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理财之道及其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道论文,渊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礼崩乐坏、群雄并起的春秋时代，齐国首先在东方崛起，成为五霸之道。齐人号令诸侯，左右天子，其原因在于兵强。兵强在于国富。齐之国富，在于擅长商业经营。其中，管仲的作用不容忽视。据说，他为桓公富国强兵制订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成效甚佳。因之，后人从这些措施发展起来的经管思想，也都托名于管仲，而被后人辑录在《管子》中。
《管子》理财之道的核心是运用国家机器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控。其调控方法分为生财、取财、聚财三种。
一
国家，作为社会管理机构来说，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控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可惜，在我国古代那种自然小农经济氛围中，这一职能一直没引起统治阶层的足够重视。只有在手工业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齐国，这一职能才得以实践，并从理论上加以探讨。
齐人对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十分重视，《管子·治国》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难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这里，《管子》将社会治乱从经济方面找原因，从人的心理方面寻找根源。国富民赡，则民有所“累”，有所顾忌，他们留恋富足的生活，故不敢犯上作乱，不敢轻易触法犯禁。反之，国贫民穷，现实生活状况使民不能满意，人心思变，故君威和国法都不放在眼里，所以就难以管辖，难以统治。
因此，《管子》反复强调经济实力对于国家统治的重要作用。《轻重丁》曰：“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枢言》曰：“百姓不养，则众散。”《七法》曰：“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
以这种认识为基础，《管子》强调发挥国家机器中“导民生财”和“劝市生利”两种调节功能。《管子·牧民》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首先要劝民不违农时，官仓私囤才能溢满。不违农时，是导民生财的关键，《管子·乘马》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地。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上古时代，研究历法、颁布历法的权力集中在统治阶层手中，所以自太昊、少昊起，便实行“授民以时”的方针。这是传统的劝民生财之法。齐国除此之外，还实施“均地以殚民力”、“审分以尽民力”的政策，刺激民人致力于生产。“均地”“审分”，即齐国的“相地而衰征”政策。按土质好坏分配土地，从而亦按土质优劣征收赋税。分田均地，可殚民力，尽地利；制订合理的赋税比例，可调动民人的积极性，使“父子兄弟不忘其功”而尽力劳作。调动民人的积极性而使土地增加产出，是《管子》经济管理思想的基础和第一要义。
齐国地处冲积平原，向擅山海盐铁之利，手工业发达，手工业劳动者众多。所以，仅仅“促地力”还不能搞活全国经济。故而《管子》还强调国家机器对于督促和引导农业、手工业两大产业间商品流通的功能。《管子·乘马》曰：“市者，货之准也……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只有使产品进入社会流通，才可以测得社会成员除生产自用部分外，可用于社会流通的剩余产品有多少，因之可以了解社会生产能力的大小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多寡。物赡可为治，物寡即乱，因之可籍此“知治乱”。所以，促使社会产品流通，在政治上可以“知治乱”，在经济上可以“知多寡”。即无论商品在流通中价格发生怎样的升落，其社会价值，换句话说即国家财富却是“多寡”不变的。亦即市场流通不能使商品本身增值。可这并不是说市场流通对社会商品生产没有促进作用，而恰恰相反，国家促进商品流通，可以使社会物质财富增加。其中的奥妙，在“为之有道”。
《管子·侈靡》曰：“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市场流通的作用在于“劝”，在于刺激社会商品量增加，市场流通刺激社会商品量增加，促使商品生产部门增加生产，因而促进了手工业生产和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生产出现良性循环，呈现繁荣局面。
