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动员中的文学和青年——从1920年代《中国青年》的文学批判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青年论文,动员论文,年代论文,青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勾勒革命文学的发生谱系时，1923年底到1924年初《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学论文，如秋士的《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夏的《新诗人的棒喝》《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恽代英的《八股》、楚女的《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等，往往被看做是革命文学兴起的先声。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本来的使命在于“普遍的革命宣传”，文艺并不是它关注的重点，但就在其创刊仅一个月后，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一批共产党人就如此密集地就文学问题发言，似乎有意要发起一轮文学的“批判”。他们的声音在当时也激起了一些反响，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在一般学生中影响很大的《学生杂志》，就转载了《中国青年》的部分文字，还刊发一些文章、通讯，同样展开对文学的挞伐，在发言姿态和论述口径上，与后者隐隐构成了呼应之势。①作为批评家的沈雁冰，也注意到了邓中夏等人的言论。依照他后来的说法，这些文章“是针对于当时高唱‘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痛下针砭”，而他发表于1923年底的《“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论无产阶级艺术》等文，也是出于对上述文章的呼应。②与此并不一定相关、但可以构成参照的是，在1924年前后，有关革命文学的讨论正零星出现，一些小型的社团，如悟悟社、春雷社等，也陆续打出了革命文学的旗号。③这样看来，《中国青年》上几个作者的意见，的确是得风气之先，它们似乎构成了革命文学的一种“酝酿”，时代潮流的“大转变”也由此被开启。
追溯开端、起源，在不同的时段之间建立联系，是文学史叙述的基本逻辑，但线性的叙述往往会将言论、事件，从特定的时代状况中抽离出来，为了“谱系”的完整而简化了历史的差异。具体到《中国青年》杂志的文学“批判”，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这些文章大多出自一批“实际工作者”之手，在动机、起点上，其实与一般的“革命文学”提倡有相当的不同。④在20年代不断激变的社会语境中，他们对“文学”以及“文学青年”的批判，与其说来自对理想“革命文学”的构想，毋宁说是为国民党改组背景下青年动员的总体要求所推动。他们的话语或许过于粗暴，处理复杂文学问题的方式，或许失之简单，但在具体的情境当中，仍具有特定的历史说服力。因而，在一种相对开阔的社会政治视野中，重新审视这一轮文学“批判”的背景，辨析相关的言论，不仅能够修正一些文学史的“定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20年代革命动员的话语分布、修辞策略以及历史说服力的生成，众多“文学青年”的转向以及支撑这种转向的社会、知识乃至心理状况，或许也能得到部分的说明。
一 “文学运动”还是“实际运动”
20年代初，初立的新文学进入了历史扩张的时期，伴随着众多“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的蓬勃滋生，“一个普遍的全国文学活动开始来到”。⑤对于关注新文学前途的批评家来说，新文学的泛滥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相关的质疑和不满也在积累。尤其是“五四”一代前辈——文学青年的导师们，其实并不真的希望朝向思想革命、社会改造开放的新文学，最终只是“实体化”为诗歌、小说等简单的文类实践。与此同时，新文学在普及过程中的自我消费化、空洞化现象，也引来越来越多的指摘。向文学青年提出劝谏、忠告的文字，在20年代初的报刊上，实际上是屡见不鲜的，对“坐在草地上做新诗”，“翻翻字典译些大错的小说”之类“文青生活”的漫画式描绘，往往也伴随其间。⑥换句话说，对文学青年的非议，在当时已成为一种共识性的社会话语，为了打破文坛上的浮靡空气，对于某种激昂扬厉文风的鼓吹，也不难听见。
《中国青年》上的文学“批判”，正是发起于这样的氛围中。署名秋士的作者，在发难文章《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
文学在现在，可谓已得一普遍的发展了。组织团体，发行刊物以研究文学的，平均每月必有两三处。在文学运动本身方面看来，虽然仍感觉寂寞；但一与其他各种运动比较，实在热闹非常，可称极一时之盛了。⑦
这段文字，拉开了《中国青年》上文学“批判”的序幕，同时也为后面一系列论述，奠定了某种基本的模式。虽然，《中国青年》的几位作者对某种理想的文学形态也抱期待，个别人(如沈泽民)在文学问题上也投入了充沛热情，但与一般批评家不同的是，他们更多的是站在“文坛”之外，以青年运动的引导者自居。他们首先是将文学理解为一种特殊的“运动”，它的兴盛不仅吸引了大量青年，而且导致了对其他运动空间的侵占。⑧从这种视角出发，对于主题、风格、体式等所谓“内部”问题，他们其实无暇顾及，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文学对青年的作用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和主体形象上，对文学青年病态生活的漫画式勾勒(“凡是想做新诗人的多半都是懒惰和浮夸两个病症的表现”)⑨，几乎成为所有文章的必要内容。然而，可以追问的是，在1923年底至1924年初，这份“非文艺”刊物集中火力攻击“文学”，只是普遍不满的表达吗？其目的仅仅是为扭转“青年界”、“文学术界”的轻浮空气吗？要了解更为具体的历史动因，不能不注意1923-1924年这个特定的时刻。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1923年的确是相当不平静的一年，诸多“大事”的发生扭转了历史与思想的进程。该年10月，控制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曹锟，被由贿买组成的国会“选举”为总统，造成民国史上的一大丑闻，也彻底打破了以和平手段实行宪政的迷梦，整体性的社会革命似乎已成唯一的出路。⑩在1924年出版第1期的《中国青年》上，主编恽代英发表了《前途的乐观》一文。在文中，他回顾了刚刚过去的1923年在内政、外交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曹锟“贿选”在内)，并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在只有昧着良心的人才会说中国除了革命还有别的法子。”在恽代英的论述中，政治的黑暗也孕育了新的历史纪元，1923年之后，酝酿多年的革命潮流终于找到了决堤的出口。在他提到的具有推进作用的事件中，“国共合作”以及随后的国民党改组，的确构成了现代中国的一个分水岭。历史形势的变化，同时也将如何有效地宣传以普及革命的“主义”，如何进行全面的社会动员尤其是青年动员的问题，推到了国共两党的面前。
