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术界对冷战时期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使级论文,中美论文,学术界论文,美国论文,冷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期间，中美两国在日内瓦和华沙进行了长达15年、共计136次的大使级会谈。在近乎隔绝和充满敌意的年代，大使级会谈是中美两个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官方接触的唯一渠道。15年的会谈虽然没有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但它对限制和缓和两国紧张关系无疑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中美关系史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受到美国学界的极大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特别是随着中美两国有关档案文献的不断解密和出现，其中一些重要的问题以及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作用和影响等重要问题也有了新的研究。
一、有关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文献档案资料
美国方面业已解密的外交档案、总统公文汇编、国务院公报等等这些第一手的档案文献，是美国学者研究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最为重要的资料。1984～1986年，美国国务院编撰出版了有关1954～1957年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档案文件集，其中有相当部分涉及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些档案文件包括1952～1954年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12卷(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卷)和第14卷(中国和日本卷)、1955～1957年的第2卷和第3卷(中国卷)。1987年，美国国务院还编辑了有关1955～1957年美国对华政策资料的微缩胶片，提供了有关日内瓦会谈的较为详细的资料。有关华沙会谈，美国国务院在1996年编辑出版了1958～1960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包括纸版的第19卷(中国卷)和微缩胶片版的第19卷(中国卷)。这些文件直接提供了与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相关的大量档案，也是研究华沙会谈的第一手资料。1960年以后有关华沙会谈的档案主要收录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的有关中国的各卷当中。在中国外交档案尚未完全解密的情况下，美方公开的对外关系文件对每次会谈都有较为详尽的记录，每次会谈后由参加会谈的美国外交官发给美国国务院，也在很大程度上披露了中国谈判人员在谈判中的主要活动。这一时期的美国总统公文汇编、国务院公报也是研究中美大使级会谈的重要史料。另外，美国总统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等也收藏了相当丰富的有关这一时期美国外交和中美关系的文献，包括国家安全档案等，有条件获取这些档案无疑将有助于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深入研究。
另一个方面的档案文献是相关决策者和谈判参加者的回忆录等。美国参加日内瓦会谈的外交官约翰逊(U.Alexis Johnson)在1984年出版了回忆录《权力的右手》，书中对自己在日内瓦参加的重要会议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同稍后出版的《美国外交文件》相比照，约翰逊对重要会议的记录还是比较准确的。参加华沙会谈的美国主要谈判代表比姆(Jacob Beam)在1978年出版了回忆录《多重的曝光》，对华沙会谈的一些重要会议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同约翰逊的回忆录相比，比姆的回忆录略显简略。但在美国外交档案解密之前，约翰逊和比姆的回忆录是研究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不可缺少的资料。此外，美国学者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根据对当年参与制定和实施美国对华政策主要官员的采访，在2001年整理出版了一本反映1945～1996年的中美关系的口述史《中国机密》，其中也披露了以往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所看不到的有关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幕后资料，为我们重新认识大使级会谈期间美国的决策以及美国对会谈的价值和意义的看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美国学术界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研究
(一)关于会谈的作用和动机
