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族的迁徙与社会发展——哈尼族迁徙史诗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尼族论文,史诗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哈尼阿培聪坡坡》是流传于红河南岸哀牢山区的一部长达5600行的哈尼族迁徙史诗。它详尽地记述了哈尼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历艰难曲折，从遥远北方向南迁徙的事迹。这部史诗是研究哈尼族历史、族源、族性、风俗演变、社会发展的重要文献。通过研究，作者认为，这部史诗不仅是一部哈尼族的迁徙史，而且是一部形象生动、脉胳清晰的哈尼族社会发展史。由于哈尼族社会是在长期迁徙流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因而其社会发展的轨迹和社会文化的形成都具特殊性。其突出表现为，（一）社会进程的周期性失衡；（二）社会文化的多元性与适应性。
哈尼族人口125万，历史悠久，文化丰厚，聚居于云南南部及中、老、越、缅边境地带。由于没有本民族文字，长久以来，哈尼族的整个文化全靠口耳相传的方式世代沿袭。当然，这种文化的传袭有着自己的内在机制和特殊内涵，是靠着一个文化阶层“摩匹”，师徒传授继替和一套独特的记忆系统加以维持的。①正因为这样，哈尼族的口传史有着较大的可靠性和较高的史料价值。《哈尼阿培聪坡坡》（下简称《聪坡坡》）②就是其中一部较为系统、完整和较具典型意义的史诗。
本文拟从这部史诗，对哈尼族的迁徙和社会发展问题试作初步探索。
1
《聪坡坡》是流传于红河南岸哀牢山区的一部长达5600行的哈尼族迁徙史诗。它详尽地记述了哈尼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历艰难曲折，从遥远的北方向南迁徙的事迹。
全诗分为七章，每一章叙述一个曾经居住过的地点。主要记述了最早的哈尼族居住地“虎尼虎那”（红石头黑石头交错堆积），这个地点在遥远北方，由于人口增加，食物减少，他们南迁到水草丰满的“什虽湖”边；后由于自然灾害森林起火，他们又迁到龙竹成林的“嘎噜嘎则”，后由于与原住民族“阿撮”产生矛盾，又南迁到雨量充沛的温湿河谷“惹罗普楚”，与“阿撮”、“蒲尼”等民族交往甚密，但因瘟疫流行，人口大量死亡而不得不南渡一条大河，来到两条河水环绕的美丽平原“诺马阿美”，在此哈尼族将农业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生活十分美满，后受到当地一个叫做“腊伯”的民族的凯觎，妒其财富和土地而发动战争。哈尼族战败离开“诺马阿美”，南迁到一个大海边的平坝“色厄作娘”，为避免民族战争，又东迁到“谷哈密查”，得到原住民族“蒲尼”的允许，居住下来；当哈尼族人口繁衍，经济大大发展时，蒲尼出于惧怕而发动战争。这次战争规模巨大，哈尼族险些灭族灭种，战败南迁，经“那妥”、“石七”等地，最后南渡红河，进入哀牢山区。
这就是《聪坡坡》所记述的哈尼族从北到南迁徙的完整路线，并记述了主要活动地区的地名。但是，由于古今地名的变迁及古今哈尼语的巨大差异，使我们今天很难弄清这一系列用古哈尼族语记述的地名指的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因而迁徙的具体路线也就难以确定。
《聪坡坡》的搜集整理者，哈尼族学者史军超通过长期的哈尼族社会调查及研究后认为：“史诗中提及的几个地名分别为：‘石七’——今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那妥’——玉溪地区通海县，‘谷哈密查’——昆明地区，‘色厄作娘’——大理地区洱海之滨，‘诺马阿美’——四川省雅砻江、安宁河流域，‘惹罗普楚’、‘嘎鲁嘎则’——大渡河北岸之四川盆地与川西高原交缘地区，‘什虽湖’——川西北高原与青海南部高原榫合之纵谷地区，‘虎尼虎那’——巴颜喀拉山口两麓之黄河、长江源出地区”。③这一说法对哈尼族迁徙的大致方向来说基本是对的。因为据研究，哈尼族与彝族都源于古代羌人。④但是，对哈尼族古地名所指的具体地区，虽然史诗提供了大量的对具体地点地理环境、物产及风土人情的描绘，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则还需要细致严密的考证和具体的实地勘察。尽管如此，史军超以该史诗为线索对哈尼族族源的探索是极有意义的。