“五四”运动之后，青年学生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显示出了强劲的历史推动力。20年代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在内的各种政治派别，都意识到青年的重要性，开始在学生中积极活动，争取这一股新兴的社会势力和政治资源。(11)程凯在他的研究中已指出，《中国青年》上的文学言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青年运动决议案”相关。(12)这不仅仅是一种推测，同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根据中共重视青年运动的精神，通过了包括“宣传及教育”在内的一系列决议案。在此次大会上，恽代英被选为中央委员，职务就是编辑，负责“主撰本团机关报并管理各地出版物”。(13)显然，《中国青年》就是上述一系列党团决议的产物，创办这份机关刊物的目的，是要在一般青年当中执行教化的功能，引导他们到“活动的”、“强健的”、“切实的”路上。(14)值得提及的是，上文谈到的《学生杂志》对《中国青年》的呼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发生于这一背景之中。《学生杂志》的主编是共产党人杨贤江，他与恽代英一样，在20年代的青年运动史上都享有极高的声望。在他主编期间，《学生杂志》日趋激进，尤其是1923年之后，发表了大量革命鼓动的文字，并与《中国青年》形成了某种协作关系。“当时比较进步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大体上都受《学生杂志》的影响”，而“杨贤江和恽代英同志的工作是相辅而行的”。(15)
如果说《中国青年》的创刊以及《学生杂志》的“转向”，都表明共产党人在知识青年中革命动员工作的展开，那为什么文学与“文学青年”首当其冲，成为批判的焦点呢？原因似乎也很简单，在恽代英等人的眼中，“文学运动”与“实际运动”的历史主体可能是同一的，二者都发生于所谓的“青年界”，即由大批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中小知识分子构成的社会群体中。不同之处在于前一种“运动”已蔚然成风，后一种“运动”尚需全力鼓动，前者甚至已构成后者的干扰。在社会空间分化与冲突的背景下，文学青年的问题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政治问题。由此看来，当年的沈雁冰以及后来的文学史家，其实都有意或无意地“误读”了这场“新诗人的棒喝”，他们更多是站在文学的本位上，去理解这几位共产党员的发言，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其实都在暗中扭转了话题的走向。虽然，文学对革命情感的鼓动作用仍一再被强调，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关注的并非是新文学的进一步深化或某种崭新文学样式的呼吁，而是下述两个互相关联着的问题：“文学运动与实际运动哪一种急要？现在这种文学运动，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会有效力吗？”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不仅“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被批判，即便是“为生而艺术”的倾向其实也没有得到信任。因为“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有效性及可能性，在他们那里是被整体怀疑的。秋士在他的文章中就提到：“以文学为助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工具的，实在很多——这从他们的言论和作品上，可以看得出来。”但对于这些“有意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作者的态度是：“我很抱歉地说，实在他们只是‘有意’罢了！”(16)在这段话中，所谓“以文学为助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工具的”，似乎是有具体所指的。在20年代初，郑振铎等批评家正大力鼓吹“血与泪”的文学，期望文学运动能自动地激起社会革命的可能，俄罗斯文学就是他们心中的典范。(17)然而，在《中国青年》的作者眼里，无论“文学”是否“有意”要推动历史，都无法改变自身封闭的符号化状态，在峻急的历史状况中，“列宁们”显然要比“托尔斯泰们”更为重要。
依照“为人生”的文学理念，通过扩大同情、描写黑暗的现实，文学自身就是一条具体的社会改造途径。“文学运动”与“实际运动”之间的关系，非但不应是竞争性的，而应当是相互推动、互为因果的。这样的理念并非封闭于文学内部，而是发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种整体思路中。出于对民国政治的普遍失望和厌弃，从文化、伦理入手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造，成为“五四”前知识分子的共同思路。在这样的思路中，文化、伦理、思想的变革最终会导致社会变革，不同的“场域”不仅交错重叠，而且呈现为有机的“一元化”状态，用陈独秀的话来讲：文学、政治、伦理本是“一家眷属”。(18)然而，在20年代初诸多“主义”的竞争中，当马克思主义最终胜出，社会革命成为集体的选择，不仅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造理念被打破了，“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自动关联，也受到了相应的质疑。原本持“一家眷属”看法的陈独秀，到了1921年也特意撰文指出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本来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希望那些“拿文化运动当作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的“有速成癖性的人们”打消幻觉。(19)在这个意义上，当秋士等人呼吁中国青年在“文学运动”与“实际运动”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他们拒绝的不仅有“文学”，同时也包含了文化运动与社会革命之间的有机性想象。“五四”之后激进思潮的内在分化脉络，恰好由此被凸显了出来。
二 什么样的知识最紧迫
《中国青年》发起的文学“批判”，持续的时间并不很长，自1923年底开始，到1924年上半年，相关的发言便逐渐稀少。这似乎暗示了这场批判的策略性、功能性，一轮“炮火”发完，工作的重点就要转换。但如果阅读《中国青年》上的其他言论，将文学话题放在杂志的整体布局中去考察，不难发现几个共产党员对“新诗人的棒喝”，其实并不是一项孤立的举动，而是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文化战略，杂志上的各种话题也相互关联着，发生于某种共同的“问题框架”之中。
