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在推进妇女解放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妇女论文,地位论文,作用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7)02-0049-07
大学在推进妇女解放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这是当今大学改革的理论者与实践者思考的薄弱环节。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与实践遵循着以下的思维惯性，强调国家、政府对提高妇女地位的作用，注重法律建设与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强烈呼吁传统性别观念的变革等等。当然，这是推动妇女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征之一。但是，研究者却相对忽视了作为形塑人格与价值理念、培养人才的大学的作用。这样，大学在推进两性平等与共同发展的努力中，便成了旁观者与被动者，其结果违背了大学之所以称其为大学的引领社会发展、创造人类文明之本义，影响着大学改革发展的深度与广度。
大学承载着妇女解放的重任，这是有历史传统的。从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产生之日起，她就与妇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血肉相连，须臾不可分离。
一、大学开放女禁，引领妇女解放运动新发展
在我国近代史上，伴随着近现代意义上的女子小学、中学、师范等学校的建立，受教育女性人数的不断增加，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关于妇女解放理论的深入探讨，至“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的声浪越来越高，但是究竟怎样才能解放妇女，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当时，普遍的社会舆论都认为，教育是妇女解放的关键，尤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越来越得到更多地关注。妇女“欲求达到真正解放的目的，须受高等教育。有教育，而后知识生；知识生，而后可以谋经济独立；经济独立，即可以脱离各种束缚”[1]。解放妇女从教育做起，既已成共识，那么，又实施怎样的女子教育呢？李光业认为“今后的女子教育……当以造就一个独立的人为标准”[2]，胡适的见解在当时颇为独到，他指出，“人人都说现在的女子教育大失败，因为女学生有卖淫的，有做妾的，有做种种不名誉的事的”，但“这不是女子教育失败，这是女子教育不曾解放的失败”，女子教育“只给女子一点初等教育，不许她受高级教育，只教她读一点死书，不许她学做人的生活”。这实际上指出了贤妻良母教育的失败，男女不平等教育的失败。要“补救女子教育的失败，就是多给她一点解放的教育。解放的教育是：无论中学大学，男女同校，使他们受同等的预备，使他们有共同的生活”[3](p.91)。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经验表明，在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传统影响深厚的社会现实下，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争取受教育权尤其重要，一些进步人士无不清醒而又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建立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大学向女性开放，至五四时期已经非常鲜明的成为进步人士的一致呼声。
20世纪以前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到20世纪初期，教会捷足先登，最早在中国创办了女子高等教育机关，如1905年由北京贝满女中扩建而来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又名燕京女子大学），1908年创办的福州华南女子大学，1915年创办的金陵女子大学。此外，还有北京协和女子医院和广州夏噶医科大学。中国自办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始自1917年起筹议，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改为高等师范，1919年正式改办高师，定名国立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1924年5月又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该校成为当时唯一的国立学校。诞生于新文化运动中的自办女子高校自然被时代所裹挟，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人才培养、思想以及舆论宣传的重地。
大学开女禁是五四解放运动取得的显著成效之一。此前，社会上虽有个别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招收女生，但无论是从社会影响还是女生人数来看，其效果都极其有限。新文化运动后，进步志士提出大学男女同校的问题，如上海复旦大学组织了“今日中国大学应否男女合校”的辩论会，结果赞成男女同校的意见获得多数票；北京《晨报》也开辟了“大学开放女禁”的讨论专栏；胡适、康白情等利用《少年中国》杂志刊发“妇女号”，发表大学宜开放女禁的文章；《新青年》、《星期评论》、《星期日》、《女界钟》、《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妇女杂志》、《少年中国》等报刊上发表大量关于应否男女同校的讨论文章。通过讨论，人们更加坚定地认为“女子教育为解放妇女问题的根本问题”。
