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仁树楼别录》看方以智的晚年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思想论文,仁树楼别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方以智(1611－1671)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其学行与气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呈现出相当清晰的面貌①。唯因方氏思想繁杂，行文晦涩，多数作品未获整理②，所以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亦复不少。
其中，方氏的晚年思想归属即是分歧较大的一个。最极端的看法认为，方以智“为僧后的著作以及语录，除了例行仪式上虚应故事外，毫无坐禅佞佛的迹象”③。与之相反的观点则是：“方以智禅学思想兼具理论与实践，在禅宗史及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④虽然多数学者相信，方氏最后选择的是一条以儒学为主、会通三教之路⑤，但也不乏“任何将药地思想划归派别的尝试终归徒然”这样的斩截之论⑥。
分歧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不管怎么说，解决争论的最有效途径，都仍然是回到文献本身。下面选取由方氏门人笔录的一篇短文《仁树楼别录》加以分析，希望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些许的助益。
《仁树楼别录》是一篇对话体短文，收录在《青原志略》卷三。全部内容加起来，仅有六千五百余字。之所以选取此文来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该文虽收在佛教的寺志中，但讨论的话题却集中在儒学。所以由这篇文字，可以了解方以智逃禅之后对待儒家的态度。
《青原志略》起初由净居寺住持笑峰大然编修，笑峰死后，书稿交到方以智手中，并得以最终成书。笑峰的原稿篇幅很短，所收内容仅“就净居柱壁存者耳”⑦。方以智在施闰章的建议下，扩大收录范围，新增了“书院”、“杂记”等卷，所以不少内容已经超出了佛教的范围。
书中特辟“书院”一卷，主要与江右王门讲学此山有关。青原山是唐代高僧行思驻锡之所，所以净居寺一直被看作禅门祖庭之一。明朝中叶，王学兴起，该寺又成了阳明弟子邹守益、罗洪先等春秋会讲的场所。从史志的角度讲，增列“书院”卷自是理所当然之事。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它也的确为身处佛门中的方以智，提供了一个重新检讨儒学话题的机会。
“书院”全卷共收文四篇，第一篇《传心堂约述》(郭林)摘录了与青原山有关的数十位儒者(主要是王门后学)的言论。末两篇分别叫《青原藏书议》(宋之鼎)、《青原山传心堂翼楼乞书公启》(方中履)，讨论的都是关于藏书的问题，题目前面已经标示了它们的附录性质。真正构成全卷中心，并能彰显方以智本人思想的，其实就是《仁树楼别录》一文，这是该文值得认真对待的主要原因。
第二，《别录》的编者是方以智亲炙的弟子，参与对话的人既有方以智自己，又有他最为器重的朋友，这足以保证记录的可靠与准确。
关于此文的编者和参与者，《别录》题下有一段小字附注：“郭林、方兆兖因左藏一寓此，以朝夕所闻宓山老人者，汇其要而录之。”郭林和方兆兖都是方以智的弟子，左藏一本名左锐，字右錞，是方以智的同乡兼好友，“宓山老人”则是弟子们对方以智的尊称。从附注可知，郭、方二人乃《别录》的实际执笔者，他们从事笔录的机缘在于，左藏一来到了青原山作客，并与方以智进行了持续的交流，文中所记载的，正是两人对谈的要点。
方兆兖的情况，文献记载不多。但郭林、左藏一与方以智的关系，皆非寻常可比。《青原志略》卷五收有《随寓说》，乃方以智专为郭林所作，其中有言曰：
