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资源错配视角下的中国农村贫困与反贫困路径研究_经济论文

经济资源错配视角下的农村贫困与中国反贫困路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路径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潜在经济要素相对充分的情况下，劳动力要素与经济资源的组合形态和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生产的效率和产出水平，进而决定了社会可分配产品的数量。如果经济资源错误地配置给生产方式和劳动技能不匹配的劳动要素，人们从经济资源中实际获得的产品数量将显著少于匹配时的数量，有可能造成社会成员的产品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和技术进步，乃至社会制度更迭，也就是不断提高和修正经济资源错配的过程，尤其是每一次社会制度的革新，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更有力地激活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活力，使社会产品更为充分。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当前最优越的社会制度，它以社会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形式，打破了阻碍经济资源正确配置的政治制度藩篱，为充分激活各种创造社会财富要素的活力提供了充分的社会制度保障。

       在社会主义制度具体的资源配置方式上，尽管采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优化匹配方式，有助于改善生产要素资源错误匹配程度，但资本对占有资源的利润最大化追求，也可能造成要素低配和试错的成本增加，导致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并可能造成粗放式的甚至是掠夺式的资源开发问题。因而，理想的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下，由市场根据生产经济资源对劳动力技能和生产方式的要求，从劳动力和资本市场获得与之匹配的劳动要素与资金，政府提供充分的信息支持以降低市场配置的试错成本，从而在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创造充足社会财富的基础上①，通过更加公平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方式，使全体人民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所在。

       对贫困相关问题的研究，多以Booth和Rowntree对英国的经验研究作为时间起点，以恩格尔系数以及类似的基尼系数和洛伦茨曲线等贫困程度与公平性测定工具方法(宁亚芳，2014)，引用Fuchs(1967)的50％位数相对贫困标准和Townsend(1979)的相对贫困理论、Sen(1983)的能力贫困理论。西方国家学者对造成贫困根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对经济资源和最终产品结合机会的可及性和分配的不公平问题，很少谈及生产资料占有的阶级剥削根源，因而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解决群体贫困问题的对策，研究内容被局限在对个体及家庭贫困原因的解释和衡量标准与方法等方面。

       Sen和Foster(1997)、Piketty(2014)等学者从经济不平等角度对贫困问题的研究，重点关注工资和收入的不平等问题，研究逻辑强调获得性能力贫困，没有将视角延伸到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等风险因素致贫问题，而中国当前贫困人口中的致贫原因的50％以上归因于因病或因灾问题。寿险经济学先驱Huebner(1927)提出的生命价值学说，不仅从资本化价值能力视角系统研究了收入获得能力的影响因素，还从生命价值风险角度研究了未来潜在财富的风险对家庭财富和贫困的影响，阐述了通过健康保险和寿险规避因病致贫、致残和意外事故致贫风险，并论证了保险在改善资本化价值能力上的作用。Banerjee和Duflo(2011)基于“当前收入”和“未来收入”两个维度，分析了贫困者及其家庭收入的消费安排，得出的结论是贫困家庭、社会和政府都存在因为资金错配而难以摆脱贫困陷阱“困局”。国际援助或社会救助资金的直接给予方式更容易造成对救助的刚性依赖，金融等社会资本也没有给予正确的支持，保险的逆向选择和疾病预防的非理性，也都严重妨碍了穷人跳出贫困陷阱。

       由此可见，在贫困人口缺乏跳出贫困陷阱能力的情况下，如果用于改善劳动力要素获得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的经济资源再存在严重的错配问题，必然会加剧区域性和群体性的人口贫困问题。中国社会总产品的扣除和分配方式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1875)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六项扣除理论，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总产品不仅要补偿生产成本和用于扩大社会再生产，还要用于应对各种风险损失和满足公共需要等部分的支出，以确保社会再生产和劳动力要素的保障。马克思针对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六项扣除理论和关于按劳分配方式的论述，不仅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资源配置和社会产品分配提供了理论依据，也对中国扶贫开发战略中的社会产品分配具有当代指导作用。

       在中国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速都位居世界前列的背景下，贫困人口却大量集中在农村的现象，是令人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农村不仅为城市输送了大量的工业原始生产资料，还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发展贡献了大规模的人口红利。因而从社会生产角度，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经济资源上，除了少数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以外，大部分地区应该是相对充沛的，问题在于这些相对充沛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存在的错配问题，即掌握经济资源的劳动力缺乏相应的开发技能和风险应对能力。中国要在“十三五”期间使全部贫困人口脱贫，有必要从经济资源错配与贫困的内在关系为切入点，系统论证社会经济资源错配造成贫困问题的原因，进而从资源错配的不同层级角度，梳理清楚中国农村贫困的主要表现形式和重要原因，并提出如何通过优化资源匹配和社会分配方式，选择有效的反贫困路径，为实现中国的全民脱贫目标提供对策建议。

       二、经济资源错配与贫困问题的内在关系

       随着劳动者生产技术和分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人类能够利用的经济资源也日趋多样性，而生产技术的专业化和经济资源的多样性也对社会生产的分工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劳动者的技能匮乏，或者专业技能与经济资源错误匹配，必然损害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不利的后果可能是社会总产品无法满足社会成员的全部需求，进而造成整体贫困、部分贫困或个体家庭贫困等问题。

