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性论文,增长方式论文,化与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怎样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具有怎样的突出特点？
衡量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一直是一个存有争议的问题。但无论存在怎样的分歧，就经济发展水平衡量而言，两类经济指标是不可或缺的，一类是以GDP为核心的经济数量指标，包括GDP总量和人均水平，GDP的增长速度以及按不变价格计量的扩张程度等等；另一类是以经济结构指标为核心的经济质量指标，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投入产出关系等等。以GDP为核心的经济数量指标直接体现着经济数量上的增长和规模上的扩张，因而具有显著的增长意义。但增长不同于发展，重要的区别在于发展必须体现出结构性的经济质态的转变，而结构变化则是长期的，是由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而发生的转变。单纯的增长可以在技术不变、制度不变，进而效率不变的情况下依靠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在经济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实现产出量的增长，但这种增长不同于发展，发展一定是结构质态上的演进(刘伟，1995)。
如果根据经济数量和经济质态这两类基本指标，对我国经济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加以判断，大体上可以说，纵向地看，我国经济目前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横向地看，我国目前略高于世界中下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最近公布的经济普查数据，到2004年末我国GDP现价总量为159878亿元，按官方汇率折算为19317亿美元，占当年全球GDP的4.4％，（注：参见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5年12月21日。）在世界上排在第六位；人均GDP水平在1500美元左右(人口增长率以2001—2004年平均自然增长率6.4‰计)，这一人均水平略高于当代世界中下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从经济质量指标来看，尤其是从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约在47％左右，这水平也仅略低于当代世界中下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54％)。可见，无论是从经济数量指标还是从经济质量指标上看，总的来说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正处于由中下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向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准过渡的状态，而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所处理的基本问题是实现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实现工业化加速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增长与核算研究中心，2005)。
那么，处于这一阶段上的经济发展具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1)首先，进入工业化加速期的社会经济通常意味着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当长的持续高速增长期，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经济史上看如此，从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现实看也是如此。就我国的实践而言，1978年至今平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3％以上的水平，已经持续了27年的高速增长。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国际国内不可控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意外发生，从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来说，至少到2030年之前，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2％以上是十分现实的(预计2001—2010年平均为8％—9％，2011—2020年平均为7％—8％，2021—2030年平均为6％—7％)。这意味着2030年前的25年里，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长达5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阶段。按照这一增长趋势，到201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时考虑到人口自然增长水平(预计十一五期间为8.8‰)，我国人均GDP水平将比2000年增长一倍，将超过当代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20年，将比2000年人均水平增加约4倍，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大体上达到当代世界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30年，则将比2000年人均GDP水平增加10倍，相当于当代世界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即成为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完成以工业化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再持续发展下去，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持续高速增长当然会产生一系列矛盾，而高速增长中产生的矛盾，也只能以持续高速发展加以解决。
(2)工业化加速时期，是国民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时期。从经济史来看，各国工业化加速时期是技术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收入结构、市场组织结构等变化最为急速的时期。一方面，工业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会急剧加快，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质态产生深刻变化，传统产业，尤其是第一产业，在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市场需求规模相对缩小的条件下，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而又持续地下降，形成极为严重的“三农”问题。特别是对于我国来说，在不长的时期里，工业化加速形成了几亿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另一方面，工业化加速进展到一定程度，工业化本身将从以一般加工工业为主向以劳动对象工业和劳动资料工业为主深化，因而重工和重化工倾向日益突出，由此提出的资本问题、技术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资本对劳动的排斥问题等等都会进一步尖锐。现阶段我国在理论与实践上关于要不要重工业化和怎样推进重工业化的争论便是这一系列矛盾尖锐化的反映。此外，在工业化加速和市场化深入时期，第三产业的地位如何？怎样处理第三产业发展与第二产业的关系？如何处理第三产业发展与市场化的关系？如何完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处理好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部门与现代服务产业的结构关系？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直接的推动经济增长的意义，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直接的推动市场化的意义？等等，都是在工业化加速时期必须面对的结构性命题(刘伟、张云龙，1992)。本来结构变化是在长期中逐渐发生的，但在工业化加速期，这种长期中发生的变化却可以在较短的时期里发生，从而使得社会矛盾更为尖锐，因为在长期里发生的结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收入结构、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可以在较长的时期中逐渐适应并做出相应调整，但若在短期里迅速发生深刻的结构变化，社会往往难以适应。从经济史来看，工业化加速时期是结构变化最突出的时期，各国工业化加速时期之所以同时是发展过程中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与这种结构性原因是有极为深刻的联系的。
