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诗论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段性论文,特征论文,诗论论文,元好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1999）06-0040-07
元好问论诗文字数量多，内容丰富，贯穿其一生。如果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其诗论相对集中在几个阶段。各个阶段之间，在大体一致的同时，受特定时期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之相适应，其诗学观点也有所发展和变化。本文拟就此作简单探讨。
一、三乡前后
元好问自称“八岁学作诗”（《元好问全集》卷三十七《南冠录引》，下引仅标明卷次及篇名），而真正进入诗坛是在贞祐四年（1216）之后。那年，蒙古兵包围太原，为避战乱，他从忻州南下至嵩州福昌县三乡镇，度过了两年多闲居生活。当时，元好问二十七岁，在那里与赵元、李汾、刘昂霄、麻革、魏邦彦、英禅师等众多诗友相会，一时间，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且相当活跃的诗人群体。他们的诗歌创作由此得到了推动。多年后，元好问还念念不忘，一再回忆在三乡的情形：
三乡有辛敬之、赵宜之、刘景玄，予亦在焉。三君子皆诗人，上人（指英禅师）与相往还，故诗道益进。（卷三十七《木庵诗集序》）
（张仲经）客居永宁（在三乡西侧），永宁有赵宜之、辛敬之、刘景玄，其人皆天下之选，而仲经师友之，故蚤以诗文见称。（同上《张仲经诗集序》）
这群年轻的无名诗人经常有集体活动，在一起切蹉诗艺，如李汾去关中，元好问有《女几山避兵送李长源归关中》诗，又如游览三乡光武庙，元好问、刘昂霄、辛愿、魏邦彦等六人均有诗作，其中元好问《秋日载酒光武庙》、刘昂霄《中秋日同辛敬之……》二诗保存至今。在创作的同时，他们互相激发，思考有关诗歌的理论问题，探索诗歌之路。借此契机，元好问于兴定元年（1217）写下了以《论诗三十首》为代表的一系列诗论篇章，编纂了《锦机》等书。
这一时期，元好问诗论特点之一是具有实用性，以指导自己创作为目的，以创作论为中心。《锦机》一书汇集前人有关创作方面的锦言妙句，完全出于实用的需要。他认为，“文章天下之难事，其法度杂见于百家之书，学者不遍考之，则无以知古人之渊源”，就像灵巧的女子，虽然精于刺绣，但是，“如欲织锦，必得锦机，乃能成锦”，所以他“集前人议论为一编，以便观览”（卷三十六《锦机引》），可见《锦机》的性质就是创作指南。后来，元好问陆续增补此书，最后完成于蒙古海失迷后元年（1249），不过，其目的已变为指导别人的创作了（注：卷三十九《答聪上人书》：“《锦机》已成，第无人写洁本，年间得断手，即当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据文中“四月末，自太原来镇州”之语，参照年谱，知该文作于海失迷后元年。诸家年谱失载。）。性质相似的还有《诗文自警》一书，该书编撰时间不详，元好问说，“初予学诗，以十数条自警”（卷三十六《杨叔能小亨集引》），年代可能早于《锦机》（今人孔凡礼从明人唐之淳《文断》等书中辑得十五则，载《元好问全集》卷五十四）。其中部分内容是汇集他人言论，包括其父元德明、金代诗人周昂、杨云翼以及宋人黄庭坚、吕居仁等人的论诗论文之言，另一部分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如“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在破的，不要粘皮骨。要放下，不要费抄数。要工夫，不要露椎凿”之类以及《杨叔能小亨集引》所载“无怨怼，无谑浪”等几十条创作戒律，都是初学者的自我约束。《论诗三十首》理论性较强，但也具有实用性。个别篇章的性质与上述著作相似，如评秦观曰：“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此诗完全是复述王中立的观点，王中立之论又见《中州集》卷九和《诗文自警》。元好问历评汉魏以下作家，辩明正伪，其目的不是想左右诗坛，不是指导他人创作，因为他当时还不具备这样的地位，客观上也看不出有这种影响。甚至《论诗三十首》当时是否向诗友们公开过，都值得怀疑。以前人得失为镜鉴，才是其目的所在。“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两句，最为清楚，也不妨看成是一条“诗文自警”。
