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源流及其意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淮南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淮南子论文,源流论文,角度看论文,思想史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5)06-0011-05
一、上承《吕氏春秋》：确立百科全书般的大型编撰形式
史载，刘安“为人好读书鼓琴”，[1]（《淮南衡山列传》）又求贤若渴，“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2]（《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3]于是，他的封地江、淮之间，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人才聚集中心与学术中心。刘安的著书之举，除了其个人的学术趣向外，无疑更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淮南子·要略》在表明写作目的时称：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
而在《吕氏春秋》的《序意》中，即已有了“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提法。二者的写作意图都是要建立一个能够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为当时国家提供完整的治国方案与理论根据。据牟钟鉴先生考证，《淮南子·时则训》是将散列于《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纪首归拢在一起，加以补缀而成；十二纪纪首中，以五方配五帝、五神、五音等内容，也被移于《天文训》中，只不过“神”改为“佐”；《天文训》中关于节气与吕律的对应关系，采自《吕氏春秋·音律》，关于星宿分野的内容取自《吕氏春秋·有始览》；《地形训》中关于大地以及九州、九山、九塞、九薮、八风、六水等地理学概念，也都源于《吕氏春秋·有始览》；《道应训》引《吕氏春秋》达22处之多；《说山训》中有“粹白之裘”、“睹瓶冰而知寒”等七、八处譬喻皆可见于《吕氏春秋》；许多历史传说、故事、史料，也取自《吕氏春秋》。[4](P169)此外，《淮南子》的编撰体例也显然参照了《吕氏春秋》，二者都是结构统一、篇目规整，写作手法也都是体用兼顾、理事相诠。
但《淮南子》对《吕氏春秋》又决非简单地抄袭，而是作出了很大的改进与发展。相比较而言，《吕氏春秋》的结构较为粗糙松散，《淮南子》则较为精致紧凑。《吕氏春秋》八览、六论、十二纪共160余篇，论述多有交叉、重叠，《淮南子》则简化为21篇，论题更加集中、严密。同时，《淮南子》还积极吸收了秦汉之际以及汉初以来天文、医学等方面的最新学说与治国理民过程中的新经验，理论构建显得更加充分。如《时则训》中以兵、畜、树、官等项与五行相配，为十二纪所无，又将整个季夏配中央土，只以孟夏、仲夏配南方火，提高了中央土的地位，显得比十二纪更为合理；又如《兵略训》实际是在借鉴《吕氏春秋》论兵思想的基础上，又引申，发挥了《孙子兵法》的若干观点，再加上秦汉之际的战争经验而写成的。[4](169-171)
然而，《淮南子》书中却无一字提及《吕氏春秋》及其主编者吕不韦。这显然并非由于学术原因，而是政治考量的结果。刘安距吕不韦的年代不远，自然十分清楚吕不韦及其书的遭遇，加上刘安本来就有父王受诛、自身被疑的特殊处境，因此避免提及吕不韦与其书，免受猜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吕氏春秋》中“以学术干政”的精神，却依然在《淮南子》中得到了彰显。刘安显然不满足于陆贾、贾谊等人一事一议的政论方式，而希望用更为系统、全面的一整套治国理论来影响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天子。
二、汇众家之长：汉初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淮南子》自觉地“博采各家”，其书直接标明引用的有《诗》、《周书》、《老子》、黄帝、孔子、《易》、《韩子》、《曾子》、《神农之法》、《慎子》、《管子》、《春秋》、《国语》、《书》、《公孙龙子》等16种，其中引用最多者为《老子》，81章被引用了42章，共60处。《淮南子》间接引用的前人论述则更多，据杨树达《〈淮南子〉证闻》粗略统计就有《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吕氏春秋》、《论语》、《孟子》、《荀子》、《商君书》、《尚书》、《诗经》、《左传》、《公羊传》、《子思子》、《公孙龙子》、《尸子》、《礼记》、《楚辞》、《韩诗外传》、《邓析子》、《晏氏春秋》、《管子》、《墨子》、《战国策》、《新语》及邹衍大九州说等26种。[5](P114-115)
旁征博引带来的问题是：《淮南子》往往由此显得十分累赘繁冗，令读者望而生畏。《要略》对此的解释是：
惧为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说。
