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语文学与语言学的传承及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国语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文学与语言学有相同之处，又有各自的侧重之处。中国现代语言学是在传承传统语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当代语言学则不仅是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而且也是在传承传统语文学基础上的进一步扬弃和开拓，经否定之否定而上升至更高一个层次的语文学。本文拟就传统语文学和语言学的传承及发展趋势略作探讨。
一、传统语文学
中国传统语文学主要是对古代文献的语言作解释，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词义，而又兼及语言的其他现象。传统语文学在分析解释古代文献词语所表示的意义或对象时，解剖字的结构而以形索义；研究音读、声旁而因声求义；探索字的本义、引申义、概括义、虚化义、实指义等而比较互证，确定该字所表示的词在实际应用中的意义；辨析词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判定词性；类比、勘校文例和异文，确定衍文、夺字、讹误；考证地名所指地点的地望，指出其行政归属或大体方位；核实某一君王的传承，考定世系；考察历代王朝的兴衰存亡，探讨解释某些历史现象；研究历代军队组成、行政建制，考索官吏的职掌，比较分析历代社会制度的异同及其变化；考察历代的货币、税收、贡纳、供给、市场、交易等，指出历代的经济状况；研究各种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学术观的兴起、影响、演化，解释某些词在特定时代的特别用义；考证历代的历法、乐律、绘画、雕塑、工艺、制造、服饰、车舆、舟船、器物、法律等，多方位认识当时的社会现实。传统语文学既解释文献，也探讨词义的演变，两者相互结合，互为表里，往往涉及到天文、地理、社会、政治、经济、铸造、建筑、音乐、法律、艺术、饮食、交通、文字、音韵、词汇、语法、修辞、校勘等各个领域，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古人认为人与世界具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联，因而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彼此间联系的语言也并非仅是纯粹的符号系统和工具。古人认为语言是人性的体现。孔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孟子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词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穷。”（《孟子·公孙丑上》）扬雄指出语言体现了人的心声，认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法言·问神》）语言又是天道的体现。古人认为：“志以道宁，言以道接。”（《尚书·旅獒》）“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语言还体现了事物的本质，成为治理天下和教化人伦的基础。《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孔子认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丧邦”，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从政之首，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把语言文字作为宣教明化之本，指出“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许慎《说文解字叙》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表明了人只能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
中国传统语文学注重实践，在古人的语言观念中，“文者，天地之精英”（姚鼐《复鲁絜非书》）。他们以语言文字研究的方式参与和介入该时代的文化，表达了他们对当时社会文化的评价，致力于去触及、理解和解决当时面临的某种重大和基本的文化问题。如先秦的名实之争就具有强烈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实践意义。孔子把正名看作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核心，意在通过正名使政治制度中的一切关系符合理想的涵义。墨子提出取实予名，立言重视实据和实效。公孙龙认为相互制约中的名和实是一个统一体，名和实具有本质的联系。荀子在提出社会约定论的同时又把“正名”和“法后王”联系在一起，指出“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表明了语言与社会实践的密切联系。古人心目中的语言规范不仅是一种认识规范，而且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因而我国传统的语文学以语义的政治伦理阐释为核心，具有注重实践的理性精神。古人对语言问题的思考较少超越实践经验的界限作纯逻辑的分析或纯形式的推理，而是以强烈的社会伦理责任心来关注和探求语义，注重语言功能的伦理责任意识，致力于人事实际和社会伦理的实用探求。
二、西学东渐与传统语文学的转向
传统语文学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到清代，尤其到了乾嘉时代，达到了研究的高峰，清儒在文字学（《说文》研究）、音韵学、训诂学等传统语文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学术高峰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也就预示着有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或者是衰落，等待新的发展和高峰；或者是变革，走向新的发展之路。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本来就蕴含着语言学的因素，如古代韵图中已经有声韵配合的结构分析。清代的音韵学研究已开始从文字转向了声音，注重形义并重，有了构拟音值的尝试。虚词的研究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已具备语法学的一些观念。方言研究上也有了一些发展，重视对实际方言词汇的考证，记录了一些活的方言口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随着科学进步和学科分工越来越细，也由于殷墟甲骨文和敦煌韵书残卷的发现，以及《马氏文通》、《中国音韵学研究》等专著的问世，中国的传统语文学逐渐分解为音韵学、文字学、古文字学、语法学、词汇学、训诂学、修辞学等学科，开始向现代语言学转变，从乾嘉学派发展而来的章黄学派可以说处于传统语言文字学向现代语言学的转变阶段。章太炎认为“学问之道，不但当求文字，文字用表语言，当进而求之语言”，①认识到文字只是有声语言的记录，不同的字形往往会掩盖语言内部的音义联系，所撰《文始》突破了字形的束缚，直接从音义联系上研究词族关系。