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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不易流行”就是指日本近世江户时代著名俳谐诗人松尾芭蕉(1644～1694)所提 倡的日本文艺理念之一，后来逐渐成为松尾芭蕉一门的俳谐创作风格。松尾芭蕉所提倡 的俳谐创作风格即是“不易流行其基一也”。也就是说，“不易”与“流行”的根基是 同一的。
1689年(日本元禄2年)，松尾芭蕉为了对“歌枕”(创作和歌时起铺垫引申作用的五音 一句，因年代久远相隔至今大多已经句意不清，但在和歌当中可以引出下面的一个意向 来，可以说是日本诗歌创作方面的修辞法的一种)进行调查访问，从而踏上了自己并不 熟悉的土地——东北·北陆，并且写下了名垂日本文学史的纪行文集《奥州小路》。在 开始《奥州小路》行旅之前，松尾芭蕉与其弟子河合商谈，并且认真地整理了有关和歌 中的“歌枕”资料。然后由随从曾良陪伴，于是年春三月二十七日(阳历5月16日)从江 户深川出发，向着各地的歌枕胜地进发。首先，由日光向白河、沿着阿武隈川由仙台向 松岛进发，然后，北上平泉，沿最上川游日本海之象乌及北陆，至美浓大垣，最终返回 江户。整个行程共费时150天，共2400公里，的确是一次十分壮观的行旅。就是这一次 的《奥州小路》之旅成就了松尾芭蕉“不易流行”(万物遵循自然之理法而变化流行， 于是，为了表现诗的真实，表现法也必须对应对象的变化流行)的俳谐根本理念。
与不易流行说有关的松尾芭蕉的言论在其一生当中也就只有两次。一次是1680年(延宝 8年)刊发的《常盘屋句合》的跋文，另一个是1692年或1693年即元禄5、6年的《三圣图 赞》。在《常盘屋句合》的跋文里写道：“诗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词人、才子、文体三 度变迁。倭歌之风流，代代改，俳谐，年年变，月月新也。”松尾芭蕉虽然是日本锁国 时代而未能留学中国的日本人，但是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献。所以，在以上的跋 文里的句式与遣词造句颇似《礼记·大学》中的“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虽然两者一讲变化一讲革新。其中的“变迁”或“改”或“变”甚或是 “新”都具有“流行”的意思。这里并未直接使用“流行”之语，也并未谈到任何有关 “变化”之理及其与“不易”的关联。松尾芭蕉只是阐述了诗歌、和歌、俳句的风体随 着时代的推移而变化。而且前半部分的内容“诗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词人、才子、文体 三度变迁”之语句，见于沈约编著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即“自汉至魏，四百余年 ，辞人才子，文体三变”，为日本《古来风体抄》等中世纪和歌理论等书籍广泛引用。 日本国立冈山大学教授赤羽学博士也指出：“‘诗自汉至魏……’这一段话，原来，乃 出自于《文选》，在我国以俊成的《古来风体抄》为首，被引用于诸书，其中，有评判 西行之《宫河歌合》的定家的跋文，颇为引人注目。”[1](P183)如此看来这篇跋文并 非是松尾芭蕉的新见，只是他自己想确认一下由时代所影响的俳谐风体的变化而已。《 三圣图赞》里有为宗祇、宗鉴、守武三圣之寿像上加的“赞”，大意是“风雅之流行 ，与天地共易，只应崇尚不尽也”。在这里松尾芭蕉使用了“风雅之流行”之语句，且 认为其与天地相移而不穷尽，最难能可贵的就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流行”的形而上观 念。