美国学术界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研究和论点大致分为两个不同的流派。一种观点是肯定会谈对缓和中美关系的敌对和危机所起到的作用，其中以肯尼思·杨(Kenneth Young)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在其对会谈的经典性的研究中认为，1958年9～11月的10次会议“证明12年的会谈是值得的”，华沙会谈“在控制与缓和危机方面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杨坚持认为，美国第一次在会谈桌上准备“诚实地和有效地”进行磋商，以便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安排”，只是由于北京毫不妥协的态度才受到阻碍。[1] 他还进一步强调，大使级会谈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与拥有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经验。这些谈判是独特且自相矛盾的，既毫无结果又具有成果。在12年的会谈中虽然仅达成了一项协议，但是他们讨论了许多诸如越南、核武器、台湾及双边关系等重要议题，尽管成果不甚丰富，但华盛顿与北京的这些交往已经证明了它的长远价值。至少两国政府是相逢在会议桌边而非枪林弹雨的前线。同时，这种外交安排已经成为减少错误判断、澄清意图、解释提议的切实可行的重要渠道。在总统和国务卿与北京最高当局之间有了一个快速可靠的信息交换台，双方经常利用这个渠道表达他们的不同观点，表明各自的态度和意图。因此，美国与中共谈判者之间积累的经验为双方培养了一些信任，并且实现了这种不同寻常的外交接触的可行性，对国际局势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2] 杨的观点得到当年参与美方决策的较高级别官员的认同。1955～1958年期间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科负责人的高立夫(Ralph Clough)在谈到杜勒斯以及国务院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态度时指出：“他们对会谈非常认真，把会谈当作是与我们当时重要的敌对者接触的一种方式，希望这种努力至少能在促进台湾海峡较为和平的气氛上有些作用。我不知道杜勒斯心里有些什么长远的想法，他曾否想到这些会谈会导致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他也许会有这种念头。”1954～1957年参与日内瓦会谈的国务院官员奥斯本(David Osborn)也认为，美国方面把中美大使级会谈“当作一个信箱”，“在我们感到需要同他们进行沟通时，就投下一些信息。这也有助于抵挡来自国内的压力”。[3] 上述观点得到不少美国学者的赞同，并通过相应的研究加以印证。何汉理(Harry Harding)认为，日内瓦和华沙的大使级磋商提供了一个至少是有限对话的机制，“两国间几乎不间断的外交对话，加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克制态度，保证了在台湾海峡爆发的、两国间的阵发性的危机得到有效的控制”。[4] 索曼(Appu K.Soman)则强调，华沙会谈具有“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向中方传递美国希望停止挑衅中国的信息，并由此结束了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杜勒斯希望通过华沙会谈“达到提供一个借口的目的，在这个借口下，实现某种程度上的、事实上的消除战争的紧张状态”。这样，华沙会谈就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手段，可以同中国一起探讨如何消除被对方视为挑衅行为的各自的行动。[5]
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另外一种观点是当年具体参与会谈的美国外交官在回忆录和著作中提出的与肯尼思·杨的看法相反的论点，其中比姆和约翰逊的看法极具典型性。他们在回忆录中一致认为，在危机期间，大使级会谈的作用微乎其微，实际上，双方在会谈中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建议。比姆强调指出，会谈“在这个具体的危机中起到的作用是外围的和偶然的”。[6] 上述谈判参与者的观点也得到相当的美国学者的呼应和肯定。比如，福斯特·杜勒斯在其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专著中，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大使级会谈，但倾向于认为会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7] 亨利·基辛格虽然没有参加会谈，但他在回忆录中同样认为，会谈的作用很小，自1955年以来，会谈是“无效的”，并且“说不出一项成果来”。在他看来，与北京关系的重大突破是绕过华沙会谈，也是绕过负责会谈的保守的国务院出现的，因为尼克松政府将主要问题从台湾问题转向更为广阔的地缘政治问题，即是从苏联的威胁问题出发的。[8]
但总体而言，在有关中美关系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强调应较为客观地评价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功效，不宜采取简单的两分法，并试图从针对不同事件的会谈个案中寻求中美大使级会谈所具有的共性的作用，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对于美国决定同中国进行大使级会谈的动因，张少书(Gordon Chang)指出，和中共接触的决定是回应周恩来在万隆会议呼吁北京和华盛顿直接接触及国内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极大压力。在几个月的准备和拖延后，美国同意讨论有关彼此送还双方扣留的平民。中共想要讨论一些其他问题，包括贸易和外长会议，但杜勒斯主要想利用这项会谈作为使欧洲方面对美国的中国政策批评转向的方法，并使中共在沿海岛屿重起战端复杂化。[9] 至于中国进行谈判的目的，肯尼思·杨的解释是，中国希望通过大使级谈判达到以下目的：(1)利用外交获得“敌方的”妥协，一方面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另一方面削弱和加快“帝国主义”的灭亡；(2)促进贸易、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有助于国内发展，并且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声；(3)由于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的抵制和倡议，使北京陷入困境，难以维持，北京利用谈判摆脱这种形势；(4)通过与美国的盟国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是欧洲的其他国家进行谈判，削弱他们的侧翼，在“帝国主义”之间挑起不和。[2] (p.30)