但其中应切实注意，手工业生产的“起”是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为基础的。这便是《管子·侈靡》所说的“本善而末事起”。首先要有农业生产的大发展，“本善”、“本固”，才能促进手工业商品的发展。若颠倒了位置，国家离开了农业生产这一基础，而过分强调发展手工生产，便会本末倒置，使社会生产进入恶性循环。故《管子》一再称农业为“本”，称手工业、商业为“末”。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也不可忽视商品流通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管子·侈靡》曰：“不侈，本事不得立。”社会繁荣、消费水平提高，便可刺激商品流通，促使手工业生产发展。而商人、手工业工人要吃粮食，部分手工业产品需要农业生产品作原料，所以商业、手工业的大发展必然带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社会“奢侈”，即繁荣了，“本事”——农业生产就能获取更大的发展。
可以说，《管子》这种以农业为基础，以刺激消费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促进农业发展的社会生产良性循环理论，是具有时代领先性的，即便在今天也不乏借鉴意义。
二
国家机器运用自己的职能，授民以农时，制定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以促进农业生产，在此基础上促进商品流通，以发展手工业生产，反过来促进农业发展，如此往复以至无穷，使农民、手工业生产者、商人财产富余，做到了“富民”。民富而后兵强。国家应怎样取财于民，控制社会财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呢？《管子》有一套迥异于其他诸侯国甚至后代王朝也未曾效仿过的“取财”方法。
其他诸侯国增加收入的方法往往是提高税率，强征暴敛，因而搞得民愤人怨，挫伤了民人生产的积极性，妨害了社会再生产。《管子》却向统治者展示了另一种增加国库收入的途径。
在当时，农业是国家财政的支柱，农业赋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渠道。《管子·山至数》曰：“彼守国者，守谷而已。”只有掌握到粮食，才能保证战争供应，才能安定百姓之心，才能稳定社会局面。那么应怎样在不增加农业赋税比重的前题下，使国家掌握更多粮食呢？《管子·山至数》提出三条措施。
第一条措施是利用赋税从农民手中取粮。《山至数》曰：“泰秋，国谷去参之一，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邑皆籍粟入若干。谷重一也，以藏于上者。……泰春，国谷倍重，数也。泰夏，赋谷以市
，民皆受上谷以治田土。泰秋，曰：‘谷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敛谷以币’。民曰：‘无币，以谷。’则民之三有归于上矣。”这样，国家利用收取的农业实物税，初夏贷粮于民以发展生产，并按时价折款。秋天按款向农民收取实物。不用增加农业税收比重，仅用粮食季节差价便可从农民手中取到更多的粮食。
第二条措施为利用国库金从商人手中夺粮。齐国商业发达，众多的粮食商人屯积居奇，控制了部分粮食。国家如何从他们手中取到流通领域中的粮食呢？《山至数》曰：“岁丰，五谷登，五谷大轻，谷贾（价）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国币尽在下，币轻，谷重上分。”这样，“上岁之二分在下，下岁之二分在上，则二岁者四分在上”。于是，“国谷之一分在下，谷三倍重”。国家再投出存粮，换回更多的贷币。如此循环往复，国家便把市场上流动的粮食越来越多地掌握到国家手中，实现了从商人手中夺粮。
第三条措施是利用市价从大夫手中挖粮。在分封制时代，大夫是诸侯国中的“小诸侯”，他们亦利用采邑赋税来控制粮食，国家对他们明取硬征，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削弱他们对国君的忠心。应用什么措施把他们的存粮挖到国库中来呢？《山至数》曰：“粟之三分在上，谓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谷相靡而重去什三，为余以国币谷准反行，大夫无计于重。”这时，大夫为了换取其他生活用品，就不得不贱价卖粮，国家再乘机收取。另外，“君以币赋禄，什在上。”这样，国家就把大夫手中的余粮逐步控制住了。
此外，《管子》还提出掌握社会流通财富的两种方法。
其一，利用价值导向掌握社会财富。《管子·揆度》记管仲曾向桓公解释“玉币七策”之术，即调整各地产出的金银珠玉的比价，定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通过提高或降低中币黄金的币值，来制约下币刀布和上币珠玉。例如，国家欲求购阴山之马四千匹，而国家只有买一千匹马的黄金储存。那么，就令纳税人不交刀布而交纳黄金，众人皆以刀布购黄金，可使流通中的黄金涨价四倍，国家借黄金涨价，就可用原来买一千匹马的黄金买到四千匹马了。其他如《管子·山权数》言国家祭祀制度令百性用鱼祭奠来提高鱼的税收等，都是利用价值导向掌握社会财富的方法。
其二，利用价格调整掌握社会财富。《管子》所讲的调整市场价格，并非用行政命令作硬性规定，而是用调节物产量的办法使商品价格发生变动。《轻重甲》曰：秋后农事毕，国家召百姓“伐菹薪，煮泲水为盐”，“至于正月，成盐三万六千钟。”“孟春既至，农事且起”，令“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若此，则盐必坐长而十倍”。这时，国家把这批盐卖出去，便控制了社会上的一部分流动资金。而卖盐时，只收成金，又“得成金万一千余斤”。再“令使贺献，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长而百倍。”这样，国家又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财富。
利用春、秋季的粮食差价控制农民手中的粮食，利用价值导向和价格调整控制社会上的流动资金，这是《管子》所主张的取内财之道的主要方面。