例如，传统的语文学家把“贯、关、环”看作是毫无关联的三个词，而章太炎则从音义联系上指出这三个词实际上属于一个词族。这种以音义关系的研究取代形义关系的研究方法，意味着传统语言文字研究方向的转变。1906年，章太炎撰《论语言文字之学》，指出“今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此语言文字之学，古称小学”。认为“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主张语言文字学的独立发展。②黄侃也明确指出：“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③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而且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开端。“五四”前后，以拼音化、提倡白话文的言文一致、国语统一为标志的现代语文运动促进了现代汉语的形成，白话文作为书面语的地位得以确立，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也出现了重大的转移，即已不仅仅是单纯地、分散地分析客观存在的有关文字、音韵、训诂的素材，而是旨在揭示并综合这些素材所构成的体系、结构、模式和规律，“明其理”，“得其法”，建立一个完整的语言理论的系统，发现其本身的内在规律，力求科学地阐明汉语的特点和演变的系统，系联其发展的历史，探明其发展演变之所以然。传统语文学的研究至此已不再作为经学的附庸而蔚为大观，进入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现代语言学新阶段，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一门独立学科。
三、语言学研究的传承和创新
传统语文学转型为现代语言学后发展迅速，无论是普通语言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还是音位学、音系学、语义学、语用学、语体学、认知语言学、语法哲学、实验语言学、计算语言学、交际语言学、语言风格学、汉字编码研究、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分支语言学的研究都有重要进展。音韵学、文字学和训诂学等传统的小学研究也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借鉴现代语言学方法建立起理论框架，进一步拓展了研究领域。如音韵学加强了近代音的研究，考探方言底层现象，利用当代方音来论证语音史，通过民族语与汉语相互接触影响的比较来研究上古语音，形成语音史的研究；文字学注重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字，既结合语音史、词汇史进行古文字研究，又拓展了近代俗字和现代汉字的研究；训诂学则不仅仅考证生僻词语，而且更注重结合词汇学和语法学的理论来考释词义，探讨常用词的演变，揭示实词虚化的“语法化”和词组凝固为词的“词汇化”过程，开拓了词源学、语义学、词汇史的研究。
从“五四”至今，我国的语言学已取得前所未有的长足进展，正在日益趋于现代化，而任何一门科学的现代化看起来是如何走向未来，实际上是如何以当代意识来发扬光大传统。因此，从学术上对传统的追溯和反思，实际上是寻求科学自身发展的道路。语言学也是如此。语言学的科学发展既需要新世纪新的当代意识，也需要根据现实的需要，在传承中发明，融文化传统于现代，发掘中华民族发展勃发生机的源泉，并得到发展。传统语文学的转型是承由孔子、孟子开启的，由毛亨、郑玄建构的，由董仲舒、王弼、朱熹、戴震等历代学者所发展形成的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代理学、清代朴学的进一步发展，传统语文学转型为现代语言学可以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而文献典籍中蕴涵的我们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依然是我们民族发展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国小学即传统语文学发展的灵魂所在。
继承和创新是语言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没有继承，存在就失去了基础；没有创新，发展就失去了动力，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古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是十分丰厚的，据初步统计，现存古籍至少在10万种以上。前人留下的文献典籍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实际上中国古代语文学研究在作为经学附庸的同时，正是以语文阐释的特殊方式参与了当时重大的和基本的文化问题的探讨。然而转型后的现代语言学随着学科的越分越细，渐渐偏离原有的阐释传承经典文化的传统，失去了体现现实之需要、通过心理解释以阐发新义、“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而有所教益的精神。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语言学作为一门领先的学科渐趋于与自然科学的学科等同，限于技术科学层面而偏离人文思想层面，往往把一些简单的语言现象分析得非常抽象和复杂，④剥离了人的因素和人的作用。
众所周知，语言学作为一门领先的学科正在于语言学研究的内容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语言的意义不只限于语言系统内部，而是植根于人与客观外界互动的过程，语言结构和意义的形成与人的认知和经验等密切相关。研究语言的起源要涉及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词汇学、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同样要考虑到人的因素。
第二，语言学的各分支学科间缺少必要的交流，研究现代汉语和研究古代汉语、研究词汇和研究音韵、研究语法和研究文字等往往各不相关。⑤
语言的词汇、文字、语音、语法等彼此关联，构成一个相辅相成的系统。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的划分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却造成了彼此间的互不相干。如医学分心血管科和脑神经科、内分泌科和肠胃科等，各科分工明确，甚至于随着医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还可能发展到有的牙科医生只看门牙，有的牙科医生只看乳牙。语言学也是如此，如随着音韵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可能有的学者只研究声母，有的学者只研究韵母，有的学者只研究声调。各学科间的互不相干犹如宋代太师府包子厨中人只会缕葱丝，不能作包子。⑥
第三，语言学的研究渐游离于传统的文献学外，由于今天所传文献多为后时资料，⑦一些语言学研究往往没有建立在必要的文献学研究基础之上，而文本的研究和语料的考证历来是从事语言研究的基础。