毫无疑问，《聪坡坡》所记述的哈尼族南迁的路线及所记地名是极其宝贵的。虽然这些地名所指的地区，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正是这些古地名的存在和史诗对这些地名所示地区的具体而生动的描述，给考证、勘察和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线索，并对研究哈尼族族源、迁徙、历史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材料。
但是，近年来，有人提出哈尼族的“土著说”，认为，哈尼族根本没有经历过什么迁徙，今天的聚居地红河流域就是其发源地。其证据是“在距红河岸边100多公里的开远小龙潭发现了距今1500万年的腊玛古猿化石；在距红河岸边200公里的元谋发现了距今300万年的腊玛古猿新种和距今250万年的古人类化石；在红河岸边发现距今三至五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址和旧石器。在距红河岸边几十公里的蒙自县红寨乡，发现了距今一万多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在红河两岸的广大地区，发现了大量五千至一万年的新石器；在红河岸边发现了三至五千年左右的古人类化石；在红河两岸广大地区发现了大量青铜器。”⑤土著论者凭借腊玛古猿、元谋猿人以及有关稻谷、干栏型楼房的出土文物和新旧石器、青铜时代的考古资料为依据，论证哈尼族是从云南高原的古人类演化而来的。哈尼族既然是土著，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南迁。于是象《聪坡坡》这样的迁徙史诗，也就纯属无稽之谈了。
论证哈尼族之族源已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另有专文），但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哈尼族在历史上是经历过南迁的。
尽管汉文史籍对哈尼的早期活动记载甚少，但仍然给我们留下了可信的史料。哈尼族古称“和夷”（和，古音读俄）。“和夷”一名首见于战国《禹贡》：“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南宋毛晃《禹贡指南》“和夷底绩”下注：“和夷，西南夷。”清代胡渭《夷贡锥指》说：“和夷，涐水南之夷也。”据考证，大渡河曾名为“涐水”或“和水”，即与“和夷”有关，源出于大渡河西岸连三海与雅砻江并行由此而南注入金沙江的安宁河，古有“阿泥河”之称，明代此称仍存，就是因为历史上阿泥族（哈尼族先民）居住其地而得名。《尚书·禹贡》载：“和夷”所居之大渡河畔“厥土青黎，厥田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厉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殖）”。黑水系指大渡河西南的雅砻江和金沙江。可见这一地带曾是哈尼族先民的聚居地，而且，有着较为发展的农业。但是现在，这一地带已经没有哈尼族了。唐代以后，汉文史籍对哈尼族的记载逐渐增多，但所记之哈尼族已大多居住在滇南红河下游与澜沧江之间的山岳地带，即哀牢山和蒙乐山的中间地带。很显然，汉文史籍的记载存在断层不够系统，但从哈尼族各历史名称的出现及其分布地的交换，仍充分反映了该民族历史上的迁徙流动情况。据研究，公元前四世纪即已开通的“西南丝绸之路”的灵关道（成都——大理），所途经的安宁河一带就是哈尼族先民早先曾居住过的地方；其步头路（从滇池经建水至红河，然后顺流而下出安南），唐代时已经大为畅达。⑥西南古道的开通为哈尼族的迁徙提供了条件；古道由北而南，与哈尼族迁徙的方向大体一致，这决非巧合。另据西方民族学家研究，距今七百年前（公元13世纪），自称阿卡人的哈尼族开始由中国云南迁往东南亚地区。直到19世纪末，还有阿卡人继续南迁，有的进入缅甸，有的进入越南和老挝，一部分阿卡人又从缅甸涌入泰国北部山区。⑦据不完全统计，如今哈尼族在越南有1万余人，老挝有1万余人，在缅甸有6万余人，在泰国有3.5万余人。⑧据研究：“东南亚越、老、缅、泰的哈尼族都是从云南南部迁去的，这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渐进性的迁徙过程。最早的迁居发生在公元8世纪以前，最晚的迁居一直持续到本世纪40年代末。由于这种不断的迁徙，最后形成了今天哈尼族跨几个国家而居的局面。”⑨于此可见，直到现代，哈尼族的迁徙活动仍未完全停止。
