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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朋友书仪》的内容组成及月贺仪的发展
敦煌《朋友书仪》是月仪形式的书仪。但传世月仪一般只见到有一组十二月书札，《朋友书仪》的内容却显得比它们更丰富。书仪的开首部分有“辩秋夏[春冬]年月日”一行，以下便是胪列年月日等时候用语。此后又有“十二月相辩文”一行，连接着两组十二月书札。赵和平学长提出“十二月相辩文”乃是对前之月候用语的总结，但笔者认为，此两“辩”者，实为书仪所列出之子目。书仪由此被分为两部分。“辩”，似可同于辨，意为分辨、区分，前一辩（辨）时候用语，已有辨析不同分而用之之意；由于已包括了“月”在内，所以后一辩（辨）者乃开启下文。其中“相辩文”的“文”字，正是指书札，以区别于前面简单的用语胪列。
有着两“辩”者是《朋友书仪》的全部。这个两“辩”能帮助我们了解月仪的内容结构。今存世月仪所见者仅有后一“十二月辩”，却无前者。但是，周一良先生已指出在《隋书》卷二七经部小学篇蔡邕撰《劝学》一卷下，注有“《月仪》十二卷，亡”。经部小学篇是文字音韵训诂类的作品，但从蔡邕《劝学》和注中同列朱育撰《幼学》、吴郎中项峻撰《始学》等书名来看，其中也包括一些童蒙教育读物，《月仪》显然也被归置在内。《月仪》作为普及知识很可理解，其中自然有书信的程序写法问题，但是从文字训解和对事物的基本认识出发，则胪列年月季候用语的“辩秋夏[春冬]年月日”应当是原始的内容之一。传世月仪类作品或因书法流传残缺不全，或本身内容已有简略，《朋友书仪》的出现，或许能够对此内容有所证明。
《朋友书仪》辨年月季候的文字看得出是从各种经典古书和当时习用语中纂集得来。这些内容是古代认识自然的一部分，《太平御览》天部、时序部记载有相关内容的典籍不啻数十部之多。《朋友书仪》如赵和平所说其释年诸语即出自《尔雅》，四季十二月的用语，有些则看得出与《初学记》、《太平御览》所引《梁元帝纂要》有相似之处。但也有诸多不同，只是已看不出源于何书。这说明有关辨年月季候的文字还是相当简略的，只是为了应付实用。如果早期月仪中的相同部分也是如此，则收入经部未免草率。
从《朋友书仪》已很难推测早期月仪的原貌，但相信应较《朋友书仪》更为典雅。好在有关年月季候的用语并不是仅在《朋友书仪》中出现，敦煌发现的吉凶书仪中，也往往在“年序凡例”部分列入此类内容。同类内容是不是吉凶书仪从月仪中吸收，并不能肯定。但有趣的是，早期的吉凶书仪和后来者在这方面也有繁简之别。如P.3900唐早期（武则天时期？）的一件吉凶书仪中，即叙述最详。它的特点是在有关月候的词语下引述史书的各种记载。如“九月季秋”在“亦云暮秋、徂秋、九秋、三秋、杪
秋、末秋、秋末、秋晚、秋、穷秋、悲风、凄风
”等形容文字下即引有《礼记·月令》、《淮南子》、《风土记》、《续晋阳秋》诸书关于九月季秋霜降、及九月九日折茱萸等各种说法、习俗等。全文引书还有《尔雅》、《晋阳秋》、《易纬》、《列子》、《孔丛子》等多种。这种采用“合本子注”方式说明季候的情况不多见，但是显得比较规范。然而到了S.6537v郑馀庆《元和新定大唐吉凶书仪》，其“年序凡例第一”的写法即与《朋友书仪》完全一样了，此后的吉凶书仪在这方面也只简不详。可见详引书文有可能是初唐以前一种传统的作法，后来书仪偏重实用便把这一作法省略了。我推测早期月仪如有“辩（辨）”年月季候也是这样的，原因是敦煌本李翰《蒙求》在注释上也采取同一作法。此书采用四言八字句，两两相对，每句都由典故组成。注文解释典故出处，引用大量史书。李翰虽是唐人，但《蒙求》亦为童蒙读物，与上述《隋书·经籍志》所载为一类，故很可能参照南北朝以前的旧例。总之《蒙求》的作法也许可为一旁证。“辩（辨）”年月季候是许多古典经籍常见的内容，《月仪》只是将它们集中了。
《朋友书仪》的第二项内容是“十二月相辩文”。“十二月相辩文”分两组，俱是道朋友契阔、思念之情。第一组十二首，每月除按《礼记·月令》以孟、仲、季作别外，还要标明上、中、下旬的不同用语。例如二月仲春，“上旬云渐暖，中旬云较暖，[下旬云]已暖、极暖；夹钟。”末尾的“夹钟”相当“仲春”，“夹钟”是音律之一，以十二音律排行十二月，是《吕氏春秋》、《淮南子》等的作法。传世索靖《月仪帖》即采取了此种方式，如三月称“三月姑洗”，八月则是“八月南吕”。从这个上、中、下旬全然包括的注释，可以知道每月的书仪是可以用在不同时间的。第二组十二首月仪在时间上更具体一些，如三月称“季春极暄”，知是指三月下旬；四月称“孟夏渐热”，知是指四月上旬；但这只是每月试举一例之意，意为写景用词要与季候相符，并不是规定了应在某月某时给朋友写信。
给朋友的书信用不着规定时间，每月设一仪大概只是为了叙情写景的方便。但是发现在第二组十二首月仪中，几乎每首都有“不审体内如何”之语。这是一般的问候平安语，规定用于亲朋之间，与给祖父母、父母的起居仪略有区别。这一区别可见P.3442杜友晋《吉凶书仪》。其内族凶书仪中《祖父母丧告答父母伯叔姑书》“不审尊体起居何如”句的“起居”下，注云“伯叔姑不用此语”；《伯叔祖父母丧告答祖父母父母姑书》同一句的“起居”下，也注云“姑不用起居字”，可见问“起居”只能用于父母祖父母，而不能用于其他亲属。它的来源大概是起自家庭内子弟对长辈的晨昏定省，出门在外或与父母尊长不住一起时，就应写信问候起居。不过这只是礼仪上的需要和说法，与问其它亲属和朋友平安的意义并无不同。久而久之，两者已经很难分清。并且专为问候朋友平安的书式还见于杜氏书仪的“四海吉书仪五首”，内中《与极尊书》、《与稍尊书》仍有“孟春犹寒，不审尊体何如”类语，只是不叙情怀，但问寒温而已，内容也较月仪或《朋友书仪》简单。