三乡前后诗论的又一特点是强烈的批评意识。这在《锦机》、《诗文自警》这两本言论集中尚不明显，在《论诗三十首》中却表现得非常突出。作家方面，《论诗三十首》点名批评了钟嵘、潘安、元稹、孟郊、陆龟蒙、刘禹锡、苏轼、黄庭坚、秦观、陈师道等人，不点名批评了苏黄追随者以及“今人”；诗风方面，批评了温李新声、斗靡夸多、排比铺张、幽僻凄冷、愁苦偏狭、愤激怨怒、次韵唱酬、追新逐奇、俳谐怒骂、婉弱无力、闭门觅句等现象，打击面可谓广矣。批评时，还毫不宽容，如将“斗靡夸多”斥为“布谷澜翻”，将孟郊斥为“切切秋虫”和“诗囚”、将李贺斥为“灯前山鬼”、将秦观斥为“女郎诗”、讥讽“今人”作诗如“鬼画符”、讥讽陈师道闭门觅句“可怜无补费精神”，措辞都很尖锐，被钱钟先生称为“伤严寡恩”（注：《谈艺录》第 15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论诗三十首》最后一首自称“撼树蚍蜉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并非全是无谓的谦辞。元好问这时的诗学批评之所以如此狂傲、如此激烈，主要原因是他年轻气盛，对人生的复杂性、对创作的甘苦认识不够，对前代诗人的理解、同情不足，故有时失之简单和片面。
边缘性是元好问此期诗论的第三个特征。虽然兴定元年他曾一度以诗拜谒诗坛领袖赵秉文，也博得他的好评，但他居于三乡、嵩山一带，未能进入主流诗坛，他所交往的也都是未成名成家的中小诗人，故其诗论明显带有边缘性。边缘性对其诗论主要有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他能冷静地观察他本人交往不多的当代诗坛，作出不徇私情的大胆批评。《论诗三十首》论及当代诗坛，只有批评，没有肯定，如第一首指出当时诗坛纷纭迷乱，无人辩明正体、分清泾渭，矛头指向诗坛领袖，其他如“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也都是毫不留情的现实批评。与此相反，另一方面，对身边的诗友却多予褒扬。在《寄英禅师师时住龙门宝应寺》中，他肯定了相禅师、僧源、慕容安行、秦略、张效、崔遵、英禅师等人诗歌的特点，如评秦略“老秦诗最和，平易出艰深”，评张效“张侯诗最豪，惊风卷狂澜”，评英禅师“诗僧第一代，无愧百年间”，如此高的评价，当然不无客套的成分。但是，不管是褒是贬，不管是评古还是论今，他的声音都不够响亮，在三乡诗人群体之外，不会产生多大反响。他的那些精彩之论，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归潜志》记载金末文人佚事，无一言论及元好问三乡时期那些杰出的诗论。《论诗三十首》的显赫，是明清以后的事。
总之，三乡时期是元好问诗论的良好起点，体现了他的诗学倾向和理论水平。
二、嵩山邓州时期
兴定五年（1221），元好问考中进士，未赴调任，主要往来于嵩山一带。正大元年（1224），通过宏词科考试，任国史馆编修官，一年后，辞职回到嵩山，曾一度担任短暂的镇平（今河南镇平）县令，正大四年，任内乡（今河南内乡）县令，次年丁内艰退居内乡县（今河南西峡）东南白鹿原，正大八年（1231）终丧，出任南阳（今河南南阳）县令，同年调任尚书省掾，进入了四面楚歌的汴京城。镇平、内乡、南阳三县都在邓州境内，所以可将这十多年时间称为嵩山邓州时期。
这一时期，元好问交往面扩大许多，交往层次也有所提高，自称“登杨赵之门，所与交如辛敬之、雷希颜、王仲泽、李钦叔、麻知几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选”（卷三十九《答聪上人书》）（注：原文曰：“仆自贞祐甲戌南渡河，时犬马之齿二十有五，遂登杨赵之门。”缪钺先后怀疑此是元好问晚年误记，很有道理。登杨赵之门、与雷渊等交往云云，当在兴定元年之后。）。他请当时首屈一指的画家李平甫（1156——1222）作系舟山图（系舟山是其父元德明读书的地方），赵秉文、杨云翼分别作《系舟山图》、《李平甫为裕之画系舟山图闲闲公有诗某亦继作》诗。担任史馆编修官时，他还参与赵秉文、雷渊等人的诗会，元好问有《野菊座主闲闲公命作》、《野菊再奉座主》、《闲闲公命作》等诗。这时他与文坛另一领袖李纯甫也有交往，从元好问《王子端内翰山水同屏山同赋二诗》、李纯甫《子端山水同裕之赋》、《马图同裕之赋》等诗来看，他们之间的交往不少，只是时间不长。元光二年（1223），李纯甫辞世，元好问作《李屏山挽章》，高度评价李纯甫。元好问与雷渊等人的交往则更多，兹不详叙。
