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学装置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关系分析
黄振羽
(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
摘要： 大科学装置的“高密度科技创新资源聚合体”功能，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了有力抓手。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大科学装置布局过于分散，并且，中国大科学装置现有的管理模式和投资模式，与当前以“城市群”“湾区经济”为主体的发展趋势不符。集中布局大科学装置，探索建立以中央政府为主导、湾区城市群合作的大科学装置投资和管理模式，基于大科学装置整合多项国家科技政策和战略规划资源，是粤港澳大湾区基于大科学装置构建创新引领发展模式的可选策略。
关键词： 大科学装置；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集聚；城市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被认为是继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2017年3月5日，随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便从区域概念上升我国顶级国家战略之一。
(5)及时更换磨耗到限的丝杆和铜螺母。日常检修时，须做好丝杆和铜螺母的清洁保养，清洁完毕后涂上适量的润滑脂，以减少丝杆与铜螺母之间的磨耗。在车门关闭状态用力向左还向右推门页，若门页可以移动4 mm以上，需检查丝杆和铜螺母状态，并更换磨耗大的丝杆或铜螺母。
现有文献从湾区的经济特点、地理优势、国际经验比较和发展指标等角度，对湾区经济进行了研究。例如，有观点认为，湾区经济是区域经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高级形态[1]。本质上，湾区经济是一种社区经济的集合[2]。有研究通过对比美国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以及日本东京湾区等三大湾区，认为完善的创新体系、优越的地理位置、高效的交通体系合理的分工协作、宜人的居住环境是湾区经济形成的五大决定因素[3]。还有研究指出，开放性和创新性是衡量湾区竞争力的两大重要指标，因此要积极融合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湾区协同发展[4]。这些研究的特点是，尝试从一个宏观层面，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与发展路径提出建议，但在中观乃至微观层面的分析，却仍有待推进。
在教育体系当中，我们所说的管理只是针对于整体上来说，他在本质上与我们现如今对小区物业的要求是一样的，即“服务”。简单来说就是，学校教育不是管理，而是服务。在幼儿园当中，幼儿是我们服务的主体，由于此时的幼儿本身年龄尚小，生活习惯和价值观等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意识，因此便需要我们以人性化的教育为准则，对学生进行培养和塑造，从而促使幼儿在有规可依的人性化教育与管理之下，逐渐实现自身的成长和学习。
为此，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背景，学界与实务界在一个更为中观的层面达成了一个初步共识：以科技创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5-6]。在这个共识下，国家发改委于2017年7月3日公布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如果要建立这种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那么，在国内现有内部资源的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还必须对接和集聚国际优质资源，这将面临全球性创新资源的竞争局面。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所带来的挑战？
笔者认为，大科学装置是应对该挑战的有力“抓手”。为此，本文将按照以下内容展开：首先，明晰大科学装置的创新资源集聚功能基础；其次，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当前的大科学装置布局情况和存在问题；最后，结合中国国情和“一带一路”倡议，尝试提出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发挥大科学装置效益的模式创新路径。
1大科学装置：一种高密度科技创新资源聚合体
“大科学装置”诞生于二战期间美国的“曼哈顿工程”，由“曼哈顿工程”实施中建造的一系列核反应堆和加速器发展而来，又被称为“大科学工程”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由于大科学装置在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性和前瞻性作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把大科学装置作为促进科技进步的一项重要科技发展战略和前沿科学领域突破手段[7]。
首先，力争国家在粤港澳大湾区合理布局更多大科学装置。广东省现有的大科学装置项目已成定局，因此，力争国家在粤港澳大湾区合理布局更多大科学装置，是解决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资源集聚不足、原始性创新不强的必要举措。一方面，以广州、深圳和香港为节点，整合广东省与各主要城市的科技规划，构筑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走廊与科技产业带，并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在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技术产业、优势传统产业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发展需求，成片集中布局大科学装置。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广东省现有大科学装置的建造进程，并通过建立基站、共建实验室和人员交流等方式，推动现有设施与经济、社会、教育和产业发展中心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一方面，从整体上看，广东省的大科学装置布局过于分散，距离经济、社会、产业与教育中心较远，不能与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几大科技创新带连成一体，未能产生聚合效应，亦未能围绕大科学装置形成相应的重大科技合作平台。正如中国在《“十三五”规划》《“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在大科学装置集中的地区建设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跨区域整合创新资源，培育重要战略创新力量，形成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科学技术重要发源地。北京、上海和安徽合肥的3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经进入策划筹建阶段，这3个中心的特点便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集中分布。然而，广东省大科学装置的布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其未能在“十三五”规划期间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也影响到了大科学装置的创新影响力。
从现有研究看，除了单纯的科学或技术意义外，大科学装置更被看作为一种“高密度科技创新资源聚合体”。有研究指出，大科学装置在建造与运行过程中会产生很强的集聚效应，集聚有利于促进经济创新和增长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等[9]。有研究发现，以大科学装置为中心而形成的创新高地，能够产出高端科技和带动高端产业技术发展[10]。为此，有学者把大科学装置看作是一种“知识吸引器”[11]。而且，大科学装置由于投资量庞大、需要研究者、实验室、数据、资本、知识和经验等要素在既定的制度、空间和社会经济环境中交织，这推动科研经费、科技人才、R&D投资和风险资本等以大科学装置为中心集聚[12]。一项实证研究指出，大科学装置能够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强大的辐射效应[13]。不仅如此，在最为重要的科技人力资源方面，大科学装置对研究人员有极大的吸引力[14]。还有学者指出，大科学装置由于连接较长的产业链，其发展必然促进工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15]。
