出，而是首先由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法国左翼人士达尼埃尔·韦尔内指出，库珀提出的是一种“后现代帝国主义”，他把欧盟看做是后现代主义的最佳组织形式，是一个容纳了自由与共同安全的“协作帝国”。这种“后现代帝国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所表现。韦尔内认为，科索沃战争时期英国首相布莱尔所支持的以维护人权为基石的“新国际主义”，就是“后现代帝国主义”的早期形式。然而，库珀的分析对美国同样适用。“9·11”事件之后，布什总统的自由帝国主义带有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这种帝国主义通过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重建的政府，兜售美国的理念，将政治和经济自由化奉为救世主加以推广。美国的后现代帝国主义可以表达为“自由主义”，（注：达尼埃尔·韦尔内，2003。）也就是说，库珀提出的“新型的帝国主义”、“后现代的帝国主义”的理念，在实践上渊源于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主政时期发动的、未经联合国授权的科索沃战争，是为当年强调“人权大于主权”的“人权帝国主义”（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坶(Eric Hobsbawm)谈美国的“人权帝国主义”和欧美关系，转引自殷叙彝编写“没有权利的权力”，见《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11期，第28页。）进行的“人道主义干预”提出的新的合法性论证。在2002年阿富汗战争后，伴随着美国地位的上升和西方对这一战争的普遍支持，“新帝国主义论”陡然升温。2003年后，“新帝国主义论”已迅速演变为美国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政策实践，而与之相关的“9·11”后美国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则使“新帝国主义论”备受关注，这也是“新帝国主义论”在伊拉克战争后的几个月受到持续热炒的主要原因。
二、“新帝国主义”的含义、性质与概念辨析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已是一个铁定的负面字眼，西方大国的统治者惟恐避之不及。然而，综观目前西方人约定俗成的用法，当今的“新帝国主义论”显然是一个褒义词。新概念意在颠覆传统的帝国主义定义，用以区别臭名昭著的旧式帝国主义。（注：关于新帝国主义概念对传统帝国主义贬义的颠覆和修正的分析，详见美国《每月评论》2002年11月号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文章：“重新发现帝国主义”。）
那么，“新帝国主义”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所谓“新帝国主义”是指涉一种价值帝国主义，即建立在西方人普遍认可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之上的帝国主义。库珀本人说：“虽然具备实行帝国主义的一切条件，但是对帝国主义的供与求却早已枯竭。但是，弱国仍需要强国，强国则需要有序的世界。有序的世界是一个能带来稳定与自由的、有效率且得到良好治理的世界，是一个对投资和增长开放的世界。因此，我们需要一种为当今这个崇尚人权和普遍价值的世界所能接受的新型的帝国主义：像所有的帝国主义一样，这种帝国主义的目标是带来秩序和组织，不同点在于它是以自愿原则为基础的。”（注：Cooper,Robert,2002.）
无独有偶，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主笔、专栏作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02年3/4月号上发表了“不得已的帝国主义者”一文，全面论证“新帝国主义”的价值意义及其合法性。他说，过去动乱国家和恐怖势力给受威胁的大国造成真空时，大国拥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即帝国主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方式已不可能。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帝国之后，有序的社会现在拒绝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失序的社会。然而，当失序在贫穷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具有危险性时，这种反帝的制约越来越难以维系。经验表明，非帝国主义的选择，尤其是外国援助和各种国家建设的努力并非完全可靠。由于有了经济援助，民主化的努力已在一些有希望的环境中取得成功。但是，在一些“最顽固不化的国家”，国家失败造成了出口动乱的威胁。富裕的世界日益认识到其利益受到动乱的威胁，然而它缺乏解决问题的手段。布什政府难以抗拒地趋于新帝国主义的逻辑。他还说，帝国并不是有计划的。原始的美国殖民地开始是作为出乎预料的英国宗教纷争的副产品。今天，美国甚至会成为一个更不得已的帝国主义者。他为“新帝国主义论”进行辩解，认为一个新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来临，美国通过帝国主义的手段向这些社会贯彻民主和自由原则是其不得已的选择。（注：Mallaby,Sebastian,2002.）
对“新帝国主义论”持批判观点的韦尔内分析说，后现代帝国主义“所追求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土地占领——即从本土派人到殖民国建立定居点，也不是自然资源的直接开采。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已无需对外围进行直接的政治控制。这种帝国主义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它所追求的是将民主作为一种最佳的政治制度加以推广”。（注：达尼埃尔·韦尔内，2003。）
