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振兴不是伪命题：现象关注、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题论文,现象论文,理论论文,建议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6)02-0127-06 自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以来，该地区所有制结构调整，主导产业集群发展，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社会事业、对外开放、民生改善取得新进步新成就。但2014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速大幅度回落，进入全国垫底方阵。一时间，东北振兴问题是指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因为老工业基地发展转型发展任务的艰难性，既得利益结构调整带来的痛苦性，组织调整导致利益结构分化的异质性，以及因市场失灵等，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这些不可怕，东北地区正在进行“滚石上山、爬坡过坎”[1]新振兴行动计划。本文立足制度创新与效率改进角度，从现象关注、理论解析和政策建议三个方面，实证东北振兴不是伪命题。 一、现象关注：增速下降不代表东北振兴战略失败 东北地区经济增速急剧下降是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以及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和持续低迷造成的。 第一，从全国区域经济板块看出现了一种能源重化工业集中地区经济发展的显著性分异[2]。华创宏观研究报告认为，过去30多年来，基于资源禀赋、行政区划及产业政策等，中国基本形成了东部对外开放—中部承接产业转移—西部能矿—东北重工业，由沿海到腹地的单一层级的线性区域经济地理格局。一是能矿重化工省份普遍面临增长困境。近年来，外需持续走弱及环保等监管措施趋严，给能源、矿产、重化及相关配套行业带来巨大压力。特别是2014年以来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持续走低，令国内中上游行业步入寒冬。采矿业增速绝对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工业整体增速，且降幅也较工业整体下降更为严重。能矿、重化工业主导的省区如山西、黑龙江、陕西、云南、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经济增速、财政收入、PPI增速都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二是中西部区域受全球贸易低迷的影响显著高于东南沿海。从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及货物服务净出口三大需求角度看，净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显著减弱。事实上，受到出口下滑显著影响的省区并非出口导向型的沿海区域，而是能矿类大宗商品出口占比高的省区。从净出口拉动效应的下降幅度看，青海、新疆、云南、西藏、内蒙古、山西、黑龙江、河南、海南、天津十省市的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都下降了18个百分点以上，其中山西、黑龙江、天津更是经历了净出口拉动效应的由正转负。三是国有工业企业占比高的区域面临更大的经济下行压力。用规模以上工业出现值统计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占“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例，衡量省区内工业经济对国有资本的依赖程度。从2000-2010年均值水平看，国企占比的区域差异巨大，黑龙江占比最高达到93.2%，浙江占比最低仅13.9%。例如，2010年山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经济增速分别为13.9%、12.7%、13.8%、15.0%，2015上半年增速已降至2.7%、5.1%、6.1%、6.9%，排名滑落到全国的末位。四是市场驱动的内生创新力量注入区域发展新活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当下及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课题。随着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下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内涵增长的关键，而加大研发投入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第二，从全国经济运行看各地经济增长共同面临着巨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初步核算，2015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487 77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从环比看，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在全国GDP增速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全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并不全部来自生产，财政收入增速与GDP增速之间的差距出现分化。 