文献是从事语言研究的基础，同一文献在传承中总会有或多或少的衍误脱略，有一些文献还有不同程度的增补修订。如中国的刻本藏经系统从地域上分，开宝藏为中原系统，契丹藏为北方系统，崇宁藏和毗卢藏等为南方系统。但这三个藏经刻本系统还不是同一层次的不同系统，而具有历时的不同层次，其中开宝藏和契丹藏可以说基本上处在同一个共时的平面。开宝藏可能依据的是从中原流传到益州的写本藏经；契丹藏在刊刻过程中可能参照了开宝藏天禧修订本，同时又依据当时北方流传的写本藏经而有增补；两者的异同源于各自所据写本藏经的异同。崇宁藏、毗卢藏和碛砂藏等与金藏、丽藏则是处于开宝藏和契丹藏之下的另一层次。⑧语言学的研究强调研究的语言现象的始见书和初见义的年代，如果不对所用语料进行一番文献学的考证，所得结论就会有偏差。如李新魁《汉语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一文指出唐代存在共同语或正音，引《慧琳音义》卷九释“毒螫”云“蛆，知列反。南北通语也”为证，⑨李新魁所引是慧琳转录《玄应音义》卷三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十五卷“毒螫”之文，“蛆”为“
”之误。又如《玄应音义》卷十四释《四分律》第三十八卷“不串”之“串”引《诰幻文》释其异体字，⑩各本误作“诰幻反”或“诰幻文”等，王力《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考》论述谏裥混切时以“串：诰幻”为证。“诰”与“诂”、“幻”与“幼”、“反”与“文”盖因形近而误，不能以此为据来说明语音的演变。
上述三个方面，究其根源，皆与西学东渐的影响有关。21世纪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迅速地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打破了人们封闭的心态和狭窄的视野，而信息的网络化正在推动全球趋于一体化，国际强势“话语霸权”下的西学影响也正在制约着文化的多元性，已经并且继续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汉语研究在国际强势“话语霸权”下将何去何从？中国会如何发展？世界又会如何发展？如何顺应现代化的国际潮流而更新强化自身生活世界的话语权和价值取向？这都将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寻求答案的重要课题。中国语言学要创新，变革是必要的，吸取新学是在变革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唯一出路。然而意识到要变革，还要考虑怎样变革，即传统的更新何去何从？怎样才能融入新学而贯通古今中西？西化似乎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现代化，而现代化是全球化的大势所趋，不西化没出路，但舍去自身传统的西化更没出路，较好的选择应是多元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与国际接轨，尤其要融会贯通先进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但不能只是穿洋装而已，不能邯郸学步，跟在一些隔靴搔痒甚至是与汉语风马牛不相及的洋说法后亦步亦趋。正如人都要吃饭，中餐和西餐都是吃的，但各有自己的特点。同样，人都会说话，而汉语与其他语言具有共性，同时又有自己的特性。
王士元的《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一文指出：“用科学的精神来研究语言，中国人算是比较早的。明朝末年的时候就有陈第。”“中国人很早就开始用科学的精神来研究语言了，比欧洲起码要早差不多两百年；后来又有像顾炎武、钱大昕、段玉裁那样的大学者，对语言做了很多细致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可是为什么现在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跟西方比起来有那么大的差距呢？又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西方的语言学研究能如此迅速发展，不但迎头赶上，还超越我们那么多呢？其中至少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中国传统的学者在语言的研究上只重视我们自己的汉语，而西方的学者非常注重研究各种不同的语言。……第二，西方的语言学虽然起步比较晚，但非常注重跟其他学科的沟通与合作，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所以它的研究领域得以不断拓展，对于语言的了解和认识也更加深入，获得很多新的发现。西方人在做研究的时候，并不把学科跟学科之间的界线划得那么死。”“因此，一方面研究语言的视野要扩大，要注意种种不同的语言。……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有跨学科的研究态度”。（11）反思过去的目的在于探索未来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现实社会是历史的延续，现实社会中有大量的历史积淀，很多现实问题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它的发展脉络，从而找到认识现实的途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的发展，因而中国语言学的创新当然也应是在传承传统小学基础上的创新。正如吕叔湘曾指出：“说到底，语言学本质上仍然是一门人文科学。它也跟别的人文科学一样，可以尽量利用技术科学的帮助进行它的工作，但是它自身不会变成一门技术科学。”（12）具体而言，中国语言学的传承和创新要立足于如下三个方面：
1.注重文本的研究和语料的鉴别
我们要吸收和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注重原创性，但原创性理论本质上不可能是借鉴得来的，只可能生长在自身传统的坚实土壤之中。没有经过踏踏实实基础研究的材料不可能是扎实可靠的语料，用这种语料进行语言研究或者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有问题，不大可能有经得起检验的成果。没有扎实可靠的语料，原创性理论就没有生长的土壤，学术上也不会有什么建树。传统与现代是紧密相连的，不能割断传统去空构空谈原创性理论。近年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利用文献信息的方式正在朝着数字化、电子化、网络化方向发展。运用现代信息处理工具，建立大容量的汉语文史资料库，从而对有关语言现象进行多方面的统计分析，这已成为语言研究的先进手段。目前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全面地了解各个时段的文献概貌，兼容并蓄不同的文体和内容，系统而有选择地先整理一些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献，（13）理清其文本系统；然后输入计算机，建立有关这些文献的既反映各个时代汉语的面貌特点，又彼此相辅相成反映各代词语发展演变脉络的系列语料库；揭示出汉语古今演变的脉络，推动汉语史研究的深入进展，使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由笼统的定性分析走向现代语言学研究科学的定量分析。如《朱子语类》既是朱熹与其门人讲学问答的实录，也是文人口语的实录，既有书面语成分，又有口语成分，不仅反映了朱熹的思想演变脉络和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而且也反映了当时语言的使用状况和古今汉语文白演变的概貌；尤其是有一些讲学内容，几个弟子都有记载，生动地体现了朱子的理学思想和宋代的民情习俗。