综上所述，“新帝国主义论”主要是以其民主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形式，以其强调“软实力”（注：所谓“软实力”，约瑟夫·奈将其概括为一个国家具有吸引力的文化、民主和人权的理想和理念，以及它所采取的并非以自我为中心，而对他国也有利的政策。参见Nye,Joseph S.2002。）的特点，区别于过去攻城掠地的旧式帝国主义。正是基于对西方普适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普遍认同，“新帝国主义论”受到西方主流社会，包括传统的右翼和中左翼的共同接纳。但是在我们看来，所谓的“新帝国主义”与旧式帝国主义的手段和表现形式不同，其目的和本质却高度一致：二者都是强国为弱国，所谓“有序的世界”为“失序的世界”，即资本主义霸权国家为被其支配的国家制定和输出“秩序”和制度。价值帝国主义与旧式帝国主义在维护资本的主宰地位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霸权方面并无本质区别。突出“硬实力”的旧式帝国主义与强调“软实力”的“新帝国主义”有着战略目标的内在一致性。传统的武力“征服”和当今“新帝国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征服”，都是服务于建立以资本主义霸权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因此，“新帝国主义论”是冷战结束后，尤其是“9·11”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战略所依托的基础理论学说，它为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新扩张政策构筑了理论根基，提供了学理支持。
要准确地把握：新帝国主义”概念，还需要辨析“新帝国主义”与一般的“帝国”研究的关系。对“帝国”的研究在20世纪从未间断过。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帝国”的研究主要属于历史和政治等传统领域。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研究深入批判了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对世界的经济掠夺和政治瓜分，为当代国际关系及战略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方法，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最卓越的理论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福柯倡导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革命之后，“帝国研究”成为文化领域和文学理论中的专门学科，它主要关注知识体系与欧洲帝国殖民扩张的关系，提出了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多元文化视角。这一研究在局部细化并深化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认识，但对同时期主流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研究影响甚微，与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研究难以形成交叉互动，所以，它与时下的“新帝国主义论”及其相关的“美帝国”地位的讨论基本不相干。而“新帝国主义论”的倡导者本意是为欧洲的“人权帝国主义”和欧洲统一的现实寻找合法性依据，但它对价值帝国主义的褒扬恰恰是为美国右翼的现实政策正了名。“新帝国主义论”也因此与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理论研究和关于“美帝国”的现实争论发生了联系。
三、“新帝国主义论”与关于“美帝国”的争论
伊拉克战争引发了关于“美帝国”的新一轮争论。围绕着对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现实争论，西方学术界开始论辩：“新帝国主义”是否已然是一种现实存在？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吗？美国是不是一个新帝国？
赞同存在一个“美帝国”并支持其政策的人认为，一个美帝国已经出现，而且有必要存在。最著名的“新帝国论”鼓吹者布特认为，美国是一个帝国，而且能承担帝国的责任。在牵制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过程中，美国已经证明自己能在数十年间承担义务。（注：The Economist,2003。）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特约稿对这一“新帝国论”进行了概述：继库珀提出“新帝国主义论”之后，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的加拿大人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虽然不同意由欧洲掌管世界最高统治权的说法，但他也指出：“帝国主义不会仅仅因为它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就失去其必然性。”他坚信，除美国以外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领导世界。对于布什政府而言，大肆渲染此类理论仍然会引起太多的争议。布什本人曾坚称：“我们不寻求建立一个帝国，我们的国家致力于为我们自己及其他人争取自由。”拉姆斯菲尔德也同样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者。”在“9·11”之前，布什非常反感海外民主建设，但在“9·11”一周年后，布什转变了这种观念，称“我们将在每一大陆上通过鼓励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来扩展和平”。（注：The Economist,2003.）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利·斯(JamesKurth)描述了布什提出美国反恐战略的理论依据，即美国应当领导全球化进程，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开放社会和以“民主的和平”为标志的全球秩序；美国应担负保卫全球安全的角色和重任，减少或消除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和恐怖威胁。（注：Kurth,2002,pp.403～408.）在布什主义的战略和政策实践中，处处刻意标榜其民主和正义的“新帝国主义”形象。同时，正如马拉比所指出的，美国正在寻求把美国的领导权和国际合法性的结合制度化。（注：Mallaby,2002.）科斯进一步说明，在2002年，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联手成功地把美国推上了一条帝国之路，一个新的美利坚全球帝国的时代即将来临。（注：Kurth,2002,pp.403～408.）
