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潜志》史料价值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史料论文,价值论文,归潜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46.4
《归潜志》是金末元初著名学者刘祁所著的一部详述金末史事的重要著作。全书虽仅十余万字，但其内容却十分丰富。它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有关金元易代之际的历史材料，曾对元修《金史》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价值为后世所共称。清代史家赵翼在评论元末所修的三部正史时曾说：“《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说者谓多取刘祁《归潜志》、元好问《壬辰杂编》以成书，故称良史。”又说《金史》在修撰时，“其宣、哀以后诸将列传，则多本以元、刘二书。盖二人身历南渡后，或游于京，或仕于朝，凡庙谋疆事，一一皆耳闻目见。其笔力老劲，又足卓然成家。修史者本之以成书，故能使当日情事，历历如见”（注：廿二史劄记，卷27，金史1）。 由于《壬辰杂编》早佚，《归潜志》在今天的价值更显珍贵。故笔者不揣简陋，拟就《归潜志》的史料价值略陈管见，敬请方家赐正。
一
《归潜志》作者刘祁，字京叔，金浑源（今属山西）人，自号神川遁士。约生于金章宗完颜璟泰和三年（一二○三年），卒于元定宗海迷失后二年（一二五○年），享年仅四十八岁。刘祁出身世宦家庭，自其高祖刘扮以下，“子孙多由科第入仕”（注： 金史， 卷126， 文艺·刘从益传）。父刘从益，官至金监察御史。祁又幼秉家学，自八岁起，即随其祖、父宦游于大河之南，侨居于金行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市）、淮阳等地，“因得从名士大夫问学”（注：《归潜志》刘祁原序。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点校本。以下凡引《归潜志》原文均同），学问渐进。后举进士不第，又入太学就读。金末，元兵围攻汴京，刘祁适由淮阳入汴京省视家人，旋即被困，备受磨难。此后，举家北还故里，经河南、山东、河北，在辗转二千余里、流离兵革之中，历尽艰辛，回到家乡之后，筑“归潜堂”于浑源南山，以学为隐，劫后余生之际，刘祁“因思向日二十余年间所见富贵权势之人，一时烜赫如火烈者，迨遭丧乱，皆烟销灰灭无余。而吾虽贫贱一布衣，犹得与妻子辈完归，是亦不幸之幸也”（注：《归潜志》刘祁原序。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点校本。以下凡引《归潜志》原文均同）。这时，刘祁有感于“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今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注：《归潜志》刘祁原序。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点校本。以下凡引《归潜志》原文均同）。于是，乃“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注：《归潜志》刘祁原序。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点校本。以下凡引《归潜志》原文均同）。并以其所居堂名为其书名，以志岁月，撰成《归潜志》一书，记述金末史事，翼其“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注：《归潜志》刘祁原序。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点校本。以下凡引《归潜志》原文均同）。
刘祁生活的时代，正值金元易代的多事之秋，《归潜志》又是刘祁在历经磨难之后将其平生耳闻目睹之人和事追忆成书。因此，此书所包含的内容也就十分丰富。可信程度极高。全书共十四卷，各卷卷首虽无小标题，京不分门类，但实际是以类相从，编次甚有条理。其所记事，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记人物行状。《归潜志》全书，共涉及金代人物四百二十余人，有稍详记载者三百七十余人。其中卷一至卷六，悉为金末人物小传。立传者有一百四十多人，附录十四人。所记人物，除皇室宗亲外，皆金末文人学士，达官显宦，一代名将、死节之臣。又有乡绅名士，世外僧道，名医隐者，几乎包括了金末社会各个层面上的人物。各类人物，多刘祁昔与交游，故写得具体详实，生动传神。是书所记人物，《金史》有传者，即达四十二人。
