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台湾文学思潮的变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思潮论文,变动论文,近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将台湾目前社会和文化界定在后现代时期，我以为是合适的。台湾后现代主义倡导者之一罗青先生用了“后现代情况”这一提法，我以为是切实的。
从80年代到90年代，台湾的社会和文化的总体趋势是逐渐多元化，社会的政治、经济逐渐多元化，文学思潮逐渐多元化。当然，具体的变化内容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也是比较复杂的。而且这些变化仍在继续之中。这些变化在近年似乎更加迅速、清楚。社会的、文化的格局变化更加值得重新审视。
新世代作家王幼华在他创作的一部题为《广泽地》的长篇小说中把台湾的社会文化形态，形象地描述为相对于“海洋型文化”和“大陆型文化”而言的“沼泽型文化”。它居于更加强大的“海洋型文化”和更加久远的“大陆型文化”之间。由于多元化过程充满变数，台湾的“沼泽型文化”也从主要协调处理功能变为释放能量功能，从一种弱势文化逐渐转向强势文化。这是一种相对强势文化，因为它不可能凌驾于海洋型文化或大陆型文化之上，也不可能等同于海洋型文化或大陆型文化。但这种转化的动力来自台湾文化的主体性观念的开始形成和不断强化，也来自对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或海洋型文化和大陆型文化的有效兼容。转化的结果是“沼泽型文化”的过渡性特征正在逐渐消失，而海洋型与大陆型两种文化结合生成第三种文化：次海洋次大陆型文化。这是兼具海洋型和大陆型两种文化特点的新型文化。这种新型文化的成长势头不容忽视，台湾新型文化的能量值得重视。朱双一先生在一篇题为《台湾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心理摄像——王幼华作品论》（《台湾研究集刊》1989年第4期）的论文中这样描述：“外来文化（包括东洋、 西洋文化）挟持先进物质文明长驱直入，成为渗透浸淫社会各细胞的强势文化；而固有的本土文化却仍根深蒂固，作为一种基础因素发挥着不可磨灭的深远作用。“沼泽文化”处于两种文化之间，“沼泽容百水而成淤、吸纳、沉积、搅合多种成份，成为各种微小生命生殖、繁衍的场所。”这种特征实际上已经逐渐消失，“沼泽文化”阶段已经逐渐结束。成份“吸纳”之后的能量释放已经开始，阴性的文化地势和功能正转化为阳性的文化地势和功能。正是以城市文明更高度的发展为标志的、以知识而组织起来的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迅猛变化，导致了台湾社会文化的新阶段新模式的产生。
在这种新型文化模式下，文学研究最值得关注的是80年代以后登上文学舞台的新世代作家（即第四世代作家）。他们是台湾都市化的文学生成，是都市世代。根据首先提出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的美国社会学家G ·贝尔的观点：所有权是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层标准：知识和教育水平则是“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层标准。在“后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与知识分子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从事脑力劳动的各类职业是“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基础。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世代作家逐渐成为台湾文学主要力量，这是能够预见的现实。他们给台湾文学带来一种现代都市文化意识。新世代的作品很多可以看作是“都市文学”。除了作品中的都市景观、都市题材外，更突出的是作家思考方式的都市化、知性化。这部分地是由“后工业社会”的阶层属性决定的。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台湾的现实主义文学继续发展。但是，落实本土的现实主义传统也在政治激进主义支配下部分地发生变异和扭曲。在“本土化”论争中，出现了在新的政治层面上利用“本土化”这一口号的主张。极端的是提出台湾“民族独立”和“文化独立”。这样，“本土化”就开始和“台独”联系起来。文学上的极端政治化和非政治化倾向，在台湾的现代史上是有传统的，在社会动荡的时期，表现更加明显。这是在多元并存的80、90年代一直存在和变化中的基本平衡的二极现象。在“本土化”、“乡土化”的号召下，确有一种政治分离主义的极端化倾向，文化层面上也出现建立独立体系、结构的取向。这种文学上的政治取向，同社会政治结构的质变有直接关系，作家更自觉地用文学阐发政治理念，也使文学超越了抒情心态，进入知性探讨的格局。但我以为，根据台湾文学的历史经验，文学的一般政治取向有广泛、深远的影响，而诸如政治分离主义的特殊政治取向对于文学来说，影响极为有限，个中原因既在于政治，也在于文学本身。若就一般而言，台湾现代文学的政治传统倒是值得发扬光大的。
台湾的现代主义思潮是始终存在着的，尽管高潮早已消退。只是60年代的那种西方化的现代主义早就开始转向东方化、台湾化、后现代化。这种东方化、台湾化就是一定程度上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运动和文化运动。用刘登翰先生的话来说这是追求传统的“现代化”和现代的“民族化”。但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现代主义新形式的存在，一些现代派作家后来并没有用全新的作品同现代派完全决裂。
