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这样的生产力很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并不断总结提高，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
一、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和重大贡献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明确勾画出未来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蓝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在夺取全国胜利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任务，他满怀豪情地宣布：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有着灿烂文明的中国，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建立后的头七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借鉴了苏联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取得的成绩是十分巨大的。但是，很快就暴露出这种模式的弊端，最主要的是与我国基本国情不相适应，限制了创造性。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6年三四月份，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找了四个经济部门负责人来汇报工作、讨论问题，为中共八大召开作准备。毛泽东听取情况，认真分析思考，初步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论文，并于4月25日和5月2日先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作了报告。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理论成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第二，围绕基本方针，提出了正确处理我国社会重大关系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对十种矛盾的分析，都是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着眼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出了重要的处理原则，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第三，阐明了统一性与独立性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方法论。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实际上为中共八大作了理论准备。同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的这次党代表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邓小平在党的八大结束后不久曾对八大路线作出概括：“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1] 八大确立的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科学成果。八大以后，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进行观察和思考，不断形成重要判断，继续和发展八大的正确方针。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讲了七点重要意见，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形成，作了重要准备。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出席会议的1800多人进行了讨论。毛泽东陆续进行修改，形成三次“自修稿”和十次“征求意见稿”，6月17日定稿，6月19日正式发表。由于对当时国内右派进攻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在讲话的最后修改过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方面的内容，与讲话初始精神不相协调。综观这篇光辉文献，既凝结了毛泽东的心血，也集中了集体的智慧。它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创立了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于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规律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第一，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创立，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第二，规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统筹兼顾和民主的方法。
第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目标。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以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规律的探索，难免出现曲折和失误，许多正确观点也没有一以贯之地实行，以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毛泽东探索的积极成果，仍然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伟大的实践创造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产生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也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奠定了立论基础。邓小平纠正了过去我们党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认识上的片面性，告诫全党不要企图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制定脱离现实的政策，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不发达，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这不仅为我们调整生产关系、改革经济体制提供了认识的出发点，也为我们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依据。邓小平对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了全面深刻分析，指出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并科学地揭示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由此得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他一以贯之地强调，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冲击不得、动摇不得，硬着头皮要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因此，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都要在这个大局下全面规划和推进。
第二，社会主义本质论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指明了方向。邓小平针对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鲜明地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他在长期思考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集中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 这样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必须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目标，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最高价值追求。实现这样的目标和价值追求，是一个社会公平和正义逐步发展的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时间长而忽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必须将这种要求体现于整个过程之中。邓小平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始终强调要防止出现两极分化。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他在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同时，就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3] 1985年3月，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4] 如果是这样，那么，“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5]。这样，中国就会出现“打内仗”的混乱局面，社会稳定和谐就无从谈起。因此，贯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让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正确方向。也只有这样，才能凝聚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第三，“两个大局”的重要思想和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协调利益关系，制定了重要的指导原则。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贯彻，要通过党的方针政策来体现。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就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富起来。他认为这是加快中国发展的一个大政策。1988年9月， 他又明确地概括出“两个大局”的重要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6] 后来，他明确提出，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第二个大局的问题，要求发达地区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支持不发达地区。邓小平还十分强调，不能因为支持内地发展而削弱发达地区的发展活力，也不能再吃“大锅饭”。邓小平提出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和波浪式发展思想，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实现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和稳定压倒一切的重要观点，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指明了保障条件和指导方针。邓小平始终强调，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他把实现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作为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条件，这是对过去20多年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新时期中国发展要求的科学把握。20世纪80年代初，他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包括民主、‘双百’方针等等，统统谈不上。”[7] 他还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80年代末，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8] 后来，他又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9] 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既是社会建设的目标要求，又是顺利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使中国社会处于深刻的变动和转型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以至冲突错综复杂，必须妥善处理才能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为社会的前进创造良好的环境。如何处理呢？稳定压倒一切就是邓小平制定的正确方针。要把稳定放到优先的地位，果断地处理破坏稳定的问题，加强控制是为了维护稳定，不要怕外国人议论什么。
第五，“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供了方法论。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一贯强调：搞四个现代化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搞改革开放有两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他针对改革、发展、稳定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两手抓”战略思想。主要有：一手抓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一手抓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等等。他所强调的“两手抓”是结合起来一起抓，不过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时这只手重一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这样使统一体双方相互依存，获得协调发展。80年代末，他回顾80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与广东同志谈话就提出要两手抓，就是两点论。他说：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这里提出了衡量两手硬的标准：相称、配合得当，而不是平均使用力量。“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是重要的战略思想，又是重要的领导方法，对于我们正确处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建设系统内部各方面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们党肩负的新任务，在推进实践创新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也丰富和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
第一，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和社会结构模式。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他指出：“上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10]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江泽民同志还把过去我们党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升到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强调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要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系统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一次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同时明确提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这样，就更加突出了社会建设的任务。党的十六大报告规划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里以社会更加和谐概括了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引导意义。
第二，提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为推进社会建设和进步确立了终极目标。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阐明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明确地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提出来，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深刻的导向意义。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建设和发展的灵魂和终极目标。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还进一步发挥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第三，人民根本利益理论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协调利益关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规定了根本的价值取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是人民群众是划分为阶层的，在社会转型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矛盾是经常产生和存在的，如何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矛盾，妥善协调利益关系是社会建设的重大课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群众利益的实践中，“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11] 这里讲的“三个全局”，深刻阐明了在复杂的利益结构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因素，对于妥善协调利益关系，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江泽民同志提出了著名的“结合点”论断：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12]。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提出：“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13] 这一重要观点，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贯彻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同时，也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打开了新的视角。
四、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成果，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直接理论基础，是统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局的战略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检验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标准。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终极目标，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归根到底要落实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来。这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指导方针。构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依赖人民群众创造活力的充分发挥，而和谐的实现过程仍是以人为中心的关系协调过程，包括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自身的各种素质的关系。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以人民群众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是每个人利益实现的基础，个人只有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才能获得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必然途径，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途径。全面发展，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要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在良性互动中发展，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统筹就是整合，统筹就是协调，统筹就要兼顾。坚持五个统筹，才能妥善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利益主体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包括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才能调动和发挥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形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合力。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系统地概括表述了科学发展观，此后，胡锦涛同志又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精神实质、基本要求、重大意义作了深刻阐述，全党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学习，这样，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作了理论准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五种执政能力，鲜明地提了出来。《决定》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界定为“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要求“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胡锦涛同志2005年2月19日在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站在时代的高度，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全面分析深刻阐述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我们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和我们党的丰富发展，阐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以及构建的重要原则和主要工作，对于全党深入学习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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