2.录琐闻轶事。该书卷七至卷十，从不同侧面杂记金末遗事，记事范围亦很广泛且各有侧重。如第七卷侧重记述金末政治形势：宰执擅权，近习权重，刑罚苛虐，选举失中。兵端屡兴，签军之弊骚动州郡等，衰败之迹，令人触目惊心。又谓金南渡后，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皆以苟安目前为乐；朝廷近侍，谄谀成风，隐瞒灾异和民间疾苦；遇事不肯明示臧否，低言缓语，互相推诿，号“养相体”；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芒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足见当时官场之腐败。卷八、卷九则侧重金代教育和科场之制的利弊盛衰，以及金末赵秉之、李纯甫、王若虚、雷渊等著名学士的文学活动及学术趣旨。卷九之末还附有赵秉文于正大八年（一二三一年）间创作的二十余首诗。卷十，主要记金末宫禁及官场遗事，如护卫弑君，后妃争宠，科举之风，八易币制等等。
3.叙有金一代国事兴亡，包括卷十一和卷十二所记内容。前者即有名之《录大梁事》，专叙金哀宗亡国始末。此卷所载史事，多为刘祁所亲历，据事直书，记述详备。尤其对于崔立的叛金降元、专横暴虐，以及元兵入城后对无辜百姓的抢劫屠戮，揭露得淋漓尽致；而对死节之臣，则据实褒誉；此卷为刘祁于金亡后以亲身经历追怀亡国忧愤，用血泪凝成的纪实之作，自己又郑重声称：“若夫所传不真及不见不闻者，皆不敢录。”因而极富史料价值。
卷十二包括《录崔立碑事》与《辩亡》两部分。《录崔山碑事》记述崔立作乱，把持国政，据汴京以降元。又胁迫廷臣为其立碑颂德，不服者即遭杀戮：“时（崔）立国柄入手，生杀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诸在位者畏之，于是乎有立碑颂功德议。”由于事关民族“气节”问题，当时文士如王若虚、元好问等，互相推诿，既不欲招致杀身之祸，又幻想维持名节，遂胁持刘祁为文。刘祁迫于无奈，遂为之为文。“然其文止实叙事，亦无褒称立言。”事后，刘祁深以为憾，“因书其首尾之详，以志少年之过。”在《辩亡》中，刘祁以问答的形式分析了金代前期之所以强盛治平，末造之所以衰乱亡国的原因。其中按实呈言，论辩深刻、精辟宏远之处，更能体现出作者超凡的史学识见，使后学折服。
4.记作者处世经验及其与当时文学名士的诗文唱和。在《归潜志》卷十三中，刘祁将他平生经世治学中所领司到的人生“哲理”述之篇卷，以为处世之铭，后学之鉴。体裁虽略如后世之语录，却能窥见作者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观点。该卷还附录了后人辑入刘祁的《书证类本草后》、《游西山记》、《北使记》等佚文四篇，佚诗二首。又逸事一则，亦录其两诗。由于刘祁的文集《神川遁士集》已经失传，这一部分诗文，也就更有保存的价值。
在卷十四中，主要收录了他人授赠的诗文及刘祁的唱和之作。如收录了刘祁的《归潜堂记》及他人所作《归潜堂铭》和诗，其中有元好问七律一首，《遗山集》亦失载。此卷还附录麻革的《游龙山记》、郝经的《浑源创先生哀辞》、王恽的《追輓归潜刘先生》七律一首。虽俱系后人辑入，但结合全卷，从中亦可了解刘祁及其学术成就在金元易代之际的巨大影响。
二
由上述《归潜志》的主要内容可知，作为一部杂记金末史事的笔记体资料书籍，（注：《归潜志》因其所记主要为作者亲历或耳闻目见之事，又因其成书乃“暇日札记，随得随书”，故《四库金书总目》将其收入《子部·小说家类》。）《归潜志》所载，多为作者所熟悉或亲身经历的人和事，得之于传闻或道听途说者甚少，即或得之，必核其实。这就大大增强了本书在记载方面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如卷一叙金海陵王（完颜亮）为藩王时的咏扇时：“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语意双关，口气很大，后世流传，赖此记载。至于其“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则宋岳珂《程史》已引述及之。又如《录大梁事》，记大梁被围，金兵屡败，执政者仓惶无计。末帝在宫中曾想自缢，并欲坠楼而为人所救。城内百姓多饥饿而死，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作者以其亲身经历，详记大梁沦陷始末，将开封城破、金源败亡的整个过程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又在篇末强调：“嗟乎！此生何属亲见囿亡？至于惊怖、劳苦万状不可数。乃困暇日，记忆旧事，漫记于编”（注：归潜志，卷11，录大梁事）。