这些详略不同的语录形成互补，可以参证，文献史料的可靠程度较高，往往具体地反映了当时宋以前汉语原有单音词和唐宋以来新产生的复音词并存的语言事实以及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相交叉的中间状态，不仅是研究宋代语言的一座丰富宝库，而且也是研究近代汉语发展规律的一部重要文献，在汉语演变发展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的价值。（14）学界以往的研究多依据通行的黎靖德本或清人张伯行所辑八卷本《朱子语类辑略》，而我们可采用文献学与语言学研究结合的方法，在比勘鉴别《朱子语类》今存李道传编辑的宋刻残本《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朝鲜古写宝祐二年再校徽州本、明成化九年江西藩司复刊宋咸淳六年导江黎氏本、清康熙年间吕留良刊刻本、正谊堂本和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出版的理学丛书本和安徽教育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朱熹全集》中所收《朱子语类》各本异同的文献学基础上，从文字学、音韵学、词汇学、文化史等多角度揭示《朱子语类》中词语的形音义演变，尤其是一些常用词词义和汉语词汇古今文白演变的线索。如果用这样的方法，那么建立在扎扎实实文献研究基础上的《朱子语类》语言研究所得成果也就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如吴福祥《朱子语类辑略语法研究》一书据《朱子语类辑略》检到下面一例：“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事斋，理会政事，渐渐那得近里！”认为例中的“里”是语气助词，吕叔湘《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一文也认为此例中的“里”是语气助词，检《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载此例原文为：“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道斋’，理会政事，渐渐挪得近里。”据上下文语意，例中“近里”指由自己内心向道理靠近，词义与“鞭辟近里”的“近里”相同，“里”并不是语气助词。因而在注重文本研究和语料鉴别的基础上，建立起对汉语不同历史时期语言现象进行共时描写的数据库，这是中国语言学传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一。
2.古今中西的贯通和视野的拓展
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语言总在不断地发展着。新词的产生、旧词的衰亡、词语的兴替、语音和语法的演变，使得语言系统的新旧质素总是处于动态之中。语言的变化和发展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任何语言的发展都会打上不同时期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的烙印，特别是在历史大变革时期。现代汉语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突变，而是经历了一个文言与白话此消彼长的漫长过程。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急剧发展变化的时期，中国由一个两千多年超稳定的封建社会一下子在短短的几十年经历了封建社会的没落、资产阶级的改良、外来势力的入侵、西学的东渐、马列思想的传播等一系列重大的撞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外国的侵略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另一方面人们对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在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交融中，秦汉以来的白话由文言的附庸，借助时代的大变革，取代文言而赢得了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正统地位，（15）成为新的语言系统。现代汉语是在秦汉以来不同地域方言白话的基础上融会而成的，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中外各民族的交往中不断丰富和发展。（16）古今语言的新旧质素共融和交替，旧义的延续和新义的诞生共存于现代汉语，形成了绝对动态演变、相对静态聚集，杂源而一统、同处而异彩的语言特色，相当于一个压扁了的立体平面叠置着从历史上各个时期传承下来的不同历史层次的词语和当代产生的新词新义。因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汉语的源和流，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传承和创新要溯源及流，而不能割裂两者相承的源流。
如“忙”和“怕”都是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忙”字的本义为“忧虑、害怕”，“怕”字的本义为“憺怕、无为”。“忙”何以由“忧虑、害怕”义变为现在常用的表示“事情多，没有空闲”义？“怕”又何以由“憺怕、无为”义变为现在常用的“畏惧、害怕”义？这涉及“忙”、“怕”与“茫”、“怖”形音义的演变，不仅是现代汉语的研究，而且也是古代汉语的研究。（17）又如“喽啰”则是汉语中比较特殊的一个词，又写作“娄罗、喽罗、偻
”等，最初有“能干、机灵”义，可指英雄豪杰，后渐带有贬义，现代汉语中多指追随恶人的人。据考探所得，“喽啰”既不是一个单纯的外来词，也不是一个联绵词，而是由记梵文四流元音的“鲁、流、卢、楼”逐渐凝固成词，其词义除了由表褒义的“能干、机灵”义渐演变为带有贬义的“追随恶人的人”之义外，尚涉及佛教赞歌和戏剧歌辞中和声等的含义和用法。（18）又如汉语词汇从以单音词为主过渡到以双音词为主，这是汉语内部的一个发展趋势。现代汉语中的复合词大多是由词组词汇化凝固而成，很多双音词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从非词的分立的句法层面的单位，到凝固的单一的词汇单位的语法化过程，即由短语词或词组演变为词。词组好比混合物，不同的物质仅仅混合在一起；由词组演变而成的复合词则好比化合物，不同的元素经过化学作用，已经结合为一种新的物质。一般来说，单音词大多数是多义的，而由它们组成的复合词大多数是单义的，因而，单音词组合成的词组凝固成复合词，实际上也就是多义的单音词抽象虚化或简化成为单义的双音词，即由多义虚化或简化为单义的词汇意义演变，同时也可看作是由词组虚化凝固为词的一种词汇语法化现象。（19）近年来学术界在双音词的语义描写或不同阶段不同类型双音词的数量比较等方面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果。然而汉语史研究发展到今天，我们已不能只满足于对某一时期或某一专书作穷尽性调查、分类和抽样式列举，把不同的材料填入相同的框架，对一些变化事实作粗线条的勾勒；而要进一步在描写的基础上贯通古今，对其演变原因、制约演变的条件以及演变所经历的具体过程等做出分析和解释，探寻其演变规律。再如我国第一所佛教寺院白马寺素有中土“释源祖庭”之称，王士元的《白马非马：一个俗语源的考察》一文以当时所说的梵语语音为据，提出“这座寺的原名实际上是意为‘莲花’的梵语词padma”的假设。（20）有关“喽啰”的词义演变和白马寺寺名的探讨就既涉及到语源的考证，又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有关。（21）
3.人文因素的关注和时代的意识