其次，创新大科学装置的投资与管理模式。现有研究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和法律体系的合作，因此，突破行政壁垒和体制束缚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一个主要难点[18]。我国现有大科学装置的投资与管理体制机制，主要是将装置托管于中国科学院或大学下的某个二级科研单位，并由中央、装置所在市和建设单位共同投资，这种管理模式的结果往往是装置被某个单位长期占有，导致共享程度不够、使用效率不足。换言之，这种管理模式不利于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主要难点问题。为此，本文建议超越现有模式，在中央的主导下，以各城市为主体，从城市合作层面投资和管理大科学装置，在此基础上，由各投资城市政府共同成立跨行政边界的粤港澳大湾区大科学理事会，共同管理和运营设施。在这样的模式下，参与投资、管理和运营的城市作为合作成员，其所属的所有科技部门和科技人员都能够有机会使用大科学装置和分享装置运行过程中带来的成果，从而在更大的层面上实现资源共享，激活和优化现有的科技创新资源，并通过建立更加专业化的管理机构，提高装置运行效率。这种基于城市合作层面的大科学装置投资和管理模式，将能够为粤港澳科技创新交流提供大平台，推动内地和港澳科技合作体制机制创新。
目前，广东布局的大科学装置主要有东莞散裂中子源项目、江门中微子试验站、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深圳国家基因库、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和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等8个大科学装置。这8个大科学装置项目虽然落户于粤港澳大湾区之内，但由于存在以下两大问题，导致大科学装置在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现有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2粤港澳大湾区的大科学装置布局现状与问题
综上所述，大科学装置的重要战略意义，并不仅在于纯粹的科学技术研究，还在于凝聚科技创新资源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种“高密度科技创新资源聚合体”，大科学装置有可能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应对全球性创新资源竞争的强有力“抓手”。
另一方面，从组织层面上看，中国大科学装置的现有投资与管理模式存在问题，影响到大科学装置的效能发挥。在中国，大科学装置往往就是依托在中国科学院或研究型大学的某个二级单位，采用“中央(部委)-省(市)-托管与共建单位”的“条条”投资模式，例如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的依托单位是中山大学数据科学与计算机学院，由国家科技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国防科技大学和中山大学共同建设。这种模式主要借鉴自美国，即将国家投资建造的大科学装置依托于某个非专属研究机构进行管理。然而，这种模式有着无法自我消解的内在结构性冲突。在中国，托管单位与基于大科学装置建造的实验室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两者的激励和考核评价等制度上，而冲突的后果是大科学装置的专有资源被托管单位所追逐、耗散[16]。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当前以“单位制”和“项目制”等为主导性体制逻辑的背景下，这种托管模式的另一个后果是，大科学装置成为“条块分割”“锦标赛”排名以及“行政级别升格”的竞争手段，“单位”对资源的独占性和“单位”与其他单位间资源的不可流动性成为大科学装置的运行常态[17]113。换言之，这种组织模式与中国当前以“城市群”“湾区经济”为主体的发展趋势严重不符。
改革开放后，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中国对大科学装置的投入逐步上升。“七五”期间，投资3.4亿元人民币，建设2项大科学装置；“九五”和“十五”期间的投资则增加到近40亿人民币，建设21项大科学装置；“十一五”期间，中国投入60多亿元人民币，建设12项大科学装置[8]。而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中国将瞄准科技前沿研究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能源、生命、地球系统与环境、材料、粒子物理和核物理、空间和天文、工程技术等7个科学领域为重点，从预研、新建、推进和提升4个层面逐步完善大科学装置体系。在该项规划下，“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在大科学装置建设上拟投入的经费超百亿。
脱靶量测量系统装于船尾，4面天线的波束覆盖示意图如图9所示。天线1监视靶船左舷方向，天线2监视靶船船头方向，天线3监视靶船右弦方向，天线4监视船尾以外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非专属管理的托管模式，在美国本身、乃至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有研究通过分析“二战”“冷战”等相关历史资料及美国能源部(DOE)、美国政府问责局(GAO)与隶属能源部的国家实验室网站上的公开报告等文献，指出随着政策转型和冷战结束，依托管理模式的问题变得日益严重，依托大学管理的国家实验室，其绩效常常遭到抱怨；一些大科学实验室的任务是核设备管理和核武器设计，这与大学的任务不一致，并且，在大学的管理下，这些实验室的研究因过于学术而无法满足客户的要求[17]103。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十多年间，美国能源部因对合同方没有在成本控制或对结果的责任上有足够的约束，其合同管理实践受到多方指责，被指证为高度浪费、管理不当、滥用权力和数据造假，等等[17]103。
为此，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开始逐步由“政府投资、非专属管理”转向“单方或多元投资、专属管理”。例如，2006年，美国加州大学结束了对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长达60年的直接管理后，实验室新的合同方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安全公司。德国建立了专门管理和运营大科学装置的亥姆霍兹联合会。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则采用了多国联合投资模式，并长期由SERCO公司提供专业化的管理服务。而日本的主要公共科研机构(如拥有脉冲散列种子装置和同步辐射装置等大科学装置的日本国家高能物理研究所)则采用了独立行政法人的组织模式。
3对策建议
以信息化为基础，在物联网、工业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支撑下，区别于传统“一刀切”模式，做到不同线路、不同车型、不同维修深度的维修对象精准化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维修集约范式转移的一个方向。
当大科学装置将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社会资本、风险资本等各种科技创新资源要素聚合，实际上就为开展重大国内、乃至国际科技合作提供了平台。当前，国内和国际上许多关系全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如能源、环境、地质、空间和海洋等都离不开合作，而这些合作往往是在现有的大科学装置上实现的。例如，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平台就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有来自20多个成员国的数千名工作人员，每年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一万多名合作科学家及访问学者，聚集了全球粒子物理研究领域的高端人才。