以大学开女禁的讨论为契机，对女性经济独立的倡导、社交公开的大力宣扬、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等等，无不直抵封建文化的内核，从思想深处撼动了传统“男尊女卑”、“男主女从”乾坤阴阳理论的根基。在大学开放女禁的热烈讨论中，妇女运动的方向、目的更加明确。沈雁冰深刻指出，妇女解放的目的不是社交公开，社交公开的目的也不是自由恋爱，而是为了让女子得到作为人的正常的对待，“回到合理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前，必须重建两性间的新道德，破除旧的贞操观，增进女子教育[4](pp.181～184)。破除旧传统，打破约束女性身心自由的道德规范，在“女子是人，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人”思想指导下，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两性道德观。对此胡适也有同样的见解。胡适留美期间与韦莲司的交往，真正体会到女子教育的内涵及其意义，他说：“吾自识韦莲司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对于男女交际关系，亦为之大变。女子教育，吾为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良妻贤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国有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盖女子有一种感化力，善用之可以振丧起儒，可以化民成俗，爱国者不可不知所以保存发扬之，不可不知所以因势利用之。”[5]（卷一一，p.574）
大学开放女禁，国立北京大学与南京高等师范南北遥相呼应，开风气之先。1919年甘肃的邓春兰致信蔡元培，强烈要求，“一切平等……万事平等，俱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表示愿意“以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春节过后，王兰率先从北京女师转入北京大学旁听，成为北大第一位女旁听生。不久，邓春兰、翰逊华、赵懋芸、阳寿璧、程勤弱、奚浈、查晓园等8名女子相继进入北大旁听。为此成为北京大学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陶行知1919年12月于南京高等师范提出《规定女子旁听法案》，力陈女子高等教育的重要。校长郭秉文、学监主任兼文史地部主任刘伯明、名教授陆志韦、杨杏佛等人极表赞成。次年，在学校秋季招收新生问题时，明定原则，“学生有应试资格来校应试者，苟能及格，不论男女均可录取”[6](pp.146～147)。1920年9月，招生之际，闻讯前来报名的受过中等教育的女生达一百多人，最后录取女生8名，旁听生50余名。
大学开放女禁的潮流滚滚向前。1922年全国有大学125所，而兼收女性的大学有25所，仅占总数的20%，到1931年，向女性开放的大学由20%上升到75%。大学招收女学生不仅仅是在男性一统天下的校园里多了几道亮丽的色彩，更重要的它是一种性别文化的变迁。标志着“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传统性别文化的式微，男女平等的先进性别文化的逐步建立。大学开放女禁，赋予了大学新的使命：破除封建礼防，提高女子人格，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推动妇女解放。
二、催生女性“服务”精神，凸显女性社会价值
大学引领妇女运动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从家庭走向学校，对女性来说即意味着走向了社会。透过学校这个窗口，滚滚的世界潮流、中国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开启了女性的眼界，激荡着她们饱满、蓬勃向上的社会参与热情。无论是当时女子高等学校（包括教会女子大学）还是男女同校的大学，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无不注重大学与社会的紧密联系。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教育教学的改革、校园文化的建设搭建学校与社会的桥梁。如金陵女子大学的办学目的就是培养为社会献身的人才。教育学生“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与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7](p.20)。华南女子大学从校长程吕底亚、卢爱德到第一任华人校长王世静都无不强调、张扬学校的服务理念。卢爱德认为：“女子大学的目标当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为大学教育而大学教育’；而应该是‘大学教育为中国服务’。”1919年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国女子教育论》一文中，根据实地调查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强调中国的女子教育要接近贫下阶层，要同社会生活相联系。号召“那些指导这一代女子教育、肩负实践的人们，应该通过与生活处境的不断接触做判断和调整，从而创造新女性。因此，新中国的女性要在知识、技巧和精神方面多做准备，以服务她的家庭、社会、国家和这个世界”[8](p.83)。在这一办学思想下，学校注重利用多种形式，组织各类社团，积极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关于华南女大妇女服务部的工作，陈叔圭提出：妇女服务部应该“设备各种服务活动，使每生至少能参加一种并对妇女民众至少能做一种切实的贡献；鼓励学生对于服务职业的研究；指导学生对于服务职业的选择；加强学生对服务人生的信仰，使从实地经验中认识服务的意义和价值”[9]。要求与鼓励女学生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其深层次的意义与目的在于，提升女性人生的社会价值。一名早期华南女大毕业生在晚年仍深情地说，“华南给我们非常崇高的理想和人生准则，后来不论生活在哪里，这个谆谆教导总在耳际回响”，“它帮助成就今天的我们，并通过我们给下一代”。在这里，服务不仅仅是一种办学理念，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精神，影响至深至远。“在话语和行为上，最最强调的是高等教育的特殊荣幸带来一个不可推卸的服务的口号。这种对于一个较少受到优惠的同胞的责任感就像金丝线织入这个学校的精神纺织品中”[10](p.601)。