在谈及《中国青年》的文学“批判”时，恽代英的《八股》是经常被提到的一篇。在此文中，他激烈地抨击“无用的文学”就如同“无用的八股”，需要全力反对。有意味的是，随后他的笔锋一转，又指向了所谓“八股的教育”，声称“现在一全国的中学生，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英文、几何、三角”，这是一种浪费。(20)文学批判与教育批判，分属不同领域，两个话题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可能会造成上下文的割裂。但稍加分析就能看出，二者的逻辑还是一致的，那就是判定一种“学问”的价值，无论它是“美”的文学，还是“深”的英文、数学，都应考虑其当下有效性。在“有用”与否的尺度下，不同的“学问”有着轻重缓急之分。在《八股》中，恽代英的看法并没有完全展开，在另外一些文章中，有关各门“学问”之间差异的认识，更为明确地表达出来。如《学术与救国》一文就重申：“若所说自然科学是指的工业、农业等技术知识呢，则我以为学这种技术的当然总比那些学灵学和学白话诗的人要好些，我们也并不十分反对。不过我们觉得要救中国，社会科学比这些技术科学重要得多。”(21)如果说在某种公民教育的内部，“自然科学的常识”比起英文、数学，更有实际的价值，那么在一种更大的知识等级中，“自然科学”虽然得到部分认可，但仍是受到贬抑的，并且与所谓灵学、白话诗处于同一序列中的。与这些“学问”相对立的，则是真正能够“救国”的学问——“社会科学”，它被置于知识等级的最高处，它的时代优先性被反复强调。
在衡量不同“学问”之价值时，重“实”轻“文”，是恽代英一贯的态度。在早年的日记中，他就多次强调知识的实用性，拒斥“易蹈虚空”的文科。(22)但作为《中国青年》的主编，恽代英此时的看法并不是个人的，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杂志同仁的共同立场。在1923-1924年间的《中国青年》上，在“文学”遭到猛烈攻击的同时，对于“社会科学”的提倡正紧锣密鼓地展开，相关的文章、通讯发表了多篇，(23)“《中国青年》是提倡社会科学之研究的”，(24)也成为杂志明确提出的口号。在一般性的鼓吹之外，恽代英、施存统等青年运动的导师们，还具体列出社会科学的书目，指导阅读的方法，回答读者的相关问题，似乎要为青年读者提供研究社会科学的全面指南。文学运动的批判与社会科学的提倡，二者的同步进行，表明在《中国青年》诸多言论的背后，其实隐含了某种总体性的“问题框架”：那就是在当社会革命成为中国唯一的出路，什么样的学问、什么样的知识才最为紧迫。在这样的问题框架中，不仅文学成为攻击的对象，自然科学、玄学以及其他专门化的学问，都不同程度地被清算。(25)实际上，报刊鼓吹只是他们工作的一个方面，就在《中国青年》创刊前后，邓中夏、瞿秋白、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恽代英等一批共产党人，也云集于“东南名副其实的革命的最高学府”上海大学，(26)先后讲授以社会科学为主的各种课程。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由是也成为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27)
诚如上文所述，从伦理、文化的角度，为社会改造奠定基础，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普遍趋向，即便是共产党的创始者们，在“五四”时期也对激烈的社会革命抱一种审慎的态度。通过“小团体大联合”实现社会改造的渐进路线，更为“五四”一代激进的知识分子所青睐。伴随着这一路线，从知识分工的立场出发，为文化运动奠定一个坚实基础的呼吁也十分强劲。(28)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当时的恽代英也曾是专业“分工”积极的支持者，在长文《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中用大量篇幅阐发“分工与合作”的意义，(29)这也解释了他后来在强调“救国的学术”高于一切的同时，对于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未尝没有一点同情。(30)可资参照的是，希望“以文学为助进社会问题的解决”的郑振铎和他的友人们，在创立文学研究会之前就已开始了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工作。但与此同时，在他们主持的《新社会》杂志上，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社会学也在被大力地普及。(31)在他们那里，文学与社会学这两门不同的“学问”，非但没有虚实、轻重、缓急之分，而且恰好能在分工的前提下，共同服务于社会改造的总体目标。应当说，各门学问的独立发展，吻合于知识生活的现代性规划，也配合了新文化运动“迂远”的社会重建理念，但在20年代激变的社会氛围中，无疑也会遭遇到巨大的诘难。知识和行动、文化与政治的价值，在20年代初的激变氛围中似乎发生了又一次的颠倒，有学者就以“走向‘行动的时代’”来概括这一总体的历史转向。(32)
走向“行动”，最为简洁地说明了“五四”后激进思想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行”的强调或许会造成对“知”的贬抑，但这并不等于说在革命的展开中，“知”的作用可以被简单忽略。作为一个传统范畴，“知”与“行”的关系，在现代思想及政治实践中屡屡被重申，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二元对峙，而是呈现为更为复杂的辩证状态。与其说对于行动的强调导致了对知识的贬低，毋宁说知识被提炼到更高的位置，它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理论把握以及对个体处境的“觉悟”。因而，重要的不是以行动取代知识，而是重建“知”的有效性尺度，这也就是“什么样的知识最紧迫”的问题来源。王凡西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于自己20年代的“知识观”就有如下的反省：
我几年来的自以为追求的“真正学问”——乱七八糟地阅读杜威、罗素以至柏格森等辈的大作，这时却被证明出非常无知与混乱的。这时我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从那两位“搞国民党”的乡前辈手里看到一些浅近的社会科学书籍，觉得这是一种切实而有用的学问，与我先前所学的一些不同。(33)
王凡西的这段话，可能说出了许多由文学(文化)运动转入实际运动的革命青年的共同感受。虽然，“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开始风行于知识分子群体之中，但与新文学成为一种“家常便饭”相比，(34)作为“救国”学术的社会科学，在1920年代初仍是一门资源相对匮乏的知识。(35)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展开中，当“主义”过快地变成行动，革命的组织和实践往往会领先于革命理论的细致把握。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对于许多转入“行动”的革命青年来说，可能构成了一个相当困扰的问题。即便是对于青年“导师”恽代英等人来说，在热情倡导“社会科学”的同时，某种知识的焦灼，也暗含在他们的言论中。恽代英自己就坦言：“我很恨从前糊里糊涂读了几本不相干的书，完全未曾注意社会科学；我现在正想多用力研究社会科学哩！”(36)在两三年前，恽代英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色彩很浓的激进青年，怀抱乌托邦式的“未来之梦”，在“转向”之后，他自身的知识储备也还没完全更新。(37)