三
只取内财，不聚外财，仍不足以使国富，仍难以在诸侯群雄中占据控制地位。于是《管子》又提出了对外聚财之道。
《轻重丁》记桓公问对外聚财之道，管仲出谋曰：“请以令城阴里，使其墙三重而门九袭，因使玉人刻石而为璧。尺者万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圭中四千，瑷中五百。”而后用“挟天子”之权，让周天子下令：“天下诸侯朝先王之庙、观于周室，不得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这样一来，“天下诸侯载黄金、珠玉、五谷、文采、布帛输齐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财物流而之齐。”齐国因之大富。同篇所言“菁茅谋”之聚财法亦如此，不过是借为周天子敛财而言之罢了。
就当时的“周天下”来说，社会财富总量是一定的，各诸侯国掌握的财富也保持着一种自然平衡关系。齐国从其他诸侯国敛取了财富，便打破了这种自然平衡，不但为富国强兵、从军事上恫吓其他诸侯国打下了基础，而且也为齐国控制天下经济命脉，作天下霸主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管子》还提出导人自败、从经济上控制周围诸侯国的方法。《轻重戊》载桓公欲控制鲁、梁，管仲便说：“鲁、梁之民俗为绨，公服之，令左右服之，民从而服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于鲁、梁。则是，鲁、梁释其农而作绨。”此俗已成，管仲又派人对鲁、梁商贾说：“子为我致绨千匹，赐子金三百斤。”商人逐利而走，今见不但贩绨进齐会从市场上获取丰厚利润，而且还可得到齐统治者的巨额奖金，于是争趋而为之，积极从鲁、梁收购绨，因而刺激了鲁、梁之民生产绨的积极性，而短见的鲁、梁君也“教其民为绨”。其后，管仲让人去鲁、梁，探到鲁、梁之民倾全力织绨，而“道路扬尘，十步不见”，鲁、梁商人争相购绨，向齐输绨。于是，管仲让桓公改服帛，“率民去绨”，并“闭关，毋与鲁、梁通使”。大批绨积压在鲁、梁境内，“鲁、梁之民饿馁相及，应声之正无以给上”，国贫民穷。无奈，“鲁、梁之君令其民去绨修农”。但“谷不可三月而得”。鲁、梁米价奇贵，齐国因之从经济上控制了鲁、梁。
另外，《管子·轻重戊》还记载了管仲用求柴而后闭关控制莱莒、用求鹿而后闭关控制楚国、用求器械而后闭关控制衡山国的方法和过程。这种用商品误导的办法，制造供需假象，而使邻国经济陷入困境，从而乘机聚财而控制之，是《管子》聚财之道的另一途径。
四
上述《管子》的生财、取财、聚财之道中，都贯穿着一个主导思想，即在经济管理和商品大战中，暗里用谋，背后使手段，明为人，暗为己。明为人以促对方积极性，而自己却从暗中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这种暗中用谋的经济战术，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
在战国古老的思想文化中，一直贯穿着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其一曰尚德文化，其一曰尚智文化。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统治阶层和社会精神首领们大力宣扬道德文化，以劝善从流，使臣民做驯服工具和精神奴婢，来稳定社会，永固统治。而同时，他们又往往暗中研习智谋，学习权术，以做为内部、外部争斗之用。政治上如此，经济上也从来如此。
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前人思想学术大总结的时期。《管子》中以尚智为特色、暗中用手段的理财思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前人尚智经济管理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发展而来的。
据《管子·揆度》讲，尧、舜为控制天下诸侯，曾实施过经济导向之谋，以开边众民。当时，山林茂密，百兽为害，民人稀少，不利于发展经济。黄帝曾使用过“童山竭泽”的办法，但收效甚微。于是尧、舜使用经济导向之术，“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幨”。于是，“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虎豹之皮腾贵，从而刺激了民人猎虎豹的积极性，“山林之人之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猛兽大减，四边大开，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时至夏末，我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以智谋著称的思想家——伊尹。伊尹辅佐商场，以七十里之地从夏桀手中夺取了江山，据《管子·地数》讲，其重要原因便是“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一句话，即他在经济大战中善使计谋，暗用手段。《管子·轻重甲》讲，“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展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纂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从经济入手，改变夏、商的经济势位，使夏经济逐步衰竭而商经济蒸蒸日上，哪有不能战胜夏桀的道理？军事斗争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欲想军事战争取胜，首先要建立坚实的经济基础。