随寓者，郭入冋之行鄣也。入冋年四十矣，不婚不宦，如刘讦、邢量，抗行不苟，而好读书。自汋林从愚者游，至青原，居紫海堂。携一奚童，灌园炊爨，此外闭门不轻过人。……施先生既修传心堂，翼以仁树、见山，留此守之。……居青原馆且五春秋矣。初读书，见古今人聚讼不快，读《通雅》而大快。已读先人《周易时论》所衍象数约几，孜孜学之，时有所触发。已读《鼎薪》，半解半不解。已读《炮庄》，则不可解矣。……揭子宣刻我中年之《物理小识》，入冋大好之，因与子宣穷天学，究物理。自中年授徒，方以智所收弟子可分教内教外两类。教内者如兴种、兴斧、嗒然等等，教外者则有戴移孝、揭子宣、吴山舫、胡映日诸人。郭林显然属于教外弟子中的一员。与通常的俗家弟子不同，方以智的这些教外门生多数不是为学佛而来，他们观天象、察物理、明医术、究乐律，对格物之学的关注远远大于生死解脱问题。这一点从郭林好读《通雅》《物理小识》但却不解《炮庄》《鼎薪》即可看出。可惜的是，狷介之性使郭林并没有留下自己的作品⑧。
与郭林相比，左藏一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此人不但名号繁多，而且与方家渊源颇深。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方氏作品如《周易时论合编》、《药地炮庄》、《物理小识》之中。《青原志略》卷五收有他的一篇短文，开头部分这样写道：
或问中五之说于宋山子，宋山子曰：难言也。錞少见王虚舟先生衍河洛，犹以为一端也。中年降罔，乃始究心性命。极物而知其则，不定中定，《易》其至矣乎。世出世法，近愈离跂。吾乡方野同廷尉公，与吴观我太史公，辨析二十年，而中丞公潜夫先生会之于《易》。合山栾庐，得从药地大师盘桓，始知圣人之神明如是，我之神明亦如是，而乃自负耶。据此文可知，左藏一还有一个别号叫宋山子。他早年曾经问学于易学家王宣，而王宣正是方以智年轻时的老师。当方以智庐墓合山、为父守丧之时，两人开始正式交往。方以智本人对左藏一的学养和气节似乎同样不能忘怀，下面这句话就是他从青原山发出的盛情邀约：“青原荆沥杏仁，正慰妙叶。穷崖多骨立之士，我翁何不来此共盘桓耶？”⑨
最后，《别录》完成的时间在方以智入主青原之后，最足以作为其晚年思想的实录。
方以智著作很多，但要么属于中年以前的作品如《东西均》、《易余》、《通雅》、《物理小识》⑩，要么从中年时期就已经开始编写如《药地炮庄》(11)。由于不断地进行增删，要判断书中哪些内容在先，哪些内容在后，非常困难。
《别录》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一则它的篇幅很短，内容相对集中，二则时间也可大致推定。
据前引方以智《随寓说》，“仁树楼”乃“传心堂”的翼楼，捐建者为方以智好友施闰章。方以智正式入主青原在康熙三年(1664)的十一月(12)，与他一起上山的还有弟子郭林。郭林最初的住所既然叫“紫海堂”，说明此时仁树楼一定尚未完工。所以，由郭林所录的《仁树楼别录》，成文时间决不会早于康熙三年的年末。
并非巧合的是，左藏一也于同年的冬天来到了青原山。方以智从叔方文《嵞山续集》卷一有诗《喜左又錞见访有赠》：“君去青原山，言访炮庄老。淹留历冬春，禅学共探讨。当机忽开悟，胸中竟渊灏。便应裂儒冠，相从苾刍好。何为复还家，尘缘惹烦恼。……君今婚嫁毕，室又无綦缟。青原有同心，自合归三宝。性命事非轻，口腹何足道。”方文此诗作于康熙四年(1665)，左藏一既然能够在青原山“淹留历冬春”，那么他一定是在康熙三年的冬天入山，住到第二年的春天才离开。除非左藏一此后还有另外一次青原之行，否则与他和郭林都有关系的《仁树楼别录》就只能完成于康熙四年年初的数月间。此时距离方以智辞世，还剩下不到六年的时间。
和方以智本人的后期作品相比，《仁树楼别录》给人的突出印象是没有明显的禅味。这可能与对话的参与者有关，比如郭林、左藏一，皆非好禅之人。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所谈论的话题集中在儒学。
方以智在《东西均》中曾引述其曾祖方学渐的一段话，说明三教言说方式的不同：“孔子尽性知命而罕言，言学以正告者也。老尊命以殉性，反言者也。佛尊性而夺命，纵横倍仵者也。”(13)所谓正告，就是用正面的、明晰的、让人容易理解的语言陈述自己的主张。反言和纵横倍仵者就不同了，它们可以借助于机锋、拈提、冷语和棒喝。反言和纵横倍仵不是没有作用，它可以救俗儒之拘，但儒者若“慕禅宗之玄，务偏上以竞高”，就会带来“六经委草”的恶果(14)。方以智既有此自觉，在涉及儒学问题时，他显然不愿自蹈覆辙。