谈论中国社会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一般都要从严复翻译的《群学肆言》讲起，而作为学院体制中的一门学科，它的创制是在20年代初才逐渐展开的。依照蔡毓骢的说法，萌芽时期的中国社会学术界，约可分成文学学派、社会行政学派、唯物学派三种。(38)这种区分方式后来多有延续，站在所谓“纯正”的社会学立场，对马克思主义或辩证唯物派社会学的排斥，也是1949年之前一般学院社会学家的共同观点。(39)那么，《中国青年》的编者在提倡怎样一种社会科学呢？阅读他们的相关言论，会发现在恽代英等人的表述中，所谓“社会科学”最初是语焉不详的。有时，对它的理解不出一般的学院化眼光，布尔乔亚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间的区分也没有被强调；有时，它被泛化为一种总体性的“元学科”，超越于一般的学科分化之上，决定着科学、哲学、艺术的方向；(40)有时，它又被笼统地等同于对时事与历史的关注。(41)这样的含混状态，暗示出倡导者自身准备的不足。但挂上了招牌，始终拿不出具体的货色，总归不行。好在不久后，一些更为“专业”的倡导者开始发言了，《中国青年》第24、26期上，先后发表了冰冰的《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和施存统的《略谈研究社会科学》，他们具体提出了研究社会科学的系统书目，并且更为明确地限定了“社会科学”的范围和所指，如施存统所言：“什么是最合理的社会科学理论呢？我以为莫如马克思派的社会科学，因为只有它最能圆满解释各种社会现象。”(42)换言之，作为最为紧迫的知识，“社会科学”也不是笼统、抽象的，它应当落实为更为具体的社会革命理论，即马克思派的社会科学。
三 “为他人”还是“为自己”
无论是文学的“批判”，还是社会科学的提倡，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青年》上诸多言论是相互配合的，目的为了形成一种强劲的动员话语，号召“中国青年”从各类迂远的文化运动中解放出来，加入到国民革命的队伍中来。然而，单纯口号式的政治鼓动，无法拥有真正的历史说服力，要争取青年学生对社会革命的内在认同，建立起国民革命的正当性，需要一套更为复杂的修辞手段。与此相关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作为一种干扰性因素，虽然遭到了部分排斥，但它包含的心理和政治能量，却不能被完全忽视。在共产党人对文学的攻击中，文学与其说被排斥了，不如说它的历史诉求与位置，得到了重新的整合，这构成了20年代文学批判以及青年动员的有效性所在。
上文已提到，新文学与社会革命的历史主体具有某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与一代青年学生社会位置、处境相关。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从新式学堂中走出的学生，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社会群体。由于产业的落后、政治的动荡以及诸般社会组织的不完善，如何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中，安排、消化这一群体，在20年代已成为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在现代都市空间中，大量“脱序”的游荡青年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促生了新文学的繁盛，同时某种政治的潜能其实也蕴涵其中。要争取这部分边缘青年走向革命，完成一种社会能量的转移，真正有说服力的叙述，也必须从青年自身的处境着眼。《学生杂志》对青年“切身问题”的关注，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个案。
作为商务旗下的老牌杂志，《学生杂志》在20年代虽然日趋激进，并与后来创刊的《中国青年》形成呼应之势。但与后者相比，它毕竟是一份普及性的商业刊物，与普通学生读者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尤其是杂志上的“通信”和“问答”栏目，发表大量学生读者提供的材料和提出的问题，而涉及的内容“全都是牵系在青年们心上的事”。(43)1923年初，杨贤江与侯绍裘、高尔松、高尔柏、张广沅等一班友人组成了“青年问题讨论会”，就一系列青年问题展开研讨，结果以各种专号的形式发表在《学生杂志》上。众多的讨论、通信和问答，涉及了与青年切身相关的诸多问题，包括学业、生计、婚姻、恋爱、生理，等等。考察这些文章和通信，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随着刊物“色彩”的变化，讨论问题的方式也在悄然转变。1924年之前，针对学生面对的各种问题，《学生杂志》更多是从具体的“解决之道”入手，提供相关的建议。(44)但在一般具体而“琐碎”的方案之外，另外一种声音在1924年以后，也渐渐高涨，即认为枝节性的改造于事无补，青年要解决个人的实际问题，必须从根本上着眼。比如，《学生杂志》第11卷第6期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集中讨论学生的“升学”问题，虽然也有人试图在提出解决之道，但讨论的结果似乎更多强调了解决的不可能。杨贤江就明确表示：“老实说，非把中国的腐败政治及世界的经济组织改造过了，不会有满意的解决方法的。”(45)将个人的问题，看成是总体性的社会问题，进而提出在现存的经济、政治制度之下，唯有以社会革命的方式进行改造，方能根本解决，这种看法逐渐支配了《学生杂志》上所有的讨论。不仅“升学”问题如此，其他如择业、自学、婚姻、恋爱乃至性欲的问题，杂志的编者都努力进行类似的导引，切身问题只有通过投身革命才能解决。(46)《中国青年》的作者们，虽然没有更多时间，就诸多琐碎的话题展开讨论，但在涉及恋爱、婚姻、求学、生活等青年“切身问题”时，表述的策略也与杨贤江等人别无二致。
在20年代的社会语境中，上述言论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与在“五四”时期便开始的“零碎解决——因时因地因事解决具体的问题”与“总解决——根本改造”两种社会方案的对峙与消长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在“根本改造”的视野中，青年面对的困境不再简单地被看做是一种消极的、需要克服的状况，由于其中包蕴了个体觉醒的可能，因而它也可以看做是某种特殊的契机。上述有关“升学”的讨论，发生在1925年6月，大致是中学生准备升学的时间。到了该年8月，各大学入学考试结果揭晓，“一部分青年要志得意满，而另一部分或竟至于大多数的青年都会心灰意冷”。在此时刻，曲它就撰文鼓励那些失意者：不能考入大学并不是一种失败，“反之，我却承认应试不取乃是青年觉悟的一个紧要关头，一种鑑定机会”。(47)在这里，“失学”的时刻，恰恰就是“觉悟”的时刻，换言之，所谓“根本解决”不是外在于青年自身的，他们的“觉悟”不只表现为对革命理论的了解，更不是对大众的抽象同情，而是首先体现在对自身真实处境的把握。在为一篇革命文学论文所加的按语中，恽代英也指出：所谓革命青年，如果只是理论上觉悟，甚或只是凑热闹、出风头，都不能创造出真正的革命文学，要获得真正的革命意识，“第一要使大家认清自己的出路，要他相信中国的革命是‘为他自己’的必要而且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要使大家赤裸裸的承认自己的地位，要明白剖析自己一切奴婢娼妓盗贼式的生活，使自己认定革命是‘为自己’刻不容缓的事情”。(48)