对此，清四库馆臣在认真考证与系统研究了本书之后，亦认为：“壬辰之变，祁在汴京，目击事状，记载胥得其实，故《金史》本传称祁此《志》于金末之事多有足征”（注：四库全书总目·归潜志提要）。对于那些得之于传闻的遗事，刘祁在著录时更为谨慎。来源清楚的，直录所传者姓名，如书中多次提及“赵闲闲（秉文）尝为余言”等等；传闻有异者则两存其说，虽至交挚友亦不异词。如在记述王郁事迹时说：“王郁飞伯，奇士也。少余一岁，与余交最善。……正大末，南京被围，复相守围城中，天兴改元秩，飞伯忽过余，虽曰：‘吾／伏陷井不自得，今将突围远举，然生死未可知。’因出其所作《王子小传》属余曰：‘兹不朽之讬也’。余不能止之而去，三年不知存亡。丙申岁南游，遇交游辈说：飞伯初为东诸侯兵士所得，其将厚遇之，飞伯径行不设机。久之，为其下所忌，见杀”。又说：正大八年，“先生复至京师。十二月遇兵难，京城被围，先生上书言事，不报。明年四月，围稍解；五月，先生挺身独出，远隐名山，不知所终”（注：归潜志，卷3 ，王郁小传）。又如记述宁知微，先说其“后还乡遭乱，不知所在”。后又说：“或云渡淮在南中”（注：归潜志，卷3，宁知微小传）。 记载末帝宝符李氏，金亡后从太后、皇后随元军北迁，自缢于宣德州摩诃院佛像前。但对具体情节刘祁不甚了解，便借徙居之便， 实地考察，观其遗迹（注：归潜志，卷3，宝符李氏小传）。凡此，都足以说明该书在记载上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除此之外，刘祁在撰述本书时所体现出的求实谨严的态度和严于律己的自我解剖精神，也使《归潜志》在记载史事方面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主要表现在本书在据事直书的基础上，不仅既不没人之长，又不讳人之短；更不为亲者和尊者讳，文过饰非。而且既或关乎个人的荣辱毁誉，是非曲直，只要是做错了，也敢于直面现实，不为自己开脱迥护，而是穷尽事势，和盘托出，留给后人评说，如前文所举作者所撰《录崔立碑事》即清楚地记载了作者参予为叛将崔立立碑的事实。作者不仅把前因后果和事实经过交待得明明白白，而且丝毫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有所隐瞒，相反则坦率地承认了这是自己的“少年之过”，当终身引以为戒。并且还澄清了此举并非元好问一人所为。这种敢于直书事实的做法，较之王若虚讳言其事，元好问在其《外家别业上梁文》中推脱为“命由威制，倭岂愿为”的态度，更显示出刘祁不饰己过，莫讳人非的可贵精神。
总之，正是由于刘祁写作态度严谨，撰述据实直书，不曲笔讳饰；加上其叙事时文笔厚朴无华，所记又不涉虚妄，罕淡怪异（注：清人李慈铭曾认为刘祁“文笔颇拙”。其实以朴实无华的文风叙述金末史事，正是《归潜志》具有较高文献价值的一个原因。李氏之语见商务书馆出版《越缦堂读书记》下册第985页。）。因而《归潜志》 备受历代学者褒誉，引为治金史者的首选资料书，刘祁本人亦因此而被称为《金史》功臣。
三
《归潜志》一书，是在江山易代，战乱频仍，大量载籍毁于兵燹，从而使有金一代历史面临失传的危险的情况下撰写的，因此，它的问世，不仅使金末大量珍贵的历史事实得以记载保存下来，而且为后来元代史官顺利地、高质量地修成《金史》在资料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因而，《归潜志》成为研究金代历史特别是研究金末历史必不可少的重要著作之一，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归潜志》是元修《金史》最重要的材料来源之一。
元代史臣撰修《金史》时，在广搜载籍，深入研究之后，认为《丛言》、《松漠纪闻》与《大金国志》等书皆不足取，唯“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征者焉”（注：金史，卷115，完颜奴中传赞）。因此， 元修《金史》，史臣撰述金末史事，多视《归潜志》为资料渊薮，加以广征博采。对此，元代史官亦承认：“（刘从益）子祁字京叔，为太学生，甚为文名。值金末丧乱，作《归潜志》以纪金事，修《金史》多采用焉”（注：金史，卷126， 文艺·刘从益传）。《金史》的列传部分，特别金宣宗，哀宗以后的大部分列传，几乎全文采录《归潜志》相关人物小传的内容。如李纯甫、王郁、雷渊、宋九嘉、辛原、庞铸、程震、乌古孙奴申、哀宗宝符李氏等人的本传。其中有稍作改字易文者，亦有略作变通润色者。有些列传，则采录了此书的部分内容，如赵秉文、王元节、陈规、聂天骥等人本传。尤其是《哀宗本纪》，绝大部分内容均采自《归潜志》卷十一《录大梁事》。对于《归潜志》对元修撰《金史》所起的作用，明代著名学者王士祯曾给予极高评价：“《归潜志》……盖纪载金源一代人物事迹，而国家盛衰兴亡之故亦因以见焉。……按金自崔立之乱，中原板荡，文献放失。赖二三君子有志史事者私相撰述。元开史局，搜罗掌故，京叔、裕之之书皆上，史馆捃摭为多焉。……一代之典章文物，得其所讬则传；则传；不得其所讬，则沦于烟莽，而后世徒有文献无征之叹。文士之关于国家讵细故如是哉！是《志》可以观矣”（注：归潜志附录王士桢《归潜志序》。）。