斯托尔帕(Thomas Stolper)从日内瓦会谈的结果分析了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功效以及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的起源。他认为，由于这一时期美国的政策是“形成一种国际舆论，迫使中国接受台湾地区的现状，不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美国在华沙会谈中的政策使得中国回旋的余地很小。这样，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并没有取得美国的让步，相反，中国看到的是美国不断增加其在台湾地区的介入，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采取的政策就是将台湾建成一个在国际政治中得到公认的、被接受的、积极的参与者，从而使之成为脱离中国的主权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并没有可以同美国解决分歧的外交途径，也未能作为一个获得充分承认的行为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同美国的联系被打断了，同台湾建立联系的努力毫无进展，同华盛顿和台北进行和平共处并未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而且还助长了国际社会接受‘两个中国’，中国的谈判政策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因此，北京决定改变路线，以显示自己不能被轻视。它要排除美国和世界舆论的错误念头：即在台湾地区的‘两个中国’的政策同和平共处是一致的。它要使美国以更为和解的姿态回到谈判桌上来。”[10]
南希·塔克(即唐耐心)在《孤立中国：第一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政策》中强调，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虽已被证明愿意同中国人会谈，但却没有在开始接触后采取富有想像力的主动的政策行动。唐耐心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华盛顿1955年先是抵制谈判，一旦会谈开始后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情况是由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政策造成的。首先是把中国放逐到国际社会之外的努力并非出自简单化的反共歇斯底里，这是出自结合在一起的较为复杂的意识形态考虑和对亚洲对世界权力平衡的现实主义估计。美国是想把中国作为一股正在试图破坏亚洲稳定的阴险势力，抛弃在国际社会之外。艾森豪威尔政府尚未采取完全和解的态度，接受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正式成员。它继续谋求尽可能地使这个共产党政权地位不稳。唐耐心指出：“继续把中国说成是蛮不讲理的侵略者，不仅是为了使亚洲盟国保持警惕和把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而且是为了使政府放手谋求与莫斯科小心翼翼地改善关系。”[11]
史蒂文·戈德斯坦的论文《聋子的对话？——1955～1970年中美大使级会谈》是近年来美国学者研究大使级会谈中较为突出的成果。戈德斯坦分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对待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动机和目的，他指出，在艾森豪威尔时期，杜勒斯认为会谈的主要目的仅仅是会谈，同时这些会谈被视为起到了国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批评的“避雷针”的作用；另外，这些会谈在杜勒斯加紧控制台湾的政策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强调，杜勒斯认为会谈不可能在处理危险的危机中起主要作用，但可以作为华盛顿公共关系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的大使级会谈，戈德斯坦认为会谈的目的越来越不是外交协商，谈判这件事本身就被认为能减少国内外由于越南战争和政府的好战、反共形象而导致的愈来愈多的反对。戈德斯坦还注意到会谈的“潜在功能”，即中美大使级会谈与1971年基辛格和尼克松采取主动之间的关系。他的结论是，日内瓦会谈和华沙会谈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导致了很丰富的政策后果，为尼克松采取主动打下了微妙的但极为重要的基础。[12]
(二)关于会谈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原因