       (一)经济资源错配导致贫困问题产生的基本原理

       1、社会分工及其对经济资源专业技能匹配的内在要求

       人类的财富来源于劳动与自然资源的有效结合，并衍生出服务于两者有效结合的服务经济资源，包括满足衣食起居等基本生存需求的服务、改善劳动者技能的教育和培训服务、保障劳动力健康的医疗保健服务，以及服务社会大生产的资本和现代化生产设备等。劳动力与不同类型经济资源的组合方式，分别形成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并且在三大产业中又划分为不同的行业和行业部门分工。在这些行业和部门的分工中，当劳动者生产技能偏低时，人们只能通过占有尽可能多的自然资源，以确保在生产总量上满足群体的基本消费需求。因而早期的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组合方式，首先是劳动技能要求偏低的农林牧副渔等第一产业，人们以领地或领土划分方式尽可能多地占有自然资源，以获取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生活物品，形成了较为原始的狩猎与驯养、种植和抚育与家务劳作等分工，分工主要依据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因为分工的技能要求不高，因而彼此之间角色替换和分工交叉现象比较常见。这种较为原始的分工现象，在当前农业生产技术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依然普遍存在，地区农业生产效率和产量规模明显偏低，那些人口众多而耕地资源又比较贫瘠的地区，也是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

       随着社会生产发展，脱离农业部门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劳动者开始出现，对他们不仅具有年龄、性别和健康的较高要求，也提出了更高的专业劳动技能要求，社会分工也更为明确。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的工业革命，在极大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生产分工的发展。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对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和生产效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行业划分，对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和素质水平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导致很多不具备匹配专业技能的人员缺乏就业选择能力，面临与生产资料低效率结合甚至当经济资源有限到无法容纳全部劳动力资源时，那些最低劳动技能的人员因无法与经济资源结合而出现失业或待业等问题。即使那些拥有自然禀赋的地区，如果没有高素质的专业技能人才和设备，也难以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开发，往往被沦为原材料的输出地，导致技术和资金匮乏型的地区贫困。而高技能人才和资金充沛的地区，则可以通过资金采购自然资源和原材料，弥补自然禀赋不足的问题，生产出较为丰富的社会产品满足成员的需求。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使劳动产品的消费剩余成为现实，生产者也希望通过交换以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并通过剩余劳动产品的商品化实现财富积累，交换需求促进了服务于商品流通和交换的商业发展，市场经济得以形成和不断地发展完善。有了商品交换后获得的财富支持，生产者为了改善劳动技能以实现与经济资源的更有效结合，产生了教育培训和医疗保健需求。经济资源的所有者为了提高经济资源的生产效率，则希望通过融通更多的资金，从市场上购买更先进的生产设备和高素质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并利用出售商品所得弥补生产资料消耗成本、劳动力成本和融资成本，以获得生产利润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本积累。而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可能会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风险造成的损失，如果这些风险损失得不到及时的补偿，就可能会导致生产中断甚至破产。于是，围绕着劳动要素与生产资料更有效结合需要，以及保障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需求，更为专业的商品销售、教育、医疗、金融和保险等服务业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

       由此可见，只有高素质的专业劳动要素，通过先进的生产方式与优质的经济资源进行有效结合，并在第三方的服务产业的有力支持下，才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生产出充足的社会产品，满足社会成员对消费品的需求。以上三种经济资源的错配都会不同程度地损害生产效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就会受到抑制，“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也就难以有效实现，那些因为劳动技能不足而无法与经济资源有效结合的劳动者，以及遭受意外事故重大损失的人员，都可能陷入经济贫困。

       2、经济资源错配的生产效率损失与贫困问题的内生机制

       根据社会生产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理论，帕累托最优就是“对于某种经济的资源配置，如果不存在其他生产上可行的配置，使得该经济中的所有个人至少和他们在初始时情况一样良好，而且至少有一个人的情况比初始时严格地更好，那么这个资源就是最优的”②。也就是说，不同的劳动者与不同经济资源的组合，在生产效率上最优的前提是不会损人利己，包括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和商品生产选择都必须同时满足，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由于帕累托最优强调的是社会福利整体最优，在现实中是很难满足的。通常情况下是部分群体的福利改进，总是伴随着另一部分群体的福利损失，对此，经济学家又提出基于改革补偿的Kaldor-Hicks改进准则，即改革对社会总福利的促进能够补偿因改革造成的部分人口的损失时，改革就是有效的。但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以剩余价值贡献率为主导的分配方式下，那些低生产效率的部门和劳动者，往往并不能从改革中真正得到福利损失补偿。

       如图1所示，假定存在一组不同劳动技能的生产者和不同类型的经济资源，当生产者和资源实现最优配置时的生产产品曲线为P，对于某种劳动技能水平的

与某种资源

相结合，对应的社会产品为

，而且这种组合方式显著地小于组合

、大于组合

。如果把资源

交给

生产，虽然生产效率是提高的，但

却缺乏匹配的劳动力，只能由

来生产，导致

的效率损失大于

的增加部分；同样，交给

生产，尽管

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单位产出，但对于经济资源

的生产效率则是降低的。因而只有在劳动数量与资源数量恰好完全匹配时，社会效率和产出都是最优的。

       事实上，劳动数量和资源是很难恰好实现等量匹配的。当劳动技能和经济资源类型一定时，如果

与

互换，虽然

的生产增加，但

是损失的，其代价是

和

的双重损失，只有

对

增加的贡献额度大于

对

的损失，才不会造成社会福利总损失。但由于很多自然资源和能源是不可再生的，由劳动技能较低的人员从事技能要求较高的资源开发生产，往往会造成掠夺式的资源浪费或者粗加工原材料输出，无法挖掘经济资源的潜在增值部分，这在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开发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且人们往往从容易开发的优质资源开始，资源开发程度偏低造成附加值也较低，进而沦为初始原材料的供应者，造成地区性发展的不可持续。

      

       图1 劳动要素与经济资源组合方式的产品产出关系

       假设劳动要素与经济资源的最优产出

，恰好满足三个劳动力的需求，任何一项生产组合的损失，都会导致实际产出

，而其缺口部分

必然需要有人来承担，而这个(些)承担者就是潜在的或者现实的贫困人口。在很多情况下，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因为实际产出的社会产品超过总劳动力的产品需求，而忽视了经济资源错配造成的效率损失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对于人口众多的国家或地区，因为劳动力和劳动力需要承担抚赡养人口数量较多，对社会产品和生产效率较为敏感，任何一种经济资源的错配方式都可能会导致群体性或区域性的人口贫困问题。