一般的问起居或问平安恐无所谓时限，民间亦无一定要按月起居之说，但风俗总是朝野相互影响的。可以知道的是百官对皇帝的候问起居如同朝见已逐渐形之制度，并发展成真正的月贺起居或月旦起居。《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条载礼部式有“凡车驾巡幸及还京，百官辞迎皆于城门外……行从官每日起居，两京文武职事五品已上三日一奉表起居，三百里内刺史朝见。东都留司文武官每月于尚书省拜表，及留守官共遣使起居，皆以月朔日，使奉表以见，中书舍人一人受表以进。北都留守每季一起居”的规定。《唐会要》卷二六《笺表例》开元十一年七月五日敕亦称：“三都留守、两京每月一起居；北都，每季一起居，并遣使。即行幸未至所幸处，其三都留守，及京官五品已上，三日一起居；若暂出行幸，发处留守亦准此并递表。”可见代替朝见皇帝的起居表与其他礼仪笺表（如贺元日、冬至）一样，是朝廷严格规定的仪制，其时限有定，不能逾越，而三都、两京官的“月一起居”恐怕就是月起居的一个根据。
不仅对皇帝有月贺起居表，开元以后的吉凶书仪和表状笺启书仪反映所谓“起居状”已与贺官书结合起来。如P.3637《新定书仪镜》内《重贺官书》有“于起居状‘名蒙恩’之下云：‘伏承公简自圣心，特沐天泽加荣命，[下情]不胜喜跃’”语。这种起居状（启）在郑氏元和书仪中被规定为“寮属起居第六”与“典吏（史）起居第七”。其文只有“孟春犹寒，伏唯官位尊体动止万福。即日某蒙恩，限以卑守，不获拜伏，下情无任惶惧，谨奉启起居不宣。谨启 某月某日具官衔姓名启”之类的套话，与前揭杜氏书仪中《与极尊书》相似。另外与祝福加官进爵结合起来的月起居状在P.3931《灵武节度使表状仪》（注：本文书仪名称并录文一般采用赵和平所定，个别地方有所修改，均不再说明。）
、P.4092《新集杂别纸》、P.3723《记室备要》等表状笺启书仪中都可以见到。P.3931《灵武节度使表状集》有从《正月贺》至《十二月（贺）》的十二首贺词。这些书仪的特点是用诸如“伏以淑景初临，和风渐扇，柳含青翠，花坼芳新”，“伏以玉律移音，铜壶继刻，花散园林之色，萍生池沼之新”一类应月景时候的形容语，加上“伏惟厶官（或尚书）望美官常，德光圣世，乘兹令序，用纳休徵”、“伏唯厶官，德比冰霜，材同梓漆，属此妍韶之美，以期授爵之荣”等颂扬德政、祝福加官的吉庆话。同样，《记室备要》也有从《贺孟月（春）》、《贺仲春》直到《贺季冬》的十二月仪。每月都列举贺仪多首，形式与P.3931相类。很明显，这样的月仪叙节候景致是陪衬，其重点是贺官起居，它们与《贺正冬》、《贺重阳》、《贺端午》一类的名目一起，已成为官场酬应中的重要内容。
特别应当提到的一点是，十二月仪在P.4092《新集杂别纸》中又被标目为“月旦贺官玖拾贰首”。为什么月贺仪又被称为“月旦贺官”？查看内容，发现对收书人多称“司空”、“尚书”，且信中多有“厶叨承眷奖，今远旌麾，祷祝之诚，倍越常恳，谨奉状起居”，“某叨承眷奖，常切祝望”，“厶叨蒙恩异，祷祝倍深”语。司空、尚书一般是节度使之兼官，上述语是表明受其提携的客气话。这种词语和称呼只能用于下级对上级，且应当是节度使的领属内部。“月旦”是每月初一，即朔日。联系前揭《唐六典》礼部式规定官员上起居表要在每月朔日，知所谓“月旦贺官”来源所在。它的实行，表明唐后期礼制上行下效，节度使与其属下也有每月初一贺官之仪。对此，《新集杂别纸》的一些书范中“近以月旦，曾附状起居”，“近以月旦，令贵州知仪官附寄状上”亦可说明。而其中《私忌回书》一首内“伏奉荣示，以月旦合申陈慰，不令专候门墙”语尤可证明“月旦合申陈慰”已成一种制度。在节度官衙内，本应祗候“门墙”，但在有事不去参拜或在外不能参拜的情况下，即应有书候问起居。
“月旦合申陈慰”究始于何时不得而知。据《世说新语·雅量》记“顾和始为杨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可见“月旦当朝”晋代早有制度。唐初令式或许是沿袭前朝，所以才会有月旦上起居表之说。此后起居表扩展为地方官署内甚至官员彼此间的“月旦贺官”，这种“月旦贺官”复与以往“月仪”内容相结合，成为意义完全不同于月仪的新形式，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月仪的新发展。
二、《朋友书仪》的两种文体
《朋友书仪》的“十二月相辩文”部分包括两组十二月仪。将两组月仪加以详细比较，可发现它们并非是同一形式的简单重复。就内容而言，它们固然显得前详后略；而就文体而言，它们也非属一种。其中前一组月仪语多俪偶，是典型的四六骈文，每首写法大同小异。以三月为例：
三月季春
自别相思，情怀夜月，恒恋妖质，念积金乌，愁飞气而添云，泪垂珠而益露。想缠绵于往日，等合韵之笙竽；情缱绻于昔时，似和音之琴瑟。谁谓珠（朱）颜一别，关河隔万里之欢；玉貌暂分，边塞起千山[之]恨。旧时花颜，托梦里而申交；昔日翠眉，嘱游魂而送喜
。想上官清夜游园，命琴公而共酌；良宵对笛，感跃鲤而飞潭。
筵宾不羡于孟常（尝）
屈友岂殊（惭）于赠缟。追车命驾，谁思兰径（桂？）之交；敦契投欢，岂念建丰之友。某乙悬心塞外，驱役于边州；积念思乡，凄骤于戎舸。流襟之泪，谁为申裁；慷慨之情，岂能判割？娇莺百转（啭），旅客羞闻；戏鸟游林，羁宾赧见。三春泽雁，不附行书；九夏江鱼，元无受信。
这首书仪显而易见是四六句式的骈俪文。南朝齐梁之际发展起来的骈文特点是对仗工整，文风旖旎，且最擅用典。而《朋友书仪》的骈体文同样优美，且铺陈景致，婉转叙情，也时而夹杂用典，说它有齐梁之风确不为过。
前十二首书仪每首还多有答书，答书却用四言。三月答书曰：