第三，从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情况看三省经济下行压力还在持续加大。2015年上半年辽宁GDP增速全国垫底，东北三省财政出现了拮据。辽、吉、黑三省经济增长表现最弱，但除了经济增长之外，当地政府更头疼的是维持数月的财政收入负增长。辽宁省从2014年9月开始财政收入累计降幅不断扩大，黑龙江省2015年财政收入有了断崖式的下跌，吉林省的情况略好。这三个省份工业增加负增长拖累经济大幅下滑。辽宁省、吉林省是典型的工业省份，制造业为支柱产业，而黑龙江对资源的依赖程度高，固定资产投资中，黑龙江的采矿业占比10%，仅次于山西省。制造业、采矿业的长期产能过剩是拖累经济增速下滑的基础性因素。比较分析统计数据发现，三驾马车的拉动力疲弱，而且地方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减少，正在成为地方政府维护地方稳定运行必须面对的新问题。 第四，尽管东北地区经济增长进入周期性困难，但“十二五”期间振兴成效仍然不菲。实践证明，党中央作出的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是正确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前景是广阔的。看待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下降的问题。不仅要看数字的“面子”，更要看经济发展质量有所改善的经济结构和民生保障的“里子”。辽宁号航空母舰是从大连湾驶向海洋的，舰载机、直升机、歼击机等一大批国防尖端武器出自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国高铁、中国核电、中国石化、中国能源、中国工程等核心装备和优质产能国际合作都出自东北地区。经过2004年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的改革发展牵引，东北地区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型骨干企业积极重组，历史性包袱通过政策支持的办法有序卸掉，工矿区棚户区、城中村、农村泥草房改造，煤炭沉陷区治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对外开放提升到新的高度，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中部城市群、辽西新经济圈、长吉开放带、哈大齐工业走廊、黑龙江和蒙东对俄开放开发经济带，以及近期风生水起的蒙东丝绸之路，等等，开放促进了东北地区的资源开发，倒逼了经济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和民生事业没有因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而减弱，流域治理，生态功能区建设，城镇各类组织的节能减排，生物多样性，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过境通关、水利、电网、宽带、移动基站、文体场馆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社保、医改、养老、社区服务，等等，都有了新的改进与持续提升。 第五，党和国家高度关注东北振兴问题。东北地区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具有较高的战略意义和不可替代的地缘极端重要性，其变化和走势历来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从历史上看，就有稳固东北，控制中原，掌握全国之说。2013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就开始关注东北振兴问题。2016年7月17日习总书记在吉林调研期间专门召开了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已到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国家要加大支持力度，东北地区要增强内生发展活力和动力，精准发力，扎实工作，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目前东北地区发展遇到新的困难和挑战，这其中有全国“三期叠加”等共性方面的原因，也有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体制机制等个性方面的原因。李克强总理2015年4月10日，在长春主持召开东北三省经济工作座谈会。他说，东北在国家战略全局中举足轻重，是重要的工业基地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大粮仓。对东北来说，实现新一轮振兴还要靠改革增动力、开放拓空间。要下大力气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向纵深推进。在东北地区推广中关村自主创新有关政策。要积极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支持总部设在东北的中央企业先行试点，大力发展中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开展民营经济发展改革试点。2015年年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要求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着力完善体制机制，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着力鼓励创新创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旨在利用10年时间建成全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 由此看来，尽管遇到发展困难和前进中的矛盾，但一个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颠覆不了国家实施东北振兴战略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 二、理论解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对滞后成为老工业基地潜能释放的瓶颈 老工业基地供给侧生产体系与需求侧的无缝对接问题，是东北振兴的核心任务和改革创新的重中之重。