       同时，由于政治、社会公平和社会管理等需要，人们也很难实现不同水平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与其能力匹配的经济要素相结合。更为普遍的现象是那些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势群体，占据了优质的经济资源，使他们不至于因为与劣势经济资源结合而收入较少，此时他们的收入增加额部分，是以经济资源的效率损失为代价的。与此相反，那些较高技术能力的劳动者，因为缺乏社会关系网络而沦为社会弱势群体，只能与较低技能要求的经济资源结合，导致收入潜能得不到实现而减少，虽然高技能劳动力有助于提高经济资源利用效率。经济资源错配的社会福利损失，在于社会生产潜能得不到有效的释放，原本经济资源正确配置应该得到的高生产效率上的充足生产得不到最终的实现，属于社会总产品损失问题。当这些损失导致生产总产品无法满足社会需求时，必然会造成部分人群的贫困问题，而生产资料的占有性质和分配方式不同，造成的贫困人口的类型和数量也是不同的，表现为国家贫困、阶级(阶层)贫困、地区性贫困或个体贫困等。

       从数量不匹配时的市场竞争角度，由于相同技能劳动者数量与对等匹配经济资源的数量往往是不同的，当劳动者数量

大于匹配经济资源需要的劳动力

时，就会造成劳动力供给过多，进而形成劳动力买方市场，部分被淘汰的劳动力

-

必然会向下寻求次优的经济资源

；当劳动力数量少于可匹配经济资源时，就会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引发数量为

-

用工荒或劳动力短缺，优质经济资源

必然会向下寻求次优的劳动力

；前者造成劳动者效率损失，后者则造成经济资源效率损失，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社会生产效率。为了减少经济资源与劳动技能数量上的不对等，很多国家或国家之间，允许或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最典型的是欧盟内部的欧元区国家实行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就业政策。而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截然不同的农村流动人口政策，也非常具有典型性，使大量较高技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市获得了相应的非农收入。

       在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模式下，经济资源错配导致的另外一个极端问题，就是产能过剩。如果三种经济资源

、

和

生产的产品不同，需要在三个劳动力

、

和

之间进行交换才能实现产品价值，当

与

生产的产品

在满足自我消费需求后的结余部分，不能通过流通由其他劳动力消费时，那么该产品就无法以商品的形式转化为

的收入，造成产能过剩引发资源浪费，

的生产成本得不到弥补，收入需求也得不到满足，进而导致其生产性贫困。这在中国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大量农产品和特色产品无法外销而影响收入水平，导致地区性经济贫困。因而供给侧改革也是解决经济资源错配的一项重要举措，并不仅仅是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社会总产品，还需要基础经济资源配套服务设施的跟进，使社会产品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产品价值，并与市场需求相一致。

       (二)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与贫困的性质

       造成经济资源错配的原因，主要与社会制度相关的根源性问题、资源配置方式和行为主体行为决策偏好等原因有关，不同经济资源错配原因导致的贫困性质是不同的。社会制度造成的错配往往带有剥削性质，即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而导致的阶级性贫困；资源配置方式造成的错配致贫问题，是由于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导致生产要素无法实现优化配置造成的，具有生产效率损失性质；而行为主体决策偏好造成的贫困，则是经济资源时间配置导致“未来收入”不足或风险保障水平较低引发的贫困，往往具有“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的性质(蔡昉，2015)。

       1、经济资源匹配时的贫困与收入再分配的有效调节机制

       在劳动要素与经济资源要素结合的过程中，从帕累托最优的角度，专业劳动技能应该与对应的经济资源开发要求相匹配，以实现社会总福利最优。但是，当社会产品分配只采取与劳动技能提供的劳动量为标准时，就会导致与优势经济资源匹配的高技能劳动者获得更多的社会产品，而那些与劣势经济资源匹配的较低技能劳动者，往往因生产效率低而获得较少的社会产品，如果没有社会产品的再分配机制，这些劳动技能和经济资源均处于劣势的人口，将面临因劳动技能和经济资源可及性的贫困。劳动能力与经济资源可及性造成的贫困，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上都普遍存在，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③。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贫困与资本主义等剥削社会贫困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尽管资本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也会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优先录用劳动技能较高的劳动力，以确保自己占有的经济资源最大程度地榨取剩余价值而使经济产出最大化，这种选择不仅会造成社会总福利损失，而且还会造成更大范围内较低劳动技能者的贫困，但资本的贪婪特性决定了它不会有效地通过再分配机制主动解决这个根本性的缺陷。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是为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尽管也会利用市场机制和人才招录制度，努力将优质资源匹配给予岗位技能相匹配的劳动者，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性质，能够使最大化的社会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具有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社会制度基础和收入再分配调节机制。

       针对劳动力要素与经济资源匹配时形成的产品数量的差距，资本只关注单位生产投入的剩余价值回报规模，即单位资本利润最大化。他们对工资福利的改善，也主要是为了使自己的薪酬对高技能劳动力更具吸引力，以“锁定”能够带来最大资本回报率的劳动要素(Folland、Goodman和Stano，2010)，减少新聘用劳动力的引进成本、培训成本和岗位适应时间成本等。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当通过正确的经济资源匹配实现社会总产品最大化、并进行科学合理的六项扣除以后，采用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努力消除不同岗位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各种政治经济体制，还存在很多影响发展成果公平分配的、亟待深化改革的问题，在完善初次按劳分配等分配方式的基础上，通过深化税收等纯粹再分配机制改革，完善包括教育、就业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险等有效再分配工具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最终消除经济要素配置导致收入差距较大引发的贫困问题。