(3)工业化加速时期，同时是社会发展成本迅速上升的时期。就经济方面而言，从微观的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工业化加速往往伴随资源消耗迅速上升，整个经济发展会越来越受到资源的严重约束。以我国的情况看，1990年至今，我国经济对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5％上升至50％。尤其是，如果在技术进步和管理科学方面有所滞后，投入产出效率提升缓慢，对资源的消耗比必然进一步上升，从而增大发展的成本。以我国的能源弹性系数为例(能源消耗增长率/GDP增长率)，1991—2000年为0.2，而2001—2004年达到1.29，其中2004年更是高达1.6(张卓元，2005)。
从宏观的经济运行和调控来看，在工业化加速时期，一方面，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将表现出一系列新的复杂性，失衡往往并非简单地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或小于总供给的总量矛盾，而是同时伴随着一系列与通常的经济逻辑相悖的结构性矛盾。从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失衡来看，既不能说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因而不能说反通货膨胀是首要的宏观政策目标，也难以说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因而不能说扩张就业是首要的宏观政策目标。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至少存在三大悖论，即市场总需求增长乏力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大过快，物价水平下降的同时人们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值很高，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于前期恢复程度显著的同时失业率反而继续攀升(刘伟，2005a)。这就使得宏观经济政策既难以扩张，又难以紧缩，从而增大着克服宏观经济失衡的困难。另一方面，在工业化加速时期，也是宏观经济目标实现过程中困难不断加大的时期，无论是反通货膨胀目标，还是缓解失业率目标，都会遇到一系列新的阻力。就反通货膨胀而言，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很低，这主要是由于发展速度低，同时市场化和经济货币化程度低，但一旦进入下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由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加速，通货膨胀率便显著上升。从二次大战后的经济发展史看，进入这一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率普遍较高，高的年份平均达到30％以上；进入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平均通货膨胀率更高，比下中等收入阶段平均高出1倍以上，高的年份平均达到60％以上；只有到高收入发展阶段，即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完成二元经济转型之后，通货膨胀率才又回落到10％以内，整个过程呈现出倒U字型。（注：世界银行曾以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各国统计数据为样本，阐释了经济发展史上的这一趋势，参见世界银行(1990)。）就反失业而言，工业化加速时期，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的加快，失业与空位并存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化的深入，以往大量的隐性失业变为显性失业。以我国为例，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岗位240多万个，而到现在，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带来的就业机会不到100万个(朱之鑫，2004)。
毫无疑问，这种微观上和宏观上的矛盾及困难的加剧，会极大地提高经济发展的成本。并且，这里还没有完全包括其他社会成本，如工业化加速时期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加剧，发展与环境的冲突严重，失业与空位并存突出等等，都会加剧这一时期实现发展的困难。
二、中国经济市场化进展如何，现阶段的体制改革具有怎样的历史性转变？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无论存在怎样的争论，无论这一历史进程存在怎样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怎样评价这一历史进程的绩效，也无论在估算市场化的进展程度上存在怎样的分歧，以下三点是人们普遍承认的：(1)经过多年的改革，市场机制已替代计划机制成为中国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价格信号已替代数量信号成为引导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尽管这其中还存在严重的无序和不公平问题，尽管人们对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但人们普遍承认了市场机制替代计划机制的质的变化。（注：国内学者关于中国市场化进展程度的研究成果很丰富，如卢中原等(1993)、江小薇等(1995)、原国家计委课题组(1996)、；顾海兵(1998)、常修泽(1998)、樊纲等(2001)、陈宗胜(1999)、李晓西(2003)。）(2)中国的市场化转轨进程在所有的经济体制转轨国家中，应属速度较快的，尤其是与俄罗斯经济转型相比较，一般认为中国市场化指数或经济自由化指数高于俄罗斯。在国际贸易实践上，目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国家已有50个左右。（注：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报告中，中国市场化的进展速度以及经济自由化程度均排在俄罗斯之前，包括在世界银行的相关分析中，中国市场化的速度在转轨国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在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2000年提出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中，中国列第101位，俄罗斯为116位，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的《经济自由度指标2003年报告》中，中国列第121位，俄罗斯列第131位。）(3)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空前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是经济增长指标还是经济结构指标的变化，无论是经济发展程度还是社会发展水平，无论是绝对指标的进展还是相对指标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是否应当以社会经济发展作为评价制度变迁的价值标准存有争议，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而且是历史空前地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到现阶段为止，改革发生了哪些历史性的变化呢？至少有以下四方面的变化。
(1)改革的核心或改革成败的关键是否由企业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转变为政府改革尤其是中央政府职能的转变？改革开放伊始，我们明确提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以搞活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这一改革核心与中国以往的体制调整所处理的核心问题根本不同，以往的核心问题是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问题。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前苏联的计划体制的重要的不同在于，在中央垂直控制的同时，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权利(我们称之为“条块结合”的体制)。其好处在于有利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但不利之处则在于，我国的计划体制从一开始便存在所谓“条块之争”的矛盾，因而，很长时期在体制上要处理的问题便是“条块关系”，即中央与地方间的利益关系问题。新时期体制改革的核心则不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矛盾关系问题，而是企业与政府、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的相互关系问题。因此，新时期的改革较之以往更具深刻性。但经过27年的改革历程，目前，还能说中国改革的关键或核心命题是企业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吗？应当说，伴随着非国有化的进展，（注：据最近的经济普查，国有工商业企业资本占企业总资本的比重已由改革开放初期近90％降至2004年的48％左右。）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改革深入的关键与其说是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还不如说更为关键的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改革。这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及政策传导机制的转变等等。