元好问这一时期的诗论与他的交游密切相关，现存诗论数量虽比三乡时期明显减少，也没有《论诗三十首》那样系统的论诗篇章，但我们不能就此简单地断定其批评活动减弱，因为这时期有《杜诗学》（已佚）等篇幅较大的理论著作。三乡时期诗论多是初学者自我指导性的文字，数量虽多，但公开性较差，而这一时期诗论的公开性大为增强，除《杜诗学引》标明家传之外，其他各篇都具有很强的公开性。在《赠答刘御史云卿四首》中，公开批评当时不良学风，“学道有通蔽，今人乃其尤。温柔与敦厚，扫灭不复留。高骞当父师，排击剧寇仇……先儒骨已朽，百骂不汝酬。胡为文字间，刮垢搜瘢疣。”在《赠答杨奂然》诗中，公开指责诗道沦丧，“诗亡又已久，雅道不复陈。人人握和璧，燕石谁当分？”在《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四首》中，又公开批评当时浮艳雕琢诗风，“颇怪今时人，雕镌穷岁年……乃知时世妆，粉绿徒争怜。”
论述相对集中，相对深入，是这一时期诗论的又一特点。三乡时期的诗论，如《论诗三十首》，涉及面非常之广，自汉魏至金代的许多作家、许多文学现象都在他批评范围之内，加上受绝句这种形式的限制，这些论述势必点到为止，不可能作较全面较深入的阐释。这一时期，他所关注的只是与当时诗坛关系较为重要的三位作家，即陶渊明、杜甫、苏轼，其他作家则很少涉及。陶渊明的平淡自然诗风对当时尖新雕琢诗风有抑制意义，《论诗三十首》中有一首诗评价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这一时期，论陶增多。他欣赏陶渊明的为人：“我爱陶靖节。于酒得其天……兼忘物与我，更觉此翁贤。”（《后饮酒五首》）；他推崇陶渊明的诗歌：“吾爱陶与韦，泠然如冰玉……谁能起九原，寒泉荐芳菊”，“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四首》）。杜甫是当时诗学界关注的焦点，金代也有不少人学杜评杜。但《论诗三十首》中只有一首侧面评价杜甫：“排比铺张特一途，藩蓠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其重点是批评元稹的杜诗论，对杜诗的“连城璧”未加论析。这时，杜诗成了他论述的重点。正大二年（1225），他闲居嵩山，编纂了一部系统论杜的著作——《杜诗学》。据《杜诗学引》，该书是杜甫研究资料的汇编，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其父元德明和金代其他作家论杜的言论，二是有关杜甫传记、墓志、年谱等生平方面的资料，三是唐代以来有关杜甫的评论资料。在《杜诗学引》中，元好问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注：关于元好问的杜诗学，可参詹杭伦、沈时蓉《元好问的杜诗学》一文，载《纪念元好问800 诞辰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他先总评杜诗各家注本的得失，然后着重阐述杜诗“学至于无学”的妙处，认为杜诗融汇百家而出神入化，所以，“谓杜诗为无一字无来处亦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就像“九方皋之相马，得天机于灭没存亡之间”，最后，引用其父元德明语，高度评价黄庭坚的《大雅堂记》。应该说，他的见解圆通高妙，也符合杜诗的实际。不足之处在于，时值金末乱世，元好问还着眼于形式技巧，无一语论及杜诗的精神，因而也就未能揭示出“连城璧”的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对于苏轼，他认为苏诗不完全符合风雅标准。正大六年（1229）闲居内乡时，他编选出一篇《东坡诗雅目录》，剔除那些“不能近古”的杂体。现存《东坡诗雅引》，体现出他苛严的雅正观。