       2、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方式与贫困的性质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资源错配致贫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的统治阶级手中，阶级剥削的本质必然会造成无产者的整体贫困。资产阶级通过圈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严重制约劳动力需求的小农生产方式和封建农奴的人身依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等经济资源仍然被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所占有，即使这些国家的社会总产品能够满足全民需要，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特权导致大部分社会产品以剩余价值的方式被少数资产阶级占有，只有少数的社会产品以劳动力成本补偿的工资方式，分配给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虽然有时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的激励需要，资本家会增加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但依然无法根本改变对剩余价值追求的本质。因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早期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制度，在以占有生产资料剥削被统治阶级劳动的性质上，没有本质的差别，只不过是相对于劳动人身依附关系上，劳动者不再依附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作为无产阶级而整体依附于资产阶级。资本的贪婪和生产资料的占有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无产阶级的整体贫困问题，这种贫困带有明显的阶级剥削性质。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资源配置方式与贫困的性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掌握生产资料和经济资源的剥削阶级被消灭，经济资源收归全民和劳动者集体所有，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有效结合成为可能。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早期，由于刚刚脱胎于剥削社会制度不久，剥削阶级对社会生产力造成的负面问题影响依然存在，特别是诸如中国这些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水平和教育程度都普遍偏低，与现代化农业和工业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能力相对不足，并且服务于两者有效结合的教育、科技、医疗和资金等资源相对匮乏，加上社会管理需要和自然资源的地区分布等原因，存在经济资源与劳动力要素难以完全有效结合的问题，造成社会生产效率和水平整体偏低，所生产的社会总产品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即由社会生产力造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

       缺乏对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关系的正确理解，导致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也是造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要素错配的主要原因。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阶段，通过人民民主专政在将生产资料收归全民和集体所有的同时，也将其生产经营权一同赋予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农村的农民集体，并对其所有权性质和经营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严重妨碍了劳动技能与经济资源的有效组合，当那些拥有并直接经营生产的劳动者不具备匹配的生产技能、并缺乏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资金支持时，生产效率损失也必然无法避免。缺乏现代生产技术、劳动要素和资金的农村地区，往往只能采取粗放型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造成经济资源贫乏地区的区域性贫困。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下，那些劳动能力偏低的弱势群体，显然无法从按劳分配中获得充足的社会产品，表现为收入水平较低，无法充分满足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需求。在生产效率较低并且技能较差的劳动者贫困风险较大的情况下，如果具有再次分配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往往会造成部门或地区性的整体贫困问题。

       三、经济资源错配与中国农村贫困现状分析

       (一)社会总产品分配方式与经济资源错配贫困问题

       1、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品扣除与分配的六项扣除理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六项扣除理论，认为如果将劳动所得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在成为个人之间可分配的消费品之前，首先应该进行满足社会生产和应对生产风险需求的扣除，即“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和“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余部分用来作为消费资料，但把这部分消费资料在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需要扣除“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④。

       马克思还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论证了个人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采取按劳分配的方式，使每个劳动者“在做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而这个社会的给予“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⑤。但是，由于相同技能的劳动者与不同类型生产资料结合的生产方式，产品生产的效率和产出是不同的，那些资源质量和生产效率与规模较高的部门或地区，劳动者的单位劳动量的可分配产品也是较高的。因而在社会主义生产分工中，按劳分配的实际数量与部门的劳动者数量和生产总量密切相关，生产效率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地区或部门，劳动者按劳分配所得偏少。

       关于按照劳动者的劳动量分配产品的家庭消费问题，马克思并没有回避按劳分配与家庭抚赡养压力之间不匹配的缺陷，但马克思同时指出，当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使“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⑥。

       关于未来各项扣除的数量和变化趋势，马克思在六项扣除中明确了社会总产品在成为个人可支配消费品之前的扣除顺序、扣除标准或依据，以及在每个扣除层级上的资源配置方向，并强调一般管理费用“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而学校和保健设施等公共需要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地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⑦。一般管理费用的减少和公共需求部分的增加，有助于未来将更多的产品用于劳动者的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进而通过提高他们的教育和健康水平达到保护和提高劳动技能的目的。

       2、中国农村经济资源错配形成的历史原因和发展现状

       中国在社会产品的扣除和分配方向上，总体上是按照马克思提出的六项扣除理论实施的，但是从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角度，社会总产品的扣除和再分配部分对当前农村地区的分配是相对不均等的，在农业生产产品和经济资源用于支持城市发展的同时，城市却没有将相对丰富的产品有效地“反哺”农村，尤其是在教育、科技、资金和健康资源等方面，城乡均等化程度明显偏低，导致农村居民难以与城市优质经济资源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户籍制度，导致经济资源和劳动要素“城市的归城市、农村的归农村”，农村充裕的劳动力被锁定在农业经营领域，加上长期存在的牺牲农村发展城市的代价，到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已经积累到近8亿相对贫困人口。但是在农村社会产品的分配上，农村却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大奉献和牺牲，包括用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中国人口，优质的农村自然经济资源以价格“剪刀差”的方式，用于支持城市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并为解决城市就业压力而使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留在农村，甚至在一段时间接纳了大量的城镇富余劳动力。不仅如此，为了保证优质的稀缺公共资源优先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农村居民在教育和医疗公共需求、社会保障资源和基础建设等公共财政资源上，也都作出了很大的奉献与牺牲。农民奉献给社会的“劳动”与资源并没有在扣除后，等量地返还给他们。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经营权不分，进一步固化了农民的社会身份认同和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即便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自耕农的生产方式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是由原来的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式经营，现代化的资金、技术和生产设备相对匮乏。与土地的私有权可以继承不同，中国农民的集体土地承包权是与生命周期密切联系的“所有权”或终生承包权，与年龄、劳动技能和健康状况等劳动能力要素无关，因而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一体化，实际上是土地承担了农民收入保障和养老保险的部分功能。当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以后，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妇女，甚至是儿童就成为务农的主要劳动力，而那些劳动力空心化比较严重的地区，则出现了土地撂荒问题，不仅严重损害了土地资源的生产效率，加重了农村的贫困问题，也加剧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下，政府寄希望于农民将承包土地流转出来，在农民获得土地流转收入的同时，通过外部资金、技术和劳动要素资源的介入，大力发展集约型现代化农业。