1920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实行男女合校。在两校合并联欢的盛典上，司徒雷登校长作了精彩的演讲，指出燕京大学将来的希望，“第一就是希望本校的女生，从今天起得与男子受同等的教育；将来在社会上的服务和发展，也是和男子同等……第三是希望男女青年的道德，都趋向光明协力一方面……第四便是希望我校的学员，出校以后，都做国家社会里中坚的人物，以所得的学问，改造中国。我想这希望必不至成为幻想”[11](p.119)。这一番话成为燕大办学的重要指针，贯穿于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冰心在记述早年燕大生活的文章中，描述了燕大多彩的学校生活。她说：“她们那时最热心的是社会福利工作。通过演剧筹款为不识字的妇女开办‘注音字母’学习班。”从力所能及的身边做起，践行着校长改造中国的办学思想，对此，冰心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在我的回忆中，最惬意的也就是这一段，提起笔来，就说个没完了”[10](p.517)。
教会教育是中国近代社会形势下一种特殊的产物，对于它的评价历来存在分歧。但是，它在中国女子教育发展史所占有的开风气之先的历史地位不容低估。教会女校在一个男女有别文化观念深刻笼罩中的国家，经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创业，为中国女性推开了一扇通向社会乃至于世界的窗口。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虽以女校命之，在很多研究中，也过多渲染了她早期严厉的管理，传统文化的影响等，却忽略了她趋新、顺应时代的一面。她作为当时国家自办的唯一的一所女子高等学校，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国家与社会的使命。《北京女高师半月刊发刊词》，号召北京女高师的学生，要担当起时代的使命，社会的责任。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觉着“现在这个时代……是国家多难的时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是一切行为制度没有标准的时代，总说一句话，是黑暗的时代，是新陈不接的时代，但是我们做人的，断不可使这漫长的夜延长下去，应当想着如何使浑浊的社会澄清，如何使黑暗的社会光明”[12](p.451)。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融入五四革命洪流中，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展现了她们巾帼不让须眉的革命斗志与牺牲精神，把“服务社会、改造中国”之大学精神发挥到时代的高度。
妇女解放是把妇女从受压迫、受歧视的“非人”的社会中解放出来，恢复妇女作为人的本来面目。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女性是为男性、家庭而存在的，因此，妇女解放必然首先是从对男性的依附与家庭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学校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使她们的所思所虑超出狭小的家庭世界，意识到奉献的意义，从而彰显女性的社会价值，这是妇女解放极具深远影响的一步。
三、点燃女性爱国热情，展现女性自主风采
如果说教会女子大学崇尚服务工作，对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来说，多采取“稳健主义”。但这并不能因此而漠视或片面理解一些教会女大的爱国主义传统和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所做作的贡献。她们认同中国革命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目标，不过，照她们所说“现在我们在学校，不但从口头上高谈解放自由，（还）要从实际中磨炼自己”[13]。如金陵女大的爱国团、华南女大的爱国社。金陵女大爱国团制国歌部曾作歌词两阕，其中《满江红》一阕云：“荆棘纵横伤国事，壮怀激烈空相负。锦绣河山，几多豪杰。日色昏暗鸟哀鸣，白骨苦寒谁死节，看平原处处染猩红，英雄血！五九耻，犹未泄，五卅恨，何时灭。要外抗强权，内除国孽，胡骑遍地烟尘。情关家国兴亡切，是谁道巾帼不英雄，无高节！”[14]这段歌词凸显出金陵女大学生与国家同呼吸共患难的爱国情怀。爱国精神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华南女大教师与学生作了很好的诠释。1915年首任华人教师谢绍英说：“这一代中国受教育女性负有重大的使命，而基督教女性的责任更加重大，假如她们要证明自己既是真正的基督徒，又是真正的中国人，那么她们就应该为国家做出其他阶层都未曾做过的服务。此种服务首先要求亲力亲为地发挥她们自己纯正的影响；其次就是为中国提供大规模的女子高等教育。”[10](pp.231～232)
当然，由于教会教育浓重的宗教色彩以及办学者办学的动机、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学校爱国思想发挥的水平、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与此相比较，国办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大学有着更加积极的表现。学校以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思想为办学方向，注意汲取多方面知识，营造开放的教育氛围。程俊英在她的回忆文章中记述，学校的许多教师都是名人学者，包括各个派别的。如国故派的刘师培、黄侃；新潮派的李大钊、胡适；欧美派的吴卓生（女）、傅侗；还有留日派林励儒、张耀祥等[15](pp.124～130)。这样的一个教育教学安排对养成女学生开放、活跃的思维、广阔的知识视野、远大的理想抱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四运动中，北京女高师的学生冲破重重阻力，投身于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她们“推倒墙角”、“摘掉大门”、“断指血书”、“冲出校园”，展现出女学生英勇、坚韧、大无畏的气概。女学生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走到时代的最前沿，承载起了历史的使命。