反对存在一个“美帝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则认为，美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美帝国”的说法毫无意义，而且有害。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2004年发表的“美国真的是帝国吗？”一文中指出，“美帝国”是30年前激进左派使用的称谓，今天左派和右派的分析家都用它来阐释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在他看来这是不正确的。尽管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文化上拥有首屈一指的地位，比巅峰时的英帝国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但是美国不是19到20世纪欧洲帝国那种意义上的帝国。“新帝国”这种比喻暗示着美国其实并不拥有的控制权，并助长了美国国会和政府某些人的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他分析指出，在信息全球化时代，战略实力根本不会这样高度集中。相反，它像三维棋局那样分散在各国之间。在棋盘顶层，美国军事实力无人匹敌；在经济层面上，美国并非霸权或帝国；在跨国关系的底层棋盘上，权力被杂乱无章地分散，使用单极、霸权或帝国的字眼毫无意义。（注：约瑟夫·奈，2004。）沃尔兹(Michael Walzer)在“存在一个美利坚帝国吗？”一文中也认为，尽管美国实力无可比拟，但它不是一个帝国，而是典型的松散性的民主霸权国。应当更好地理解美国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不是纠缠于帝国这一旧术语。单边主义不是美国权力发展的正常模式，它是狂妄、意识形态狂热或者鲁莽行动的产物，它反映了对美国权力的一种错误认识。在当代世界，帝国统治是无效而危险的实践。首先，美国没有能力或者欲望推行帝国主义；其次，我们对民主的公开承诺使帝国统治难以获得合理性；再次，在现今的霸权统治条件下，许多政府有能力反对霸权国的政策。帝国主义规划注定要失败。（注：Walzer,Michael,2003,p.27.）
另一部分人认为，帝国无所谓好坏，只是实践上不容易推行，理论上具有内在矛盾。《经济学家》杂志的特约稿持这一观点。文章认为，几年来关于“美帝国”的言论的背景，首先是美国不可比拟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两者的兼备使美国得以对世界发挥史无前例的影响。美国的另一个帝国特性是切实渴望挺身而出和采取行动。成为帝国的想法对布什政府的高级官员来说是很矛盾的，因为帝国和民主是一对矛盾的概念：帝国意味着霸权，民主意味着自由和平等。人们不愿为了民主化而向帝国屈服，即使是一个慈善的帝国。但文章同时认为，这并不等于说布什的民主追求是错误的。（注：The Economist,2003.）
我们应当看到，在“美帝国”争论中的各方意见不过是外交政策之争，单边主义或多边主义只是如何运用美国权力的分歧，而权力本身并不受到指责。比如，强烈批评布什政府单边主义政策的约瑟夫·奈就认为，世界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致力于民主和人权，同时又能在这方面组织一个联盟，这对保护美国的价值观乃至更广泛的价值观都是极其重要的。美国不可能永远保持它的权力，但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现实，即美国努力保持其权力也是适当的，因为这个权力可以用来做对世界有益的事。（注：Nye,Joseph S.,2002.）在这个意义上，争论的各方显然都是“新帝国主义”即价值帝国主义的支持者。
四、西方左翼对“新帝国主义论”的批判要点
新世纪以来，西方左翼开始对“新帝国主义论”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其批判要点可概括如下。
第一，“新帝国主义论”体现了西方主流社会的理论认同和政治共识。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 Foster)在美国《每月评论》上撰文，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批评了美国和欧洲左翼的“阴谋集团”理论。他反对把目前美帝国的扩张说成是以保罗·沃尔福威茨为中心的新保守主义阴谋团体进行操纵的说法，认为美国决策精英就美国应该积极地发挥其力量来重塑世界这一理念几乎达成了共识。在“9·11”之后，推行大规模军事干涉以促进美国力量的扩张更成为统治阶级的主流共识。（注：Foster,John Bellamy,2003.p.1.）美国《新闻周刊》编辑、政治自由主义者迈克尔·赫什(Michael Hirsh)更尖锐地指出，实际上，多边主义可能只是一种“很好地伪装成多极性的单极性”。这不是一个关于美国是否应该扩展帝国的讨论，而是一个关于帝国的诱惑是否应该伴随帝国责任的争论。（注：Hirsh,Michael,2003,quoted from Foster,2003,p.1.）福斯特分析说，主流外交政策中的分歧十分微小，自由派而非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保守主义者更强调帝国责任，强调承担根据自由主义的原则重新设计社会的自由主义的建国梦想。在这一方面自由派比许多保守主义者更激进。（注：Foster,2003,p.1.）因此，无论是单边主义者还是多边主义者，无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右翼还是欧洲和美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者，都赞同“新帝国主义论”，都以普及西方民主价值观为共同使命。在这一点上，西方传统左、右派的价值取向完全一致。