       经过近40年的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锐意改革和开放战略，特别是对农村人口迁移流动限制的放开，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有机会进城务工，参与分享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成果，在2.6亿农村流动人口的务工收入和各项惠农政策的支持下，使农村7亿人口基本脱贫。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产品分配问题，当前农村的基础建设依然薄弱，技术、资金和人才严重短缺问题依然严峻，造成农业生产效率严重偏低、农民务农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因为缺乏劳动技能，只能在城市从事比较艰苦的行业，不仅总体收入水平偏低，而且也难以均等享受城市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的问题也没有因为农村劳动力进城而得到根本性改善。

       3、中国农村经济错配下的贫困现状分析

       中国当前的农村贫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经济资源的错配具有密切关系。由于缺乏服务于劳动力与经济资源相结合的优质服务，导致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务农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水平依然偏低。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并实行种粮补贴政策，以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使近7亿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依然明显偏大，国家扶贫办的数据显示，2015年年初中国农村地区已集中近7000万贫困人口。从社会总产品的分配角度，2008年至2012年五年间，农村从国家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仅为城市的9.46％，农村恩格尔系数平均高出城市4.58％。在教育程度方面，从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的6岁以上人口城乡学历结构的相对比来看(图2)，农村教育程度随着学历水平增加，城乡差距成几何倍数增长，一方面反映出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城乡之间的义务普及率均基本实现；另一方面，包括农村生源的大量高层次人才集中于城市，造成农村高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农业资源缺乏与高水平生产技术人才的匹配机会，反映出大量农业资源因缺乏与高端人才匹配而造成生产效率损失。

      

       图2 2010年全国城市与农村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相对比

       在较低的农业生产效率下，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又造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限制在农业生产，农村人均社会总产品分配不足。在取消农业税和种粮补贴政策实施之前，一些贫困地区在缴纳农业税以后的剩余部分，不足以补偿农业生产资料消费，农业生产可追加部分必然也严重不足；农业生产缺乏充分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的保险，“三农保险”扶持资金与风险损失明显不对等，根据民政部数据，2014年农作物受灾面积24891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3090千公顷，按照每千公顷0.3亿元计算，农作物绝收损失超过927亿元，而当年农业保险保费和赔付仅为325.7亿元和214.6亿元，再加上受灾面积造成的部分损失，反映出社会总产品扣除在应对自然灾害上的投入明显不足。

       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处于水平偏低或者缺失状态，生育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和失能收入保障等尚未覆盖农村居民，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险费为410.89元，远低于人均1274.44元的医疗费用；教育资源和医疗保健设施严重不足，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劳动技能和健康状况整体偏低，54.6％已退出劳动年龄的老年人依然需要从事农业生产保障基本生活，新型农村社会养老试点地区年人均保费为317.69元。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的数据，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中，因病、因灾和因学致贫比例的分别为42％、20％和10％，因劳动能力弱致贫的占8％，其他原因致贫的占20％，这些贫困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没有能够增收的产业。根据中央的扶贫开发战略安排，精准扶贫主要手段是发展生产脱贫3000万人，易地搬迁脱贫1000万人，转移就业脱贫1000万人、社会保障托底2000万“五保户”人口，前三项与改善劳动者的收入和优化人口资源区域配置具有密切的关系。

       (二)中国农村家庭层面的经济资源错配与贫困问题

       1、家庭层面经济资源错配致贫的理论与经验证据

       尽管马克思的六项扣除理论，是从社会产品成为个人消费资料之前的扣除，但从家庭可支配收入分配角度，也同样需要处理好用于最终消费与改善未来收入和风险保障能力的关系。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家庭贫困是农村贫困的主要表现形式。中国农村家庭的普遍贫困，除了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社会经济资源错配有关，家庭经济资源的错配问题也非常突出，甚至引发贫困陷阱问题。关于贫困陷阱的逻辑起点，理论和实务上的争议都比较大，但公认的两个根本性因素是教育的缺失和健康损害或因病致贫，因而都强调教育与健康扶贫在摆脱贫困陷阱中的重要作用。在马克思的六项扣除理论中，将教育和保健设施作为公共需求的两项重要内容而列举出来。Huebner的生命价值学说，将教育和健康作为资本化价值能力的两个重要影响因素，健康保险和寿险能够有效应对因为健康损害而造成的财富损失和资本化价值损失，即健康保险和寿险能够有效避免因为疾病造成的“生存死亡”引发的资本化价值丧失、短期残疾引发的收入损失和医疗费用支出引发的财富损失。Huebner的生命价值学说将影响个体资本化价值的主要因素，概括为性格、教育、健康、创造力、技能与培训、阅历、创新能力和实现远大理想的能力，这几乎涵盖了研究贫困问题主流理论中致贫原因的核心观点，并且Huebner更加强调人身风险造成既有财富和潜在财富损失的致贫问题。