东北振兴能够持续源于此，出现问题矛盾源于此，实现全面振兴也源于此。 首先，要运用制度方法剖析振兴主体治理结构失效的原因。一是经济管理体制与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有差别。当与市场机制的传导信号激励相兼容时，能够充分关照个体选择与竞争主体合理诉求时，经济管理体制就是有发展活力的。假如，这个经济管理体制演化成为强制性的制度安排，通过社会动员方式配置所有的经济资源，财富再分配过度向中央集权倾斜，这种管理体制作用是灾难性的。罗丹的工业化大推进理论[3]契合了东北地区经济管理体制中的政府动员式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上一轮东北振兴初战告捷，根本原因是国企改革发展塑造了现代企业制度框架，运用政策援助办法解决供给侧微观组织的非生产性单位剥离的问题。现在，从制度创新与效率改进角度看，东北地区条块分割的经济管理体制就是一份改革遗产。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央企改革、地方国企改组、林区、垦区、油田、矿山、边境，等等。这些问题在经济下行和开放度进一步提高的倾向下，演化成为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上涨和刚性支出束缚。二是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经济运行机制出现走样变形。股份制的运行机制是中国公认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主体有机结合的产物。但在东北地区的现实经济生活中，上市公司，外资合作企业，甚至是私有的家族式企业，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运行过程中，因为制度被人为的功能性的“激励与约束分离”，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人激励失效、层级管理失控、企业人员内在积极性无法有效调动的经济管理问题。这种微观制度失效的背后是旧有的企业制度安排，包括父爱主义促使经营预算约束软化，福利制度挑战组织效率硬安排，严格治理被亲缘式的哥们义气关系给肢解，把好生生的所谓现代化企业制度、法治型政府建设、公正的司法体系作用，通过熟人社会关系，统统给异化了。三是敢“任性”制度的经济行为随处可见。制度是各种经济组织效率改进和获取经济资源的激励规则。在科斯看来，企业组织与市场组织的有效替代，是新价格发现的供给侧生产制度安排，核心任务是把稀缺资源配置到了最能创造财富的领域。博弈论权威纳什认为，组织内的博弈者，都想偷懒获利，但他肯定要进入囚徒困境，受到制度规则的惩罚。那么由此看来，制度是规范人们经济行为的游戏规则，制度创新与组织演化是一对孪生姐妹，组织成长离不开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必须服务于组织成长。但东北地区经济社会生活中有一个怪现象——大家都喜欢挑战制度规定的权威性，敢用哥们义气，将“制度”不高兴、不愿意、不允许做的要求，当成耳旁风、当成儿戏、当成稻草人。四是许多巨无霸企业没有显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产业组织变革追求的核心目标。人们试图通过发展大型企业，建立企业集团，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建设政企研用的科技创新战略同盟，以及推动临港经济区、各类开发区、专业化产业园区及各种要素市场体系建设，获得经济外部性正向溢出，形成产业空间集聚，凸显技术外溢，促进优秀人才合理流动，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等，以此摊销成本费用，提高专用资产利用率，强化有效交易频次，获得额外的经济收益。东北地区是中央企业、重化工业企业高度集中的工业集聚区，但是从经济全球化角度分析，人民没有看到克鲁格曼描述的那样的厚市场、知识外溢、本地化效应的出现。五是企业组织成为了诞生政治家而不是企业家的“摇篮”。熊皮特称，主导商业经济循环和把握商业周期的领袖是企业家，而不是政治家。从这个角度分析发现，东北地区的一些大型企业的高管人员热衷于政治效应和社会轰动效应。东北振兴不缺政治家，缺的是最为稀缺的高级发展创新要素，特别是具有引领时代发展的优秀企业家。六是科技创新人口资源配置存在功能性失灵。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是中共十八大确定的新国家发展战略。理论上讲，东北地区是中国科技创新的发祥地。这里拥有许多著名大学、顶级科研院所、国际化水准的各类工程中心和实验室，以及骨干企业庞大的研发团队。但是，我们期盼的知识溢出好技术外溢，始终没有出现；科学家、管理学家、创意大师没有成为社会先富起来的阶层。吴敬琏老先生关于制度重于技术的理论论断，有效解释了稀缺性资源的定价机制[4]，在东北创新资源配置的制度化缺失。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制度必须先行，不然再好的高新技术成果，再高端、尖端的优秀人才，如果没有将其纳入稀缺性、激励性和惩罚性的制度激励与约束框架内，稀缺性定价的价格发现功能是不存在的。站在这一角度审视，东北地区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知识生产、技术成果产业化分享的激励制度供给是不充分的。