另外，在现实生活中，仍有难于尽数的事象表明着这个民族曾经历过艰辛迁徙和对北方祖先及古老家园的敬仰之情。如今，“居住在滇南哀牢山区的哈尼族，每逢建盖大房（扭玛）时，其建筑坐向总是坐西北向东南。即便受地理走向条件的限制，也力求背山面水或坐高向低，以便在大房后山墙上部安置敬奉祖先的“侯勾”，表示人心向着北方。男女家长设于大房中的床位的走向也几乎都是头朝西北方，表示对哈尼族祖先发祥地的崇敬。连儿女们安置于小房（扭然）中的床位头向也力求朝着西北方，否则即为欺祖之意，必将遭至不幸。”⑩丧葬的表现则更是崇仰北方祖先之地的典型范例：哈尼族人的正常死亡，必杀数头、数十头牛羊来祭奠亡灵。在哈尼族的观念中，为死者宰杀牛羊，比宰杀其他任何动物要贵重得多，因为牛羊有财富之意。以牛羊为财富的象征，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典型象征方式。但在如今居住于南方从事水田农业的哈尼族中存有如此事象和观念，应是别有一番意义的。而在为死者送魂的《指路经》中，更是明确指出祖先在“遥远的北方。”这种对悠远历史和古老家乡的“朦胧记忆”和崇敬，乃是历史和文化积淀而形成的心理定式。这种外化在事象上和积淀于心理中的无形“史料”，无疑对于证明哈尼族先民迁徙历史有着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价值。也是《聪坡坡》存在并千年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上情况说明了哈尼族确实经历过由北而南的迁徙。同时，又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证明了哈尼族史诗《聪坡坡》对迁徙的记述并非无稽之谈、凭空杜撰，而是确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聪坡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汉文史籍对哈尼族历史和社会发展记载的不足。
2
哈尼族历史上的迁徙活动，不仅涉及这个民族的族源，而且直接涉及到了其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与演变。
如前所述，《聪坡坡》分为七章。每章的核心内容较为明晰地透视出哈尼族社会发展的轮廓。现分述如下：
1、人类诞生及原始渔猎生活
在第一章里，史诗说，人类诞生在水中。最早的人种有的“象水田里的螺蛳，背上背着硬壳”；有的“象干地的蜗牛，嘴里吐出稠稠的浆”；有的“走路象分窝的蜂群挤挤攘攘”；有的“走路象蚂蚊排成行”。后来人类发展了，“一代人用手走路”；“一代人蹲在地上趱动，一代人和我们现在一样”。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极原始的人类进化观及这种进化的简单粗糙的过程。无论这种进化观念及过程如何原始、幼稚和迷离，但它是极可贵的。因为它给我们研究哈尼族和人类早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提供了某种图景。那时人们的生活是这样的，“摘回野果，先祖们又唱又跳”。“遇到大象，先祖把它撵下深涧；遇着麂子，就敲断它的脊梁；见着豹子，就扛起木棒吆喝；见着野猪，就拿起石头壮胆。”这是采集狩猎的原始群社会。
2、母系氏族社会
第一章的末尾，第24代祖先诞生了，她叫塔婆，生了汉、彝、哈尼、傣、壮等21种人。她最宠爱的是哈尼人。从此以后，哈尼人住进了山洞，渔猎为生，学会用火。这位在哈尼族许多传说故事和父子连名谱系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塔婆，被称为人类的始祖母，在她之前的“人”是动物，她之后的人则是真正的人类。在这里已经反映出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痕迹。