语言是人类思维的载体，具有社会交际职能。语言中词的产生是建立在大量认识基础上的一种对这些认识成果的凝结，体现和标志着有关的认识成果，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事物的认识状况。事实上词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能够作为它所指称的对象的符号，就在于体现了经验事实，凝结了人们的认识成果。这也就是语言能够影响思维并在思维中发挥作用的原因。语言的词义系统实际上是整个客观世界与人类主观精神凝结的体系，具有反映外界客观事物的功能。赵元任曾说：“对于语言及其意义的各种研究路子是互相补充的。如果我们希望做到严谨、明晰，并且所采取的每一步都很肯定，那么我们能说的就很少。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希望谈出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并且把所有因素都考虑进去，那样的话，我们所说的不仅在真实性方面不那么肯定，而且在内容方面也许更不那么清楚。”“也许语言学家的日常工作总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一边是非常严谨的语义学方法，另一边则是对说话的人的活生生的、具体的研究。人作为说话的有机体是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研究对象，但是在语言学家中间近来有一种趋势，就是偏重研究语言现象中的更省力、更整齐、更清晰、更正规的方面，而把更有意义的和更具体的东西丢在一边。我大概就是这大多数语言学家中的一员，因为我的工作有95%是形式语言学，也就是说，对语言材料进行枯燥的描述，而只有5%涉及那有血有肉、更富意义和更人性化的方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努力，试着解读我们的编码”，期望“所有学科间的充分的相互理解”。（22）
如“东”、“西”由方位名词连用可泛指四方，又由“四方”义引申可指四方的物产，进而成为各种具体事物或抽象事物的通称。在“东西”凝固成词的过程中，语义内部个别义素的凸现、偏移和变异，义位的组合和重新聚合都涉及到人的心理认知。交际语境中人们的随机意向导致了“买卖四方的物产”这一临时性动态词义的激活，认同意向则成为词义运动变化的潜在制约力。同时，联想机制也为义素的变异充当了中介。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唐宋时期，手工业商业发达，城市经济繁荣，东西南北四方物产的流通也或多或少促成了由东西的买卖趋于买卖的东西而形成“东西”的泛指“物品”义，而“东西”与“物事”的成词和兴替则既体现了汉语词汇的双音化发展趋势，又与人的认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元代北方官话占主导地位密切相关。（23）又如汉语的“民主”一词是由偏正结构的“民之主”义经重新理解和分析而变为主谓结构的“民作主”义；当其用来称西方民选的最高国家元首，进而用来指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时，才最终由词组凝固成词。从“民主”一词所反映的人们民主观念的变迁，可以看到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在西方现代思想冲击下变迁的复杂性；（24）而这一类观念词语的演变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再如文白演变是20世纪初语言的重大变动，“五四”时期文白的转型深刻广泛地影响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思维和演说方式，成为中国文化由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起点。白话文是怎样取代了文言文？语言的变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了什么作用？白话史有哪些发展阶段？现代汉语的词语怎样由上古演变而来？凡此种种，涉及对语言材料进行枯燥的描述，也涉及有血有肉、更富意义和更人性化的方面。文化的定型与语言的定型相关联。从初始意义上来说，语言起源于对“实”的命名，语言最初的本质是名与实的关系，但语言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挣脱物质实在的束缚，超越名实对应关系，意义发生衍变、转化，从而抽象化、符号化，最后成为超越物质实在、超越主体而自足的世界即语言的世界。人的思想、知识、信仰等既来源于经验世界，也来源于语言世界。语言世界形成后，人的认识过程不再是单向地从客观现实世界到符号世界即观念世界，而是还包括从语言世界到现实世界和从语言世界到语言世界这两种模式。中国古代文化在春秋战国时形成正是文言在春秋战国形成时，中国古代文化在两千多年内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文言在两千多年内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正是文白的转型，秦汉后的古白话发展至“五四”时期，在西学东渐中确立了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化也就确立了。汉语由文言演变为白话和白话由不登大雅之堂到升堂入室取代文言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融合的发展过程，因而剖析先秦至明清白话典籍中反映的文白演变现象，探讨现代汉语书面语系统的形成，就既要从语言自身的内部原因，也要从社会发展的外部原因着手，才有可能廓清汉语古今演变发展的脉络，揭示言文分离和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由量的积累到发展为质变的内在规律。（25）
四、否定之否定与当代语文学
王士元在《语言的变异及语言的关系》一文中说：“众所周知，直到现代，中国传统学问的精髓还是‘小学’，而对语言方面的研究正是总称为‘小学’的各门学科的主要内容。”他在纵览了扬雄的《方言》和许慎的《说文》等中国传统语文学一个又一个世纪以来积淀的主要学术成就后说，这“无论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都堪称一流”，进而对一本旨在描写“语言学通史”（Itkonen，1991：2）的出版物所说“从严格科学的观点分析，中国的语言学传统没有多少价值”这样的话深感诧异，指出“当然，一个言行毫无教养的人说出如此肆无忌惮的话是武断的和不能原谅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期望这样的论调会给那些致力于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以反面的激励，使他们在向西方介绍他们的学术领域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26）诚如王士元所说，那个写所谓“语言学通史”的人言行毫无教养，而中国传统语文学无论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都堪称世界一流。无论在范围的宽广还是在时代的悠久方面，中国拥有的文献资料都是非常丰盛的，中国的语言提供了激发人们提出问题和观念、假说和理论的极为富饶的资源。