第二，“新帝国主义”与旧式帝国主义一脉相承，本质相同。福斯特进一步说明，所有的主流论争都忽视了这样一种思想：帝国主义同以往一样，不仅仅是一种政策，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发展本质的一种现实制度。资本主义必然是一个被资本积累的冲动所决定的制度，其扩张是没有止境的。在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积累领域的竞争导致了为控制各边缘地区的争夺。战后美国霸权的存在并没有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结束。今天这种新的帝国扩张不仅是统治阶级少数人的图谋，即与军事和石油部门特殊利益有关的人的图谋，而是植根于统治阶级需要和帝国主义原动力之中的共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统治阶级及其制定外交政策的精英（包括新保守主义圈子之外的精英）都转向了一个明确政策，即充分利用所谓的由苏联解体带来的有限的空隙，并在新的全球竞争者崛起之前扩张美帝国。（注：Foster,2003,p.1.）在他看来，“新帝国主义”并非只追求民主价值，它与任何帝国主义一样，难改其竞争和扩张的本性。所谓“新帝国主义”不过是帝国主义的新时代。
美国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学系和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刘禾揭露了“新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实质，他认为，“人权大于主权”这种说法的流行很能说明问题，这种说法与新帝国主义利益结盟后，对新老帝国都非常有利，很符合帝国的逻辑，因为它可以以人权为名做任何事情，很方便地在道义的支持下去干涉别的国家和地区。（注：刘禾，转引自黄晓斌，2003，第30页。）伊斯蒂凡·梅扎洛斯在2001年《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一书中指出，美国试图攫取全球控制权，这源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机制的内部。霸权帝国主义国家力图极端残暴地统治世界，对人类形成了威胁。（注：Foster,2003,p.1.）
第三，极左派的后现代“帝国”理论是“新帝国主义论”的翻版，客观上起了为“美帝国”辩护的作用。哈特(Michael Hardt)和耐格里(Antonio Neigri)合著的《帝国》（注：Hardt,Michael and Neigri,Antonio,2001.）一书自2001年问世后，引发了大西洋两岸的大范围争论，已酿成一个学术事件和政治事件。一些人认为它是“当代的《共产党宣言》”（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马克思主义左派则认为它是一派“全球胡话”，（注：Shandro,Alan,2003.）根本算不上一部认真分析全球资本主义及其矛盾的著作。哈特和耐格里宣称，民族国家已经过时，他们发现了后现代的新的主权形式——帝国，即由一系列在单一治理逻辑下整合的国家和超国家组织构成的新的主权形式；帝国主义已经过时，今天无论是美国还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可能成为一项帝国主义计划的中心，美国很快会被迫放弃帝国主义；传统的反抗形式也已经过时，乌合的“大众”争取“民主的替代方案”取代了工人阶级这一集中的反抗力量的革命阶级斗争。针对此类观点，佩尔·奥尔森在英国《今日社会主义》杂志上撰文指出，民族国家仍然是现实，“资本主义仍然植根于因为共同的语言、文化、领土所有权等历史因素而社会地形成起来的民族国家。每一民族的统治阶级都依赖于它的国家机器所提供的各种支持和保护”；帝国主义没有过时，“世界不可能受虚构的、假想中的‘帝国’统治。帝国主义绝对没有‘死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帝国主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或新阶段”。“否认美帝国主义在今日的主宰作用是对现实的盲目无知”。（注：佩尔·奥尔森，2002，第9页。）亚历山大·斯蒂尔的书评则认为，《帝国》是意大利极左政治的产物，“帝国”这个被耐格里和哈特用来定义新全球秩序的概念完全不同于列宁所谴责的帝国主义。（注：Stille,Alexander,2002.）艾伦·沃尔夫(Alan Wolfe)批评《帝国》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认为作者根本没有努力去认识什么是现实的全球化，没有发展出一种抵抗指南，反而颂扬“什么都不知道主义”，并向法西斯主义者献媚。他们不向抵抗者说明政治是艰苦的事业，反而把颓废和怪异的自我放任浪漫化，轻率地对待权力和暴力这类最严肃的主题。（注：Wolfe,Alan,2001.）
总之，“帝国”标榜自己是一个后现代的实体，体现当代的“普遍价值”，这是在复述西方主流思想界的“新帝国主义论”，掩盖价值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的本质联系。“帝国”以抽象的权力要求取代实质的反抗，“以存在的欢乐来反抗权力下的苦难”，（注： Shandro,Alan,2003.）实际上是在现实中美化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以无政府主义瓦解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然而，诚如福斯特所说，帝国主义的新时代也是反抗的新时代。（注：Foster,2003,p.1.）2004年秋天，法国将召开第四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其中心议题已确定为对“新帝国主义”的批判。目前世界左翼正在重新整合力量，一个在全球范围批判“新帝国主义论”的理论热潮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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