       与生命价值学说的观点相似，Banerjee和Duflo(2011)基于“今天的收入”和“明天的收入”研究了穷人为什么难以摆脱贫困陷阱的原因，对贫困陷阱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在已经贫困情况下，穷人是如何配置自己的家庭收入的，这与生命价值学说非贫困时因缺乏健康保险而致贫的逻辑起点是不同的。他们对贫困陷阱原因的分析，不仅包括了Huebner关于财富获得能力的影响因素，还从食品消费安排、健康行为、教育投入、家庭结构、保险结构与数量、发展生产资金、企业家精神的培养、政府的政策与政治等角度，用数据和案例系统地分析了造成穷人家庭贫困陷阱的关键原因。Banerjee和Duflo的实证结论是穷人自己、社会和政府都存在因为资金错配而难以摆脱贫困陷阱的“困局”。他们的观点和结论，与Huebner的生命价值学说在财富结构、财富获得能力和贫困风险因素等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相对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等理论侧重于贫困的衡量问题，Banerjee和Duflo更加关注如何优化经济资源的正确配置，以使穷人摆脱贫困陷阱的梦魇。

       强烈的家国情怀，使家庭成为中国农村最重要的基本生活单元，是劳动者可支配收入最终的消费主体。当劳动者分配的社会产品不足以维持家庭所有成员的消费时，将会导致家庭整体性贫困。因而评价和衡量贫困程度的标准，应该建立在家庭而不是个体层面，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如果一个家庭不是贫困的，那么至少证明家庭的劳动力不是贫困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家庭都不是贫困的，那么整个国家也一定不是贫困的。这种家庭贫困的逻辑关系，不仅被英国和北欧四国等西方福利国家以家计调查(Meanings-test)形式采用，也是中国社会福利和救助的主要依据。所以，当劳动者的收入需要承担家庭法定的抚赡养和扶养责任时，衡量贫困的基本标准应该建立在家庭层面，而不是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马克思在六项扣除理论中，虽然关注到子女数量对家庭消费需求数量的影响，但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按劳分配是无法公平解决的，寄希望于更为丰富社会产品时“按需分配”解决。

       2、中国农村家庭资源错配与家庭贫困类型

       中国当前农村家庭贫困的经济资源错配，主要表现为劳动力要素整体错配和发展性与风险保障性消费不足等方面，与Banerjee和Duflo对贫困陷阱原因的分析有很多相似之处，即在食品消费安排、健康行为、教育投入、家庭结构、保险结构与数量、财富资本化水平等方面的收入安排不够理性，缺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能力，同时也与社会资金支持和政府的“三农”政策与扶贫措施不尽合理、中国特有的家国情怀等传统文化有关。

       首先是农民的乡土意识和农民身份的自我认同感非常强烈，这不仅影响了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也在中国农村流动人口迁移过程中，产生了具有中国农村特色的1.5亿人口的弱势留守群体，包括0.6亿儿童、0.47亿妇女和0.5亿老人，这部分留守家庭脱贫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农民工的进城务工收入。中国农村留守人员的形成，既有政府的户籍政策和城市的排斥有关，也与农民的自我身份认同有关。中国《社会蓝皮书》中关于2014年的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有75.45％的农民工不想城市落户，70.41％的人不愿意放弃土地，两者具有高度一致性，并且47.28％的人是认为自己就是农民工。⑧而土地也能够以较小的成本为他们提供粮食、蔬菜、禽蛋和肉类食品等基本生活消费，并且也是食品的直接生产者、加工者和消费者，消费支出内部化间接降低了消费支出压力。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总消费与现金消费总差额为495.5元，食品类为460.8元，占93％；其次是居住类，为32.2元，占6.5％。

       其次，从农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和边际偏好来看，农村家庭的发展性消费普遍偏少。从国家统计局农村入户调查的2000年至2012年的数据来看(表1)，食物类消费为1357.87元，依然远远大于其他消费，其次是居住类消费，而文教类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分别为295.61元和224.19元，也低于交通通讯费用305.61元。而从消费的边际偏好选择来看(表2)，农村居民的食物和居住类的数值也偏大，消费边际分别为0.271和0.154，为收入中优先安排的消费支出，但其中的食品消费包含了承包土地的贡献部分，食品的现金消费边际为0.183；医疗和教育数值较小，分别为0.072和0.042，均小于交通通讯费用支出，而交通通讯费用的增加一方面与农民工的流动就业有关，也从一定侧面反映了消费安排的非理性和城镇化不完整等问题。特别是文教娱乐消费偏好还弱于衣着和家庭设备，更反映出农民发展性消费投入不合理等深层次问题。从收入拉动消费角度，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普遍偏大，意味着即使较为富裕群体也没有改善他们的消费结构，与平均偏好趋势比较一致。转移性收入的消费影响处于第二位置，说明社会保障等转移收入有助于增加消费的数量，但依然没有改善消费结构，家庭发展性消费支出依然偏低。因此可以推断出与Banerjee和Duflo相近的结论，就是家庭经济资源的内部错配削弱了贫困家庭跳出贫困陷阱的能力，需要提供能力改善型的教育、技能培训和金融资本、风险应对等公共服务，而不是直接进行收入补贴性的资助。获得性劳动收入和风险应对能力的改善，对贫困家庭的脱贫才是最有效和最长久的。

      

       从农村最低收入居民家庭的消费看(表2)，消费顺位总体上与农村居民的平均水平相类似，食品和居住成为他们的普遍优选偏好，教育和医疗类等消费支出偏好较弱，尤其是文教娱乐类的消费依然处于最低位次。消费的偏好程度普遍大于平均水平，由此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收入的消费比例较大，储蓄水平更低；二是累积财富资本化程度较低，无法转化为更多改善家庭收入的资本性投资。因而，消费受到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分别处于第一和第二的位置，并且均对交通通讯的影响最大。但从总消费与家庭平均收入之间的关系看，偏好系数为1.821，说明非现金类的务农收入，对低收入群体的食品类消费影响较大。综合表1和表2的结果，说明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家庭，缺乏优化家庭可支配收入弥补要素短板的能力和意愿，需要来自于外部的激励力量和拉动措施。