夫道论至深，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辞虽坛卷连漫，绞纷远缓，所以洮汰涤荡至意，使之无凝竭底滞，卷握而不散也。
不论其初衷如何，《淮南子》“多为之辞”、“博为之说”、“引譬援类”的论说风格，在客观上为学术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学术资源。众所周知，经历了秦火、楚汉相争、七国之乱的磨难，不仅先秦时期的学术风气不再，学术积累也已经受到巨大损失，学术资源急需得到保护、拯救。刘安所组织的门客在写作过程中，所参照、征引的文献，有许多正面临着散失、佚亡。换言之，刘安等人对这些文献加以参照、征引，也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对其加以记录、保存，从而为后人提供了检索、辨正文献的珍贵线索与证据。如徐复观便根据《淮南子·要略》“考验乎老庄之要”，断定其为“老”、“庄”并称之始，指出了前人“老庄并称，起于魏晋”之说的错误。[5](P114)
因此，《淮南子》常常被视作有待发掘的学术资源宝库，以及厘清学术源流的重要标准及根据。明际郭子章《淮南子题序》中这样评价道：“自有子部以来，未有若是书有理而且备者。岂史称淮南好读书，无声色犬马嗜欲他好，专精于是书故与？”清代词人谭献也在《复堂类稿》中说：“《淮南子》为九流之铃钥。欲求百家之学者，当以此为权与。”
然而，《淮南子》的写作目的是要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略。刘安在组织编写之前，就已具备了融汇各家学说之长的自觉。《淮南子》并不是简单直接地沿袭、照搬诸子各家的学说，而是有取有弃、有赞有弹。刘安显然是在着眼全局，充分理解、消化了各家思想之后，才将其加以调和、糅合，纳入其理论框架的。高诱《淮南子·叙目》说：“其旨近《老子》”，大致是受了当时一般思想趋向的影响，后人也一般将《淮南子》归为道家，视其为“黄老道家”阵营中一员。然其书尤重《老子》，而较为轻忽黄帝的事迹、言论，从而与当时流行的黄老道家又有所区别。[5](P113-114)但就思想史而言，《淮南子》的学派归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在汉初的社会转型、学术转型过程中所取的态度与所做的贡献。在这一意义上，《淮南子》对先秦以来诸子各家学说的所作的汇集、糅合，其成就远远超出了汉代的其他著作。
三、探求“治道”：强化汉初学术经世致用的倾向
汉初学术，尚致用务实。因为当时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实在复杂繁多，纯粹的理论兴趣很难大行其是。《淮南子》兼综各家，其真正目的也在于务实致用，确立理想的治国方案。汉初的中央朝廷，先是要收拾战争残局，使剧减的人口回升，恢复百姓经济；接着又要应对此起彼伏的诸侯王族的权力威胁；同时还要防止匈奴异邦的侵扰。当时的政治危机实可谓严重。因此，高、惠、文、景几任皇帝，日子过得都不安逸。这样，汉初的学者们所思考的，就常常是切近的现实问题。陆贾设法改变刘邦对儒学的态度便是一例。《史记·陆贾列传》载：“（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遭到辱骂之后，并不气馁，仍以“顺守”、“逆取”之论说服刘邦，并成书《新语》。班固后来把“陆贾造《新语》”与“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相提并论，视为汉初最为重大的举措之一。经过陆贾的努力，原先鄙视儒生的刘邦甚至还特以太牢之礼祭孔。[6]
汉初的几十年，政治与学术其实是分不开的。先有儒生帮助刘氏王朝定下典章制度；同时又有黄老道家倡导“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恢复经济；到了文、景年间，竟形成了“文景之治”这样看起来一派大好的局面。但皇帝的麻烦仍是很多，令他最为头痛的事情是“诸侯僭拟，地过古制”。如悼惠王刘肥占据齐七十城，元王刘交占据楚四十城，吴王刘濞占据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2]（《荆燕吴传》）这些势力强大的诸侯王自恃国大势强，常常不遵王法，目五天子，甚至图谋叛乱。于是，皇帝与诸侯之间相互顾忌，勾心斗角，矛盾日益严重、激化。贾谊称当时的情况如“抱大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所以他主张“定制”，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2]（《贾谊传》）
除了儒家，黄老道家也是汉初一支极为重要的学术力量。黄老道家为汉初的经济、政治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从一开始便具有官学的性质，表现出作为统治术的政治色彩。[7]但是坚持以黄老道学治国并非易事，同样阻力重重。《史记》称“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指景帝）及太子（指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书，尊其术。”既言“不得不”，可以想象，并非人人情愿采用黄老的清静无为的治国之方，而多少带有被迫的成分。儒、道的互融与竞争，是汉初学术界发展的一条主线。但这时的竞争，并不是先秦百家争鸣式的学理化的辩论，而表现在各自的主张能否被当政者选择、采纳。这样的学术，一定是务实、致用的。因为选择学术的人所关心的是政治，关心的是面临的现实问题能否顺利解决。至于理论本身是否深刻、精彩，则未必予以理会。