松尾芭蕉在京都逗留的元禄2年12月，直接向其弟子向井去来传授了“不易流行”这一 俳谐理念。向井去来在其《去来抄》中谈到：“此年之冬，最初教诲不易流行。”这一 年就是元禄2年的冬天，松尾芭蕉结束了《奥州小路》之旅，正是在畿内逗留期间。其 实，关于不易流行说，很难在松尾芭蕉的较为直接的言辞当中寻找得到，因此也只能求 助于由其弟子们记录下来的松尾芭蕉的言辞以及松尾芭蕉弟子们的所闻所见。
为了从公式化的俳谐创作中脱离出来，松尾芭蕉开始提倡要给俳谐注入新意，即“不 易流行”。松尾芭蕉的弟子们将师说“不易流行”记录在了《山中问答》(立花北枝)、 《去来抄》(向井去来)、《三册子》(服部土芳)等著作当中。去来在《赠晋子其角书》 与《去来抄》中写道：蕉门俳谐存在着千岁不易(不变)与一时流行(变化)的对立概念， 而二者皆出于“风雅之诚”，其根本是同一的。北枝在《山中问答》里叙述：“有志于 蕉门正风俳道之人，应不惑于世上之得失是非，且不拘泥于乌鹭马鹿之言语。置天地于 右，不忘万物山川草木人伦之本情，而应游于飞花落叶。游于其姿之时，道通古今，且 不失不易之理，及于流行之变。”《赠晋子其角书》中有去来之言：“句有千岁不易之 姿，亦有不易流行之姿。(师)虽教于两端，其本一也。一者，皆取风雅之诚也。不知不 易之句，则本难立，不学流行之句，则风不新。善知不易之人，鲜有不变者也。”这正 是师说的本质。《去来抄》云：“去来曰：蕉门有云千岁不易之句，一时流行之句。将 此分二而教之，其元一也。不知不易，则基难立，不知流行，则风不新。不易乃适于以 往合于今后之句，是故，谓之千岁不易。流行则为一时一刻之变，是故，昨日之风，已 不合于今日。今日之风，亦难用于明日之故，谓之一时流行。行流行之故也。”服部土 芳在《三册子》(《白册子》、《赤册子》、《黑册子》)中写道：“师(按：指松尾芭 蕉)之风雅(按：即俳偕)，有万代不易，有一时变化。究此二者，其本一也。所谓一者 ，乃风雅之诚是也。不知不易，则非知实。所谓不易，不据新古，亦不关变化流行，常 立于诚之姿也。观代代歌人之歌，代代有其变化。又，亦不及新古，今之所见者，等同 于昔之所见，哀歌多也。首当悟此为不易。又，千变万化之物，乃自然之理也。不趋于 变化，则风不改。”(注：译文根据严绍漝
、王晓平《中国文学在日本》(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改译。)与自然界万物经常变化一样，俳谐也要流行变化，且如果不吸收新的 要素，那么俳谐的风格就不会有所改变。就像春夏秋冬的变化一般，事物都是在不断地 变化着的。
日本的俳句是一种十七音的当今世界上最为短小的诗歌形式之一。不断地追求新的俳 句创作素材，也不断地追求新的表现，从而排除陈腐的程序化的俳句创作现象的发生， 这种不断地追求新鲜的素材以及表现形式，就被人们称作“流行”。另外，作为俳句能 够得以存在的不变的条件，就有俳句五·七·五音形与表现季节语言的“季语”的存在 ，还有称之为“切字”(日语当中一些助词、语气词或者感叹词等等在俳句中切断句意 ，表示由此字或词所切割的上下句的意思是不同的)等等作为日本诗歌的生成构造，并 且将这几种原则作为一种不变的铁一般的规则来加以维持，这就是“不易”。在俳句这 一诗歌形式当中，“不易”与“流行”被扬弃，其根源最终都应该归结于同样属于日本 古典文艺理念之一的“风雅之诚”，反过来讲也就是“不易”与“流行”皆出自于“风 雅之诚”。不易是诗的基本，具有永久性，而流行则是时时需要更新风格的形体。
然而，以上关于音形、季语、切字等规定在古典俳句中或许是一成不变的铁则即构造 上的“不易”，但是如果把范围扩大到近现代的日本俳坛，即便是江户近世的一些诸如 小林一茶等人的俳句，也是大大超出了或者根本就没有遵守这些规定的。因此，仅仅从 俳句的构造上来定为“不易”似乎有些偏颇，但是也并非全无道理。笔者只是想强调松 尾芭蕉实际上更加提倡的是俳谐的风体而已，流行就是不断地追求新鲜的素材以及表现 形式。关于俳谐风体一事，松尾芭蕉的高足向井去来在其编辑的《去来抄》曾经将“不 易流行”解释为：“去来曰：此事难辩。大抵，可谓譬如人体。首先，不易乃无为之时 ，流行则为坐卧、行往、曲伸、伏仰之形不同，一时之变风也。虽言其姿与时交替，无 为与有为，其本元则为同一人也。”(注：本文所有的译文若无特别指明出处，则基本 上为作者所译。)将观察自然宇宙的智慧以人体姿态观察的智慧来表现，这是当时去来 等分析问题的哲学基础，也是以人体阐释风体的一种方法，并且显得浅显易懂。