最后，基于大科学装置整合多项国家科技政策和战略资源。创新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动力源泉，其经济发展是要充分发挥粤港澳科技优势，积极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整合“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战略，对城市合作层面的大科学装置投资与管理做出进一步的强化。第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有提到，结合沿线国家的重大科技需求，围绕重点领域共建联合研究中心，同时，在基础研究领域，开展高能物理、生物物理、生态气候、天文观测、极端天气气候、冰雪带与气候变化关系以及地球综合观测等重大科学问题的合作研究——这些研究正是在中国大科学装置规划当中所提及的重大科学问题。第二，《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提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支持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再者，《“十三五”规划》《“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提出的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战略，是要以大科学装置为核心，打造高端引领的创新增长极。这些国家政策和战略所体现出的一个共性之处是，支持打造跨区域性、基于大科学装置的科技合作平台，并且，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区域的意蕴并不局限于国内或港澳，而是跨国别、面向“一带一路”的所有沿线国家。
选取连云港、盐城港、南通港、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台州港、温州港共7个港口为仿真对象；统计数据显示以上港口开通的主干航线包括东盟、东亚、非洲、澳大利亚、南美、北美和欧洲等；Alphaliner的数据显示装载量在4 000 TEU以下的船舶主要集中于东亚近洋航线。当某港口的直接腹地单周期内产生某主干航线的货物达到3 200 TEU即开通该航线。长三角地区主要海港集装箱泊位岸线长度见表1，其中支线泊位(万吨级以下泊位)长度为预测值。
“相机诱导”贵在“诱导”，即不在全盘授予，而在巧妙的点拨，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催动学生睿智的醒悟，激发学生激情的燃烧，调动学生思维的千军万马，让学生走进作品。
因此，当采用城市合作的方式创新大科学装置的管理与运营模式，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多国共建共管模式就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借鉴，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积极吸引粤港澳大湾区之外的内地城市及其面向的沿线国家城市，共同投资和管理布局于湾区内的大科学装置。在这里，香港通过投资和参与设施的运营管理，将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内地之间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帮助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汇聚国际风险资本、科技能力、制度平台和人才吸纳等方面的科技创新资源和要素。
4结语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一次重大历史机遇。抓住此次机遇，整合各项相关的国家战略规划，争取国家在湾区内合理布置更多的大科学装置，并通过创新其投资与管理模式，推动城市间的科技创新要素有序流动和集聚，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的“高密度科技创新资源聚合体”特点，将能够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对接和集聚国内优质科技创新资源，在全球性创新资源的竞争局面占据优势地位。
进一步地，如果能够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群共同投资和管理大科学装置，不仅能够推动城市间大科学共同体的出现，更有可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探索基于大科学装置的普惠性区域科技合作框架和国际科技合作治理新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从科技合作的角度突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束缚，为更深层次的湾区城市群合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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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Big Science Infra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Hong Kong -Marco Greater Bay Area
Huang Zhenyu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Humanities and Art, DALIAN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116026, China)
Abstract :Big science infrastructure’s function of"high-density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source aggregation" provides a powerful grasp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 At present, the layout of bigscience infrastructure in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 is decentralized. Moreover, the existing management and investment models of bigscience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are not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trend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bay economy".Centralizing the layout of bigscience infrastructure, exploring new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mode of bigscience infrastructure, and integrating a number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and strategic planning resources are the optional strateg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led development mode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
Key words :big science infrastructure;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 innovation resource agglomeration;urban cooperation
中图分类号： G322. 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95( 2019) 18-0069-05
doi： 10.3969/j.issn.1000-7695.2019.18.009
收稿日期： 2018-10-04，修回日期： 2019-01-2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科学装置的运营模式选择研究——基于行政发包的视角”(71804203)
作者简介： 黄振羽(1986—)，男，广东化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治理、科技管理与政府治理。
标签：大科学装置论文; 粤港澳大湾区论文; 创新资源集聚论文; 城市合作论文; 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