《别录》的正文，可以明显地区分为前后两部分：前面篇幅较短的，是全文之引言。后面一部分按照讨论的问题，分成十三个相对独立的段落。方以智本人的观点，主要就集中在这个部分。
下面这段话，便是第一部分的开场白：
左子曰：皖桐方君静廷尉公(大镇，万历己丑进士，魏踏时罢，号野同)，与吴观我太史辨析二十年，而王虚舟先生合之(金溪王宣化卿)。潜夫中丞公(孔炤，丙辰进士，以连理之祥号仁植。在职方，忤魏忠贤。抚楚剿贼，忤枢辅)，晚径《周易时论》，发挥备矣(15)。
熟悉方以智作品的人都知道，这是一段被人重复了无数次的话。从序言到凡例，从师长到旧友，从门生到子嗣，凡提起方以智者，很少有不联系到他的家学(祖方大镇、外祖吴观我、父方孔炤)和师承(师王宣)的。
这种持续的重复，一方面当然是要提醒我们，方氏家学对于方以智来说，决非可有可无，离开方家的世传易学、吴观我的三一论、王虚舟的河洛说，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方以智的思想。但另一方面，它似乎也隐藏着另一层含义，即形迹上的遁入空门，并没有影响到方以智通过别样的方式恪尽孝道(16)。方以智自己说过的一段话，就是最好的明证：“吾将聚千圣之薪，烧三世之鼎，炮之以阳符，咒之以神药，裁成之以公因反因，范围之以贞一用二，时当午运，秩序大集，使天下万世晓然于环中之旨、三一之宗，谓方氏之学，集儒、昙、道教之成，克尽子职，所以报也。”(17)“克尽子职”这样的话，出自青原山净居寺住持之口，多少还是有点让人意外的。
为了说明方氏家学的贡献，引言中摘录了不少方大镇、吴观我和方孔炤的言论。由于三人的著作都残缺不全，所引言论的归属并不总是十分明白。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言论或多或少都与后面所要讨论的问题有关。把三个人的说法综合考虑，可以看出核心的内容在以下两点：
第一，“好学”是“觉悟”的前提：“学而不厌，所以享其不学之能也。若倚不虑不学，早已失矣。又况黠智不学而能，正智便用不出，复令高榜呵学，能无惧乎？”“仁智好学，偏见乃忘，学固所以游息而养之也。”
第二，易象蕴涵着普遍的秩序，是圣人效法的对象：“《易》以象数端几徵性中天命之秩序，非文词理语、情识机锋之所能增减造作也。率其秩序，因物还物，生死还生死，我不动心，总一大物理而已。”“圣人极深而体寂感之蕴，因物而悟生成之符，观器而悟裁成之法，极数而尽天下之变，视曜纬山川以为官肢经络，就呼吸寤寐而定元会死生……尧舜知历数而授允中，孔子举扐闰而明大衍。兴礼乐，制数度，成变化，行鬼神，橐龠在此。”
崇尚实学本是方氏家学的老传统(18)，表彰易数则与方孔炤、黄道周狱中切磋有关(19)。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几乎成了方以智回答任何问题都要诉诸的前提。
作为全文的中心，《别录》十三段对话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如何衡定宋明儒内部之争？陆象山、张子韶是否学禅扫文字？经世的圣人如何了生死？身心锻炼是否有效？受命之说如何验证？有无纷争如何统一？世出世各为一门，何以互相牵引？儒释道三教异同如何？孔子言知命、知礼、知言，孟子何以但讲知言？易学之地位如何？怎样处理博约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成了交谈的内容。
由于文本的性质本只是随意交流的实录，所以这些问题看上去显得杂乱无章，近似的内容并没有合并一起，少数地方还有些重复的迹象。但不容否认的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触及到了那个时代儒学的命脉。经过刀光剑影的洗礼之后，儒学的正途何在早已成了那一代人苦苦思索的问题。追问儒家内部之争如何衡定，追问博约关系，追问三教异同，显然都离不开这个大的背景。
方以智的回答，有一些与他人并无大的差别，譬如当他说“圣人之经，即圣人之道”时，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有些则源于他个人的思考。但最难得的是，无论与别人是异是同，他总能保持思想或观点的一贯性，并回归到他家学的传统之中。