       在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中，当前因病和因灾致贫比例高达62％，并且其他致贫的原因中也隐含了因健康问题的致贫问题，中国农村居民应对疾病、灾害和老年风险的能力比较脆弱，累积财富填补风险损失的水平普遍偏低。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农民选择健康保险和农业保险时，由于保险知识缺乏和选择能力不足，往往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甚至还存在当自然灾害发生后再去买农业保险等现象，再加上收入消费的时间偏好和财政资助力度偏低，农民的收入用来应对各种风险的保险投入明显不足。而对于商业保险的供给方，还存在严重的所谓“二八定理”对80％低收入者的“撇脂”问题(王国军，2014)，导致高风险的低收入贫困人口被排斥在保险商品的目标人群之外。农村家庭收入的风险保障资金错配问题，导致农民缺乏风险应对能力，当大额风险损失发生后，农民因而也很容易陷入因灾返贫的贫困陷阱。

       四、中国的农村反贫困路径选择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之上，针对中国农村服务于劳动力与自然经济资源结合的第三方服务资源缺乏问题，农村反贫困战略和路径选择，首先要通过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等方式使个人全面发展起来，激发和提高劳动者的潜力，并在现代金融资本和先进产业生产管理技术的支持下，实现与经济资源的高效结合，提高农业资源生产效率和产品的附加值；其次是对劳动要素和生产资料、产品提供更加全面的风险保障，努力扭转因灾、因病和意外事故造成的致贫或返贫问题。

       (一)全面深化改革阻碍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体制

       要解决农村经济资源错配问题，首要的任务就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得到充分的流动，在将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使城市的优质生产要素无障碍地参与现代农业生产，实现城乡之间可持续协调发展。这就需要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约束，使转移流动人口的福利待遇与户籍脱钩，完善已经推行的居住证制度，并加强和改善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技能培训，以提高他们与城镇经济资源的匹配能力。

       同时彻底扭转农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一体化的经营理念，使城市高质量的生产要素和劳动要素实现与农业资源的高效结合，鼓励现代技术和金融资本进入农村，推动农村现代化集约型现代农业的发展。在城市通过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激活城镇经济的同时，也同样需要使农民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当前农村面临的新问题，就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的留守弱势群体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他们在体力和智力上都难以匹配现代化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因此，亟待通过土地流转制度，将那些进城务工和不匹配现代化农业生产素质要求人员的土地流转出来，在保障其承包权流转收益的同时，加大外部资金和现代化生产技术的引进力度，由与技能相匹配的劳动者负责生产经营，彻底改变农村资源日益严重的粗放式和掠夺式生产经营问题，加强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生态环境保护性开发。

       基于马克思的六项扣除理论，严格控制一般性管理费用，将更多的社会经济资源和财政资金更加有效地用于公共需求的满足，建立服务型高效政府，消除腐败等权利寻租行为造成的经济资源错配，改善基本资源配置的绩效考核激励机制，为更加公平配置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提供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得到充分的涌流。考虑到政府不可能微观到精确识别每个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并实现与技能相匹配资源的有效结合，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机制，通过有限次数的匹配试错，最终实现优化匹配的结果。政府要做的就是服务好市场资源的配置，通过完善市场信息和劳动力市场，减少劳动要素与经济资源的试错成本，消除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藩篱。

       (二)按照市场机制鼓励产业扶贫和创业扶贫，减少政府主导型扶贫项目

       根据劳动要素与经济资源匹配原理，当高技能人才与经济资源匹配，或者向下匹配经济资源时，将会改善或提高所匹配经济资源的生产效率。同样，当技能低者通过技能培训和阅历丰富后，也能够实现与更高资源的有效结合，提高单位经济资源的生产效率和产出水平。政府扶贫开发要做的事情，就是“补贴”高技能人才向下匹配资源时的“损失”，这种补贴的本质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引进扶贫开发高端人才与技术的投入，可以通过直补或税收饶让方式，分担必要的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培训费用，最终通过生产的规模效应弥补单位劳动时间数量上的“损失”。事实上，在中国人才汇聚的大中城市，由于可匹配资源的数量限制，很多高水平人才本身就处于高能低配的问题。除了观念上的原因导致他们不愿意到农村创业外，政策激励不到位和基础设施不配套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中国很多高端人才到农村创业的案例，足可以证实他们到农村创业，比城市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财富价值。

       通过创业资金扶持将高技能的城市人才吸引到农村创业，带动农村区域性脱贫，可以解决农村优质资金和人才短缺，不仅可以减少直接经济救助造成的资金违法侵占等腐败问题，也可以扭转贫困人口对扶贫资金和社会福利的刚性依赖问题。早期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资金，往往是政府以扶贫项目的方式进行主导的，但由于项目的负责人员不是扶贫开发的直接利益主体，因而形象工程和资金贪污挪用问题比较突出。甚至有些地区为了获得扶贫资金，还出现积极争取贫困县“称号”的扶贫异化现象。通过鼓励产业扶贫和创业扶贫，能够形成扶贫开发、创业致富和提高财政资金效率等多方共赢的可持续发展局面。

       引导具有与农业相匹配专业技能的人才到农村创业，需要完善创业扶持资金和普惠金融制度，以激励创业和新型产业拉动农民就近就业，并且通过农民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实践，培养高科技农业和种植、养殖业技术，提高农产品深加工水平，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同时不断培养和提高贫困人口的创业精神、能力和动力。通过新型产业或创业企业，建立农户加企业的新型农村合作社，充分挖掘农业资源潜力，实现以点带面、以村带乡的示范性激励作用，彻底解决农村区域性贫困问题。

       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和谐的问题，是政府过于频繁和微观的官僚式干预，特别是当干预者具有牟利动机时，往往还会引发严重的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权利寻租腐败不仅容易使优质资源配置给生产能力较差的人员，损害稀缺资源效率和阻碍高端人员的结合机会，还会直接侵占劳动成果，破坏按劳分配机制而直接侵占社会财富，损害了社会公平分配的基础。