期信远临，还同面叙，披文敬想，企望诚劳。聚会无期，情恨何极。方今游蜂绕树，戏蝶萦林，翠柳摇风，杨桃影烂，对斯节纳，叹逾何穷。仅附丹诚，申素何悉。
同样，后十二首书仪也用四言。以“正月”一首为例：
正月孟春犹寒，分心两处，相忆缠怀，思念往还，恨无交密。初临新节，贺庆乾坤。风影云调，寒光渐发，犹霜罢未（霜犹未罢？），冷气侵人，万物含春，同敬晖藋。
孟春犹寒，伏唯不审体内如何？某乙虽同乡邑，阙奉经旬，节岁以来，末由庆奉。连襟接袖，不许分张；杯酒同交，怨生离别。某乙聊题拙意，略附单行，更欲多言，心缠怀萦。
除了“伏唯不审体内如何”一语和时加“某乙”之外，从头至尾，书仪以四言句完成。四言的特点是简练铿锵，音节顿挫，它同样可以非常优美（也间有对仗），故也是月仪或《朋友书仪》常用的体裁。
四言体的兴起在骈体文之前，它最早的代表作是《诗经》。汉魏以降，四言诗多被五言取代，但在各种文作中仍有大量运用。汉赋中无论是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抑或是张衡的《两京》、《归田》，都间杂有成段四言的描写。而魏晋时代除了曹操的《短歌行》、《观沧海》，嵇康的《送兄秀才从军》等一类诗篇脍炙人口外，其时的文章书信也多有用四言的。如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以“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的一段情景追忆（注：《六臣注文选》卷四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85—786页。）
，叙朋友情怀，全用四言。直至南朝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虽已属骈俪文，但他简短清丽的文字不仅尚存魏晋遗风，且从头至尾叙写景致的“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等美妙文句也由四言组成（注：《全梁文》卷四六，载《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册，中华书局，第3215—3216页。）
最早的月仪可证也是用四言的。《初学记》卷四所引王羲之《月仪书》“日往月来，元正首祚；太蔟告辰，微阳始布；罄无不宜，和神养素”，即是四言。而存世索靖《月仪帖》也有四言体的运用。以正月为例：
正月具书，君白。大蔟布气，景风微发，顺便绥宁，无恙幸甚。隔限遐涂，莫因良话，引领托怀，情过采葛。企伫难将，故及表问，信李麃麃，俱蒙告音。君白。
君白，四表清通，俊乂濯景，山无由皓之隐，朝有二八之盛。斯诚明珠耀光之高会，鸾皇翻翥之良秋也。吾子怀英伟之才，而遇清升之祚；想已天飞，奋翼紫闼，使亲者有迩赖也。君白。（注：《全晋文》卷八四，《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中华书局，第1946—1947页。）
此书仪分为上下两段，各以“君白”为分，看似两件，实为一首（详后）。其上半通仍完全是四言的，亦为叙节候及想念之情。索靖月仪现缺四、五、六月份，仍存九个月，每月之上半通亦皆相同。魏晋月仪用四言似乎并非偶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有可能是唐初的一件《月仪帖》也是大多采用四言的。
书仪为什么要采用四言呢？一个好处是四言句式阅读起来可以朗朗上口，易于记诵，联系上面曾提到李翰的《蒙求》是用四言，敦煌本《太公家教》也主要是四言，使人怀疑魏晋以来的童蒙读物本来就是如此。早期月仪采用四言形式，除了文体发展的因素外，是不是也与它们被作为同类作品，因而须用简单句式有关呢？周一良先生在《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二）》中曾举多例说明《朋友书仪》与台北《唐人月仪帖》在语言文句上的相似与共同之处，使人清楚地看到了《朋友书仪》与传世唐人月仪之间的因袭关系，另外周先生提到的日本正仓院藏《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也是如此。此件书仪日本学界定为唐初杜正藏所作，它“包括三十六组书札，每组一题，如‘雪寒唤知故饮书’、‘贺知故得官书’、‘就知故乞粟麦书’、‘呼知故游学书’、‘同学从征不得执别与书’等，皆附有答书。体裁以四字句为主，先结合季节寒暄，再进入本题”。虽然并非按月编排，但周一良先生指出，“日本内藤湖南氏认为此书属于《月仪》之类的书仪，是正确的”（注：《书仪源流考》，收入《唐五代书仪研究》，第103—105页。）
。书仪所谓的“知故”、“同学”证明其中的书疏仍然是用于朋友之间。而从这一角度，更能够找到敦煌《朋友书仪》用四言的根据。
但是索靖《月仪》的下半通句式已有变化，如正月者即转为对仗和四六骈偶之文。九个月之中，除少数一两月之外大都如此，可见一首之中上下文体已不尽相同。据周先生文中指出，清人姚鼐曾怀疑《月仪帖》是否出自索靖之手，甚至“辨其文字亦非西晋人所撰”，不过姚氏的证据并不充分。今以文体句式而论亦是如此。四言者多为魏晋人所用，而四六骈体则盛于齐梁。但索靖书仪中的骈体尚不甚典型，且与四言交互用之，它所体现的似乎是一种渐变。骈体的发展虽盛于齐梁，但始于魏晋，与索靖同时代的陆机、潘岳已有此类作品。《艺文类聚》卷二七载陆机《思归赋》“节运代序，四气相推，寒气肃杀，白露沾衣。嗟行迈之弥留，感时势而怀悲。绝音尘于江介，托影响于洛湄（下略）”等句，如与索靖月仪相比，文风已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月仪帖》应如周先生所说，是“文字本身，恐怕仍出于晋人之手”。