下面是对几个比较重要问题的问答，值得我们特别地征引在这里：
(1)问：“朱陆诤，而阳明之后又诤，何以定之？”曰：“且衍圣人之教而深造焉。圣教小学大学、小成大成，总以文行始终之，《内则》、《学记》详矣。息焉游焉，言乎文行之相须兼到也。朱子曰：‘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矣。’《周礼》三物六艺，乃六德六行之日用器具也。博文约礼，成德达才，而化雨一贯矣。”
朱陆之争是宋学的大问题。无论是各执一端，还是曲为调停，后世儒者很少能够自居于这场争论之外。阳明后学亦然，同属浙中的龙溪、绪山已经不同，更不要说还有什么江右王门、泰州学派等等。儒家内部如此多的分门别户，究竟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判定是非？
对于这个问题，方以智的回答是，必须回归孔子“文行忠信”的教导。《礼记》中《内则》篇对洒扫应对、言谈举止的规定，《学记》篇对论学取友、知类通达的分辨，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力行”和“学文”必需“相须兼到”、缺一不可。
在这个前提下，才可以说“学文”是“力行”的前提，“三物六艺”是“六德”“六行”的基础。这大概也是朱子那句话“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而所行或出于私意矣”的意思。
(2)问：“陆象山、张子韶学禅扫文字，然乎？”曰：“陆象山亦指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病。张子韶曰：‘久不以古今灌溉胸次，试引镜自照，面目必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二先生甚言书之不可束也。世议以为落空，非矣。天竺小学诵《悉昙章》，长通五明：曰声明，即声律文字也；曰医明；曰巧明，即养身、历天、务民、宜物、制器之类也；曰谓因明，即治教辨当诸义所出也；曰内明，是身心性命之理也。……《法华经》曰：‘治世语言，资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悖。’《华严》五地菩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于世间辞赋该练，历律伎艺，莫不通晓，故能涉世利生。……谁谓佛入中国而不能通此方之书乎？达磨对彼时经论支蔓、福祷功德之病而药救之，指出心体，尊正法眼也。孰是由专而通者，遂举一而废百哉？程子呵谢上蔡玩物丧志，是程子亦扫文字矣。上蔡后见程子读书精细而讶之，犹不悟耶？盖谓读书者，贵求实际也。半静坐半读书，朱子法也。
自朱子判象山为禅后，持此说者可谓比比皆是。张子韶因与大慧宗杲的关系，更被视为以禅滥儒的典型。不过，方以智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不但引用陆、张二人反对“束书不观”的言论，证明世俗说法的错误；而且特别指出，佛教内部同样有着重读书博学的传统，《法华》之“治世语言”、《华严》的“五地菩萨”都是明显的例子。达磨面壁，实际上是为了救正佛学内部“经论支蔓”、“福祷功德”之弊。正如程子之呵斥上蔡“玩物丧志”，实际上针对的是上蔡的“死记硬背”。禅学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舍弃义学，程子本人读书精细的程度也并不亚于上蔡。问题的关键在于，阅读经典必须“贵求实际”，确实有益于自己的身心性命才行。
(3)曰：“世出世分门，何相牵引？”曰：“同此宇宙日月，同此身心性命，称谓有方语，正宜通而互征之。……自阳明以来，诸大儒皆穷究而互征也。三间之喻，以堂、奥、楼分合之，更明矣。鄙愿茅塞，浮才苟偷，忽有杨宗黄帝、墨宗禹，犹芝草也。徐斡不忧异术而疾恶内关，何待阳明激发乎？圆机之士，分合皆可。乘愿补救，正须互穷。宇宙内事，皆吾分内事。参过甚深之宗，乃知层层利害，不为人惑，而时用为药耳。
