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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21世纪以来，管理学理论框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人们对它的理解也在逐步地发生变化，传统的观点认为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以及管理学知识是一元科学，这种观点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根据管理学批判理论，管理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是随着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一切管理学理论、范式或者论述都是由特定的社会建构形成的。这种认识论就是管理学建构主义与批判理论。
一、管理学批判理论概述
管理学批判理论的哲学来源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教授佛睿恩特、明茨伯格、德鲁克等，他们都是带有强烈管理学批判主义色彩的管理学家。管理学批判理论认为，虽然组织及其管理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每个管理学家对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释现实状况，因此，他们更加关心如何以现有的经验和信念来建构管理学知识。
管理学批判理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它是管理学建构主义的核心理论。管理学批判理论的认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管理学知识不是对现实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纯粹客观反映，它仅仅是人们对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解释或假说，是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而不断变化、升华和完善，形成新的解释和假设，并且创建新的理论；二是管理学知识并不能绝对准确无误地概括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法则，而是要针对具体问题和具体情况对既有的组织及其管理知识进行再加工和再创造；三是管理学知识不可能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个体之外，尽管通过语言可赋予管理学知识一定的外在形式，并且通过实践使管理学知识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管理实践者或学习者对管理学知识有同样的理解。真正的理解只能是由管理实践者或学习者自身基于自己的经验背景建构的，取决于特定情况下组织及其管理的学习活动过程。
管理学批判理论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管理学指导主义。管理学指导主义认为，管理学家可以通过指导组织及其管理变革活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权威。但管理学批判理论认为，这个权威非常不稳定，因为所有的管理学知识都是高度可变的，是社会偶然的产物。因此，组织及其管理发展的过程是互动的，而不是完全听命于某个管理学权威。
严格地说，管理学批判理论的认识论来源于德国哲学家Kant在其1781年的著作《纯粹的推理批判》中对经验主义的批判。他认为，人们的思想不是被动地接受外界的事物，而是能够自主地对外部现实进行选择、限制和解释。是我们赋予这个世界意义，而不是世界赋予我们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后，管理学批判论者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美国哲学家Thomas Samuel Kuhn的观点，认识到知识的产生依赖于理论和经验的双向互动，并且承认管理学的发展是一个经验观察和先验范式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在管理学批判理论看来，管理学家观察到的东西不是独立的，而是管理学家自己的方法论与他们关于组织及其管理事实的相关知识和他们的概念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管理学家不仅建构了他们对实验事实的解释，而且还建构了事实本身。
管理学批判论者认为，任何管理学陈述都是管理学家的社会建构产物。组织及其管理世界与其说是一种客观存在，还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主观或共享主观的产物，是一种为他人所共享的理念，因而不能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组织及其管理的现实问题。管理学批判理论强调，个体是实在的，而指导个体行为的是那些共同的决定和共识。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大多数事情就是不断地被建构和赋予意义的。管理学研究者的身份不是观察者，也不是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更不是组织及其管理的立法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或是以参与者身份出现的观察者，是科学共同体实践社群的组成部分。正如美国社会学家Bailey所说的那样，“自然科学家一般不是他所正在研究的现象的参与者，而社会科学家则是”。
二、管理学本体论现实主义观与方法论