至于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原因，美国学者的分析相当深入。他们认为，美国对日内瓦会谈的态度，或者说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出自决策者对中国的认识特别是受到国内政治和美国全球战略考虑的影响。艾森豪威尔一开始就对会谈的期望不高，尽管中共提出与西方和平共处，然而就像他对中共的认识一样对此依然是消极的。同时，对亚洲人的种族偏见可能也是促使艾森豪威尔对与中国谈判的任何灵活性都持怀疑态度的一个因素。另外，美国的舆论、利益集团和国内政治也对中美大使级会谈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1955年中期，美国社会普遍认为红色中国是一个“侵略的”和“无所顾忌的”国家。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公众一直反对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政府不能完全忽视公众的舆论。在冷战外交的现实中杜勒斯对公众舆论给予极大的关注。艾森豪威尔为避免他的前任的“失去中国”的政治考虑以及实践他在竞选时的诺言也是解释美国对华政策强硬的因素。事实上，决策者的这种消极认识与美国公众对中共的态度一致，有时甚至有助于塑造美国公众的这种态度的形成。学者们指出，首先在政治上就限制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1955年第84届国会，行政与立法被民主党控制。尽管从表面上看在艾森豪威尔领导下的外交政策似乎是两党一致，其实民主党对政府的对华政策仍持有异议，作为共和党的总统不可能无视民主党议员的意见。美国学者还特别强调了“百万人委员会”的影响。他们指出，自从1955年初改组后，“百万人委员会”加强了在国会中的代表并拓展了自己的工作。虽然杜勒斯于7月初就批准了中美大使级会谈，但直到日内瓦首脑会议结束后，并且为了减少国会的争论等到国会临近休会的那个月才公开这个消息。与此同时，在1956年总统竞选期间，“百万人委员会”游说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将此决定写进两党的政纲。总之，美国人心目中中国负面的公众形象和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极大地限制了美国政府对在日内瓦和华沙同中国谈判的战术和目标的决策。[13]
在此研究中，美国学者突出强调了国务卿杜勒斯的作用。文厚(Alfred D.Wilhelm,Jr.)认为，杜勒斯比较倾向保持现状；他“并不期盼发生太大具体进展，虽然他也同意双方不妨谈一谈的建议”。文厚着重分析了杜勒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态度的变化对其谈判决策的影响。他指出，杜勒斯原本支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但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使他改变了主意，1954年爆发的第一次台海危机使他认定这个问题恐怕更加难以解决了。因为在杜勒斯看来，中国显然要把美国彻底赶出美国具有重大利益的西太平洋地区。因此，杜勒斯坚信，只要中国的政策持续反映这种驱逐美国的目标，承认中共的这个议题就得搁置不谈。他对中国的看法，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杜勒斯同时也担心美国一旦承认中国，会鼓励其他国家效尤，甚至会引起承认东德的问题。与此同时，杜勒斯又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要他与中国谈判。美国的许多盟国认为世界和平需要中美修好。这项谈判可以让杜勒斯同中国就释放关押在中国大陆的美国人的问题展开对话，因而给予国际社会一线希望；而且与中国谈判释放美国人，也不会得罪国内反共人士，他可以借此回避国内外要他采取的若干过激行动以及他认为会牺牲美国利益的行为。杜勒斯对谈判的当前目标是争取在押的所有美国人获释。他的长期目标是尽可能持续会谈直到中国能接受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际上在杜勒斯看来，这个长期目标就是：美国要求中国正式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但文厚强调，美国认为合乎逻辑和理性的主张，却被中国认为是对它好不容易刚争取到的独立之莫大侮辱。放弃任何一部分由革命牺牲奋斗赢回来的主权，尤其是在一个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要求下这么做，根本是无法想像的。美国与中国主权观念的根本冲突，在谈判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难控制。双方缺乏互信，同时也就阻碍了达成互惠协议必需的妥协与折中，双方都误会了对方的意图。由于他们将焦点放在原则上的协议，中国起先认为协议的共同基础很大，失之太乐观；以美国而言，进展就意味着达成法定协议，既然无法签订法定文件就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从而使美国低估了共同基础。[14]
(三)关于中美双方谈判的模式和风格
美国学者还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分析和研究了冷战时期美国同中国进行谈判的模式与风格，并强调了两国历史、文化和世界观等方面的差异。美国学者认为在“与北京的14年交往的经历，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敌对式谈判’的谈判倾向，像古代的部落，是在没有诚意、缺乏信任、不公平、狐狸般狡诈无礼、粗鲁的战术基础上进行谈判的”。但会谈仍在认真地、有条不紊地、甚至是彬彬有礼地进行着，外交礼节及一些正式的职业的外交规定也一直保留下来。谈判的战略战术大部分是由北京和华盛顿决定的，谈判者执行他们的指示，但美国的谈判者毫无疑问拥有主动权。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在一项研究中着重分析了中国的谈判风格和中美谈判的特点。他认为，中国人确实展现出极为特别的谈判特点，而产生这些特点的比较明显的因素包括自然环境、组织结构、文化(具体而言指语言、风俗、思考和认知的方式)，以及个别谈判者的个性。同时，每个国家的谈判手法都有一些不同的特点，比如对环境及气氛的偏好、施压和操纵的策略、谈判速度和节奏等等。每个国家的历史、政治制度与文化塑造了这些特点。然而从实践上来说，所有国家进行谈判时都得依据国际社会共同的“规则”和原则以及谈判情境中的基本动力机制等等。就中国而言，中国人喜欢用间接的方法建立关系，利用可靠的中间人来了解不熟悉的状况，告诉他们如何建立直接关系以及如何把危及关系发展的冲突降到最低。