(2)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否从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主转变为以完善市场经济秩序为主？经济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体制，价格信号替代数量信号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信号，因此，改革以价格改革为先导，以市场行为主体制度(企业制度)改革为首要，是改革的历史必然。（注：尽管价格改革与企业改革孰为主要存在争论，但培育市场内在竞争机制作为改革的首要任务是人们普遍的共识。）经过27年的改革，可以说到目前，尽管对于中国市场经济进展程度仍有认识上的分歧，但承认市场机制已替代了计划机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成为普遍的共识。如果说在几十年的改革过程中，从配置资源的支配力量上，从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上，市场已替代计划的支配地位；如果说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市场机制即使作为主要的资源配置力量，也不可能存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总会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那么，市场竞争的公平程度、有序水准的提高，或者说市场经济的质量建设则绝非几十年时间便可以从根本上实现的，更是无止境的。因此，经过27年的市场化推进，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为体制目标的改革进程，已进入以质量建设为主，即以提升市场化竞争的公平与有效性为主的阶段。市场机制的质量提升，说到底是市场秩序的建设和不断完善。首先是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即关于谁能进入市场，谁不能进入市场的制度安排，主体秩序回答的问题是“谁在竞争”，其实质是企业产权制度；其次是市场竞争的交易秩序，即关于如何决定交易条件的制度安排，交易秩序回答的问题是“怎样竞争”，其实质是价格决定制度。主体秩序与交易秩序的统一构成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对应于内在竞争机制，市场经济外在的环境秩序建设同样不可或缺。首先是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即在法律制度和法治过程中如何对市场竞争机制和秩序加以保护的制度安排；其次是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即在道德精神上如何支持市场经济文明，毕竟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因而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秩序是市场经济文明进程的客观要求。法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统一，构成市场经济最为首要和基本的外在秩序。显然，社会经济的内在竞争秩序和外在环境秩序的建设都是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刘伟，1993)。
(3)改革的历史进程的重点是否由产品市场化转变为要素市场化？我国的市场化进展是较为迅速的，但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前27年的时间里，我国市场化进展的重点是商品市场化，包括投资品市场化和消费品的市场化。如果以如何定价来作为判断是否市场化的基本标准，那么，可以说中国到目前商品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充分了，这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较，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变化。问题的根本在于，市场化更为重要的内容在于要素市场化，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市场化，而要素市场化所需要的制度变革要远远深刻于商品市场化。从我国的改革进程来看，在各类要素市场发育中，劳动市场化速度相对较快，无论是农村劳动力还是城镇劳动力，绝大部分的工资报酬(价格)是由市场决定，政府行政性决定工资水平的比例已经很低，尽管我国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公平性、有序性、有效性还亟待提高。相对而言，我国资本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直接融资市场还是间接融资市场，发育速度均较为迟缓。就直接融资市场发育来看，一是规模小，工商企业资本形成中来自直接融资市场的不足5％，二是秩序乱，中国股市投机性过强已成不争的事实；就间接融资市场发育来看，一是价格(利率)决定基本上仍由政府行政管制，而不是市场定价，二是国有金融资本居绝对统治地位。因而，中国市场化进程面临的突出矛盾在于如何加速和深化资本市场化，尽管利率控制开始有所放松，银行体制改革上也取得了相当显著的进展。与资本市场化相比较，我国土地要素市场化程度更低，包括城市土地和农村耕地，无论是在产权制度上，还是在交易制度上，无论是在价格决定上，还是在法律制度上，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条件还远远不具备。要素市场化发育的滞后，是我国改革深化过程中的突出矛盾，从根本上制约着我国的市场化。
(4)对改革绩效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否开始由较为单一明确的标准向更为全面系统的综合标准转变？改革伊始，所需要解决的社会发展矛盾相对明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相对清晰，因此，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以及相应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成为最为直接、也最具说服力的评价改革的基本标准。但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社会经济已由贫困状态穿越了温饱，进入了小康，社会发展的矛盾更为复杂，发展不均衡带来的社会问题更为尖锐，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应当如何认识和处理更具不确定性，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对于社会变革的要求的分歧更为深刻，因而，社会对于改革的评价标准日益综合化，对深化改革的目标的要求日益多元化。如何在这种评价标准综合化，目标要求多元化的历史变化中深化改革，是我们面临的新的历史性命题。
三、处理现阶段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根本在于转变增长方式
处理我国改革发展新时期所面临的一系列发展性难题和体制性矛盾，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解决发展的难题和改革的难题，关键在于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就发展而言，无论是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还是缓解高速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无论是提高发展效益，还是降低发展成本，根本上都取决于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改革的最终目的也在于通过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推动经济发展。改革与发展间的内在统一，根本上也在于通过改革，从体制上促进发展问题的有效处理，通过改革，从体制上推动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使效率提高具有必要的体制条件。
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涉及的是技术创新，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问题，但技术创新与其说是技术问题，还不如说更是制度问题，从一定的社会意义上可以说，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是以社会制度创新能力提升为基本制度前提和保障的。