在这样的情形下，政治需要学术提供理论依据或指导，学术也需要政治提供支持与庇护。而学术是不掌握实际的权力的，所以必须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原有的路向，顺从握有实际权力的政治的要求。换言之，学术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向当政者给出“有用”的东西。与此相应，汉代诏举贤良方正、茂材孝廉、置博士弟子员等措施，又从制度上强化了学术与政治相联的纽带。侯外庐先生认为，汉代士大夫所尚的学术一反古代的自由争鸣，而以利禄之路为目标。[8]
《淮南子》的主编者刘安既是君王，又是臣民。因而其学术旨趣中的“致用”成分更加明显：一方面，他要向汉武帝“献书”，希望以一套比黄老道家或儒家更为完整、系统的治国方案来影响年轻的武帝；另一方面，他还要亲身践行、验证书中理论。《範论训》明确指出，“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
在刘安看来，对“治”的关心，是各家的共通之处。只不过，各家寻求“治”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因此，各家的核心问题皆在于“治道”。《俶真训》指出：
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橑，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己自以为独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
在此，刘安对墨、杨、申、商的治道之论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都失于片面，偏于一隅，几乎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这意味着，刘安势必要着力追寻一套更为全面、完善的“治道”理论。《要略》说：
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
在此，“天地之理”、“人间之事”、“帝王之道”便是《淮南子》探求“治道”的线索或进路。而这些都属于具体化了的“道”的范畴，并无玄奥、抽象的色彩。但《淮南子》对“道”的强调，又使得其在探求“治道”的过程中，自觉地坚持了道家的立场与传统，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和核心，对儒、法各家一面批驳、一面吸收，以兼综各家学术之长。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淮南子》表现出了与稷下以降的黄老道家相似的特质，即希望把道家思想推向政治技术的实用性层面，从而建构出带有强烈的致用色彩的、目的性的工具型道家。[9](P128-146)
四、下启《春秋繁露》：促成董仲舒“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理论
对刘安本人及其主编的《淮南子》而言，汉武帝刘彻是一个起决定命运作用的关键人物。武帝对政治的理解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需要、理论偏好、个人抱负，是他寻求治国方略、决定取舍的根据。由史书所载可知，汉武帝是想摆脱汉初道家政治之束缚，而寄望于儒家的。但他对儒家当时的理论显然并不满意，而急需一套全新的思想体系。
史载，淮南王刘安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进京向汉武帝献新作《内篇》（即《淮南子》），汉武帝“爱祕之”。[2]（《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于此，许多学者认为汉武帝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存而不用”的“弃置”态度。但必须注意的是，《淮南子》一书洋洋巨制，年轻的武帝未必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仔细品阅、领会，并立即对其治国理论作出判断、取舍；而且，武帝刚刚即位，势必缺乏直接的治国经验，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的种种纠结繁复的问题，大约也远未厘清头绪。因此，刘安所献的书，似乎也只能暂时被搁置。而其后一连串的谋反、诛杀事件，更令刘安书中的治国理想不可能被武帝关注、采纳。历史事实是，汉武帝选择了儒生董仲舒来创制其心目中的治国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刘安与董仲舒的最重要的区别，其实未必是各自的理论、学术内容，或是二人的身世，而是他们提出主张的时机与方式：刘安是没有事先向帝王请示，即仿时尚“闭门造车”地赶制出宏富的著作，并同样未经沟通地直接献上，因此对武帝所关心的问题以及所持倾向是未明的，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董仲舒则是直接面对皇帝的策问，经由“天人三策”的过程，被武帝所欣赏、选择、重用的。因此他与武帝之间实际上早有交流与默契，他的“对策”以及“独尊儒术”的主张一早便有了迎合武帝的意味，其书《春秋繁露》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获得了崇高的地位。