值得指出的是，《金史》不仅广采《归潜志》中所载之人和事，对于刘祁在书中对金末重大时事的评论，亦往往援引为据，以代史臣对某一史事的批评。如：
《金史》在抨击金末近待权重时，转录刘祁之论以成说：“金人南渡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以为耳目，伺察百官。故使其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使’。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固以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曰‘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遇敌辄先奔，故师多丧败”（注：金史，卷111，完颜讹可传，归潜志，卷7，近侍权重）。而哀宗因循不改，终至国亡。
《金史》在批评金代兵制之弊时，称：“故浑源刘祁谓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驱此使战，欲其胜敌，难矣”（注：金史，卷44，兵志·兵制，参见《归潜志》卷7 《金史兵制最弊》条）。（按：“签策”是金代签发汉人丁壮从征的制度，对生产破坏极大。）
此外，《金史》卷115《完颜奴申传》对南渡后宰臣的批评等， 亦都援引刘祁之说以为据。
2.《归潜志》是后人研究金末历史时，可补《金史》记事论事之缺遗的重要参考书。
对于《归潜志》在补《金史》记事缺遗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从以下二方面作些分析。
一则，可补《金史》记载金末史事的缺漏。如：
《归潜志》卷五：“刘户部元规，字子正，咸平人。……天兴改元，诏使北朝，不知所终”。刘元规，《金史》无传。据《金史·哀宗纪》：正大九年二月（按是年正月，哀宗改元开兴，旋又改天兴），翰林待制冯延登使北来归。三月，谏议大夫裴满阿虎带、太府监国世荣为讲和使。四月，改元天兴后只记：“遣户部待郎杨仁奉金帛诣大元兵乞和”，而不载刘元规使北朝之事。刘祁是书所载，正可补《哀宗纪》之缺。
又如在金代币制的记载方面，《金史·食货志·钱币》中关于金初用辽、宋旧钱；贞元二年迁都之后制行交钞，与旧钱并用；正隆三年始铸新钱，日正隆通宝，亦与旧钱通用；大定十九年始铸大定通宝；泰和四年八月又铸大钱日泰和重宝，与交钞参行；宣宗贞祐三年七月改交钞为贞祐宝券；兴定元年造贞祐通宝并于二月诏行；更造兴定宝泉，于元光元年二月颁行；元光二年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天兴二年十月印天兴宝会于蔡州的记载，其所记金代钞法，屡易其名，几近十次。这些记载与刘祁《归潜志》卷十中关于金代钞法更易的记载基本相合，但刘祁书中“官又为更造，号曰通货，又改曰通宝，又改曰通货，曰宝泉、珍宝、珍会，最后以绫织印造，号珍货、抵银。一起一衰，迄国亡而钱不复出矣”的对金代后期钞名更易的记载，其中“更造号曰通货，又改曰通宝，又改曰通货”，以及“珍宝”、“珍会”、“抵银”等项，却为《金史·食货志》所不载。按刘祁生当金末，亲见当时货币的流通使用，又文风朴实，所记当不误，足可补《金史·食货志》之缺漏。
此外，《归潜志》对于金末学术文化的记载，亦较《金史》为详，可补其缺。如该书卷八载：“正大中，王翰林从之在史院领史事；雷翰林希颜为应奉兼编修官，同修《宣宗实录》。二公由文体不同，多纷争。”今查《金史·哀宗纪》：正大五年十一月，进《宣宗实录》，不载撰人。《王若虚传》：“正大初，《宣宗实录》成，迁平凉府判官。”《雷渊传》则不载其同修《宣宗实录》事。《归潜志》不仅记载了领修、同修人员，且录其不同撰史观点的争论，亦可补《金史》有关纪传之缺遗。
二则，可补《金史》在人物史事评论方面的不足与偏颇。
如前文所述，刘祁在撰写《归潜志》的过程中，既不没人之长，亦不讳人之短，而是力求据实直书。因此，本书在评价其所记载的人和事的时候，就能够做到立论翔实确凿，评价公平允直，而且个人偏见亦较少，有些评论较《金史》高出一筹。如对海陵王完颜亮的评价，《金史》卷五《海陵本纪》云：“海陵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欲为君则弑其君，欲伐国则弑其母，欲夺人之妻则使之杀其夫。三纲绝矣，何暇他论。至于屠灭宗族，剪刈忠良，妇姑姊妹尽入嫔御。方以三十二总管之兵，图一天下，卒之戾气感召，身由恶终。