从资源配置方式上看，制度创新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效率的提高关键在于竞争性要素市场的发育。一方面，从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上看，市场主体秩序，尤其是在产权制度上对企业的硬约束，在产权主体和界区上的明确性，市场交易秩序，尤其是价格秩序上的公正、公平性，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从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上看，法治秩序，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道德秩序，尤其是对创新的诚信支持，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意义。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历史来看，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以效率提升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无论是作为理论观点还是作为政策主张由来已久，但为何长期未见成效？关键在于体制上缺乏足够充分的市场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效率，特别是资本的效率之所以能够显著提高，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制度变革，在于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实证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中要素效率的提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刘伟、李绍荣，2001)。
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的难题，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关键在于效率的提升，包括微观上的要素效率，包括经济结构演进中的结构性效率，也包括宏观总量运动中的稳定性效率。那么，其中最为重要的社会约束是什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以效率作为首要发展动力，往往难以同时较充分地满足社会收入分配公平目标的要求，因而以效率为主拉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重要的社会约束在于，在这一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社会矛盾，怎样才能够被有效地控制在社会可容忍的程度之内？也就是说，增长方式的转变对社会和谐有着极为深刻的要求，效率与公平之间必须建立均衡的关系。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看，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同时收入分配的差距也明显地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我国目前基尼系数已达到0.45的水平，显著超出了通常所说的警戒线水准，并且差距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三方面：(1)发展的不均衡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特别是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均衡，二元经济特征的强化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我国各地人均GDP水平与各地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之间高度相关(据测算相关系数高达0.9140)，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相应也越高，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成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发展性原因。如果单纯考察我国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基尼系数上看，目前仅为0.32左右，不仅居于正常的安全线之下，而且与上世纪90年代的0.30左右相比，近些年来也并无显著的扩大。如果单纯考察我国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其基尼系数目前为0.35，与前些年的0.34相比，也无多大程度的提高，而且仍处于较为正常的安全水平之内。但全社会的收入差距则显著超过了安全线。这表明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在于城乡之间的差距及其扩大(刘伟，2005b)。(2)对经济增长贡献增长程度的不均衡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由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不同领域中的进展是不同的，因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不同的。这种在增长中贡献程度的不同以及贡献提高速度的不同，必然体现在收入分配差距上以及收入增长速度的差异上。据对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经验的研究，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1978—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各种生产要素相互关系的分析，我们发现，伴随着制度变化，资本和劳动效率(对经济增长贡献提高的程度)是不断提高的，但改革对资本的影响程度远远高于对劳动的影响程度(据测算两者相差900多倍)，即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提高速度远远大于劳动(刘伟、李绍荣，2001)。因而，如果收入分配与要素的贡献直接相联系，那么，资本要素掌握者的收入增长相应地就要数百倍地高于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由此必然急速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3)政府对市场交易过多地直接干预，或者说市场化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进展程度及竞争公平程度的不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包括各种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各种机会不均等的不公平竞争等都可能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不同，采取的相应措施也就不同。对于城乡发展上的不均衡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努力提高农村发展水平，尽快加速城市化进程，发展不均衡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只能以加快发展并提高发展的均衡性来克服。要素贡献提高程度不同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说到底是由于效率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距，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对于这种源于效率差别而形成的收入差距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尤其是在强调效率优先，强调以效率提高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强调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历史条件下，不能简单地否定由此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否则会对市场竞争效率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这方面矛盾的缓解不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只能更多地依靠政府和社会各方面非市场的机制及力量，特别需要政府在公共品、公共服务等方面不断提高供给水平和公平程度，需要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等方面的完善，需要社会道德力量上的加强等。对于第三种原因形成的分配差距，在理论上人们的认识并无多大分歧，困难的是在实践上如何治理，这种治理的关键在于，一方面是深化并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因为这里所形成的收入差距扩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是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而是由于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竞争不公平、市场机会不均等所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加强并完善法制秩序，因为这方面差距的扩大往往是由对法制的破坏同时又未能给以足够的法律制裁所导致。
标签：收入分配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矛盾处理论文; 关系处理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市场竞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