侧重或者完全以骈体书写的月仪大概还是在齐梁以后出现的。北宋以后流传、题为萧统或萧绎撰的《锦带书》，史家或认为是伪作，但在文体方面却甚典型。《全梁文》卷一九昭明太子《锦带书十二月启》“三月姑洗”一首道：
伏以景逼徂春，时临变节；啼莺出谷，争传求友之音；翔蕊飞林，竞散佳人之靥。鱼游碧沼，疑呈远道之书；燕语雕梁，恍对幽闺之语。鹤带云而成盖，遥笼大夫之松；虹跨涧以成桥，远观美人之影。对兹节物，宁不依然。敬想足下，声驰海内，名播云间，持郭璞之毫鸾，词场月白；吞罗含之彩凤，辩囿日新。某山北逸人，墙东隐士，龙门退水，望冠冕以何年；鹢路颓风，想簪缨于几载？既违语嘿，且阻江湖，聊寄八行之书，代申千里之契。（注：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三册，中华书局，第3062—3063页。）
书启叙景抒情，铺陈异常华美。比索靖《月仪》更多用笔墨，而其中又夹杂用典，《朋友书仪》的前十二首即继承了这样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出现，说明自南北朝至隋唐，四六骈文的书仪也已流行起来，且与四言体并用。敦煌《朋友书仪》即反映了这样的两种体裁，这也是它书分两组的用意所在。不过《朋友书仪》将四六体置于四言之前，从文字和内容的描写也可看出，重点是在此部分。它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唐代特别是唐代中后期，骈体文的运用在某些书仪中具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例如敦煌所见大量表状笺启书仪多是骈体书仪，唐中后期善作表状笺启的，如令狐楚、李商隐辈也都是“今体”即骈体大家。因此尽管唐中期提倡古文运动，但并没有改变书仪用骈体的趋势。重视文采的月仪或《朋友书仪》尤须如此，与此趋势也是合流的。
另外，尽管在文体上《朋友书仪》继承前朝月仪，但在语言上已有差别。特别是后一组十二月仪，在文辞的典雅方面远不能与前面相比。有些话如“离情已久，意念驰深”、“分袂既久，思念缠怀”，于唐人书仪常见，是习用语；有些如“今因使次，发语皆[昏]，莫生耻笑”出言俚俗，说明这件书仪在制作时语言作了较大的改造，它的通俗性实用性更突出了。而文字通俗化和内容更加实用化也是唐人书仪在南北朝基础上的一个新变化。关于这一点，自然还牵涉到唐代总的文体风格及文字发展问题，非本文所宜通论，此处即不再作过多叙述了。
三、《朋友书仪》中的复书痕迹
《朋友书仪》的前一组十二月仪基本采取一月一书，每月兼有答书的形式。第二组月仪无答书，写法似乎也有些不同。如果注意一下，可发现上引正月书仪有两处“孟春犹寒”，原卷在第二处前并有空格与前部文字分开。从其划分的情况看很像是一月两首，但是书仪本身对此并无说明。同样的形式也见于“二月仲春”、“三月季春”、“四月孟夏”和“七月孟秋”，虽不是十二月的全部，但也有相当数量。
采取以上形式的书仪是不是一月两首呢？以正月为例分析，发现内容并不重复。前一“孟春犹寒”下结合节候，铺写景致，道思念之情；后一“孟春犹寒”下用“伏唯不审体内如何”一语致以问候，再叙朋友契阔，并用“某乙聊题拙意，略附单行”作最后总结。因此，从上下关系和总的内容来看它们更像是一首书信而非两首。而如将这件书仪与其他敦煌书仪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于某一类型之下罗列多首的情况虽然并不少见，如P.3723《记室备要》下卷《贺孟月》、《贺仲春》等十二月贺下每月即有多首重复。但是每首都有叙节景，用词用语虽可变化且程度不同，内容却相似，无前后之分，更无这种承上启下的情况。那末，为什么同件书仪要用两处“孟春犹寒”且上下分开的形式呢？对照传世及敦煌其它书仪，笔者以为，这种形式其实是魏晋以来传统的“一书两纸（或多纸）”的复书遗存或变体。
关于复书，赵和平根据杜友晋《新定书仪镜》已指出它的存在，并总结出“古今书仪皆有单复两体”、“诸仪复书皆须两纸（或两纸以上）”、“复书月日在前，单书月日在后”，且复书尾语在中等特点（注：见《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关于《新定书仪镜》题解，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71—375页。）
。笔者在此之后，也撰文就敦煌吉凶书仪中相关书体变化作了进一步探索，对吉凶书仪由复书向单书转化的过程予以说明，且从存世王羲之杂帖中找到一二件大体可确定是复书的书信（注：见拙文《唐代书仪中的单、复书形式》，《英国收藏敦煌汉藏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281页。）
。不久前，《敦煌学辑刊》（1999年第1期）载陈静《“别纸”考释》一文，考察“别纸”的源流演变，对于作为复书的“别纸”发展及其在敦煌书仪和传世书信中的出现作了更全面的介绍。从中可以了解到，这种以别纸为称的复书形式事实上在晚唐五代的吉凶书仪和表状笺启书仪中仍有运用。
复书，作为一种体现敬意、规格较高的书体形式，被证明可以应用在吉凶书仪和表状笺启书仪。而这样的一种书体，大致从魏晋时起，也出现在月仪之中。仍以索靖《月仪帖》为例。正像本文上面已经过录的，《月仪帖》的每首月仪有着开头语不尽相同，而结书尾语却完全相同的两段文字。对此，周一良先生的意见，认为是“一月两通”，并分析“一通开始是带有标题性的‘正月具书，君白’，接着结合月份说一些有关气候的寒暄话，再进入正文，如阔别叙旧之类，末尾又以‘君白’结束，君字是用来代替人名的。另一通的性质，则是对前者的复信。”但是，如果将这件书仪与敦煌P.3442杜友晋《吉凶书仪》中的某些书范相比，其形式却颇为相似。现仅举凶书仪中《祖父母丧告答父母伯叔姑书》（内注文略）一首为例：