学术史的发展常有一种看似令人费解实则又蕴含必然的情况，即每当人们向未来寻求发展之路时却总要追溯传统的发展历程。这反映了学术发展的辩证法：传统与未来之间存在着时间上和逻辑上的联系。昨天的东西延续到今天，并影响制约着明天，这就是传统。学术的过去常常孕育了学术的未来。表面上看，传统的继承是一种对昨天的回顾，而实质上传统的继承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把握，未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传统的发掘、阐释和光大。语言的研究也同样如此，无论是研究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都离不开对传统语言文字的研究，否则就必然会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事实上越是研究现当代的专家，越是要精通传统；越是精通传统，也就越能成为研究现当代的专家。研究语言文字的学者也同样如此，如果我们对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发掘得越深，那么我们对当今汉语言文字的研究也就越能迅速达到更高的水平。
就语文学和语言学这两个术语而言，语文学偏重于书面语的研究，语言学偏重于活的口语研究。语文学是从文献角度研究语言文字的学科总称，一般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校勘学等。由于中国古代文献丰富，文字比较特殊，语文学比较发达，且同一文献的不同年代的版本异文反映的语言变化也就代表了不同时间上的语言状况，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前后相近的几个时间点上相同语言现象变或未变的状况，可供考察语言变化的连续过程和词汇的兴替及语法的演变。（27）就此而言，广义的语文学似应包括语言学，也就是语言学和文字学的总称，但在西学强势话语权下，语言学在国际学术分科中是一大类，所以目前反而是语文学从属于语言学，成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汉语中“语文”一词似由“言语文学”演变缩略而成，言语、文学最初是两类范畴。如《论语》卷六《先进》第十一：“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据门人所长而分为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科。“言语文学”后又指言辞和文章。如宋曾巩《辞中书舍人状》说：“择当世聪明隽
工于言语文学之臣，使之敷扬演畅，被于简册，以行之四方，垂之万世。”现代汉语中则指语言和文字，又可指语言和文学。“中国语文”即“中国语言文字”或“中国语言文学”，特指汉语言文字或汉语言文学，省称为“中文”。“语言”一词是由“语”和“言”组成的并列合成词，可指“言语、话”，也可指书面语，还可指说话、交谈。后用作术语，用以称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西学东渐，汉语受印欧语构词法的影响，出现了“～式”、“～感”、“～作用”、“～主义”、“～学”、“～家”、“～业”等具有概念归类的词缀，构成了一批新词语。“语文”和“语言”后加词缀“学”组成的“语文学”和“语言学”也是西学东渐后产生的新词，表示“学科”的概念。西学新词的流行或多或少对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产生一定影响，具有思维的诱导性和价值倾向性。如有关地理概念的亚洲、欧洲、美洲等词的流行，影响着人们以这些空间为单位的地理名词来考虑问题，进行亚洲、欧洲、美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思考和论述。又如世纪、上古、中古、冰期等词的流行，影响着人们以这些时间概念名词来考虑问题，划分时间段，进行纪年。至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词的流行，更影响着人们把日常生活中的事务按照这些范畴进行分类加以考虑。久而久之，潜移默化，渐至习而不察，奉为天经地义，足见这些西学新名词新概念影响我们思维的巨大。（28）我们如果将“五四”之前的语言和今天的语言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能在公共场合发表的话语不少已是西方语言活动的变种形式，现代中国话语不管是关于社会还是科学的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这样一种语言来表述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语言里充斥了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词汇和用西方理性逻辑化了的语法，更重要的是我们说话、行事的方式，我们的教育、政府、商业、法律、媒体等社会活动不少是从西方话语模仿来的。由于历史和空间的距离，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从哪里来、由谁引进、出于什么目的以及背后推动的力量是什么”，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说汉语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话，而没有意识到其中有不少代表权威的声音很可能融合或使用了别人的话语。（29）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说：“语言学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语言学专指19世纪以来的语言研究和语言理论，广义的语言学包括语文学。语文学以研究古代文献和书面语为主，而现代语言学却以研究近代、现代语言和口语为主，兼顾其他方面。”（30）又如《辞海》释“语文学”为：“偏重从文献角度研究语言文字的学科的总称。西方一般认为语言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建立于19世纪初，而把在这以前缺乏系统的语言文字研究称为语文学，亦有用它统称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在我国也有人称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为语文学。现在一般将语文学作为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广义的语文学有时包括文学和文化研究。”释“语言学”为：“研究语言的科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建立于19世纪上半叶。此前的语言研究，在中国称‘小学’，在欧洲称‘语文学’。从史的角度看，这些研究应列入语言学。”（3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们有时甚至没有意识到其中有一些代表权威的声音本身是有不同理解的话语。如“Morpheme”最早译作“形素”，后又译作“词素”或“语素”；《现代汉语词典》释为“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32）又如“革命”作为动宾词组在中国古典话语系统中是改朝换代的非常手段，即变更天命；西学东渐时用来翻译英语中的revolution，于是产生了《现代汉语词典》所释“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义。据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一书考探，“英语revolu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revolvere，指天体周而复始的时空运动”，（33）这一英语词语的内涵自14世纪到18世纪经历了从“叛乱”到政治“变革”的转变，含有和平渐进与剧烈颠覆的不同词义。