而事实上，《春秋繁露》恰恰是接受、采纳了《淮南子》的许多思想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做法也有似于《淮南子》仿效《吕氏春秋》而只字不提。结合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寻索、比较二者句式、内容的异同），我们能够从董仲舒的理论发展中发现有关证据。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时距刘安入京献书五年，汉武帝“诏贤良”进行对策。据张国华先生考证，汉武帝“策问”中所涉及的“天人感应”、“无为与有为”、“恭俭与文饰”以及“刑与德”等问题竟都与《淮南鸿烈》的思想有关。[10](P202-203）现将策问内容列举如下：
可见，董仲舒对汉武帝的“策问”差不多是完全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行回答的，论证并强调了儒家文饰之制的合理性，而反对了道家的“恭俭”，主张治国应重德而轻刑。黄老道家的“无为”、“恭俭”等政治思想则几乎被完全摒弃，即使在对“天人相应”等问题作答时，也不过是附会《春秋》中对灾异的记载而对历史上的天神迷信观念加以重复，并未显示出天人、阴阳、五行方面的特别兴趣与独到见解。但董仲舒在后来写作的《春秋繁露》中，却展示了与上述对策大不相同的思想。在《春秋繁露》中，我们可以发现与《淮南子》几乎完全一致的以“同类相动”、“人副天数”、“天人相应”为前提的“天人感应”观；《春秋繁露》的“阴阳五行”说也与《淮南子》极为相似，同样是把阴阳五行与四时相配，将五行之事与国家之政结合，认为五行相干便会有灾异产生。
董仲舒显然不可能一下子独立凭空地有此创见。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董仲舒的思想有了这样明显的改变与发展呢？很多学者认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思想源于齐国稷下的邹衍。但今天能够见到的关于邹衍的较为可靠的材料，只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不足五百字的介绍，从中实在无法看到邹衍对“天人感应”的论见，关于“阴阳五行”，也只是提到其“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以及“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事实上，“在我国历史上首先将阴阳与五行结合起来并从宇宙观的角度进行论述的是《淮南鸿烈》。”[10](P211-214)由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思想不大可能源自邹衍，而在邹衍之前，更难找到相关的学说。并且，在《淮南子》与《春秋繁露》之间，也再没有一部成熟的论著可供董仲舒参考。再加上二者文字、句式、内容上的极为接近，我们可以断定，《春秋繁露》的相关思想只能取自《淮南子》，至少是受到《淮南子》某些篇章的启发。同时，董仲舒也确有研习《淮南子》的机会。“天人三策”之后，董仲舒被封为江都相和胶西相。江都所在的江、淮流域正是淮南王刘安率门客研治学术并撰《淮南鸿烈》的地方，而胶西又是汉代著名的黄老思想家盖公的活动之处。以董仲舒的勤奋敏锐，有这样的经历而不去接触、研究当时仍然声誉颇隆的《淮南子》，是难以想像的。
这样，《淮南子》中的一些观念、主张，竟然只能曲折地经由儒生董仲舒的作品《春秋繁露》，才真正受到当政者的重视，也算是思想史上发人深思的现象。正如牟钟鉴先生所说，“《淮南子》一书虽是时代的产物，却未能适应时代进一步发展的需要。”[4](P157)当然，“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汉武帝及其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与价值取向决定的。虽然在政治上遭到拒斥、否定，但《淮南子》依然在学术、思想文化乃至民间风俗等层面对后世产生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标签：淮南子论文; 汉武帝论文; 董仲舒论文; 吕氏春秋论文; 汉朝论文; 老子论文; 刘安论文; 新语论文; 思想史论文; 道家论文; 儒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