费正清(John K.Fairbank)1960年在康涅狄格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简单地总结了中国谈判的以下策略：利用友谊作为缰绳；征求外人的意见，以便了解其目的及价值观点，然后再博取同情与支持；告诉对方中共的一些最重大的利益，这些利益甚至比生命还重要，借此事先警告此种利益是不容谈判的；建立中国价值及行为之特殊性；找出对方的朋友、敌人及其他消息，以便必要时加以利用，对抗对方；利用外国人本身的一些规则来控制对方，尤其如西方对“主权”的法律概念即常为中国所利用。[15] 白鲁恂(Lucian Pye)认为，中国谈判前最主要特点是，先在外国政府中找出同情其立场的重要官员，与之建立私人友谊，然后利用此种“关系”及好感来操纵对方，达成其谈判目标。谈判前的另一策略为先设定一些基本原则，并要求对方接受此一般原则，然后再引用对方接受的原则，使其逐项同意中共所提出的条件。同时，中共常喜欢以其信任的第三国来传达其立场、刺探对方反应或施加压力。他们还认为，在谈判过程中，强有力的中国领导者往往能接受集体领导所不能接受的条件。中国还最擅长以夷制夷，利用敌方阵营中之矛盾来达到其目的。另外一个谈判技巧为以耐心拖延谈判过程，最终迫使没有耐心的对手就范。在谈判中，当中国认为其已充分试探到对方的弹性限度时，有时便会以非常弹性的立场，甚至做出与其“原则”抵触的让步，与对方达成协议。达成协议并非谈判的终止，中国如认为协议有不妥之处，会要求谈判修正以前的立场，或者不断施压要求对方遵守协议。[16] 这些风格和特点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都得以展现。
对于中美两国谈判的风格，美国学界比较集中地分析了“时间观”的差异所产生的不同作用和影响。肯尼思·杨指出：“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美国人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中国人的时间观与我们的完全不同，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是以几年或几十年来计算的，他们可以为了收复台湾、赢得越南胜利等上几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中国是最有耐心的，同时，他们也认为没有什么事是理所当然的，决不靠碰运气，他们精心计划每次会议，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每次会议都做到有备而来。没有时间表，会议总是被延长，他们知道如何控制时间观念强、易冲动和缺乏耐心的美国人，并从中获得妥协。往往会议拖到最后美国人失去耐心，从而放弃强硬的谈判立场以达成协议。在与中共交往中就这点而言，当美国人变得十分激动的时候，中国人却依然保持着冷静和坚定的状态。”杨进而认为，“这种强烈的情绪主宰了中美关系许多年，或许已有一个多世纪了。对美国人来说，至少这种情绪可能是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交往中所没有的。这可能是由于自1950年以来，北京与华盛顿之间以及大陆的中国人与美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普遍存在着极度的敌意和对抗造成的。但在中美交往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某种相互的吸引和迷恋”。[2] (pp.24～25)
(四)关于世界观对谈判立场的影响
美国学者还特别强调了中美两国的世界观对大使级谈判的突出影响。他们指出，美国人和中国人都从强权国家的角度来处理国际问题，全世界所有地区的发展都被看成有关它们的安全利益。两国的决策者都认为，历史和他们的影响力让他们注定要领导世界。对中国人来说，对强权领导地位的渴望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就已存在，但中国和美国面对世界事务的取向有很大的差异。美国官员处理对外关系的态度比较开阔和乐观，这是美国经验的特质。虽然世界上有威胁和挑战，美国在多数时候都能成功地应付，和其他国家的交手也都能得到利益(除在朝鲜和越南之外)。而中国独特而同质性的文化，是在5000年的历史中孕育出来的自给自足的文明，他们是以农业社会的角度来处理对外关系。因此，这种不同的世界观对谈判的过程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双方的决策者都认为，所有国际政治、安全和经济议题都与他们的外交政策及双边对话有关。中国领导人同时还认为自己国家的道德和政治影响力是全球性的，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战略平衡的重要因素。即使中国现在实力有限，他们还是认为中国对亚洲的均势至关重要。有时候，他们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重现中国历史的辉煌。肯尼思·杨也明确指出：“在我们的谈判经历中，中国人强烈的‘上朝天国’的内在气质激励着中共谈判者们。他们不满足仅在亚洲地区，而要在全球背景下与我们对抗，中国要求在世界上拥有合法地位。受到中国历史观的激励，现在北京用北京的谈判条件来挑战两个世界大国——华盛顿与莫斯科。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力量显然体现了毛的所谓的道德秩序观，虽然对我们来说似乎并不是那么道德。然而与北京谈判我们感到既困难又僵硬，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共谈判者主观上说教的思维方式和毛主义的世界秩序的必然性。正如我们有我们的自由世界观一样，他们有他们的无产阶级世界观。”[2] (p.21)
(五)关于谈判中的决策机制