在第二章中，哈尼人已迁到了“什虽湖”。在这里，姑娘遮姒将小动物饲养，畜牧业出现了。于是，“遮姒姑娘人人敬重／件件大事和她商量。”此后又有一位姑娘遮努，将草籽拿来栽种，“起名叫玉麦／谷子和高梁。”农业诞生了。“遮姒姑娘有了主张／她指着十二种动物／定下了年月属相／一年分做十二个月／一月有三十个白天夜晚。”与农业息息相关的历法由女性创造发明出来了。
妇女是畜牧业、农业、历法，甚至是酿酒的发明者，所以“件件大事和她商量。”这反映着母系氏族社会中妇女在生产生活中起着比男人重要的作用，因而，地位突出，受到人们普遍的尊重。
3、父系氏族社会
在第三章中，哈尼人已迁到“惹罗普楚”过着定居农业生活。“麂子忘不了出生的岩洞／哈尼忘不了惹罗——那头一回安寨定居的地方／，那头一回开发大田的地方。”定居和农业生产使哈尼族社会得到发展，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人口的增多和父权制的确立。
“一家住不下分两家／一寨住不下分两寨／老人们时时为分家操心／头人们天天为分寨奔忙。”“寨子里出了头人、贝马、工匠／能人们把大事小事分掌。”
头人、贝马、工匠三种能人的传说和故事在哈尼族社会中广为流传，反映着哈尼族原始氏族社会中似曾出现过一种政、教、工艺合一的组织形式。
当惹罗普楚发生瘟疫，哈尼族准备搬迁的时候，可以看出母权已经丧失贻尽，妇女地位坠落，呼声微弱：“哈尼尊敬的头人阿波（爷爷）／你们的话女人从来不敢顶撞／你们叫哈尼离开惹罗的田地／是惹罗出了不懂规矩的媳妇／还是出了不肯出力的姑娘／你们叫哈尼离开惹罗的山林／是嫌媳妇摘回家的猪菜太少／还是嫌姑娘背回家的泉水不凉。”于此可见，哈尼族父权制在农耕定居生活中得以确立，男性已居于社会和家庭的主导地位。至此，哈尼族妇女的地位每况愈下。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11)
4、部落联盟制社会
在第四章中，哈尼族迁到“诺马阿美”，农业进一步发展，进入部落联盟制社会。
“哈尼人口实在多／一处在不下分在四面／四个能干的头人／轮流把诺马掌管／最大的头人叫乌木／哈尼都听从他的指点。”“哈尼的头人象树根一样出来／威严地镇守自己的地盘／头上的帽子象山巅高耸／手握木杖象征权力无边／哈尼的乌木说一句话／四个头人把头点。”“头人们来到诺马议事／忙出忙进象蜜蜂打转／高高的寨堡站在大寨中央／权威的乌木坐在里面”。
这无疑是一个典型的由四个血缘亲属部落组成的社会组织：部落联盟。它是哈尼先民氏族结合成部落的进一步扩大，是因为战争或防卫的共同需要而结合成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联盟议事会和军事首长。部落联盟的存在，说明哈尼族先民部落之间的经济、文化的联系和活动地域都在扩大。另一方面也说明掠夺战争的频繁发生。关于此，在第四章中有较大篇幅的记述。频繁而野蛮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美丽的家园变成了血流成河的战场。而战败的哈尼人元气大伤，被人驱赶，再度迁徙。
5、社会发展的停滞
在第五章中，为了避免灭族的厄运，哈尼族先民化整为零，分三路向南奔逃，其中一路从此走失（据说，就是后来迁到西双版纳的阿卡人），哈尼族先民的势力更加孤单，只得在“色厄作娘”暂住，寄人篱下以求生存和恢复。当“佐甸的嫩竹一天天冒尖／哈尼的小娃一天天增多，”民族矛盾初露苗头时，哈尼先民主动离开了色厄作娘。紧接着在第六章中，哈尼人来到了新的地方“谷哈密查”。当时“谷哈密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已进入阶级社会，统治者（阿篇）罗扎“出门上路坐着高轮马车／一把遮阳象鸡
顶在上面／千万蒲尼（族名）见他要磕头／阿波阿匹（阿爷阿奶）也要弯腰。”这是对奴隶制社会奴隶主的写照。