月日名言：不图凶祸，翁婆弃背，追慕无及，五情分割。伏惟攀号擗踊，荼毒难居，酷当奈何！痛当奈何！末由拜侍，伏增摧咽，谨言疏悲塞不备。名再拜。
名言：翁婆年虽居高，冀延遐寿，何图奄遘凶祸。悲痛哀慕，不自堪忍。伏唯攀慕号踊，触目崩绝，永痛奈何！甚痛奈何！孟春犹寒，不审尊体起居何如？哀毁过礼，下情悲灼。名言。
凶书仪内容与月仪没有共同之处。但是，它的开首语是“月日名言”，且分为上、下两“纸”。上纸结语“名再拜”，下纸首语与尾语都是“名言”。根据我们过去的分析，这种“月日”在前，结书尾语在“中”而实分两纸的情况，正是典型的复书。而对照《吉凶书仪》提供的这种形式，便可以知道索靖的《月仪帖》同样是所谓月日在前、结书尾语在“中”的复书。
索靖《月仪帖》是复书，还可以从它的内容说明。试析《月仪帖》两纸，其上纸大多为叙时景寒暄及遥思朋友之情，下纸则夸赞朋友境遇才德或再叙朋友契阔。两纸转折自然，内容毫无重复而是各有侧重，与其认为是对答不如说是上下呼应，因此两纸实应合为一首。
敦煌《朋友书仪》所列上述书函，已无“月日名白”在首及结书尾语在中的典型形式。但是，标明月日时候的“正月”仍是在前，两处“孟春犹寒”似乎也代替了原来两纸开首语的重复。而内容分层次的写法犹有原来《月仪帖》的遗风。因此《朋友书仪》中虽然消除了原来“复书”的标志，但仍保留了它的某些基本特点。这正像我在《唐代书仪中单、复书形式简析》一文中已谈到的，杜友晋《新定书仪镜》中的一些凶书仪，虽然已去掉了原来复书第一纸的尾语和第二纸的首语，使之成为一纸，但内容却并无改变一样。从这种情况，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复书的痕迹。存世索靖《月仪帖》和敦煌《朋友书仪》复书形式及其遗迹的出现，证明月仪类的书仪魏晋以后也是使用过复书的，特别是《朋友书仪》是在四言体部分保存了这种痕迹，对于魏晋传统的继承更有说明意义。这个复书后来当然完全转变为单书，诸如《朋友书仪》的前面十二月仪，明显即是完全的单书。这种单书还见于前揭《锦带书》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唐人月仪帖》。单书内容与复书其实区别不大，由于月仪的写法是借景叙情，情景交融，总少不了由写景到怀念友谊、夸赞朋友的套式，有些还要转叙自己的委屈，这些在单书复书中都是同样的。例如索靖《月仪帖》常有“遥想足下”一语，以转入对朋友现状的揣测；这在《锦带书》便是“敬想足下”，而在《朋友书仪》中则改成为“想上官”云云。可见虽不以复书分上下，但仍有相应的词语示转折，这也许是复书变化中留下的又一种痕迹。
四、《朋友书仪》的产生地区与年代问题
根据《朋友书仪》单纯叙写时景和表现朋友情怀的内容，赵和平提出这件书仪是唐早期甚至是初唐的产物，并且有可能是目录书记载的许敬宗之《月仪书》的看法；但是早先日本学者那波利贞也曾根据书仪中相关地理环境的记载提出过作者是“出身于今山西省而到甘肃地方去任官的人”的推测（注：《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第一编《唐の开元末·天宝初期の交が时世の一变转期たるの考证》，创文社，1974年，第72—75页。）
。那末，究竟是如何呢？
仔细考察书仪内容，不难发现敦煌的《朋友书仪》相对传世书仪别有特色。其前部的十二月仪是重点，它大量增加了与边塞风土有关的描写。几乎首首都有诸如“但厶乙边城独叹，柳室孤嗟”，“分颜两地，独凄怆于边城”，“某乙离家弃梓，远役边州；别于枌榆，遐（远）赴碛石，荒庭独叹，收泪思朋”，“谁谓珠（朱）颜一别，关河隔万里之欢；玉貌暂分，边塞起千山之恨”，“他乡迢递，羁旅难申；边境彷徨，将心无处”，“又沙漠路远，土广人稀，石碛三重，迥无分店”，“厶乙边荒忧悒，在蓬径而想思；塞外情凄，寄沙庭而忆念”，“边城[桃]李，花开失色之人；塞外萍莲，叶切（切衍）散离乡之客”，“离家迢递，隔关岭之胡乡；桑梓枌榆，阻山岩之虏色。衣随戎变，语逐羌夷”之类语；仅凭这些即足以知道书仪的主人公是一位远役塞外而生活境遇很不如意之人。更重要的是，书仪还透露了这位主人公具体的地点和身份。十二首月仪提到丰州、灵武者不下六、七处之多。如“飞砂走石，蓬转云间，永绝紟（衿？）于胡域，去飞沈于灵武”，“且兰山四月，由（田）结冷而霜飞；灵武三春，地乏桃花之色”，“灵武沙碛，地迥归书；疆部风尘，绝游家信”，“河边媚柳，接胜地而连阴；灵武浮萍，牧金花于紫水”，“黄河北接，地带建安；怀远西临，山连兰岭。故丰州之乡阙，新昌镇之旧都；长河入榆塞之关，遥泻接天津之浪”。特别是丰州又常与胜州、灵武连称、对称：“大（大衍）望丰州之乡邑，地多运幕（募？）之营；看胜部之川原，此（北？）连烽戍（按以下似少二字）。”“丰州地多沙碛，灵武境呈风尘。”“东西多泽柳之陂，南北步丰灵之路。”
书仪中提到的一些小地名也证明与丰、胜和灵武有关。如上引文提到“黄河北接，地带建安，怀远西临，山连兰岭”，建安据《元和郡县志》卷四灵州“灵武县，本汉富平县地，后魏破贺连昌，收胡户徙之，因号胡地域。天和中于此州东北置建安县，隋开皇十八年改为大润县，仁寿元年改为灵武县，移入胡地城安置”，知为灵武县旧名。又怀远据同卷是在灵州东北，“隔河一百二十里，本名饮汉城，赫连勃勃以此为丽子园。后魏给百姓，立为怀远县”。兰岭则书仪其他处也写作兰山，即贺兰山。在“灵武县西九十三里，其山与东望云山形势相接，迤俪向北经灵武县”，正是所谓山连兰岭之势。至于“长河入榆塞之关”的榆塞，不用说是指胜州的榆林关（注：《元和郡县志》卷四胜州榆林县，中华书局1983年标点本，第110—111页。）