周武王曾以百里取殷纣天下。据《管子·地数》讲，周武王也曾用轻重之术，以价值导向之法收取天下财富。“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举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国谷二什倍，巨桥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市缯帛，军五岁毋籍衣于民；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衡黄金百万，终身无籍于民。”因之而取得民人拥护，使殷卒倒戈而灭纣取殷。
善大谋者，取人而人不自知，故有甚乐为取，并为之效力。《管子》上述以谋生财、以谋取财、以谋聚财的诸多方法，正是在前人智谋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先秦智谋经济思想的总结，这是显而易见的。若再进一步的探索，我们还可发现，《管子》这种善用智谋、明暗两手的理财思想，还与齐国传统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紧密关联。
关于此，《管子·揆度》曾有一大段论述。其文曰：“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谓事名二？’对曰：‘天策阳也，壤策阴也，此谓事名二。’‘何谓正名五？’对曰：‘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也；其在声者，宫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咸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泽，人君以数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声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国，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势，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国之至机也，谓之国机’。”“事名二”即阴阳之道，“正名五”即五行之说。阴阳之道、五行之说被称为“国之至机”，足见它们在齐人经济管理思想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五行之说在齐人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却不仅仅在于它们可与色、声、味相比附，不仅仅在于民之于五色、五声、五味之欲可依五行原理来加以引导和调节，阴阳五行之道对于齐国经济管理思想的潜在指导作用，远远大于这些。
阴阳脱胎于天地自然现象，而后升格为阴阳二气理论，进而被引入社会行为义理，成为我国古代一切理论思想的指导。体现在《管子》中的齐国经济管理思想，始终贯穿着一根“阴阳交互为用”的主线。
《管子》的生财之道，授时、均地、审分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帮助农民发展生产，这是“阳”。而又注重以市场价格“劝”农业经济“起”，刺激增加农产品商品量，以手工业的发展刺激农业发展，这是“阴”。等等
《管子》的取财、聚财之道中，阴阳主导观念更为明显。为了取粮，在春夏折价放粮与民，秋后按时价收回贷粮，明里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暗里加倍取粮于民。为了控制社会流通财物，更使用明暗两手，制造价值导向和价格升落。其对外聚财，更不惜动用空穴来风、预设陷阱等手段，导人自败，明暗用计。所有这些，都是阴阳之道在经济管理和商品大战中的具体运用。
五行思想的精髓是在运动流变中或相生、或相克。而《管子》所论生财、取财、聚财之法都是在促进物品、商品流通中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就，农业和手工业在经济发展中存有争资金、争劳力、争市场等矛盾关系，但《管子》却主张在双方的发展流变中使两者互补互促。这种在今日看来极为平常的思想方法，在那个时代却无疑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再如取财、聚财之术，《管子》皆主张在商品流通中暗使手段，或使商品升值，或使商品贬价，从而实现控制国内财富乃至天下财富以强兵争霸的目的。
《管子》所收录的生财、取财、聚财之道，是齐国经济管理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曾为齐国的经济、富国强兵而称霸诸侯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也为后世国家经济管理提供了成功的理论借鉴。这些理论，既是在前人智谋经济学说的基础上建立的，也是在齐国传统的阴阳五行之道的指导下形成的。可以说，明暗两手、明与暗取、明导暗收的阴阳之术是《管子》经济思想的灵魂。而这些经济之术的实施，又是在五行流变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从这种意义上了可以说，五行思想是《管子》经济权术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