一个人从生到死，尽管是作为不变的同一个人而存在，但是昨日的我已非今日的我了 。因为，在人的心中会有不断的变化产生。尽管如此，人的心中也一定有一种什么东西 是不可以、也不能够改变的，而且这种一般不能够改变的东西将永远存在于心中。无论 时代怎么变化，人的心中的情爱与同情心似乎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否则，人也就不能 够称之为人了。如此说来，人与诗所拥有的是完全一样的道理，都有“不易”与“流行 ”要素存在，而且存在于它们的内部世界里。从日本的万叶时代开始，就有无数的和歌 (日本诗歌体裁之一，早于俳谐中的俳句，诗体为五·七·五·七·七，共31音)与俳句 的表现手法以及创作思想都是具有各自时代的色彩或特征的，然而和歌与俳句所秉持的 本质的东西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虽然已经经历和超越了千年的时空，但是作为诗 歌的本质却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有人认为，所谓不易是指掌握从人心到社会乃至时代的交替变化，这些人世间的森罗 万象的不变之法则，乃是超越时代的真理，所谓的流行则是指根据时代性以及历史客观 环境，可以适时打破法则的种种变化；而且这种“不易”与“流行”的根基是同一的， 不易驱动流行，流行驱动不易，因此，“不易”与“流行”是一种处于互动关系的存在 。或许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对松尾芭蕉所归纳的俳句创作方法的原则“不易流行”推崇 备至，强调这种创作法则可以运用到人类社会任何一个领域当中去，认为这种思维方式 是极其重要的。《赠晋子其角书》中有去来之言：“不知不易，则立基难，不知流行， 则风不新。”如果不知道不变之真理，那么基础就很难确立；如果不知道变化，那么无 法有新的进展。不易乃是不变之事物，也就是说，无论世间如何变化，状况如何改变， 一定会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存在，因为是不能够变化的东西，所以就意味着是不变之真理 。反之，流行乃是变化之事物，随着社会以及状况的变化而不断地产生变化的事物，或 者说应该是必须要变化的事物。从而，有学者认为，虽然“不易流行”是对俳谐进行阐 释的概念，但是仍然可以适用于学问、文化以及人的形成等等方面。
有一种看法认为，松尾芭蕉的“不易流行”应该出自于中国的庄子思想，“不易”就 是不变的东西，而“流行”则是迁徙变化的事物。不易是不管怎么样时过境迁，都不会 发生任何变化的原则；流行乃是处于该时节所流行的东西。既不是固执于不变的传统， 也不是一味地去追求流行性的东西，而是要保持好不易与流行的平衡。除了庄子以外， 日本学者小西甚一的《不易流行说的原型》(《国语国文》，昭和21年1月号)、日本近 代作家幸田露伴的《评释猿蓑》都认为不易流行说是基于易的思想。日本文艺评论大家 冈崎义惠的《松尾芭蕉文学的本质》(创元社《松尾芭蕉讲座》第2卷、再录于《松尾芭 蕉的艺术》)则认为，不易流行说不仅仅受到了易学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了儒教、特别 是宋学(朱子学)思想的影响[1](P162)。不管是庄子、易学，还是儒教、宋学，都应该 是中国哲学的精华所在。