，而“新昌镇之旧都”的新昌镇可证是关内的旧地名（注：《隋书》卷二九《地理志》灵武郡迴乐县记“后周置，带普乐郡。又西魏置临河郡，开皇元年改临河郡曰新昌，三年郡并废。”又《元和郡县志》卷四记“后周置迴乐县，枕黄河”，疑即书仪所说新昌镇。）
。同样，书仪七月一首提到“乙配北连横岭，龙泽南接温池”中的温池，也是地居灵州的盐池。这就进一步说明，书仪主人公所在是地处北国风光的关内道丰州、灵州之地。
至于主人公的身份也可以从书仪得到进一步的解释。上面的引文，已说到他是“离家弃梓，远役边州”，信中又有“想上官游之晋地”、“想玉貌于尧都”、“想上官晋庭独步”、“虽复横餐鱼水，留（犹）寻晋地之风”，及“丰州土地与晋邑不同”等语，说明主人公家乡和朋友所在，是晋地、晋庭、晋邑；此三者与“尧都”结合，唐代专指河东，即今山西之地，说明书仪主人公的家乡是在河东。与此相应的是书仪主人公自称“厶乙长在蓬门，少亏庭训，孔丘之言唯（乖）习，马融之语阙寻，在生不解安身，遂使离乡远役”，是感叹自己出身低微，读书又少而无由进身，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服役。另一封书又有“但谔家之（乏）衣缨，长居兵役，别平河之南运，骤西武之般输”，谔的意思是直言，也就是说不掩饰因家庭贫苦而从军的情况。这里“平河”者见于《元和志》卷四关内道胜州榆林县，“黄河，西南自夏州朔方界流入……平河水，首受黄河，隋文帝开之以通屯仓”。自平河载仓粮货物入黄河往朔方，属向南的一段，故称“南运”。“西武”者无考，颇疑即指沿河套西向运入灵武，或指灵武在西，总之都是在关内道。书仪中提到与船和水有关的地方特别多。例如“积念思乡，凄骤于戎舸”，“兰蓬绝径，芦苇侵天，唯舟行人，能不凄怆”，说明主人公是长期生活在船里的人。“戎舸”就是大的军用船只，而且从“南运”到“西般”，可知他是在关内道从胜州到灵武从事水运的一名运卒或运输小吏。
书仪的主人公即它的作者，或者是作者虚构的致书人。无论如何，能够表达上述深刻感受的，至少是有着边疆生活经历的人。这是一种特定的生活环境和感受，完全不是凭想象能得来的。而且根据作者所说自己家庭贫苦读书不多的生活经历，他最多是个小知识分子，而既不会是世族子弟，更不会是许敬宗那样的朝廷大臣。据《旧唐书·许敬宗传》，许敬宗是杭州新城人，“其先自高阳南渡，世仕江左”，曾为秦府十八学士之一，一生多在朝为官，从无被遣西北的经历。何况身居贵位，如何会以役卒口气作书仪；既是世仕江左，更不会对“晋庭”、“尧都”有如此独衷之情。因此，关于书仪产生地和作者的看法笔者基本同意那波利贞的意见，只不过认为作者的身份可能更低一些。
书仪的作者既然不是许敬宗，而是一个远在边疆、身服兵役之人，那末其作品写于何时呢？这一点，从书仪关于丰州、灵武的相关描写中已透出一些信息。
首先，作者将丰州、胜州与灵武相提并论，说明书仪必须是作于三者行政、军事有连带关系之际。胜州据《元和郡县志》是隋文帝开皇三年始置榆林关，二十年才立胜州，贞观二年灭梁师都，三年“仍隋旧理置胜州”。时以柴绍等破灭匈奴，夺得河南之地，“因置州，以决胜为名”。灵武即灵州，唐太宗时置灵武都督府。丰州则据《元和郡县志》、新旧《唐书·地理志》，也为隋文帝开皇三年置，后废，唐贞观四年突厥降附，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户”。贞观十一年废府，地入灵州。二十三年，又分置丰州。书仪的时间应在二十三年重置丰州以后。但这时丰州置军很少，与灵武关系亦不显著。那末，丰、胜二州何时与灵武结成密切的军事实体呢？与此有关，书仪提到“丰州地多沙碛，灵武境呈（足）风尘，黄河带九曲之源，三堡接斜川之岭”。“黄河带九曲之源”，当指河套地区，但“三堡接斜川之岭”的“三堡”是指哪里呢？《资治通鉴》卷二○九：
（景龙二年）三月，丙辰，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筑三受降城于河上。
三受降城即东、中、西三城。据胡注：“中受降城在黄河北岸，南去朔方千三百余里，安北都护府治焉。东受降城在胜州东北二百里，西南去朔方千六百余里。西受降城在丰州北黄河外八十里，东南去朔方千余里。宋祁曰：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关。”结合《元和郡县志》卷四等记载，知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所置三受降城俱在河套地区，它们毫无疑问即是书仪所说的“三堡”。且此三城之筑与防突厥有关：“时突厥默啜尽众西击突骑施婆（娑？）葛，仁愿奏请乘虚夺取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绝其南寇之路。”三受降城的建立，首次使关内道北部与灵武的防御连为一体。“以浮云祠为中城，距东西城相去各四百余里，遥相应接。北拓三百余里，于牛头、牟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开元中，朔方节度使建立。《新唐书》卷六四《方镇表》：
（开元）九年，置朔方节度使，领单于大都护府，夏、盐、绥、银、丰、胜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东、中、西三受降城。