管理学批判理论是指管理学建构主义中的本体论现实主义观点，它不承认社会过程中管理和需求的认识论权威，尽管社会过程是所有组织及其管理知识存在和合法化的基础。本体论现实主义观认为，现实主义涉及很多问题，其中最本质的是管理学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管理学的本原、管理学的社会功效以及管理学发展的动因等问题构成了阐明管理学与实践关系的本体论。本体论现实主义制约着管理学认识论、方法论、批评论、风格论和实践论。管理学批判理论是一种解释性、规范性、实践性和自我反思性的社会理论。然而，不论对管理学前景持有悲观还是乐观的态度，管理学批判论者仍在孜孜不倦地探讨一个共同的主题：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和现代社会组织形式均展现出的狭隘和非人性化的“技术理性”，颠覆或扭曲了管理学启蒙理性的理想，这种技术理性又与管理学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形式串联在一起，而这正是管理学批判理论所要抨击的东西。
管理学批判理论采取的是社会建构主义立场，主张用民主化标准来评判沟通被系统扭曲的程度，认为任何现有组织及其管理实践本身都可以被质疑和改变，即人们能够从那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解脱出来，通过批判性思考来获得推理和“理性自我”的力量。因此，管理学不但要关注组织及其管理实践，而且还应当将注意力放在那些被排斥在主流管理学之外的利益上。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让人们认识到现有的组织及其管理实践和管理学本身并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社会建构的。
管理学批判理论要重建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主要内容是：同时重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关系的组织及其管理，兼顾个人与集体的民主组织及其管理，以及兼具自主与和谐的组织生活形态。管理学批判理论的近期目标就是维护与发扬人类理性与自主性，而远期目标则是期望人类能够建构美好的生活与组织及其管理。
管理学批判理论的方法论有一个三角支撑点，那就是辩证、批判和否定。在管理学批判理论中，辩证、批判与否定三者是交互运用的，辩证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否定的过程，所以辩证的思考方式也就是一种否定性思考方式。如果把它应用到组织及其管理现象中，那就是通过不断的批判、否定来使组织及其管理现实朝着更为合理的方向转变。因此，管理学批判理论强调管理学就是要发展管理实践者的个人能力，具体而言，首先，要强化个人的批判思考能力，包括质疑能力、反省能力、解放能力、重建能力；其次，是发展个人自我理性的能力，因而主张培养自主能力和提升民主素养；最后，是提高自我能力，包括自我理解能力、自我反省能力、自我实现能力。
严格地说，管理学批判理论不是一种单一的理论，而是一群理论的聚集，旨在继续完成管理学的人类理性启蒙任务。管理学批判理论的基本任务就是以自我塑造来排斥诸如“神”和“理性”等意识形态主宰的过程，通过自我认识、自我反省和自我理性来实现。如果说管理学启蒙运动的任务是把人从“神”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的话，那么，管理学批判理论的任务就是把人从“工具理性”中解放出来，使人具有自我理性与自我能力。管理学批判论者相信，经过自我反省获得的知识是融合自主性与责任的知识，除了管理学家的自我反省，将管理学从理性中“解放”出来或“重建”新的管理学，也是管理学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解放的目的是要拯救人类理性，或者说使人从所谓的“理性”中解放出来，免受任何一种理论的束缚。
三、对管理学批判理论的评价
管理学批判理论的核心在于考察和理解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如何建构组织及其管理实践并使之合理化。因此，管理学批判理论最关心的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管理学关于组织及其管理实践的主流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以便揭开被管理学实证主义认识论所掩盖的压迫结构的面纱。管理学批判理论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和批判，为人们识别“真实的”利益提供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是表达自己所关注的要点：如何通过建立组织及其管理民主来帮助人们摆脱主流理论的利用和压迫，实现解放与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学批判理论就是要显示某种特殊的沟通行为在精神、政治和实际等三个方面的重要性，它要弄清某种特殊的社会建构对扭曲沟通行为产生多大的影响，而沟通行为的扭曲在现实中会对组织成员的生活产生微妙的影响。
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涉及这样一个基础：管理学批判论者必须抛弃管理学公正性这种自大情结，必须把自己看成是局部的参与者，承认局部参与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这就需要承认管理学原本就是由导致社会建构的常识所构成，管理学家作为观察者的作用就是努力理解常识性概念和那些作为人类交往基石的内在假设。要做到这一点，管理学批判论者必须对自己所做的分析进行反思，正如美国著名的管理学教授Kinchloe和McLaren所说的那样，将“他们自己的假设放在桌面上供人评说，这样就没人会受到自己认识论和政治局限性的束缚了”。管理学批判论者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自我反思，才可能解决他们为自己设下的难题。