现代派的后现代化，或向后现代转变，是与台湾进入后工业社会大致同步的。从现代派到后现代派，共同取向之一就是反叛传统，新世代作家在这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女性主义文学特别是女性主义诗歌已经成为近年台湾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它的创作实绩和影响，乃至具有一批学院派批评家支持的实力颇强的理论批评队伍，都值得我们重视。后现代派的另一极文学是市场经济相当成熟条件下的通俗文学，它同现代大众传媒更紧密结合，成为社会文化消费的主要部分之一，这一趋向是完全适合台湾都市化的更新发展势头的，它也是新的生存环境和人文心态进入文学的结果。同时，它也给相当一部分严肃作家带来困惑和尴尬。它对台湾文学乃至台湾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广泛的。在台湾，长期以来，通俗文学走的是文学商业化之路，而相反的一极是现代派的先锋文学。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不仅没有抹平文学商品化和非商品化这二极，反而加大了二极的反差或距离。
杰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已经摒弃美这个不带有商品化价值的纯粹的东西，而把一切都打上商品化的特征，它促使战后西方社会的文学艺术走出现代主义时期自我表现和个性化的实验场所，面向两极：一极朝着更激进的方向，更为激烈地反叛传统文学和现代经典；另一极则面对整个商品化了的社会，更加通俗化，虚构和事实的界限被打破，小说和非小说相混合，甚至加进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因素，追求某种更甚于现实主义的“真实主义”。在台湾，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极是通俗文学的消费性、形象化，特别是在经过与影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相结合的改编、包装之后。如此出现的一类形象文化，是在现代西方世界和诸如台湾等东方地区可以看到的视觉文化。杰姆逊认为，“形象”这一概念与萨特的理论及拉康的结构式精神分析有关。由于现代社会商业化的发展，形象信息大量进入人们的生活，开始悄悄地、但却有力地影响着现实，同时也影响着人的精神形态。因为形象不仅具有物质意义，而且具有象征意义，它的广泛出现使外部的事物发生一个内在化过程，距离感随之消失。形象文化之于人的作用，就是距离感的消失，人们对距离的重新确认。如影视形象使外部客观世界发生的一切都成为人们自己世界的一部分，自身经验的一部分。形象文化的特征是美学上的民粹主义、复制、新的平面性、无深度感，以及严格意义上的表面现象化。它诉诸直接经验，无需任何解释，一切高度形象化。这种文化的发展会导致人在形象的濡染中失去行动的果断性和自决性。台湾80、90年代中出现的大量通俗文艺都属于这种文化。包括驰名海内外的言情、武侠、侦探、科幻等类通俗文学作品和通俗影视作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或形象文化方面，台湾甚至有着独特的制作、传播和效果体系，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均十分可观。另一极是处于激进中的文学叛逆力量。特别是第四世代的崛起，伴随着都市精神的觉醒。
对于台湾近期新诗来说，由作为新世代的第四世代诗人带到诗坛上的“都市精神”，使得诗歌出现新的景观：忘记或不想知道追求“草根性”、“大众化”的70年代新生代诗人，更不同于痖弦、郑愁予、洛夫、杨牧、余光中等诗人，早已不再专注于诸如“横的移植”、“纵的吸收”的问题，而是在新诗领域中发动了一场知性革命的语言运动。当然，他们并非凭空产生，多少承续了第三世代诗人对工业和后工业状况的探讨精神。但是已经告别早期农业及初期工业社会的抒情心态和表现手法。知性探讨或思考批判是他们写诗的基本态度，也是一种写作的出发点和动机。他们的诗并没有也不会代替上一代的诗，换言之，第三世代和第四世代诗人的诗如今并存。台湾诗坛上，政治诗、环境生态诗、都市诗、科幻诗，都是大量出现的。还有新写的神话历史诗，也以知性探讨为基本特性。创作心态的差别，构成了诗代的不同。但第三世代和第四世代诗人如今在以知性写诗上，大体达成共识。第四世代诗人在写作中，突出的还是知性、分析、探讨、批判的精神或要素。哪怕是在着重探索新诗形式构成等问题时，也要表现出某种理趣或文化意识。当然，这种知性并不是突然出现在诗歌中的。上代诗人中的白荻、林亨泰等人也有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即从视觉上使形式带有理趣。商禽和痖弦写的一些分段式诗，试图从形式的刻意追求中突破惯常形式，努力理性地表达自己对生命和人文精神的某种体验。到了第四世代，更进一步地强化了新诗的类型化、形式化，以构筑独特的诗歌形态。他们比较冷静，以文化观照心态，采用文化视角，揭示人的生存本相和文化根性，从方法、手法的使用上，往往是现代或后现代的。从诗歌语言的变化上，诗人特别是第四世代诗人，也加上上一代部分诗人，不注重诗歌激情的抒发，往往回避过去是诗歌主要内容的情感部分。语言往往因为缺少情感的过滤和粘连，而显得干燥、后设。象写小说一样地写诗的作法也出现，这基本上是西方现代派的笔法。这类诗由于诗人以某种叙事人的面具隐蔽起（抒情主人公）来，产生小说和戏剧阅读的效果。这种情形的出现，还是因为诗人将情感作为自己反省或探讨的对象或材料，激发情感的活动和情感涉及的对象和主体均为知性所渗透和覆盖。新诗自有现代派诗以来，一直就有重知性的诗歌出现，要是说在新诗中有一种知性传统的存在，恐怕也不为过。这种知性传统的存在，也不是以完全取代抒情传统为代价、为前提的。而知性批判或知性革命，在诗歌中的具体表现是现实批判和政治意识的明显增加。直接批判讽刺政治、社会、经济繁荣表象下的真实、现代人的意识形态，扭曲的人性，被城市文明所疏离的人。由于信息时代（资讯时代）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诗人和作家也更多地在大量信息支配或刺激下，以新的世界观观照周围和世界，思考现代人的处境，写作的着眼点已经不再局限于狭隘的个人、乡土、岛区，而要着眼于整个人类及其生存的世界，知性和探讨的背景及能量来源均在于此。总起来看，近期台湾文学思潮的变动是多方面的，包括倡导多元思想，鼓励宽容自由，关怀现实生活，反映大众心声，借用古典题材，利用现代传媒，觉醒都市精神，强化知性探讨，张扬女性文学，崛起第四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