“为自己”，对于中小知识分子而言，这样的召唤比起空喊“救国”的口号，无疑具有更大的历史真切性。但“赤裸裸的承认自己的地位”，这似乎还只是第一步，只是“觉悟”的开头，真正的“觉悟”还有赖于对社会根源的揭示、对“处境”背后历史真相的理性分析，即“要明白剖析自己一切奴婢娼妓盗贼式的生活”。为了达成这种“剖析”，一整套社会认识的“装置”就变得十分紧要了。杨贤江的《现在中国青年的生活难》可以说是一篇代表性论文。该文从青年的“生活难”——择业难、得业难、执业难——说起，先举出诸多统计材料，进行细致描述，又旁征博引，从具体的事实和历史的回溯中，探讨造成“生活难”的根本原因：“最简单的答复一句，则中国人生活苦难的原因实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军阀的专横。”这种解释既而被提升为一个普遍命题，不仅针对国内的苦难，也适用于世界范围内的不公正与压抑，“即在所谓帝国主义者的本国，因资本主义的发达，已经很普遍的促起多数人民的无产化”。(49)当然，这样的解释并不复杂，甚至相当直接、粗率，从知识来源上看，不外乎是列宁关于殖民地理论的中国翻版，也吻合于当时革命政党对“中国现状”的分析。但在个体处境、动乱的社会以及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之间，一种因果关联产生了，一种理性分析的框架也建立了起来。借助这种框架，私人的苦闷不再限于感伤的文学表达，而是被有效“焊接”于某种整体性、甚至是全球性的政治图景之中，社会革命的正当性，由此也获得空前提升。
在讨论中国现代政治中“代表”问题的时候，费约翰曾区分了两类不同的代表方式：同情式代表(representation-by-sympathy)与觉悟型代表(representation-by-consciousness)。在前种方式中，知识分子对被压迫者的代表，是通过“人类的同情心”而实现的，而“1920年代，当列宁主义进入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时，对某种特殊形式的意识的觉醒，取代了出于同情而去授予(某人以)代表人民的权力。现在，醒来的少数人不是通过同情沉睡的大众，而是通过为后者描画真正的物质利益来代表他们，他们自己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这种利益。”(50)从这个角度看，恽代英、杨贤江等人的动员方式，或许正是发生于后一种思路(“觉悟型”)之中，而与基于“同情”的人道主义话语区分开来。对于那些彷徨于歧路的边缘青年来说，一方面，“为自己”而非“为他人”的说法，比起抽象地强调救国的使命，无疑更具说服力；另一方面，将个人苦闷嫁接于宏观的社会视野中，这种理性分析的方式也相当新颖，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有“顿开茅塞”之感，(51)一种新的政治认同也自觉不自觉地产生。
边缘青年的苦闷，构成了“觉悟”的起点，那么被“苦闷”滋养的新文学，作为一种历史实践，它的可能性会遭到质疑，但它潜在的能量却不能完全被漠视。这种多少有些暧昧、矛盾的态度，在《中国青年》和《学生杂志》的版面上也有所显现：一方面，青年运动的导师们不断教训自己的读者，要走出虚幻的文学生活；另一方面，面对青年群体中实际存在的文学热情，他们也不得不调整策略，认可文学可能的鼓动与激励作用，试图将文学内在的能量引向有益于实际运动的方向。在新兴的革命文学家那里，这样的转换似乎不需理论，依靠个体的直觉和敏感，就会更自然地完成。早在1921年，郭沫若在《女神》序诗中就声称：“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1924年11月，鼓吹革命文学的春雷社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开辟出“文学专号”，蒋光赤写下了《我们是些无产者》一诗作为宣言，诗中这样写道：“朋友们啊！我们是些无产者：除了一双空手，一张空口，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这已经够了——手能运用飞舞的笔龙。口能做狮虎般的呼吼。”(52)在光赤的笔下，所谓的“我们”，不外乎就是一个个穷困的文学青年，虽然一无所有，但“我们”还在奋笔疾书，这本身就是一种革命的方式。通过一句响亮的口号：“朋友们啊！/我们是些无产者”，文学青年与“无产者”达成了身份的统一。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中，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是否能成为革命的主体，一直是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但在光赤的逻辑中，借助从“无业”、“无钱”到“无产”的飞跃，觉悟到自身处境的青年，将自身的苦闷与资本主义的压迫联系起来，几乎本能地就将自己想象为阶级革命的真正主体。这虽然是一种诗人的想象，但无疑也包含了特定的社会心理和知识依据。
四 从“诗的生活”到“方程式的生活”
依靠对自身处境的理性把握，众多愁苦、愤懑的文学青年，可以完成一种意识的飞跃，获得“无产者”的身份觉悟。但革命所需要的不仅是“觉悟”的青年，更需要真正的革命干部。(53)这意味着，对于那些被唤醒的青年来说，要走上实际的道路，光有意识的觉悟是不够的，他们还要在情感、知识、才干、品行等方面，完成一系列的“革命的修养”。在《中国青年》及《学生杂志》上，这种主体重塑的呼吁也十分强劲，即便涉及了文学问题，青年“导师们”也无不强调：要创作出革命文学，首先要改变自我，成为“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的新人。(54)这样的新人，必须走出文学空幻封闭的世界，成为现实的、高效的、自律的主体，“新我”与“旧我”的差别也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意识层面，而必须落实在日常生活的规划与管理上。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在肖楚女那里被简洁地概括为“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