中国哲学从不把宇宙看成是孤立、静止、不动的东西，而是看成变化不息、创化流衍 的物质世界。人类赖以生存的宇宙尽管是一个无限的宇宙，但是宇宙、世界、人类却都 是既有结构性、静态和不易不动，也有永恒变动、大化流行、贯通性、动态和变易变化 。这是一种二元论的宇宙构造论。中国哲学既讲动也讲静，既主张变易也强调不易，即 中国哲学非常强调动与静、变与不变的和谐统一。郭齐勇在《从场有哲学的视域看中国 哲学的特性》一文中论述说：“在宇宙论、存在论的层面上讲动与变易，在形上本体、 意境上讲静与不易。所谓动静不二、变易与不易不二，在前一层面上以动统动静，以变 易统不易，在后一层面上以静统动静，以不易统变易……《周易》、孔孟、老庄、华严 宗与禅宗的哲学与场有哲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反过来，从场有哲学的视域看中国哲学， 不难发现中国哲学的如下特性：1.世界是永恒变动、大化流行、连续的、生生不已的生 命发展过程。2.天、地、人、物、我之间，心物之间，身心之间，神形之间，能质之间 是有机联系、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强调整体的动态平衡与和谐。3.反对事实与价值的分剖，肯定价值、意义、境界的追求，强调超越与内在的统一。”
松尾芭蕉受到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其代表性俳谐理论“不易流行论”的 原型就存在于朱子学(宋学)当中。服部土芳在《三册子》中说：“师之风雅，有万代不 易，有一时变化。究此二者，其本一也。所谓一者，乃风雅之诚是也。不知不易，则非 知实。所谓不易，不据新古，亦不关变化流行，常立于诚之姿也。观代代歌人之歌，代 代有其变化。又，亦不及新古，今之所见者，等同于昔之所见，哀歌多也。首当悟此为 不易。又，千变万化之物，乃自然之理也。不趋于变化，则风不改。”根据栗山理一氏 的见解，在朱子学方面，中国人设定了作为宇宙绝对者的“太极”，将太极生成万物的 创造力视为“气”，支持气之流行活动作用的不变原理就是“理”，理的本体则是“诚 ”。气分化而成“阴阳”，再分化而成“五行”。万物与人伦皆由理气、阴阳、五行的 作用生成，每个小宇宙都具有太极之理。松尾芭蕉的俳谐艺术论正是运用了这样去理解 宇宙构造的朱子学的世界观。将不变之原理的“理”阐释为“天地固有”，将流行活动 之“气”论述为“天地流行”，后来更将作为本体的“诚”称之为“风雅之诚”。如此 看来，朱子学所认为的宇宙构造与松尾芭蕉所提倡的俳谐理念的确是大致相同的了。在 松尾芭蕉后来的《笈之小文》当中所说的“随顺造化，以四时为友”以及“随顺造化， 回归自然”，其中的“造化”也是指宇宙的根本存在，以由造化的作用而产生的万象的 四时变化为友，才是俳谐心。俳谐的审美就是将由于这种造化的作用所产生的自然万象 的四时变化作为十分亲近的朋友。将造化的不变之原理理解为俳谐的“地”，将作为造 化作用的“气”理解为俳谐的流行变化，“我思”便作为“思无邪”而合于“理”，如 同世间万象不断变化一样，松尾芭蕉的俳谐一定要流行变化。当然，这里所说的“造化 ”也是中国道家文化的代表之一庄子的哲学用语。因此可以说，松尾芭蕉的“不易流行 ”理念是来自于道家庄子或者朱子学[2]。
理学大师朱熹提出“易只是一阴一阳”的命题，强调阴阳变易是《周易》的基本法则 ，认为一切事物的存在及其变化，归根到底，无非是一阴一阳，阴阳造化，变易推移。 郑万耕在《易学中的阴阳五行观》中说：“就阴阳之气的变化说，气的变化有进有退， 有消有长，也是一阴一阳，万物万事都依此消长变易而出，所以个体事物的存在及变化 也是一阴一阳。天地之间，无一物不有阴阳乾坤，以至于至微至细，草木禽兽，也有牝 牡阴阳。这是将事物的变易归结为阴阳变易，是对以前阴阳说的发挥。”[3]朱熹认为 ，阴阳变易的法则有二：一是流行，即推移；二是对待，即交错。二者之间含有对立统 一的因素。这至少在形式上为松尾芭蕉提供了理论依据，即在俳谐理念上的变易与流行 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阴阳的概念似乎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指日光的向与背，即向着日光，太阳照射 的地方叫做阳；而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叫做阴。