由于“谷哈土地比天还大，”适合农耕易于发展，哈尼人决定长期居住此地。罗扎同意哈尼人的要求，但“要当我罗扎的帮手／谷哈密查的事情／样样由我阿篇掌管。”由于哈尼人“再走不得了／再累不得了／哈尼要和蒲尼同在／哈尼要给罗扎来管／不是我不想守住自己的羊群／是羊群放进别家的田园。”为了表示对外族奴隶主阶级的顺服和与蒲尼民族的和平相处，哈尼人埋下了自己的武器，所以“谷哈密查”意为“埋藏三尖叉的地方。”从此，哈尼人处在了外族奴隶主的统治下，可以说，已经沦为奴隶。
尽管：“寨脚开出了块块大田／一年的红米够吃三年／山边栽起大片棉地／一年的白棉够穿三年。”但是：“哈尼手杆再粗／也是罗扎的帮手／哈尼脚杆再硬／也是罗扎的跑腿／罗扎有碗口大的贪心／把哈尼的红米撮完／罗扎有盆大的狠心／把哈尼牵空了畜圈。”
残酷的统治，扼制了哈尼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苛重无比的剥削终于引起了哈尼人的不满和反抗，最后爆发了战争。但是战争以哈尼族的失败为告终，不得不重新踏上南迁的途程。
6、社会的恢复及发展
在第七章中，哈尼族摆脱了“谷哈密查”奴隶主的追击，南渡红河进入哀牢山区，开始开发不毛之地，重整经济。他们在半山安寨定居，在低山开挖梯田，并开始恢复社会秩序。
“哈尼象蜜蜂搬家分房／分家的头人抱着白鹇（哈尼族的神鸟）。”“第一个能干的头人楚依／领着哈尼去到瓦渣”。“罗纳头人也走出家乡／扎在两个不远的山岗。”“第三个头人叫罗赫／在竹塘安下了寨房。”从此，“尼阿多的哈尼各去一方。”
“尼阿多”是哈尼族渡过红河在哀牢山中建立的第一个寨子，这时成了哈尼亲属部落的联盟中心。部落联盟社会组织的恢复，必将促进哈尼族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发展。但是《聪坡坡》到此已经结束，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方面的情况。然而，据现今社会调查和汉文史籍记载，至公元10世纪大理国时期，哈尼族开始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到本世纪40年代哈尼族封建领主制社会中出现了地主经济的萌芽；50年代初期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通过对《聪坡坡》的分析和研究，我们认为，它不仅仅是一部哈尼族的迁徙史，而且是一部形象生动、脉络清晰的哈尼族社会发展史。
3
哈尼族社会是在长期的迁徙流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因而，其社会发展的轨迹和社会文化的形成都具特殊性。
1、社会进程的周期性失衡
在哈尼族的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其初期，即从“逐水草迁移”到农耕定居阶段，社会发展的进程是平稳的也是正常的，《聪坡坡》中发明畜牧、农业、历法等的记述就是例证；汉文史籍《尚书·禹贡》、《山海经》所载之大渡河流域农业景观，则更能说明问题。但是，哈尼族自从丧失了农耕定居的原居住地后，再也没有得到可供长期稳定发展的基地。这失去发展根据地的人群与社会具有一种无根的性质，就是说整个社会发展所赖以立足的安定环境、生产积累等社会经济基础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哈尼族一再顽强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在《聪坡坡》里我们看到，他们每到一地都试图站稳脚跟，建立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地，但是这样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可当获得短暂的居留、安定的环境，哈尼族的社会就得到恢复和发展，就出现这样的盛况，“哈尼的寨子一个个增多／象灿烂群星闪烁在天边／最大最亮的水明星有一颗／诺合大寨又平又宽／诺合紧靠南罗山脚／它的财富滚滚不断／赶街的哈尼挤挤搡搡／背上的背箩鼓圆肚子／头人们来到诺合议事／忙出忙进象蜜蜂打转。”
这样的盛况在哈尼族所经历逗留的所有居住地都反复出现。且每次因丧失居住地而迁徙，人口就大量死亡，生产力大量破坏，社会发展进程便告中断。这种严重的具毁灭性的大破坏，在每一次背井离乡的迁徙中必定出现。周期性的大破坏，无情地摧毁着哈尼族每一次积累、恢复和发展起来的经济基础，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受到极大挫折，甚而出现停滞。