尽管管理学批判理论是从组织成员的自我认识着手研究问题的，但也假设很多组织成员对自己所在组织经验的认识是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形成的，这种不对称权力关系在组织生活中无所不在。因此，很多组织成员会产生错误的理解和意识。管理学批判论者相信，在错误的理解与意识的作用下，组织成员不仅对自己受压迫的现实懵然不知，而且还帮助统治者把这种扭曲施加给自己。在实践中，管理层通过管理决策分析建立起来的表面上符合社会事实的、技术性的、中立的意识形态，起到了掩饰不合理的压迫结构的作用，而组织成员往往会认为这是合理的、不容置疑的，并不存在其他可选择方案。因此，管理学批判理论希望通过向人们揭露管理决策分析扭曲事实的本质，并解释管理决策如何导致错误的理解和意识，来揭示错误理解和意识的根源以及它们的影响。管理学批判论者希望这些叙述性元素能够促进人们树立批判意识，并把这种批判意识视为组织成员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这样，组织成员就能从管理权威的意识形态霸权中解放出来，管理学批判理论本身就会成为一种推动组织意识形态和组织及其管理变革的强有力的力量。
Grey和Mitev认为，管理学主流理论的“科学性”是与管理层的局部利益联系在一起的，Sievers则把组织内的成员看成是“高管发动竞争的一种战略性的工具”。因此，管理学批判论者并不谋求维系组织及其日常管理实践，也不相信组织及其管理实践的现状，而是认为那种技术中立的假象和有关组织及其管理的主流宣传是站不住脚的，管理学主流理论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Shrivastaca，1986)，主流理论推崇的理性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
笔者认为，管理学的主流理论强调的是对组织及其管理的“系统整合”，这种系统整合要求组织及其管理变革必须与“管理专家”制定的目标和标准化秩序保持一致，要求组织成员的行为与它们保持一致。Alvesson和Willmott认为系统整合造就了一种目的性很强的态度，并对他人的决策产生一些普遍的影响，同时又忽视了以意见一致为导向的沟通过程。在管理学主流理论的文献中，控制系统似乎通常被看成是可操纵的自变量，它们可以导致组织成员日常行为这个因变量发生变化。这样的理论模型表明，组织管理层必须具有这样一种能力，即可以使组织变革这个变量与为了成功实施组织战略而采取的特殊行动相互适应和调和。而实现系统整合的方法有很多，如科层制劳动过程、对员工行为与价值观再造的文化控制、人力资源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等。在管理学批判论者看来，系统整合过程是一种功利的理性主义在组织及其管理中不断合理化的过程，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只能通过技术标准来实现组织常规化和应对伴随组织常规化而产生的复杂性。这些技术标准包括社会互动的所有形式，并把它们涵盖在目的—手段关系体系之中。这种关系体系形成了超越个人的组织道德标准，但它往往与社会实践中的道德标准背道而驰。
管理学批判理论强调的是组织及其管理的“社会性整合”。所谓的社会性整合就是把组织及其管理的不同因素或者部分整合为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的过程和结果。它是一个与社会解体、社会解构相对应的社会学范畴。社会性整合的可能性在于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以及在广义上对社会成员发挥控制、制约作用的文化、制度、价值观念和各种社会规范。这种社会性整合要求通过组织成员的自由、自主参与来形成一种一致的、能够包容不同价值观的标准化秩序，这就是社会学理论所强调的组织进步的最高层次——价值观一般化。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以一致意见为导向的沟通过程，因此，管理学批判理论更加关注社会性整合过程。Senge认为：“一个团体可以从多个角度探讨复杂的问题。个体把自己的假设搁置起来，但可以自由地就自己的假设进行交流。结果是团体可以自由地探索个体完整的经验和思维过程，从而超越个体的观点。”Sinclair认为，组织文化的多样性既然是不可避免的，组织就应该容忍多样性的存在，并且学会从“百家争鸣”中获益。社会性整合要求组织通过支持和促进不同文化共存来重新规定管理层的任务：通过自省、讨论和行动来达成一致，并鼓励组织成员进行批判性思考。这样，组织成员就能够在行动之前先评判自己和组织的责任与义务。
在管理学批判理论看来，组织的意义在于：在成员言论自由的条件下形成不受外力干扰、有关组织宗旨和实现方法的一致意见。显然，这样的一致意见并不是通过组织的日常社会互动来实现的，因为按照管理学批判理论的说法，权力与控制会干扰组织的系统化沟通过程。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谁能够在组织中充当合适的沟通者；二是既然权力与控制的本质都非常隐蔽，那么，沟通者怎样才能确定系统化沟通没有被扭曲。管理学批判理论认为，这就要求组织中保持沉默的个体与团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使组织成员形成有意识的、自主的社会价值观。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管理学批判理论就是一种对社会现象进行批判的理论。要批判社会现象就必须对社会现象进行了解和分析，从这个方面来看，管理学批判理论与管理学主流理论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只有前者包含后者，才能进行有效的批判。所以，管理学批判理论希望通过对事实或现实的批判与否定来唤醒或提高组织成员的意识，也就是希望管理学家的分析、诊断能为组织成员所取用，以破除他们的虚假意识，从而唤起组织成员采取自发性行动来改革组织及其管理现状，进而促成合理的组织及其管理秩序的形式。
在我们看来，尽管管理学批判理论有可能找到组织及其管理的最佳模式，但仍然显得过于理想主义：它与组织成员每天面对的现实相去甚远，且不合实际，因为组织在激烈的竞争中必须实施日常控制。管理学批判理论所面对的核心矛盾就在于：我们无法生存在没有治理和控制的组织中。从这方面来看，管理学批判理论关于组织民主化的假设还是过于理想化。但是，管理学批判理论希望通过达成一致意见来实现管理学知识的解放与进步，这一点仍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