这一时期诗论的另一特点是对前期诗论有所背离、有所突破。《论诗三十首》批评黄庭坚“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似乎只肯定其论诗观点（如《大雅堂记》之类），表示“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而这一时期，对诗学苏黄的雷渊不但无一微辞，反予好评：“万古文章有正传，骅骝争道望君先。伤心一入重泉后，再得斯人又几年？”（《希颜挽诗五首》）元好问与雷渊是至交，“把臂论文分最深”（《过希颜故居四首》），在感情因素的作用下，他放松了对黄庭坚的批评，竟然将雷渊许为“文章正传”。如此评价雷渊，虽然未必中肯，但对前期诗论不失为一种矫正，至少可以说明，在他的心目中，并没有真的完全否定黄庭坚及江西诗派。前期诗论还批评李贺、温庭筠、李商隐诸人，而这一时期，元好问却借他们来推许别人。在《黄金行·赠王飞伯》诗中，他赞许王郁诗歌；“王郎少年诗境新，气象惨澹含古春。笔头仙语复鬼语，只有温李无他人。”连鬼语都得到了肯定，说明他对人生及诗歌的复杂性的认识有所深化。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理论建树并不突出，但反映出元好问诗论提高过程的一些特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三、聊城冠氏时期
天兴元年（1232），蒙古兵包围汴京，金哀宗出奔，金王朝遭遇致命打击。次年汴京守将崔立叛变，五月，元好问北渡，被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两年后， 移居冠氏（今山东冠县）。 蒙古太宗十年（1238），元好问离开冠氏回家乡。这几年时间虽短，却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对元好问影响至为深刻。
这一时期，时值金亡之初，元好问尤其致力于抢救和保存金源一朝以及其个人方面的文献。刚到聊城时，他就着手编纂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成书于十余年之后），次年又编纂《南冠录》和《遗山新乐府》，校对《笠泽丛书》。《南冠录》包括元氏先世杂事、元好问本人行年杂事以及先朝杂事三部分内容。《遗山新乐府》是他的词集。移居冠氏后，开始建造野史亭，“我作野史亭，日与诸君期”（《学东坡移居》），收集金源史料，并编纂《故物谱》、作《东坡乐府集选》。除《南冠录》和《故物谱》之外，其他四种都是文学性的著作。短短几年，有这么多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他那强烈的保护文献、抢救文献的意识。所以，这一时期诗论的最大特点就是与著述相关，诗论依附于著作，散见于著作中。可惜多数著作久已散佚，传世的仅有《中州集》、《遗山新乐府》两种，其他各书仅有序跋传世。序跋中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诗学文献，如《校笠泽丛书后记》评价陆龟蒙，远比《论诗三十首》“万古幽人在涧阿”全面得多，除了继续批评陆龟蒙“多愤激之辞而少敦厚之义”之外，还大力肯定其诗的锻炼功夫：“少攻歌诗，欲与造物者争柄，遇事辄变化不一。其体裁始则陵轹波涛，穿穴险固，囚锁怪异，破碎阵敌，卒之造平淡而后已。”
涉足词学批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新现象。而他的词学批评与其诗论极为相近，可以视为诗论的一部分。《遗山自题乐府引》直接借用诗学话语来品评词作，推重黄庭坚、陈与义词中的言外“不传之妙”，还用了个生动的比喻：“必若金头大鹅，盐养之再宿，使一老奚知火候者烹之，肤黄肪白，愈嚼而味愈出，乃可言其隽永耳。”以诗学尺度论词，比较适合苏轼以来那些侧重抒写士大夫怀抱的词作，有其独到之处，如他最推崇苏辛二人，“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但以诗论词，有时会忽视词体的某些特征。他对婉约词未加评论，想必评价不会太高。在《东坡乐府集选引》中，他针对金人孙镇的《东坡词注》阐发他对苏词真伪的认识，并以苛严的雅正观审视苏词，将《沁园春》（孤馆灯青）一词斥为伪作，不免有些简单化。
这一时期，许多著名诗人相继去世，天兴元年五月之后数月时间，赵秉文、完颜