好在，现在的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了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提出新制度安排，有效地遏制人口红利消失，阻止人才和劳动力一起“孔雀和麻雀结伴东南飞”的现象。 其次，注意解决新工业革命对东北地区财富资源“大挪移”的问题。在抓住、适应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新发展机遇的过程中，不难发现，组织学习效应在东北地区大打折扣：出现了一种地区财富资源从中心向外围转移经济剩余再配置的“虹吸”现象，比如电子商务。其实，现在的互联网平台经济、人才共享经济、消闲娱乐经济，等等，拿走东北地区新的财富不比条块分割经济管理体制下的定向利益方式输出少。一是抓住分享经济带来的新发展机遇。互联网经济的本质是分享经济。“互联网+”的跨界融合、迭代创新，衍生出的无数个分享经济成长机会眷顾新商业模式，力挺草根底层的创业创新极客，正在颠覆其传统的中心化的、经济社会组织的中规中矩模式。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建议，为东北振兴注入内生动力，在统筹央企混改、深化地方国有企业再改革、解决国资国企改革遗留问题的过程中，有必要找到资本收益治理、资产证券化运作、资源资本化与互联网分享经济互动的通道。二是留住担当东北振兴重任的人才。技术进步的主体是高端人才的汇聚。国家如此，企业如此，个人也是如此。陈国富博士(2002)阐述道：“把权利应当配置给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而责任则应配置给能够以最小成本避免损失的当事人。”[5]这两种人是东北振兴必须聚集的人才。前者是管理技术的官僚，像三国演义中的刘皇叔一样，凭着非权力的人格魅力，做出与顶级人才“桃园结义”的金兰结好之举，并兼备能够吸引振兴发展的“五虎上将”的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运作技巧；后者是振兴发展环节中高级核心发展要素获得，他们包括科学家的创新发现，管理专家的精益组织，企业家的冒险试错，资本运作专家的点石成金，创意专业的梦想成真，媒体蛊惑专家的公众注意力，不断聚集，群英荟萃，精彩纷呈。三是制定重返行业霸主地位的“全面复兴行动计划”。东北地区各界领导的心理振兴，是东北振兴的关键。一个雄心勃勃的振兴行动计划是我们关注地区由萧条向复苏、繁荣跨越的行动指南。通过资源整合、资产重组、资本运作、战略合作、产业同盟、供应链对接、创新驱动融合等方式，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全方位竞争格局中，找到起飞、崛起和腾飞的振兴路径，保持应用的战略定力。要多从国家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想办法。东北地区的装备制造、能源工业、石化工业、材料工业、食品工业等，需要以示弱的方式暗藏杀机，通过“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特别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全民复兴计划，构建协同制造、智慧制造、个性化制造和制造业服务化等，重新滋润东北老工业基地制造业干涸的秧苗。简言之，充分利用全球化产业体系衍生出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进行制造业商业空间的网络化构建，加之“互联网+”的地方化要素聚集，提升工业4.0核心竞争力，以及促进贸易自由化先导，把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设、中国工程的优质产能国际合作的订单夺回来。四是在自贸区以外的区域经济板块中率先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是实现东北振兴的灵丹妙药。东北地区工业体系建构的“底板”源自开放型经济。特殊的地缘政治优势和独特的区位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东北地区是“胡焕庸人文地理曲线”区划内，最适宜打造全球化水准的高端制造业基地的区域。然而，因为种种原因，东北地区错过了中国早期改革开放的机会，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红利。要抓住“一带一路”、产能国际合作、沿线国家或地区重大工程总承包以及跨境工业园区建设、临港自由港区建设，通过实行投资负面清单制度、物流通关便利化、加工保税等方式，倒逼企业、政府、社会改革，融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的前端，以此获取更多的经济附加值和商业利润。 再次，厘清市场、企业、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形成振兴主体协同推进的运作机制。一是完善市场体系。无论是企业、社会还是政府组织，都要把竞争性市场传递出的市场需求信号，作为整个东北地区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科学依据和经济发展的逻辑起点，形成企业围绕市场转、社会助推企业、政府服务企业的新格局。深化生产要素价格体制改革，消除市场定价的阻力因素；推行公共资源市场化，为参与社会公共事业建设的各类投资主体，提供平等公正的发展机会；完善投融资市场体系建设，促进产权、资源、资产、资本和技术、人才等核心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优化组合，使价格发现功能成为反映供需平衡、资源供给稀缺程度、竞争性市场出清均衡的决定性力量。二是优化企业组织结构。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和社会财富创造的源泉，企业老板、企业高管、企业研发人员、企业专业管理人员和企业员工都是全社会最令人尊重的社会阶层成员。要由官本位转向企本位，积极营造全社会最优秀的人才向企业集中、最具创造价值的科研成果向企业转移、最富有逐利的战略资本向企业扎堆、最优化的社会和政府服务融入企业之中的社会发展格局。