所谓“诗的生活”，指的是一种回避现实问题，沉溺文学想象的生活，在肖楚女的笔下，过着这样生活的人：“大都非常放纵，不自检束。他们是时时刻刻把自己底精神埋葬在一种神忽飘逸的景况里。……他们底一切言行，在他们自己，方且自命为‘名士’，为‘艺术的艺术家’，为‘风流才子’，为‘高人逸士’……就是他们底代表。他们这种怯懦的疯人生活，除了‘浪漫’没有一点别的意义——和‘诗’之成立于想象的构造之虚幻一样”。(55)与许多同时代的发言者一样，肖楚女是采用一种漫画式的方式，来丑化文学者的形象的，“诗”的文体特征实际上已被他泛化了，笼统地指代了一种虚幻的、符号化的生存。因此，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诗的生活”并非局限于文学的内部，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以看做是青年学生中诸多不良习气的表现。(56)它们的存在不仅妨碍了青年健康人格的养成，也会影响到革命工作的展开。
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种困惑：依照青年团领袖们的理解，这个组织应该以青年工人为主体，但中国由于近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极少，青年团也只能在学生群体中发展。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学生”作为革命的主体，不仅在理论上并不完全合法，在实践上诸多“学生病”也妨碍了组织的发展。当时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青年团初期的失败完全要归咎于它“差不多可说完全是‘学生团’”。(57)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导师对“诗的生活”的批判，显然有了更为深远的政治考虑：要塑造革命所需的人才，必须着眼于一般青年生活方式的改造。(58)
与“诗的生活”相对立的，则是所谓“方程式的生活”。这种生活需要相当的素养，“并不能像诗的生活那样容易”，它需要“坚忍，刚毅，耐劳，茹苦的锻炼”，需要“严格地过一种有条理，极有预算的自律生活”。肖楚女号召青年读者们，要想在一生中表现出“人的意义”，一定要将自己的生活“带入那极艰苦的方程式里的”！“方程式”本是一个数学用语，用它来规定一种生活方式，无疑传达出一种强烈的现代理性规划色彩。它虽是肖楚女的个人发明，但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倡导，在《中国青年》及《学生杂志》上早就以各种方式展开了，对于青年怎样读书、怎样利用时间、怎样自我修养、甚至怎样保持身心的康健，杂志的编者和相关作者，都给予了各种具体的建议。譬如，在《中国青年》创刊号上，恽代英就发表了《对于有志者的三个要求》一文，建议那些有志于社会改造的青年：一、每星期至少牺牲六小时，做有益于社会改造的事业。二、每星期至少牺牲六小时做时事与社会改造理论与办法的研究。三、有收入时至少捐其1/10做有益于社会改造的事。在这个三个要求之下，他又详细列出了具体可能的办法，并建议为实行这三件事情，最好能组织些团体，以集体的方式开展。(59)由于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方案，这篇文章的影响力不可小觑，确实有读者按照恽代英的办法，在自己的生活圈中积极实行。(60)
在文字鼓动之外，这些青年导师本人也都是“方程式的生活”的榜样，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他们大多刻苦勤勉，高度自律，对自我的严格管理，给周围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叶圣陶的回忆中，他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杨贤江，就是一位极端认真的实干家，“从日常生活到从事工作，他都讲求踏实力行，丝毫不肯马虎。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起床，体操，读书，工作，休息，他都给自己规定了时间表，严格照办”。(61)恽代英更是一副苦行僧的形象，“刻苦宽厚，无丝毫嗜好，……终年御一灰布长袍，不戴帽。体貌清癯，而精力过人”。(62)
从某个角度看，所谓“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之对立，出于一种相当程式化的想象，二者的差异体现在“想象的构造之虚幻”与迫切的现实性之间。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诗”与“方程式”的区分背后，也还暗含了两种不同的自我生成方式。在“五四”时期的新诗人看来，诗之创造源于内在的感性冲动，那么作为源头活水的内在自我，也应有一种自发性的特征。它不断汲取各种养料，变得丰富充盈，在需要时就会主动喷涌。从诗学的角度看，上述理念并无复杂之处，在浪漫主义传统中，甚至还相当浅显，但在一代感伤的文学青年那里，它却具有某种社会学的价值。因为与文学相伴的内在自发性，允诺了一种创造性的人格想象，虽然“我”无业、无学，处在权势网络和文化秩序之外，但“我”比别人更善感，而且心灵更丰富，一种自我认同也能随之产生。1923年的《学生杂志》上曾发表过洪为法的一篇习作《诗人之薄暮》，就描绘了一个在自然中的狂喜的艺术家形象(“我一个人站在薄暮的秋光中”)，他进而写道：
于是我觉得一切一切，都是诗人，变做诗人了。变了！崇高了！美了！谁是诗人？谁都是诗人。只须他自家能深信的说，“我确能成个诗人！我确能成个诗人！”(64)
在洪为法的笔下，所谓的“诗人”是不学而能的，而且与具体的写作无关，只要“他”能在自然中美化、神化自己的感情及周遭的一切，只要“他”能相信内在的自我，就能打破一切界限，成为一个诗人。虽然，不少批评家也苦口婆心地强调“水磨工夫”的重要性，在文学生活中呼唤一种“工作”意识，但“不学而能”也的确成为当时一班文学青年的作风。(65)
如果说对情感、经验“自发性”的信赖，构成了“诗人”生成的前提，那么与之相比，“方程式的人格”则体现在对自我的严格管理上。在“极艰苦的方程式”里，“自我”不是汩汩而出的创造力源泉，而恰恰是需要被控制、管理的对象，一整套相关的管理“技术”也随之被提出，而对于日常生活时间的规划，就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恽代英在《对于有志者的三个要求》中，对于每周“六小时”的强调，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假期中做的事》一文，又为“许多向上的青年”设计了理想的假期生活，对于学习、游戏、写信、谈话、访友、会客的时间，都给出了相关的规定。(66)在《中国青年》和《学生杂志》上，许多言论都涉及了时间的规划问题，有论者甚至明确地指出：要纠正“病的、无生气、无目的、畸形的生活”，追求“有规律，富生气，有目的，智，德，体，美，群性……生活的各方面大和谐的生活”，首要的方法“要订生活表。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活，要有一个精密而慎重的筹划”。所谓“生活表”的制订，依托于现代的钟点计时法，依上文那位论者的说法：一昼夜二十四小时，“在这二十四小时里，我们怎样生活呢？这时间支配的问题，成为生活上唯一的先决问题”。(67)生活表的制订，意味着一天的时间将会被合理利用，从而呈现为一种意义充盈的状态。可以比照的是，在某些文学青年的笔下，生命意义的匮乏恰恰显现为日常时间的失控，在无序的光阴虚耗中，自我只能加速地沉沦。(68)