、李汾、王渥、赵思文、李献能、麻知几等多名诗人撒手尘寰，随后的一两年，冀禹锡、李献甫也死于非命。几年内，他的知交沦没殆尽，这引起他异常强烈的悲感。他的诗中常蕴含物是人非的感慨，对诗人的怀念多于评价，当然更不会有任何微辞。《过诗人李长源故居》论诗成分稍多：“楚些招魂自往年，明珠真见抵深渊。巨鳌有饵虽堪钓，怒虎无情可重编。千丈豪气天也妒，七言诗好世空传。伤心鹦鹉洲边泪，却望西山一泫然。”蒙古太宗八年（1236），元好问在冠氏与75岁的老诗人冯璧相见，想起他的其他门生先后凋零，感慨万千，作《赠冯内翰二首》，前有序曰：“内翰冯公，往在京师日，浑源雷渊希颜、太原王渥仲泽、河中李献能钦叔、龙山冀禹锡京甫，皆夤缘亦得俎豆于门下士之末，然自辛卯、壬辰以来，不三四年，而五人者惟不肖在耳！”诗云：“龙门冠盖日追随，四客翩翩最受知。桃李已随风雨尽，柏松独与雪霜宜。”元好问另有《四哀诗》，哀悼李献能、冀禹锡、李汾、王渥，对其诗歌基本未作评价。所以，这些诗的理论价值不大。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金亡前后是元好问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壬辰十二用车驾东狩后即事》、《俳体雪香亭杂咏》、《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等一系列名篇均作于此时。这些名篇深得杜诗的精髓，赵翼说元好问的七律“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瓯北诗话》卷八）。与创作相比，这一时期的诗论相对暗淡，相对滞后。元好问未能根据时代的变迁，提出新的理论，来指导自己和他人的创作，这或许表明，他对国计民生的关怀大大超过了对诗歌理论的关怀，无暇顾及这方面的建树。
四、晚年往返各地时期
蒙古太宗十二年（1240），元好问回到家乡忻州，此后十余年，往返于忻州、东平（今山东东平）、真定（今河北正定）、太原、获鹿等地，宪宗七年（1257），卒于获鹿。这一时期，元好问已是文坛元老，“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金史·元好问传》），加之心情比较平静，时间比较宽松，因而其诗论有重大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注：详参刘泽先生《元好问晚年诗歌创作论略述》，载《文学遗产》1990年第4期。）。
随着文坛地位的日益尊崇，这一时期元好问为他人著作写下了许多序文，现存数量有十篇以上，如《如庵诗文序》、《十七史蒙求序》、《鸠水集引》、《杨叔能小亨集引》、《新轩乐府引》等。值得称道的是，这些序文很少溢美之辞，有的甚至对所序著作本身的评价也不多，而屡屡借机发挥，阐发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见解。《双溪集序》先大谈作诗之难，然后才评价耶律铸的《双溪集》；《杨叔能小亨集引》正面论及杨叔能诗歌的不过寥寥数语，却用大量篇幅阐明“以唐人为指归”和“以诚为本”说；《陶然集诗序》首尾部分介绍杨飞卿及其《陶然集》，中间大段内容是系统阐发对诗歌创作过程中追琢功夫的认识。这些序文往往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左右当时诗学观念的趋向，指导后学的创作。如“以唐人为指归”的口号，得到了许多诗人的响应，逐步形成了元初的宗唐诗风。
因届人生的晚年，这一时期的诗论常常带有总结性。如“以唐人为指归”的观念，便是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元好问早在《论诗三十首》中就对陈子昂、李白、杜甫、元结等作家多有肯定，《寄英禅师师时住龙门宝应寺》赞赏清凉寺相禅师的诗“往往似方干”，赞赏英禅师诗歌“入手如弹丸”、“深静如幽兰”，《寄辛老子》称赞辛愿“百钱卜肆成都市，万古诗坛子美家”。创作上，也渐渐形成效法唐人的风气。据《归潜志》卷八记载，赵秉文晚年“多法唐人李杜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已而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至晚年，元好问宗尚唐人的倾向更加突出。于相禅师他进一步肯定其诗“有晚唐以来风调”（卷三十一《清凉相禅师墓铭》），于英禅师也进一步指出他的诗“有晚唐风骨”，有“无味之味”（卷三十七《木庵诗集序》。最终，他总结自己的理论与创作，明确提出“以唐人为指归”的诗学取向。