（34）有关语文学和语言学这两个术语也同样有不同的解释。如英国学者罗·亨·罗宾斯说：“按照最狭义的解释，语言学的中心领域是对语言的形式分析和描写。只要语言学家扩大其学科范围而从事意义的研究，就可以说是接近了语文学的研究领域。”（35）俄文版的《语言学大百科词典》说：“语文学是通过对书面文本语言和风格的分析来研究人的精神文化的诸多学科——语言学、文艺学、文本学、史料学、古文字学等的总合学科……语文学在关注于文本并为文本做辅助性的注释的同时（这是语文学工作最古老的形式与古典的原型），从这一视角把人的存在首先是精神存在的全部广泛深入的内容均纳入自己的视野。因此，语文学的内部结构是具有两极的：一极是不允许脱离文本具体内容的附属于文本的最低的服务；另一极是界限无法预先划定的广大博深性。”（36）辩证唯物论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体现了事物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语言学的发展也是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和完善过程。语言学是研究人类语言的科学，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运用、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由于中国传统的文献往往文史哲兼容并蓄，如《左传》既是经学著作又是史学和文学著作，《史记》、《国语》、《战国策》等既是史学著作又是文学著作，因而传统语文学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兼容的体系，不仅包括语言学，而且旁及其他各个学科。传统语文学的研究由经学的附庸转型为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现代语言学，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也将以新世纪新的当代意识传承发明传统语文学研究的多元兼容特点，关注人的因素和人的作用而有科学的创新，变革为既力求科学地阐明汉语的特点及其发展演变之所以然，又关注人文社会的当代语文学研究，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否定之否定，上升至更高一个层次的多元兼容的当代语文学。因而我们的语言文字研究的发展趋势也可以说是，由“不允许脱离文本具体内容的附属于文本的”传统语文学到“界限无法预先划定的广大博深性”新时代语文学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我们正处在大变革的时代，新世纪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迅速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打破了人们封闭的心态和狭窄的视野。王士元曾指出：“语言是人类最复杂最广泛的一种现象，单从一个角度一个学科去看是太狭窄了。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至少要跟文化历史、跟人群分布联系起来。”（37）语言不仅仅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和媒介，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和人类经验智慧的宝库。语言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进步，而文化的每一点进步也都会在语言中留下清晰的印迹。语言既可指称和反映现实，同时又是意义的创造者。在人类各民族语言发展的历程中，一方面语言会非常敏感地对一个民族生活环境的变动和社会的变迁做出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语言的变动一旦确定就会形成一种语言观念，左右和决定人们对生活和世界的认识。语言构成了文化最为深刻的基础，语言体系的形成即文化类型的形成，语言的承传亦即文化的承传。因而，语言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需要尽量利用技术科学进行研究，但与技术科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具有思想意识形态的人文性，不应该也绝不会变成一门技术科学。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描写语言结构的本身，还应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从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和语言隐含的价值观念着眼，解释为什么是这样，要联系社会、物理、生理、心理把语言现象置于空间和时间中去描写和解释，涉及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等各个方面。由此入手就能看到汉语适应社会发展的演变历程和趋势，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也就能在传承传统小学的基础上有更多更实在的、建立在实学所获实证基础上的创新，而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面向现实，反思过去，跟上时代的步伐，厚今而不薄古，重外而不轻中，汲取传统语文学和西学的精华，理论和实证并举，摒弃过时糟粕和刻意效颦，充分发掘我国数千年传承典籍和方言及民族语中的丰富语料，时间上贯通古今，地域上贯通方言、民族语和通语，在经过扎扎实实文本研究和广泛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建立起由不同共时平面构成而具有历时层次的语料数据库，进而“明其理而得其法”，寻求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而不落于西方窠臼的中国语言学发展捷径，从而将中国的语言学研究推向新的阶段，由传统语文学经否定之否定而变革发展为当代语文学。（38）
注释：
①参见诸祖逖：《记本师章公自述自学之功夫及志向》，《制言》第25期。
②参见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1906年第24期《文篇》。
③参见黄焯整理、黄侃述：《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④王士元《演化论与中国语言学》一文指出：“近年来有些形式语言学家硬要把语法当作一套像代数的系统来研究，这就不免有些削足适履。有时候甚至把一些很简单的句子分析得非常抽象和复杂。”《南开语言学刊》2008年第2期。
⑤学术界已意识到这种状况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如2000年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现代汉语词汇学术研讨会上，多数学者认为汉语词汇学是一个历史渊源早而且民族性很强的学科，“共时”的研究与“历时”的研究很难截然分开，汉语词汇学研究要取得新的进展与突破有待于古今的融合与创新。根据厦门会议与会者的建议，2002年在河北师范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会议遂更名为“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