据对哈尼族父子连名制谱系的研究，“哈尼族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可能在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六世纪”(11)到了唐代，哈尼族社会才出现“鬼主”制度(12)。鬼主制度“是一种部落首领与宗教祭师二位一体的氏族部落制。每一氏族有小鬼主，部落则有大鬼主。”(13)但是，直到本世纪50年代前，这种制度竟然还在西双版纳哈尼族社会中保持着。西双版纳哈尼族的“龙巴头”制度实质上就是鬼主制度。据调查，龙巴头每个家族有一个，是为小龙巴头，九个小龙巴头可产生一个大龙巴头。龙巴头初为选举产生，后变为世袭。龙巴头既管理村寨事务，又主持宗教活动，是集政教于一身的人物。(14)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间的绵长、鬼主制度和氏族部落社会的长期存在，可以看出哈尼族经济基础在周期性的失衡状态中，社会发展的进程异常缓慢。
2、社会文化的多元性与适应性
长期的迁徙，使哈尼族得以接触众多的民族。在《聪坡坡》里，出现过众多的民族族名，其中不少族名和地名一样是用古哈尼语记述的，因而很难弄清究竟属于今天的哪些民族及其先民，但也有明确的与今天一致的族名，如：“矮山的汉族来了三伙／河坝的傣族来了三帮。”
在与众多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哈尼族文化逐渐出现了多样化的格局。在哈尼族文化中，有大量的汉文化因素。例如，如今聚居于哀牢山区的不少哈尼族就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南京、江西等地，这种族源的认同，实际上是与汉族交往的结果；而在节日方面，哈尼族的传统节日是十月年、六月年、吃新米节，但由于吸收了汉文化，正月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也是他们的重要节日了。在哀牢山区，有很多哈尼族民间故事实际上是汉族故事的翻版，有很多歌曲调子来源于汉文化。傣族与哈尼族是两个民族渊源、种族语言不大相同的民族，但在接触交往中：“阿撮（傣族）教哈尼破竹编篾／哈尼换上漂亮的竹筐／阿撮教给哈尼织帽子／笋壳帽轻巧又凉爽。”如今，哈尼族的干栏式楼房建筑，饮食上的“剁生”（一种生吃畜禽鱼肉的方法）就是吸收了傣族建筑和饮食文化的结果。甚至，载种糯谷和糯食习俗据说也源于傣族的稻作文化。哈尼族文化有着较多的彝族文化特征。过去有人因此认为哈尼族就是彝族。其实，哈尼族与彝族同源于古代羌人，文化上自古就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在频繁的交往中，两个民族的文化相互吸收而更加贴近。如今，他们几乎有着共同的节日，极为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长期以来互通婚姻、互学语言。因此哀牢山哈尼族中有这样的俗语“盐巴辣子一起拌，哈尼族彝族一娘生，”可见其文化相互吸收和交融的程度。
总之，在长时期的迁徙过程中，哈尼族不但传播了自己的文化，同时吸收了大量的各民族文化。
文化的吸收和交融，使哈尼族文化表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这种文化的适应性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平坝农业向山地农业的移置。