在中国现代性的进程当中，以钟表为计量工具的现代“世界时间”的输入，起到了极为特殊的作用。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钟点化的时间计量广泛地应用于劳动、教育、军事的领域，它使得身体成为一个可以算计、度量并精确管理的对象，身体的钟点化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格局。(69)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导师们”倡导的“方程式的生活”也显现于这样的线索中，革命动员与身体的“规训”之间的关系，或许是一个可以不断展开的话题。另外，“方程式的生活”的提倡，发生于革命动员的背景之下，但对方程式的生活及人格的追求，并不简单地始于社会革命兴起的年代。如果向前追溯的话，在“五四”时期各种小团体实践中，对日常生活的严格管理，就与一代激进青年的自我养成相关，对日常时间的规划行为，同样出现在各种新生活的方案中。(70)
在众多革命家中，恽代英在“方程式的生活”方面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典范，曾被友人戏称为“摩顶放踵而利天下”的现代墨子。(71)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十分重视自我的严格管理，几乎做到了每日“三省吾身”，高度关注着自己的起居、饮食、运动、读书等各项活动。他早年的日记(1917—1919)记录了其中的点点滴滴，各种各样的日程表更是夹杂其中。他甚至还采用记分表的方式，详细为每天的活动分项打分，以求规范自己的言行。(72)在个人自律之外，恽代英还是各种小团体、小组织的积极推动者，上述方法也被他推广到互助社等组织中。在1918年2月的一份方案中，他就建议互助社的成员“每日将所作事，对照日程，按时刻书之”，在聚会时携来各自的日记或报告，大家传看，以相互监督激励。(73)恽代英的自我管理实践，当然源于中国知识分子修身、自省的传统，同时也受到了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活动方式的影响，(74)通过日记、表格、评分、团体交流等手段，构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方程式的生活”技术，细致与苛刻的程度，让后人惊叹。在后来的革命动员中，这一套“技术”仍能派上用场。在《对有志者的三个要求》的文后，恽代英还拟了一张报告单，供有志者组织的团体参考。报告单以表格形式呈现，三个要求落实为空白处需要填写的具体数字和事项。对于这样表格的“技术”，恽代英其实早已驾轻就熟。
《中国青年》杂志的文学“批判”发起自文坛之外，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效力，后人似乎很难判断。在2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空气中，恽代英等人的发言与其说产生了什么具体的影响，不如说体现了时代激变语境在知识、思想、心理、自我意识等层面引起的重重震荡。虽然，很难说有多少读者按照编者的建议，去积极尝试所谓“方程式的生活”，但整体的历史走向也大致由此显露出来。一个可能的表现是，在“五四”时期的感伤小说中，那些自然中漫步的憔悴青年，往往占据了作品的中心位置。而到了20年代中后期，这样操持着“诗的生活”的感伤人物，似乎已被那些克己自律、思想敏锐的革命家所替代，成为作家更为青睐的主人公了。
注释：
①《学生杂志》第11卷第5号上澹卿的《向研究文学的青年的谏诤》，与《中国青年》第5期上秋士的《告研究文学的青年》在标题和内容上都十分相仿；中夏的《新诗人的棒喝》(《中国青年》第7期)，后来又署名“安子宣”出现在《学生杂志》第13卷第8号上；此外，楚女的《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中国青年》第11期)中的一段文字，也曾以补白的形式，出现在《学生杂志》第11卷第1号上。
②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3～234、286页。
③“悟悟社”由许金元等人创立，他们在1924年6月2日的《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宣言，提倡“革命文学”；“春雷社”的成员为蒋光赤、沈泽民等，他们在1924年11月16日的《民国日报》上辟出了“文学专号”。
④参见程凯的博士论文《国民革命与“左翼文学思潮”发生的历史考察(1925-1929)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论文，2004年)中第91～93页中对此问题的分析。
⑤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5页。
⑥澹卿：《向研究文学的青年的谏诤》，《学生杂志》第11卷第5号，1924年5月5日。
⑦秋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国青年》第5期，1923年11月17日。
⑧⑨邓中夏明确地道出了这种忧虑：“新文化运动以后，青年们什么都不学，只学做新诗；最后连长诗也不愿做，只愿做短诗。今日办一个弥洒，明天办一个湖光；今日出一本繁星，明天出一本雪朝，……真是风靡一时，几乎全中国的青年界都被他们占为领域了。”(中夏：《新诗人的棒喝》，《中国青年》第7期，1923年12月1日)
⑩1923年12月，趁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召开各种活动之际，几个北大学生在北大三院发放问卷，就中国政治问题进行“民意测量”。问卷内容包括10个问题，前4个问题及回答情况分别是：(一)你对于曹锟做总统有何感想？在收回的千余份问卷中，有明确答案的共801票，其中“持反对态度者占百分之九十七强”；(二)你相信当今国会吗？须怎样办？此问票数为669张，“不相信票数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三)你对于此次政府所颁宪法应取什么态度？第三问票数为620张，“表示不愿遵守者约占百分之八十一以上”；(四)下列各种方法，你以哪种可以救中国——军阀宰制、外国共管、国民革命？此问结果是“主张国民革命可以救中国者为最多，共七百二十五票，约占全数百分之九十四”。参与这次“测量”的人群平均年龄在26岁左右，主要集中于“学术界”，加之问卷本身暗含的倾向性，回答的结果能否反映一般国民的看法尚需讨论，但日趋激进的社会心理，由此也可见一斑。(朱务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4—7日)
(11)有关20年代政党如何介入学生运动的考察，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
(12)程凯：《国民革命与“左翼文学思潮”发生的历史考察(1925-1929)年》，第93页。
(13)《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简史》，中央团校青运研究室1982年版，第51～55页。
(14)《发刊词》，《中国青年》创刊号，1923年12月20日。
(15)李一氓：《纪念杨贤江同志》，《杨贤江纪念集》，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3页。
(16)秋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国青年》5期，1923年11月17日。饶有意味的是，后来张毕来在梳理《中国青年》上几位作者的文学主张时，就引述了前面的一句，并认为“文学应该用以‘助进社会问题的解决’”正是作者秋士的观点。由于省略了后面的一句，文章的原意似乎被曲解了。(张毕来：《1923年〈中国青年〉几个作者的文学主张》，李何林等著：《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新建设杂志社1951年版，第38页)。