朔方节度以灵州为中心，使关内道北部诸州诸军与三受降城的战略防御系统更加固定化。而书仪关于三堡和烽戍的记载，表明它的写成应在这个防御系统建立之后，至少，不会早于景云二年。
其次，三城的建立之所以能构成朔方边境对突厥的战略防御，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军事供应与水陆运输的结合。这就是开元中朔方道水陆运使的设置。据史料记载和学者考证，这个朔方道水陆运使在开元二十年代的初期是由胜州（榆林郡）都督府兼掌，但此后不久，即改称六城水运使且由灵州都督府长史——朔方节度使兼领了。“六城”唐后期又为五城，六城、五城具体所指虽说法不一，但是从灵州沿黄河北上，向东折经丰州、三受降城，然后仍由黄河南流入胜州、振武军的运输路线和地域却是可以确定的（注：见丸桥充拓《唐代后半の北边财政——度支系诸司を中心に》，《东洋史研究》五五—一，1996年，第35—74页。）
。这之中丰州、胜州作用很重要。敦煌P.2507《开元水部式残卷》记胜州有“转运水手一百廿人”。《唐会要》卷八八《盐铁使》称“近在丰州界”的胡落盐池，“每年采盐一万四千余石，给振武、天德水运官健”。即充分说明了它们与水运的联系。
黄河水运是供应朔方军需的一条重要路线。这一点，唐前后期始终如此。而所以形成这条路线，正是由于关内道的置军和防御依赖于河东的供应。《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称：“初，度支岁市粮于北都，以赡振武、天德、灵武、盐、夏之军，费钱五六十万缗，泝河舟溺甚众。”
《新唐书·食货志》所说的“初”是指建中以前的情况。此后德宗宰相杨炎虽有屯田丰州之议，并在宪宗元和初，曾由代北水运使韩重华于京西置屯田，但水运并未因此罢废，使职的设立也只是名称有变。所以唐前后期不仅关内的粮食物资很大程度是来源于“北都”，即运输人员也多来自河东。如《开元水部式》的胜州水手，即规定“均出晋、绛二州”。书仪主人公说自己“弃梓枌榆”（注：按《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汉高祖枌榆乡人，初起兵，祷祠于枌榆社。后遂以枌榆指代故乡。《文选》张衡《西京赋》：“岂伊不怀归于枌榆。”）
，再三再四地表达对“晋地”、“晋庭”的怀念，以及自述“平河南运”、“西武般输”的经历，都可以证明这种联系。
弄清了军输和水运的关系，使书仪中的某些说法便显得易于理解。特别是书仪明道出：“望丰州之乡邑，地多运暮（募？）之营；看胜部之川原，北连烽戍；兵旗遍野，戎马朝嘶。”“运暮”或认为是“连幕”之误，“连幕”虽然也可以通，但作为诗文对仗而言，一句中不应出现两个“连”字。更何况结合丰、胜之地在阻挡外敌及承担水运方面的特殊贡献，则如“暮”改为“募”，“运募之营”作为招募的运卒营地理解，从而与烽戍连接，呈现一幅“兵旗遍野，戎马朝嘶”的战争图景就显得更加顺理成章了。
问题是，唐代的朔方丰、灵之地作为边境，其战火纷飞的情景并非只是一时，唐前后期都曾有过。那末，具体到书仪制作应在哪一时代呢？
仍然应当结合水运来探讨这一问题。《开元水部式》规定来自胜州的水手“取勋官充，不足兼取白丁，并二年与替。其勋官每年赐勋一转，赐绢三匹、布三端，以当州应入京钱物充。其白丁充者，应免课役及资助，并准海运水手例，不愿代者听之”。勋官充水手是色役性质，白丁则是代役，所谓准海运水手例，就是“宜二年与替，不烦更给勋赐，仍折免将役年及正役年课役”，并且按屯丁给帖丁例，每年给以二千五百文资助。这种情况与后来不同。《唐会要》谓唐后期胡落池要供“营田水运官健”。官健是招募的雇佣兵、职业兵，已不是色役或代役性质。书仪主人公是来自“晋地”也即河东，并且几次提到自己是“离家弃梓，远役边州”，“悬心塞外，驱役于边州”，还有“塞外风尘，伤金河之役士”语（注：按“金河”也在丰、胜地区。《元和郡县志》卷四关内道单于大都护府下有金河县，胜州榆林县有金河泊，“在县东北二十里，周回十里。”第107—108、111页。）
；说他是从役的白丁固有可能。但是，根据书仪主人公又自称“但谔家之（乏）衣缨，长居丘（兵）役”及“榆乡（？）役士，长悬胜府之忧；宁远行人，镇抱丰都之恨”的情况，知主人公的身份还是一个为衣食而来的“行人”和长期服役的兵员。这里“榆乡”、“胜府”者固指胜州和榆林县；宁远，则据《元和郡县志》卷四天德军“八到”谓“西取宁远镇故（胡）落盐池，经夏州至上都一千八百里”，知也是天德军之下、位于丰夏之间和胡落池附近的军事重镇。所以，如果上面对“运暮”是“运募”的理解不错，则主人公作为雇募者的可能性似更大一些。至少，“运募”的出现，说明书仪制作的当时已有招募来从事运输的官健。根据史料记载，唐代兵制向募兵制的“长从健儿”转化正是自开、天时开始，开、天之际对外多征战，西北烽戍无一日不警，且唐朝廷这时已开始从战略的防御转入大规模的拓边，迫切需要有大量运输人员，而书仪以运卒、运募的身份、口气作书，所描述的“兵旗遍野，戎马朝嘶”战争场景也似乎与当时的形势相合。另外，从书仪某些语言文字与格调的优美动人，还是可以看出与唐前期风格的接近，所以，书仪的制成很有可能是在开、天时期。当然如考虑到书仪多称灵州为灵武，则若将它置于重新改州为郡的天宝中也许更可靠一些。
五、《朋友书仪》的制作与流传