哈尼族很早就进入了农耕定居生活。如前所述，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其早期居住地大渡河流域的农耕水平已达到相当程度。由于平坝的农耕经验，哈尼族在后来的迁徙过程中，总是寻找适于农耕的平坝。《聪坡坡》所述哈尼族曾经居住的地点，几乎都是平坝。在西南，大河流域谷地和湖泊平坝是较早的开发区域。所以哈尼族所到的适于农耕的地方，多有当地农耕民族居住。于是，哈尼族每到一地都能吸收当地民族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艺，使其原有的农耕文化得到充实和提高。以致于，当哈尼族最后被迫定居红河哀牢山区的时候，仍能以卓越的农耕技艺，在巍峨群山中开垦出山区独有的蔚为壮观的梯田田园。清嘉庆《临安府志·土司志》记述了当时哈尼族的梯田壮景：“依山麓平旷处，开凿田园，层层相间，远望如画，至山势峻极，蹑坎而登，有石梯蹬，名曰梯田。水源高者，通以略（卷槽），数里不绝。”如今，哀牢山下段红河南岸的哈尼族山区，这种壮景更是锦上添花。呈长条环状的水田绕山而行，从山脚至山顶，埂回堤转、重重迭迭，包裹着重重大山。这种亚热带崇山峻岭中的层层梯田，以及梯田农业所达到的与内地汉族地区（解放前夕）基本相当的农业水平(15)，是哈尼族人民农业创造性的表现，也是其农耕适应性和将平坝农业移置深山的创举。它标明这种独特于世的梯田文化是哈尼族在长期迁徙流转过程中接触吸收其他农耕民族文化，充实发展自己取得的辉煌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迁徙给哈尼族的文化适应性创造了条件。
综上所述，哈尼族是一个经历过长期迁徙的民族，它的社会发展和迁徙活动紧密相关。
以迁徙为特征的历史活动几乎贯穿于哈尼族社会发展的始终，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发展的非稳定性。由于迁徙和定居的交替出现，经济生活平衡与不平衡的反复更迭，使哈尼族的社会发展出现周期性的破坏与重建，社会发展的进程因而受到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正因为长时期的迁徙，使哈尼族有机会在广阔的地理空间与众多的民族接触交往，从而形成了具有多元性和极富适应性的哈尼族农耕文化。
所以，迁徙流动与社会发展的相互结合，是哈尼族历史的特色，也是《聪坡坡》这部史诗的特色。
注释：
①王清华《哈尼族历史文化传承方式试探》载《边疆文化论丛》第三辑，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11月。
②《哈尼阿培聪坡坡》（阿培：祖先，聪坡坡：从一处搬迁到另一处，也有逃难之意。）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6月版。
③史军超《滨海文化与高原文化的嫡裔》（载《边疆文化论丛》第一辑，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8月）
④参见《哈尼族简史》第1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
⑤孙官生《哈尼族——云南红河流域的土著居民》（载《古老、神奇、博大》，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
⑥樊绰《云南志》卷一、卷六、卷七。
⑦（美）F·V·格朗菲尔德著，刘彭陶译《泰国密林中的游迁者——阿卡人》，参见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译坐》第5辑，第17页。
⑧刘稚、申旭《论云南跨境民族研究》（载《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⑨申旭、刘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
⑩毛佑全《哈尼族原始族称、族源及其迁徙活动探析》（载《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11)参见《哈尼族简史》第25页，云南民族出版地，1988年8月。
(12)张九龄《曲江集》卷十二。
(13)参见《哈尼族简史》第30页，云南民族出版地，1988年8月。
(14)李开贤《孟海格朗和乡哈尼族情况调查》（载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民族调查研究》1988年第1、2期合刊。）
(15)王清华《云南亚热带山区哈尼族的梯田文化》（载《农业考古》1991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