       (三)提高农村贫困弱势群体应对风险的保障能力

       保险的损失补偿手段具有收入的时间平滑功能和稳定机制。各种风险损失造成的家庭财富的减少、生产资料的灭失和身体健康的损害，往往是社会新增贫困人口的三个主要原因。2015年初的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中，有近一半与疾病和灾害风险有关。风险造成的损失不仅包括既有的财富积累或“今天的收入”，也包括组织未来生产需要的生产资料或资本、劳动力健康等损失，导致劳动者无法充分获得潜在的生命价值或“明天的收入”，进而面临长期贫困风险。因而健康扶贫和保险扶贫，也是确保劳动者具有充足的资金和健康以实现与经济资源有效结合的重要保障。

       提高贫困弱势群体的风险保障能力，首先是资助他们购买到足以补偿风险损失的保险，转嫁或分散其风险损失，包括农业生产保险、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等。贫困人口的保费支付能力普遍较低，政府应该通过社会保险提供直接的风险保障，并在必要时通过市场为他们采购商业保险服务，如政策性农业保险，并使农业保险由保障产量转向保障收入。同时，由于保险的专业性和附和性较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较为突出，政府在加强保险知识宣传和投保激励的同时，还要通过共同采购或委托服务的方式，鼓励保险机构开发适应的保险产品，提高贫困人口的保险选择能力和效力。

       在提供充分保险保障的前提下，鼓励各类保险充分利用风险管理专业技能优势加强风险治理，努力减少风险损失和不可逆的健康损害。同时，辅助必要的社会救助制度，以保障那些因灾致残者的最低收入水平，使因灾遭受暂时性贫困的人口脱离经济困境。

       (四)加强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跨行业转移技能培训

       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决定了与经济资源的结合能力和生产效率。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的相对短缺，导致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出现了“用工荒”问题。而未来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战略，不仅要求劳动者数量充足，也对其劳动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的重要贡献者，也必然是未来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下，将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市民化，如果这些市民化劳动力缺乏适应城市就业需要的技能，可能会出现新市民化贫困人口。因此，在通过新型城镇化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不仅是被动地匹配给与其技能相匹配的城市岗位，还应该积极培训劳动技能，使其具备从事更高劳动技能的岗位。在人口老龄化造成劳动力相对短缺的背景下，加强市民化劳动力的技能培训，也是提高社会总福利水平的一种帕累托改进，能够在更高水平上解决“用工荒”问题，充分挖掘每一个劳动力的收入潜能，生产出更为充裕的社会总产品，不断改善劳动者的资本化价值水平和家庭成员抚赡养能力。

       新型城镇化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或居民，短时间内集中转变为市民，由于他们在劳动技能的类型和水平上都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不进行针对性的跨行业转移技能，可能会造成大量的人员集中于相近的低收入岗位，不仅造成竞争性失业，还会导致整体收入水平偏低。因而，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下，需要为农村转移出来的新市民化劳动力，提供与城市各种就业岗位匹配的多元化技能培训。相对于在有限资源约束下参与市场竞争导致的人才下行配置，农村贫困人口的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本来就很低，因而向下配置的空间有限，面临的失业和配置到季节性临时岗位就业的风险较大。只有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才能够通过促进与提供更高收入的资源结合而改善收入水平。

       (五)优化社会总产品的再分配调节，减少行业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劳动的动机在于满足对社会消费品的需求。无论经济资源与劳动力要素如何优化组合，都会存在能力偏低劳动者与相应资源匹配组合现象，导致这部分弱势群体收入普遍偏低而沦为贫困人口。地区和行业部门之间、行业部门内部不同岗位之间都存在类似的收入差异。

       也就是说，经济资源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配置，那些低效率岗位劳动者在按劳分配方式下都存在收入偏低问题。如果缺乏更为有效和公平的社会产品分配机制，在收入拉动消费压力的内生作用下，总是会有部分低收入者成为贫困人口。根据Fuchs(1967)50％位数相对贫困标准，即使是发达国家因为收入分配差距，也存在众多的相对贫困人口。中国当前的社会生产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具有较为充足的社会产品进行分配，因而改革税收制度和提高社会保障再分配机制，将更多的城市社会产品向贫困的农村和客观产能较低行业倾斜，彻底扭转城乡公共资源均等化程度严重偏低问题，使更多从事收入偏低的部门或艰苦行业的劳动者，能够获得更为充足的劳动产品。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全民共同富裕，既是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形式下社会分工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标。

       五、结论与进一步思考

       由于劳动技能和经济资源质量不同，因而不同组合方式的生产效率和单位时间产出规模也不相同，在按劳分配的方式下，必然会导致一部分劳动者的直接劳动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而那些收入低于10％位数的人口极可能成为贫困人口。但是，与经济资源错配造成的效率损失和产出不足致贫不同，经济资源有效匹配能够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大化，进而为更多更公平全民分享发展成果提供了可能，或者说是充分的物质保障。如果经济资源错配造成的效率损失使社会总产品即使按照均等分配都不能满足需求时，公平分配的基础就不存在，其结果就是集体贫困或者少数人的极端贫困。

       中国农村是贫困人口的聚集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居民劳动技能普遍偏低造成的，割裂城乡的二元结构不仅抑制了他们与优质经济资源的组合机会，也阻碍了城市高技能劳动要素与农村资源的结合。加上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服务于劳动力要素与经济资源优化组合的第三方服务，缺乏服务农村的激励机制，进而恶化了农村的贫困程度。当前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相当的贡献来自于流动人口的务工收入和近年来的惠农政策。

       注释：

       ①在马克思的六项扣除理论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都对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

       ②高鸿业：《西方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30页。

       ③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4页。

       ④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1-12页。

       ⑤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13页。

       ⑥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14页。

       ⑦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页。

       ⑧李培林、陈光金、张翼：《201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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