这段话讨论的是三教关系。作为会通论的支持者，方以智的回答与其他人的说法并无实质的区别。所谓“同此宇宙日月，同此身心性命”，都是从人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入手。因此，儒佛之异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语言学(方语)的问题。借助“通而互征”，不同的学说和系统甚至可以起到互相补救(芝草)的作用。
文中提到的“三间之喻”，是指王阳明下面这段话：“说兼取便不是。圣人尽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20)阳明的本义也许是要强调，儒家性命之学无所不包，不必外求于佛老，妄分三教反而会让自家的门厅狭窄，但这段话看上去更象是主张三教一家，完养此身之仙、不染世累之佛，皆不悖于圣贤之道。阳明后学纷纷走向儒佛不分、亦儒亦释，恐怕与这种说法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方以智对阳明三间说并不满意，他自己提出了新的堂、奥、楼三分法。此说的原始出处不详，但大意保存在少子中履的一段引述之中：“《浮山闻语》曰：新建三间之喻未也。明堂必南，而为天地理其家事者也。北奥者，守黑者也。骑危者，虚空座也。尊主者曰：屋以栋为主乎！辨实主者曰：屋以基为主乎！两扫者曰：栋与基皆非也，屋以虚空为主者也。……理者曰：人适时乎筑基构栋之屋，藏坐卧焉。……时乎屋而屋处……时乎晦息则奥，时乎诵读则牖，时乎治事享客则堂……时其时，位其位，物其物，事其事，是虚空之中节也，是不落有无之屋理也。……虚空之屋主，适统御于明堂，是明堂之政，乃主中主也。”(21)
文中的“明堂”代指儒家，“北奥”代指道家，“骑危”代指佛教，“理者”则指方以智本人。儒家以栋梁为屋之主，道家以地基为屋之主，佛教以室中虚空为屋之主，三家互不相让，纷争无已。但在方以智看来，各家皆有其时用，正不必以此非彼。风雨之时处屋，晦息之时居奥，治事待客选择明堂，各有其不得不然之理。因此不执一端，应时而动，才真正合乎“不落有无”的“屋理”。
和阳明三间说相比，方氏此说的侧重点显然已经不同。阳明的重心在于说明“二氏之用，皆我之用”，方以智强调的则是三教各有其用。阳明突显的是儒家之大、二氏之小，方以智表达的却仍然是他一贯的“乘愿补救，正须互穷”的大道理。
不过，也不能因此就简单地把方以智视作三教平等论者。引文末尾那句“明堂之政，乃主中主也”，早已曲折地披露了他的心迹。只是，与那些恪守道统的儒者不同，他更愿意相信佛、道皆有其并行不悖的价值而已。
(4)深几而言，为物不二而代明错行，尚不信欤？夫不得不两，不得不参，皆大一之所布濩也。愚故统征之以《易》，而藏天下于学。因果费隐，即二是一。才三备万，谁不具乎？然不发愿，不好学，终不能知，而又不能藏诸用也。骤而告之，能免孙休之诧惊哉？然午会全彰，雷雨出云，因缘时节，知罪任之。烧四炷香，一求有余者养贤，一求学者虚受，一求方正人穷知其故，一求畸颖人藏悟于学。
如果说“堂奥楼三间说”只是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那么上面这段话无疑算得上是一种公开的自白。“愚故统征之以《易》，而藏天下于学”，出自堂堂的净居寺住持之口，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开头数句即所谓易道之核心，方氏家学更喜欢用“公因反因说”来表达它。所谓“为物不二”，太极(太一)之本体也，是为公因。所谓“代明错行”，阴阳之变化也，是为反因。阴阳变化中不得不然秩序，皆为太极本体的表现，是为公因藏于反因之中。了解阴阳变化的秩序必须诉诸于“学”，但几微难测之理必须借助于“悟”。由“学”而“悟”的过程，即所谓由“质测”而“通几”。否则，必然堕于空虚无实之途。
(5)曰：“必言象数，何也？”曰：“《易》以象数为端几而作者也。虚理尚可冒曼言之，象数则一毫不精，立见舛谬。盖出天然秩序，而有损益乘除之妙，非人力可以强饰也。本寂而中节，确不可欺者也。”曰：“多言历、律、医、占，何也？”曰：“征几也。不以实征，则何以知天地四时之筋节，人身运气经脉之代错乎？上古无书，即以天地身物为现成律袭之秘本，而神明在其中。……夫生千圣之后，不能收千圣之慧；受天地之中，不能明天地之符，成变化，行鬼神，制作礼乐，反似诞妄。果可以苟免之，凡夫讪圣人多事矣。周、孔之徒不知律袭三才，所谓百官宗庙专恃虚言杜撰乎？除却鬼窟，火不离薪。实学虚悟，志士兼中。故曰河洛中五之纲，乃羲农尧舜禹文周孔征信秩序之天符也。