⑥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丙编《缕葱丝》：“有士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
⑦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跋》说：“中国的资料几乎大部分是后时资料，它们特别成为语言研究的障碍。”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初版，2003年修订版。
⑧参拙文《金藏、丽藏、碛砂藏与永乐南藏渊源考——以玄应音义为例》（《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2期）和拙著《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⑨参见李新魁：《汉语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语文建设》1987年第5-6期。
⑩《隋书·经籍志一》著录《证俗音字略》，下有小字注云：“梁有《诂幼》二卷，颜延之撰；《广诂幼》一卷，宋给事中荀楷撰，亡。”《隋书》所载《诂幼》似即《诰幼文》。《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诘幼文》二卷，颜延之撰。”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认为“诂幼”、“诘幼”似皆“诰幼”之误。
（11）参见王士元：《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2）参见吕叔湘：《语言与语言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13）所谓代表性主要看其是否使用或反映了某个断代的口语，因为有书面记载以来的整个汉语史都是口语和文言并存的历史，只有记载口语的文献才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某个断代所用词语的面貌。如汉代有《史记》、《论衡》、乐府民歌和汉译佛经等代表性文献，唐五代有敦煌变文、曲子词、禅宗语录、《祖堂集》及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王梵志等的诗作等代表性文献。吕叔湘《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一文说：“如果能够出现一些像《诗词曲语辞汇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元曲俗语方言例释》这样的著作，十种，二十种，五十种，一百种，《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就会有更多的依据和参考，在不太长的期间内完成。”见《吕叔湘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9页。
（14）参拙文《略论朱子语类在近代汉语研究上的价值》，《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4期。
（15）参拙文《略论汉语文白的转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16）我国有56个民族，使用5个语系11个语族的语言。仅汉语就有数十种方言。参拙文《试论语言接触与汉语文白转型》，《澳门语言学刊》第31-32期合刊，2008年。
（17）参拙文《“忙”和“怕”词义演变探微》，《中国语文》2004年第2期。
（18）参拙文《“喽啰”考》，《语言科学》2005年第1期。
（19）参拙文《论词组结构功能的虚化》，《复旦学报》1998年第5期。
（20）参见王士元：《白马非马：一个俗语源的考察》，《语言的探索——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选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304页。
（21）参拙文《白马寺寺名探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4期。
（22）赵元任《语言的意义及其获取》，第10届控制论会议论文集《控制论——生物和社会系统中的循环因果和反馈机制》，纽约，1955年。见李芸、王强军译，《语言文字应用》2001年第4期。
（23）参拙文《“买东西”考献疑》（《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东西”成词及词义演变考》（《汉语学报》2010年第2期）和《“东西”与“物事”探论》（载《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系列3——多视角下的中国语言与文化探讨》，韩国汉阳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4）参拙文《“民主”的成词及其词义内涵考——兼论西学新词对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5）参拙著《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6）王士元：《语言的变异及语言的关系》，《语言的探索——语言学论文选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26页。
（27）参拙文《词汇扩散与文献传本异文》，《中国语言学报》第13期，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28）见黄兴涛：《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
（29）见吴宗杰：《中西话语权势关系的语言哲学探源》，《浙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30）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0页。
（31）见《辞海》第六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24-2325页。
（32）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最小的语法单位是语素，语素可以定义为‘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页。
（33）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34）冯天瑜：《“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2期。
（35）罗·亨·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2000.译文引自郑述谱《“语文学”求解》，载《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6-47页。
（37）参石锋：《访王士元教授》，《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38）也可以称为当代语言学，但是不同于现代语言学而是如王士元所指出的“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至少要跟文化历史、跟人群分布联系起来”的语言学，具有多学科交叉的融合性和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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