元好问晚年诗论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对前期诗论多有突破。像“以诚为本”说，就是晚年提出的新观点，已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又如对苦吟的态度，早年《论诗三十首》多予否定，他讥讽李贺、孟郊、陈师道等人，“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其中有年轻气盛、追求洒脱自然的理想化成分。而这一时期，元好问对苦吟雕琢诗风有了深刻的理解，并认为它是创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这在《陶然集诗序》中阐发得最为充分。
故文字以来，诗为难；魏晋以来，复古为难；唐以来，合规矩准绳尤难。夫因事以陈辞，辞不迫切而意独至，初不为难；后世以不得不难为难耳！……“毫发无遗恨”，“老去渐于诗律细”、“佳句法如何”、“新诗改罢辄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杜少陵语也；“好句似仙堪换骨，陈言如贼莫经心”，薛许昌语也；“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千人万人中，一人两人知”贯休师语也；“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难”，半山翁语也；“诗律伤严近寡恩”，唐子西语也。子西又言：“吾于它文不至蹇涩，惟作诗极艰苦。悲吟累日……凡如此数四，乃敢示人，然终不能工。”李贺母谓贺必欲呕出心乃已，非过论也。今就子美而下论之，后世界以诗为专门之学，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于诗，其可已乎？
因为前代诗人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后代诗人不可能轻易超越，所以必须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创作，有“死生于诗”的献身精神，才有可能赶上古人。杜甫这样的一流诗人都不免费番苦吟雕琢功夫，杜甫之后的中小诗人岂能例外？这就完全肯定了苦吟雕琢的必要性。当然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元好问看来，苦吟雕琢是创作的一个必然阶段，最终应该是进入出神入化的自由王国。在上引文字之后，紧接着如下一段话：
虽然，方外之学有“为道日损”之说，又有“学至于无学”之说，诗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神削而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
早在《杜诗学引》中，元好问就揭明杜诗有“学至于无学”之妙，这时，他在自己创作技巧日趋纯熟的基础上加以强调，显然是对前期诗论的发展。此外，《新轩乐府引》肯定张胜予的滑稽戏谑、愤激之词，也是对前期诗论的突破。
元好问早年即与僧道广泛交往，经历时代剧变、人生乱离之后，晚年禅学思想更浓，因而论诗时常常借禅论诗。如《答俊书记学诗》论述诗禅关系：“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其他如“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卷十四《论诗三首》），“诗印高提教外禅，几人针芥得心传”（卷十三《感兴四首》），都借用了禅宗话语。
纵观元好问一生，各个时期的诗论各具特色，尤以早年和晚年最为突出，中间两个时期具有过渡性质。就活跃程度而言，早年和晚年最为活跃；就内容就来，也是早年和晚年的诗论内容最为丰富；就其在当时的影响而言，晚年意义最大；就其在后代的名声而言，早年诗论最大。今天，我们考察元好问诗论，不应偏废，应注意其动态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