这段对话同样讨论的是易学问题。方氏家学上承邵、蔡，属于易学中的象数一系，所以双方谈论的话题自然也就围绕着象数历律医占而展开。方以智的说法，如“象数则一毫不精，立见舛谬。盖出天然秩序，而有损益乘除之妙，非人力可以强饰”，如“不以实征，则何以知天地四时之筋节，人身运气经脉之代错”，与上段话的意思大体一致，只不过换了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比较有针对性的是后面数句：作为周孔之徒，不知“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怎能知道自己的“百官之富”、“宗庙之美”？难道专靠虚言杜撰就可以了吗？这种反问，与黄道周的名言“如此，学问止于《中庸》，行事尽于《论语》，《诗》《书》《礼》《乐》《春秋》何故作乎”(22)，意义正同。它们针对的，其实都是晚明以来的空疏学风。
末尾“实学虚悟，志士兼中”，就是上文“藏悟于学”的另外一个说法。“河洛中五之纲，乃羲逐尧舜禹文周孔征信秩序之天符也”，则再一次强调了《河图》《洛书》在儒家学统中的重要性。
以上大概就是《仁树楼别录》的主要内容。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仅凭该篇短文并不足以彰显方以智晚年思想的复杂性。方以智生活中的另外一个面相完全没有触及，他登堂说法所留下来的文字要超过《别录》很多倍。不过，从《别录》的有限材料，我们仍然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方以智对知识的关注并没有因为逃禅而丢弃，钱澄之的说法需要更正。
在《通雅序》中，钱澄之这样写道：“今道人既出世矣，然犹不肯废书。独其所著书多禅语，而会通以庄易之旨，学者骤读之多不可解。若所谓《通雅》，已故纸视之矣。”(23)这与《别录》下面的话显然互相冲突：“故拈提与考究，原自两路。制欲消心之言，与备物制用之学，亦是两端，偏费则皆病矣。”(24)
第二，青原山住持的身份仍然没能使方以智忘掉儒者的关怀。荒江野岭，三五僧俗，谈的是朱陆之争、孔孟之别、格物之则、与民正语，本身就是值得回味的事儿。施闰章不愧为方以智的知己：“药公非僧也，卒以僧老。其于儒言儒行，无须臾忘也。”(25)方中通替父亲法语所作的后跋，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本传尧舜禹汤文周之道，转而集诸佛祖师之大成，而尧舜禹汤文周之道寓其中，时也，非人也。教以时起，道以时行，何莫非异类中行乎？何莫非因法救法乎？”(26)
第三，三教会通不意味着学无宗主，“统征于易”即为方以智的自觉选择。晚明以来盛倡三教合一者极多，其中有和尚，有道士，当然也有儒生。但通常情况是，论者皆以自家学说为纲宗，进而再统摄另外两家之学，鲜少等视三家，不分彼此者。方以智也不例外，只不过身份的特殊使他难以表白而已，《别录》下面这句含“苦”带“笑”的话就是明证：“闲人笑曰：别路三不收，牛马听呼耳。且以象数医药为市帘，山水墨池逃硎坑。冷眼旁观，有时一点缘不得已之苦心，固不望人知也。”(27)
第四，二十年的僧人生活也并不能全看作“虚应故事”。最初的逃禅当然实非得已，但深入禅学之后，方以智发现佛教内部也有很多复杂的论争。他相信三教各有其用，所以在表彰象数易学、批评俗儒不学之余，也曾经花费大量精力修寺建阁，并抨击狂禅之无实。做一位普通的僧人当然可以“虚应”，但在禅门祖庭担任住持，无论如何都不能看作是纯粹的应付之举。中通跋语中那句“转而集诸佛祖师之大成”，就是颇值得我们细加玩味之语。
注释：
①较早的代表性作品有侯外庐《方以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1957)、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1972)、张永堂《方以智的生平与思想》(1977)、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1987)等，晚近如庞朴《东西均注释》(2001)、谢明扬《明遗民的庄子定位论题》(2000)，就相关专题皆有精彩的论述。