美国学者在研究中注意到，双方的决策模式和表述协议的方式也是相反的。所罗门指出，中国人达成政治决定的机制似乎没有美国人那么麻烦，因为美国有复杂的行政、立法、大众传媒的相互制衡。美国人是要求达成共识和妥协，中国人的决策则要等高层领导人发动或官僚利益整合才行。只要立场在原则和政治利益上说得过去，中国人在达成协议上极富弹性。美国人比较不局限于抽象原则，而注重功能和法律上的需求。由于存在这些差异，中国人偏好用正式公开的文件来界定共同原则，表达政治上的相互理解(同时表达政治观的不同)；美国人则偏好法律文件，例如条约或特定技术性的契约型协议。另外，中国人企图以制造关系紧张或不确定感来控制谈判过程。他们让美国官员产生美国“需要”中国的感觉，但同时又暗示美国并不是好的“中国之友”，美国的政策不是错误的就是有缺陷的，美国还要按照中国的条件做得更多才能赢得中国的善意和合作。[17]
(六)关于谈判所取得的实际利益
美国学者还考察了美国和中国从漫长的会谈中获取的实际利益。他们基本上同意以下观点：大使级会谈尽管在诸如台湾、越南和军备控制等重大问题上陷入僵局，但在信息交流等相对次要的许多问题上还是富有成果的。对中国来说，协议使在海外的想返回大陆的中国人回到了中国。对美国而言，美国通过会谈获得了以下实际的利益：会谈为中美两国政府提供了一个直接可靠的交流渠道；促使被监禁在中国的美国战俘获释；三次缓和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并且降低了台海地区发生核冲突的危险；在老挝和越南危机中，双方通报了各自的目的，确立了范围，避免了严重的误判；使中国首次与非共产党政府之间就军备控制及核扩散等问题进行重要的交流；几次取代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使美国的盟国确信，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是完全“好战的”，在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时也并非是固执的。[2] (p.18)
(七)留美中国学者的研究
在此值得提出的是，留美中国学者对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其中陈兼、翟强、张曙光等的研究具有令人瞩目的代表性。[18] 陈兼从毛泽东“不断革命”的理论出发，分析了中共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策略和战略的变化。陈兼强调，毛泽东在华沙会谈开始后，改变了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战略，即从把会谈视为寻求一个可接受的消除台湾海峡危机的解决方法的途径，转向把会谈作为强烈谴责和揭露美国东亚政策的“反动性”和“侵略性”的论坛。陈兼进一步指出，由于采取了毛泽东的战略，“通过在华沙的大使级会谈来结束危机的可能性实际上不存在了”。[19] 翟强指出，中国在大使级会谈中起到了比美国更为积极的作用，主要是希望通过会谈解决中美之间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而美国并不准备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做任何让步，也没有在谈判中表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的任何迹象。翟强分析了美国在大使级会谈中坚持强硬的不妥协立场的主要原因，这些原因包括美国对台湾战略重要性的评估、国内政治的考虑以及杜勒斯希望通过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的方法来分裂破坏中苏关系等。[20] 郝雨凡论及了20世纪50年代中美两国对大使级会谈的态度和政策，他认为：“从1955年至1958年，中国在会谈中显示出极大的灵活性。只是从1958年以后才开始转向僵硬。而美国方面的表现恰好相反，先是十分固执，拒绝同北京达成任何协议，后又变得灵活，希望谋求对话。然而，不管灵活还是僵硬，双方都没有任何实质性让步、谅解、以至和解的行动。”郝雨凡强调，杜勒斯对改善中美关系并没有兴趣，他只是想利用谈判争取国际舆论，强迫中国接受台湾海峡现状，接受他的“两个中国”的安排。[21] 上述著述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推动了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研究，同时也加深了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
三、对相关研究发展前瞻的一点认识
尽管学界在有关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研究中取得相当的成果，但依然存在很大的不足，这首先体现在尚没有专门的论著系统运用中美双方业已解密的文献资料，全面研究冷战时期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对双方现有的研究成果也缺乏系统的梳理。因此，从更为广阔的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角度看，未来学术界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研究，应首先系统梳理和分析美国学术界的普遍论点和中国的官方论点及学术界的观点，充分利用中美双方的文献资料，对中美大使级会谈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除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背景和起因、主要过程、中美政策所经历的重要变化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外，这一课题的发展前景还在于重点论述中美进行大使级会谈的动因、会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起到的不同的作用、中美双方的决策机制、会谈对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演变所起到的作用和意义等问题，从而使得这一课题的研究更加丰富，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