使天下后世称无道主以海陵为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金史》此论，几乎成为其后封建史家认识与评价完颜亮的基调，连清代赵翼甚至亦认为“海陵在位，盖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而更过之”（注：廿二史劄记，卷28，海陵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但是，《归潜志》在当时，却能独抒己见，认为“金海陵庶人读书有文采。为藩王时，曾书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人知其有大志。正隆南征，至淮阳，望江左赋诗云：‘屯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其意气亦不浅。（注：归潜志，卷1，海陵小传）。“至海陵庶人，虽淫暴自强，然英锐有大志， 定官制、律令皆可观。又擢用人材，将混一天下，功虽不成，其强至矣”（注：归潜志，卷12，辩亡）。刘祁此论，应该说是较为公正，客观地评价了完颜亮的才能抱负与统治的是非功过，既没有因完颜亮淫暴而无视甚至抹杀其在金代历史上所起过的作用，亦未因其对金代社会发展有所贡献而讳言其恶、文过饰非。较之《金史》从维护封建正统观念与纲常伦理道德的目的出发，简单、片面地以成败论英雄，肆意诋毁历史人物的作法，《归潜志》的评论，显然更为公正和客观，令人信服。
《金史》对金代统治者的个人过失语多隐讳，尤以金末宜、哀二帝为甚。“在《礼》：‘国君死社稷。’哀宗无愧焉”（注：金史，卷18，哀宗纪）。这就是《金史》对哀宗的最后评价。而在《归潜志》中，虽认为金朝灭亡是多方面原因所致。然而仅就哀宗的个人过失来说，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末帝夺长而立，出于爱私，虽资不残酷，然以圣智自处。少为黠吏时全所教，用术取人。虽外示宽宏以取名，而内实淫纵自肆。且讳言过恶，喜听谀言。又暗于用人，其将相止取从来贵戚，虽不杀大臣，其骄将多难制不驯。况不知大略，临大事辄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劲敌而不能自振也”（注：归潜志，卷12，辩亡）。刘祁的这些看法，不仅足以纠正《金史》对历史人物评伦的偏颇与不足，即使在今天对我们研究和评价金代历史人物，亦不乏可资借鉴与参考之处。
《归潜志》除了在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可补《金史》的缺憾外，在对某些史事的评价上，也较《金史》分析透彻。如《金史》对金代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政策的虚实真假与利弊得失，尤其是对汉族官僚士大夫的政策的评论，不是曲为之说，就是避而不谈，讳莫如深。而《归潜志》对此却直言不讳：“大抵全国之政，杂用辽宋法令而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藩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又编私族类，疏外汉人，其机密谟谋，虽汉相不得预。人主以至公语天下，其分别如此，望群臣尽力，难哉！”（注：归潜志，卷12，辩亡）
总之，由于《归潜志》立论于据实直书，因而提出了许多极有见地的看法与认识，不仅受到元代史官的充分重视，而且也深得后世史家的褒誉。如清人宋定国曾谓：“（《归潜志》）……悉载当时得失。论断鉴观，前贤所珍，询不妄也”（注：《归潜志》附录宋定国《跋》。）。卢文绍亦指出：“余谓京叔危乱之时。国亡之后，幸而完归，追述交游闻见以著为是书，修《金史》者亦颇取裁于是。乃其论一代之盛衰与其所以亡者，实为确当，可为后来之龟鉴。”（注：《归潜志》附录卢文绍《跋》。）
以上，对刘祁《归潜志》的主要内容及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作了简单的介绍与分析。应当指出，刘祁在经历了金元易代的离乱后，归隐故里，在“四壁萧然，日惟生事之见迫”（注：归潜志，卷13）的困难状况下，撰述《归潜志》，难免有闻见不备，传说互异或不及深考的情况，因而使其书存在某些缺憾之处，如官爵未备录，年月不详记，人物姓名、字号、里望等亦间有差错。又由于其书乃“暇日记忆，随得随书”而成，因而在体例方面也有欠精审之处。但毕竟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特别是在今天，在元好问《壬辰杂编》早已亡佚的情况下，《归潜志》对研究金末元初历史的价值就更显珍贵。对此，清国库馆臣曾作了十分恰当的评价：“谈金源遗事者，以此《志》与元好问《壬辰杂编》为最，《金史》亦并称之。《壬辰杂编》已佚，则此《志》尤足珍贵矣”。（注：四库全书总目·归潜志提要）
收稿日期：1997—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