②方以智著作甚多，整理出版的仅有《通雅》、《东西均》、《药地炮庄》等数种而已。
③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133页。
④邓克铭：《方以智的禅学思想》，《冬炼三时传旧火——港台学人论方以智》，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343页。
⑤譬如，蒋国保就认为：“就哲学思想而论，方以智是以易学为核心，改铸老庄、援引佛道，从而构成了一个以儒学为中心的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哲学体系。”(《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3页。)
⑥廖肇亨：《药地愚者禅学思想蠡测》，《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33期，第176页。
⑦方以智：《青原志略发凡》，《中国佛寺史志彚刊》第三辑，台湾丹青图书公司，1985年，第45页。
⑧方中通《陪诗》卷三“同郭入冋、吴舫翁喷雪轩侍坐”称：“郭善听受，每日退书老父所语，一字不遗，已成帙矣。”所成之帙，疑即《传心堂约述》及《仁树楼别录》二篇。
⑨方以智：《与藏一》，《青原志略》卷八，《中国佛寺史志彚刊》第三辑，台湾丹青图书公司，1985年，第421页。
⑩《东西均》、《易余》均作于顺治九年(1652)前后，方以智刚过40岁。《通雅》写作时间更早，崇祯末年已有初稿，方以智当时才30余岁。《物理小识》原附在《通雅》之后，方以智亦自称为“中年”之书。
(11)《药地炮庄》始作于闭关南京之时(43岁左右)，此后或作或停，直到康熙三年(1664)才由萧伯升捐资雕版。
(12)任道斌：《方以智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31页。
(13)庞朴：《东西均注释》，中华书局，2001年，第144页。
(14)庞朴：《东西均注释》，第177页。
(15)《青原志略》卷三，《中国佛寺史志彚刊》第三辑，第163页。
(16)方氏世代恪守孝道，庐墓几成惯例：方大镇衰年庐墓，过哀而卒。其子方孔炤继之，亦庐墓尽孝。孔炤卒，方以智破关奔丧，庐墓合明山三年，以和尚身行儒仪，远近轰动。
(17)此段话由密之座师余飏转述，见氏著《芦中全集》卷五《方氏报亲庵纪》。
(18)密之曾祖方学渐与东林高、顾多有往还，对王门现成良知说，驳之不遗余力。其讲学之所，名字就叫“崇实堂”。
(19)《周易时论合编》卷首有黄道周“方仁植先生每觅易象诗”，对两人的交往有过较详的追述。
(20)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22页。
(21)方中履：《周易时论合编跋》，《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第9页。
(22)方孔炤《周易时论合编凡例》：“何羲兆问漳浦先生曰：‘圣贤言理耳。如落象数，则算手畴人矣。’先生曰：‘如此，圣贤事天，当废日星。落日星，亦台官稗史矣。’木上云：‘象数则不同。何思何虑，无不同者。’先生曰：‘如此，学问止于《中庸》，行事尽于《论语》，《诗》《书》《礼》《乐》《春秋》何故作乎？’”
(23)钱澄之：《通雅序》，《田间文集》，黄山书社，1998年，第228页。
(24)《青原志略》卷三，《中国佛寺史志彚刊》第三辑，第179页。
(25)施愚山：《吴舫翁集序》，《学余堂集》卷五。
(26)方中通：《青原愚者智禅师语录跋》，《明嘉兴大藏经》第34册，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87年，第837页。
(27)《青原志略》卷三，《中国佛寺史志彚刊》第三辑，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