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构建企业众创、众包、众筹、众扶的创客空间，形成线上线下互动，既能形成大型骨干企业的规模经济，又能形成中小企业集群互动的网络经济。三是优化社会化自治体系建设。要凸显东北振兴的优势，补上社会建设这一课。要让社会保障体系向下覆盖，社会化服务到位延伸，社区组织融入家庭组织。四是建设法治型政府。政府在推动东北振兴过程中，注意行为的边界和成本支出的硬约束。安排发展战略导向资金、市场失灵救济资金，保障和改善民生社会事业、生态建设的刚性支出。 三、政策建议：强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破解发展难题 东北振兴是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全然于集体行动的制度演进。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经历了国家动员配置资源的公地悲剧，也经历了模仿私人制度安排配置资源的“囚徒困境”的阵痛。现在需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协同推进，构建体现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收益、预期成本支付、内在规范和贴现率[6]确定的集体行动时刻，着力破解振兴难题。 一是赋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试点权。批复东北振兴板块的自贸区试点。按照“一带一路”和产能国际合作的部署，推进沿线国家或地区核电装备、高铁工程、装备制造、石油石化、能源合作、矿业开发、涉外农业、境外工业园区建设“打捆工程”。在改革政策窗口期，支持国有林区、国有矿山、国有油田、国有港区的社会职能分离，独立工矿区的公共服务完善建设，降低企业制度交易成本、财务成本、管理成本、要素供给成本和机会成本，最终实现边际成本下降促进边际收益递增。中小产业基金向东北地区中小微企业成长倾斜。实施国内外高端人才共享战略；实行跨行政区的流域、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和减排交易等异地补偿。进行地方税体系建设，并给予地方债发放额度的优先权。推动资源枯竭型矿山经济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投资倾斜。 二是提升地方政府公共治理能力。构建法治型服务政府，进一步优化面向全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掀起官吏德行和作为革命。积极配合央企混改，深化地方国资国企改革，退出一批僵尸企业，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全方位放开公共投资领域，高水平吸引外资。帮助贫困县区实施精准扶贫。加速县域经济、城区经济、社区经济、互联网经济、服务经济和文化创意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注意发展成果直接落地，特别是税收、结算、交易、人才本地化的制度设计要到位。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特别是研究城市群资源相对稀缺、高寒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投入高、中心城市交通拥堵、城关镇公共服务公共财政资金缺口等问题，争取城镇地下管廊建设，益民行动计划落实到位。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行动计划。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把东北地区高等院校打造成为高校创业创新创意经济集聚区和创客空间。促进军民融合，国防订单优先照顾本地化企业供给。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善待企业家和知识分子。 三是改善微观经济组织效率境况。注重企业制度建设，对资本出资者收益最大化做贡献，彰显企业家创新试错精神。严格精细化管理。研究“互联网+”的新组织、新业态、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的商业模式，主动适应和把握新工业革命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机遇。处理好劳资关系。通过合作方式，破解人才、科技、市场和投融资难题。最终搞活做大做强企业，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力水平。 东北振兴战略是国家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之一，现在是从初步振兴向全面振兴的重要节点。在推进东北振兴战略实际进程中不能因一时的经济增长降速而全盘否定成绩。从新近发生在东北区域增速大幅下降这一问题解构分析看，东北地区经济下滑确实存在着地理、体制、文化等因素的交织叠加作用。理论分析发现，造成经济增长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东北振兴战略未完成的改革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对滞后。笔者建议，东北振兴是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全然于集体行动的制度演进，需要中央、地方政府与企业的集体行动。标签：国内宏观论文; 东北经济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东北发展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振兴东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