所以就有山阳山阴之说。《说文》记载： “阴，暗也。”“阳，明也。”先秦文献大多对阴阳有所记载，论述最为彻底的则是《 周易》。《庄子·天下篇》有云：“《易》以道阴阳。”其实，《周易》的内容基本上 是论述阴阳之理的。虽然《易经》中没有出现“阴”、“阳”两个字，但已有表达阴阳 对立的概念。这与松尾芭蕉的不易流行说似乎是同样的情形，即松尾芭蕉也没有在自己 的讲述中怎么提出过“不易”或“流行”，同样是后人或当时的人们的附会阐释所形成 的理论概念，而且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一对概念。据学者考证，阴阳一词最早见于《国语 ·周语上》。《易经》又名《周易》、《大易》。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里直接把 “易”解读为“日月为易”。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长林在《<周易>与中国象科 学》一文中说：“变通趣时”与“刚柔立本”是相统一的。刚柔即阴阳，“阴阳之义配 日月”(《系辞上》)。昼为阳，夜为阴；春夏为阳，秋冬为阴。阴阳本是时间性范畴。 从根上说，日月往还，时间推移，方有阴阳，阴阳表现为象。所以“刚柔相推”之变， 因变而通之事，乃“与时偕行”[4]。阴阳学说强调时间的推移所产生的流动变化，这 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刘长林还认为：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比较接近中国的《周易》 哲学和道家哲学，把世界看做一个永恒运动变化着的流动过程，提出“一切皆流”[4] 。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在《残篇》中阐述过“万物流转”(一切皆流)、“人不能两 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孔子在《论语·子罕》中慨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庄 子在《庄子·天地篇》里讲述“万物皆化”。日本平安末期和歌诗人鸭长明(1155～121 6)在其《方丈记》中留下名言：“逝去之川流流淌不绝，且非原来之水。”佛教教义认 为“诸行无常，六道轮回”，而日本古代的和歌诗集《万叶集》卷5歌人山上忆良《哀 世间难住歌》内有“世间无术者，如岁月流逝”之语，可见先人们的无常哀感。松尾芭 蕉的不易流行说原理用无常观来解释，就是“万物流转”即是“流行”。世阿弥在《花 传第七别纸口传》中强调：“因散之故，有开之时，是为珍奇也。”这是以花开花落譬 喻流转与无常。在《赤册子》中，松尾芭蕉也强调说：“若无流行，则无新意。”在谈 到“流行”之后，松尾芭蕉展开了“不易”之论：“‘皎皎夜明月，山麓漫漫迷雾升， 稻田雾蒙蒙。’这首俳句，姿不易也。看似如花，有棉田者，新意也。师曰，乾坤之变 风雅之种也。静者乃不变之姿也。”