以上，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笔者将书仪的制作年代定为开、天之际。但是，一个事实却是这件书仪的写本多是晚唐五代，这就说明，至少它的流传直至五代。那么，为什么这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唐前期甚至是唐以前风格的作品，会在晚唐五代流传呢？这就涉及到书仪的制作问题。关于书仪的制作，前辈学者如王重民先生已指出“书仪随时代礼俗而变迁，故诸家纂述不能行之久远”的问题。周一良先生根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八录宋胡瑗撰《吉凶书仪》称“其书略依古礼，而以今书疏仪式附之”，认为“随着时代的进展和社会风习的变化，即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各时期流行的书仪也不相同”。书仪必须随着社会礼俗作相应调整，才能实现和完成它的社会功能，这是书仪制作中不断变化的原因。
至于书仪的变化，则首在于它的类型。根据前人考证，我们知道在各类仪中，以月仪发源最早，此后综合性的吉凶书仪发展起来，也吸收了月仪的内容。唐代后期吉凶书仪内属于官场酬应方面的内容膨胀，于是逐渐独立为表状笺启书仪。宋代以后，制作表状书仪的政治意义消失而衍为形式化，又出现了专门文牍式的书仪。每种书仪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不同。
月仪存世甚少，且在新旧《唐书·经籍（艺文）志》已无记载，说明单纯性的月仪在各类书仪中，是最早退出历史舞台的。但是，以月仪为根基的敦煌《朋友书仪》却能够使用到晚唐五代，这种情况，无疑是与书仪自身变化有关的。我们知道在敦煌书仪中有三种情况，一种即完全从关内或中原地区传入，其中有不少是名家之作。如杜友晋《吉凶书仪》、郑馀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乃至刘邺《甘棠集》、郁知言《记室备要》，都属于这类作品。第二种是由名家书仪改造而成，如张敖《新集吉凶书仪》。这些书仪减少了与西北边疆或敦煌无关内容，增加了有关部分，使之更适于本地需要（注：按据P.2646张敖《新集吉凶书仪》自称是在《元和新定书仪》基础上“采其的要，编其吉凶”而成。他的书仪取消了与朝廷礼制相关的部分，增加了诸如《边城职事遇疾乞替状》、《蒙补[职事]谢语》等与地方有关的内容。）
。第三种即敦煌自产书仪，如归义军时期的表状仪。
《朋友书仪》应当是第一、第二种书仪的结合。它的制作者（或虚拟的致书人）既是身在丰、灵之地的黄河运卒（小吏？），则书仪自然不是敦煌本地产物而是由关内传来。但书仪本身又有抄袭和改造的痕迹。例如本文上面所引第一组“三月仲春”一首，文辞美丽，且多用典，确乎很有南北朝或唐初书仪的文风；但是，诸如“某乙悬心塞外，驱役于边州；积念思乡，凄骤于戎舸。流襟之泪，谁为申裁；慷慨之情，岂能判割”之句，不但与上面“想上官清夜游园”气氛相去甚远，而且与下之“娇莺百啭，旅客羞闻”尤格格不入。同样，“四月孟夏”一首在“且桃无散锦，花飞王母之园；柳园新庄（妆），叶落陶潜之室”之下也接上了“又沙漠路远，土广人稀，石碛三重，迥无分店”，显得不伦不类。这分明是在抄写前人的书仪中增加了有关边塞的内容。而由于这样的改造，《朋友书仪》就已不是简单的表达朋友情谊的月仪，而是一件文辞既优美，且能表达万里役卒心情的边塞书仪了。
正像唐晚期一些表状书仪的作者常常不是达官贵士而是藩镇掌书记一样，《朋友书仪》的作者也不再是世家子弟而是一个有役在身、或是因家境贫寒充当“运募”的小知识分子。而惟其如此，这件书仪在边境军士中也才会有广泛的应用和流传。
当然这只是就一般情况推测。我们知道唐中后期由于官僚社会和官场生活对唐人的影响，所以表状笺启书仪的制作和需求最大。表状笺启书仪是用于各级官吏之间的公私文牍，它最大的目的是官场酬应和求官求迁，实用性强，但非表达感情之作，无一般的交流之用，特别是对下层的军士而言。但后者并非不需要。《旧五代史》卷一八《敬翔传》载敬翔曾因“与人为笺刺，往往有警句，传于军中”才得知于梁太祖。唐后期书信流行四六骈体，四六骈体又称今体，如刘禹锡就是“今体（即骈体）文章，复多才丽”（注：《旧唐书》卷一六○《刘禹锡传》，第4210页。）
；李商隐也是特擅“今体章奏”，而“俪偶长短”知名天下者（注：参见《旧唐书》卷一九○下，第5078页；《新唐书》卷二○三《李商隐传》，第5793页。
）。骈文的书写需要一定功力，这在表状笺启书仪的制作中已很突出。《朋友书仪》适应现实需要，用骈文反映边塞军人的生活实际和思想感情，这可能是它获得欢迎和推广的又一原因。
最后，再具体地研究一下《朋友书仪》使用的地域范围。上面已谈到这件书仪是边塞书仪，但它产生的具体地点是关内道的丰、灵之地，也就是关内沿边诸州。关内与陇右相邻，大中以后，归义军收复敦煌，恢复了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与朔方的联系也更密切了。特别是五代梁唐政权例以灵州节度使兼领沙州，曹氏归义军更须通过灵州节度使的帮助请命中原朝廷。这样，狭义上针对丰、灵地区的《朋友书仪》，广义上便扩展到了包括敦煌在内的西北边陲。它流传至敦煌或者因此更加容易——事实上，晚唐五代流传于敦煌而出自灵武的书仪不止一种，如P.3931《灵武节度使表状仪》、P.2539v《灵武节度使书状集》等都是。它们与《朋友书仪》不属一种形式，制作时间似乎也稍晚一些，但传播时间却都相同。它们可以证明晚唐五代之际关内外的沟通及中原文化对敦煌的影响始终在继续。不过《朋友书仪》作为月仪体裁的单独存在却有特殊意义。它在基本继承月仪的文学形式的同时，增加了适用于地方的新内容，从而制作角度、使用对象完全有别于当时流传的其它书仪，作为中原文化与西北边塞特色结合的产物，《朋友书仪》无疑是成功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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