1923年10月至1926年1月，鲁迅应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兼任讲师、教授，开设小说史课。他发表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指出：要实现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首先要用“更剧烈的战斗”取得平等的经济权，进而进行改变整个旧的“经济制度”的社会革命。1925年，他亲自参加并指导了震惊全国的“女师大风潮”；1926年5月，他参加女师大召开的“五卅纪念会”，并在会上作了演讲，对女师大风潮这场斗争的性质意义及其艰巨性有着深刻而清醒的估计。他高瞻远瞩告诫学生，要以“韧”的精神，也就是“锲而不舍”不断地“充足实力”坚持斗争，才能见效。鲁迅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不仅是学生的坚定的支持者和坚强的后盾，而且在组织上、思想上完全处于指导女师大学潮的地位。1926年8月22日，女师大毁校纪念日，鲁迅以对女师大领袖刘和珍烈士的深切怀念，以昂扬的斗志，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16](p.53)
鲁迅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洞彻中国的未来，从女师大学生身上，看到了国家社会的希望。号召人们与黑暗作斗争，为追求光明的未来而努力。女师大学生与男子并肩战斗，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谱写了动人心魄的历史新篇章；她们冲破阻力进行斗争的英勇行动，给全国女界以鼓舞，展现出女性独立自主的精神品质。
四、开拓女性智慧，显现女性潜在的创造力
对女性受教育尤其是接受与男子一样的教育，持反对意见者秉持的重要理由之一便是，女性在智力上处于劣势，不适于科学研究尤其是自然科学研究等。上个世纪历尽艰难在夹缝中学习的女大学生以骄人的成绩，证明了女性与男性一样在任何领域都能够做出突出的成就。
资料记载，最早向女性开放的南京高等师范第一届8位女生，无论是从她们的精神风貌，还是学习成绩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尊自重、勤敏好学，悟性很强，和男生同班学习，英语成绩尤强于男生的李今英全校夺魁。后来，得到社会广泛认可，争相聘请。有了她们，校园倍增生机”[17]。
在教会大学中最早实现男女同校的广州岭南大学，女学生的表现也相当突出。据资料记载，女学生各方面均可与男生匹敌。在学习成绩方面，1918-1919年男生14人总平均成绩得分77.6分，女生12人总平均成绩得分77.3分[10](p.560)。再如金陵女大最早的四届毕业生共33人，赴美深造获硕士、博士、医学博士学位者有20人。这一成绩的取得与其学校勤奋向学的校风密切相关。华南女子大学具有完善的课程体系和教学管理制度，该校教授的科目达14种，这些课程基本包括了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新教育理论、教育方法、音乐、美术、体育、家政等方面的知识。学校实行严格的学分制，学生每年必须读完规定学分才能升级，修完规定学分才能毕业，毕业生必须撰写具有一定质量的毕业论文。
师资水平与学生的学习成绩直接相关。许多女子大学把建设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广东夏嘎女医学院，学科设置完善，师资教学水平较高。全校共有教员19人，其中8人为美国医学博士，1人为美国哲学博士，5人为本校毕业，1人为培英学校毕业，1人为博济医院毕业，1人为香港西医大学校毕业，另有1人为牙科医士。华南女大和金陵女大的教师多数毕业于世界名牌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波士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早稻田大学、牛津大学等，而且，大部分女教师本人就是金陵女大和华南女大的校友。另外，两校留学归国博士、硕士占了很大比例。1936年金陵女大共有博士7位、硕士23位、本科16人。
身为浙江大学校长、而且又是自然科学家的竺可桢对女生学习能力尤其是数学等理科学习能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振华女学卅周年成立纪念大会上的演说》中，以事实为依据批驳了“男子成绩一定优于女生，和女生不适于抽象科目之说”。他说：“浙江大学1935年考试的结果，最好的成绩还是一个女校，廿三人中取了十一人。成绩比任何男子中学还好。上海有名的一个男子中学，四十七人来试，结果取了一人”；再以浙江大学在校生学习的情况来看，“数学一门是向来视为抽象的而为女子所仰之弥高的，去年毕业生算学最好而为文理学院成绩第一（的）是一个女生。现在全校数学成绩最好的也是一个女生”，他真诚欢迎振华女学的毕业生能多考浙江大学[18](pp.382～383)。
文章篇幅所限，在这里我们不能胪列更多的资料加以佐证，女性的学习成绩不逊于男性。王惠姬《妇女·科技与救国——以民初留学德国的女生(1912-1937)为例》[19]一文挖掘出许多可贵的资料，展示了虽是凤毛麟角但成绩尤其是科学研究成绩卓著的女性其学习与研究的情况。
近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生人数虽然极其有限，但她们却能以自己的勤奋和聪明才智，在一般认为是男生较多且较强的科技专业上取得巨大成就，打破了两性才智各有所偏的刻板印象，充分表明女性蕴藏着无限的创造力，“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20](p.87)，亦即人的创造。创造，它同样深植于女性的生命本体之中。创造使女性摆脱了由遗传决定的存在方式的固定性和不可选择性，使女性具有了选择的自由性。创造，使女性的精神放射出生命的光辉，这是妇女解放的真谛。
收稿日期：2007-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