可见俳谐既有不易之句又有流行之句，因呈现静与动的对照而存在。对于松尾芭蕉来 说，山海之姿，乃不变之姿，尽管佛教无常观以为一切皆在变化。松尾芭蕉应该比较熟 悉朱子学(宋学)有关阴阳动静的内容。比如《朱子语类》卷65就有：“朱子曰，阴阳有 个流行底。有个定位底。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便是流行底，寒暑往来是也。分阴分阳 ，两仪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两义：一是变易，便是流行底；一 是交易，便是定位底。”其中的“流行底”与“定位底”就是说明宇宙的构造的，在朱 子学的东方式的思维里，“流行底”与“定位底”应该是道理的循环和对立的关系存在 。这种思维方式也极其适合松尾芭蕉在俳谐理念上的主张“不易流行”。赫拉克利特认 为火是根本的实质，万物如同火焰一般，是由别种东西的死亡而诞生的，即万物流转生 生不已。世界是统一的，但它是一种由对立面的结合而形成的统一。“一切产生于一， 而一产生于一切。”然而一就是神。赫拉克利特也认为所有东西都是流动的，每一件事 物都在不断变换，其名言则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无论是这条河还是 这个人都已经有所不同。”因此，苏格拉底称赫拉克利特为“流动者”。赫拉克利特认 为神是涵盖整个世界的事物，但他常常用逻各斯(logos，即理性)一词来代替神，在《 残篇》第1条提出了“逻各斯”的概念。他相信世界上有“普遍的理性”来指导大自然 发生的每一件事。松尾芭蕉也把“不易”与“流行”这一对对立统一的概念和谐归一为 其本源“风雅之诚”。从松尾芭蕉对风雅俳谐的执著，也可以看出他类似赫拉克利特的 逻各斯(logos，即理性、智慧)或者神，因为松尾芭蕉对俳谐艺术的追求与对俳谐理念 的探究已经充满了宗教式的信仰与热情。因此，对于松尾芭蕉而言，风雅之诚即是“理 性”或者“理”抑或是“神”。
森罗万象的宇宙世界在时时刻刻地不停地变化着、流行着，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东方人 从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的流行变化中抽象出了“不易”即“不变之真理”，并且以“不 易”为基础来观察和掌握流行变化的纷繁复杂的森罗万象的宇宙世界。不易存于流行， 流行生出不易。在变化迁徙的事物当中存在着永恒不变的本质的东西。不易是不变的本 质的部分，流行是应时产生变化的表层的东西。松尾芭蕉一生所追求的俳谐艺术即俳句 创作也同时具有这两个部分，所以俳句才得以生存到今天。
不易是诗的生命具有永恒性的本体，流行是诗的流转之相，是应时的新风之体。此二 体皆出于风雅之域，根本上皆归于一。所谓风雅，出于诗歌、文章之域，虽然看上去有 所不同，但皆归于同一。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现象世界，不曾有一刻的停留，始终处于一 种不断的变化之中，因为万物流转，一切皆流。松尾芭蕉所说的风雅，往往是指俳谐， 当然属于诗歌、文章之域。然而，在现象世界的内部深处存在着不动的、不变化的、本 质的世界。在变化之中能够看出不变化的东西，从不变的世界里也不断地产生出变化的 世界来，所有的现象都出自于本质的世界。现象的世界与空的世界和本质的世界形成一 个循环，寓意着不易流行所蕴涵的真实。俳谐世界里的圣人松尾芭蕉也一定能够悟出其 中的真实，并且透过现象的表面，能够看到现象深处的本质世界。因此，才会在世界上 最短的诗形之一的五七五俳句当中蕴涵真实，从而产生著名的诗句。
松尾芭蕉对中国哲学乃至东方哲学思想的认识，加深了他对天地流行与天地固有之风 雅俳谐的理解，同时也为没有同道者而感到寂寞孤独。他在自己创作的俳句中慨叹：“ 此道修远兮，求索前行无路人，秋日近黄昏。”“天地固有之俳谐”，必然地伴随着“ 变化”，这种“变化”便是“此道之花”。《闻书七日草》的俳谐观显示俳谐中有“天 地流行之俳谐”与“天地固有之俳谐”，“流行”可与“变化”置换，称为“此道之花 ”。松尾芭蕉的俳谐观中吸收了老庄、儒学、禅的思想等等，松尾芭蕉就是将宋学(朱 子学)的世界观应用于他自身终其一生所追求的日本俳谐观。也就是说，将不变之原理 的“理”作为“天地固有”，将流行活动的“气”作为“天地流行”，并将其本体的“ 诚”称为“风雅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