(17)郑振铎曾热情洋溢地说：“一个文学家在现在革命时期所负的使命是非常重大的。俄国的革命虽不能说是完全是灰色的文学家的功劳，然而这班文学家所播下的革命种子却着实不少。”(《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9期，1921年7月30日)
(18)陈独秀：《答易宗夔》，《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
(19)陈独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
(20)代英：《八股》，《中国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8日。
(21)(36)代英：《学术与救国》，《中国青年》第7期，1923年12月1日。
(22)在1918年3月29日给友人的书信中，恽代英就表达了“惟文科之学较实科易蹈虚空”的看法，认为：“文学、哲学于现实生活为何如价值？吾意恐非社会上急需之物也(就目前事实言)。”(《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28页)
(23)参见代英《对于有志者的三个要求》(第1期)、《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发端》，舜生《中国青年与“现代研究”》(第10期)，徐文台《社会科学与择业问题》(第11期)，楚女《一切学问都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工具》(第14期)等。
(24)启修：《俄国的社会科学》(编者前言)，《中国青年》第22期，1924年3月15日。
(25)在《中国青年》上，对自然科学的贬低与对文学的批判，具有某种同构性。第48期(1924年10月11日)发表的伯庄的《告研究自然科学者》一文，不仅标题与秋士的《告研究文学的青年》十分类似，在批判的方式上也如出一辙。
(26)程永言：《回忆上海大学》，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6页。
(27)黄旭初在《我在上海大学的一段经历》中称：当时“学生以社会科学系为最多，多数是党员；很多党的领导干部，都在这个系兼课”。(《上海大学史料》，第112页)
(28)新潮社的罗家伦就主张：“所以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开一切事都不要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期，1920年5月1日)
(29)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连载于《少年中国》第2卷第1、3期，1920年7月、9月。
(30)在《再论学术与救国》(《中国青年》第17期，1924年2月9日)中，恽代英对于“我们研究学术，便是为的学术本身的价值，原不问它是否有用处”的态度，也表示了一定的认可。
(31)据《新社会》第8期(1920年1月11日)上《北京社会实进会消息》，《新社会》议决该刊须“注重社会学说的介绍，每期应有一篇社会研究的著作，由瞿世英、许地山、郑振铎三君担任”。他们三人也在杂志上发表了不少社会学方面的论文。
(32)参见罗志田《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认识》一文中第6部分《余论：走向“行动的时代”》，《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145页。
(33)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页。
(34)庐自然在《研究文学的几条方法》中称：“新文学在学生界差不多成了一种‘家常便饭’了，中学以上的学生，人人都读过一两篇小说，一两首诗，一两篇戏曲。”(《学生杂志》第10卷第12号，1923年12月5日)
(35)依照德里克的说法，关于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的课程开始进入大学甚至中学的课堂，是在1925年以后，而社会学书籍和文献出版的繁荣，也是“五卅”后一个显著的潮流，这股潮流真正达到高峰，则是在20年代末。(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37)针对《中国青年》研究社会科学的提倡，有读者致信编者，希望杂志“除抽象的说理以外，还应加以具体的东西的介绍”，要求开列研究所需的书目。面对这一要求，作为主编的恽代英似乎有点猝不及防，在承认“一种批评性质的介绍实在要紧”的同时，又说此事困难重重，坦言：“像我们这般人读书便少，对于新出的书，或只看过目录，或只能大概翻过一遍，怎敢说批评介绍的话呢？”(但一：《读甚么书与怎样读书》，《中国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8日)
(38)蔡毓骢：《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四个时期》，《社会学刊》第2卷第3期，1931年4月。
(39)对此问题的讨论，见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40)在肖楚女那里，这样的看法表达得更为清晰，他声称：“在人间世，只有社会是唯一的，根本的，究竟的真实学问，……其余一切哲学、科学、艺术，都是完成这个学问的工具！”(楚女：《一切学问都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工具》，《中国青年》第14期，1924年1月19日)
(41)恽代英就坦率地说与其攻读理论，不如从具体的历史与时事下手，而方法无非是遍读各种报刊及近代史书籍。(恽代英：《怎样研究社会科学》，《中国青年》第23期，1924年3月23日)
(42)施存统：《略谈研究社会科学》，《中国青年》第26期，1924年4月12日。
(43)(61)叶圣陶：《杨贤江同志逝世五十周年》，《叶圣陶集》第7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第255页。
(44)比如，“苦学”是相关讨论的重点，高尔松的《苦学生生活》一文，首先就苦学生“环境的种类”作了细致分类，然后又列出诸多方法：消极的方法是节俭，积极的方法则在增进收入，至于借债、卖文、找事做、做小贩、卖报等，都是可行的手段。(高尔松：《苦学生生活》，《学生杂志》第10卷第5号，1923年5月5日)
(45)贤江：《青年求学问题》，《学生杂志》第11卷第6期，1924年6月5日。
(46)对此问题的详细分析，参见王飞仙《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学生杂志〉》，第四章《从切身问题到社会革命》，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2004年。
(47)曲它：《青年觉悟的开头》，《学生杂志》第11卷第8期，1925年8月5日。
(48)张乃光：《中国所要的文学家》，《中国青年》第80期，1925年5月16日。
(49)杨贤江：《现在中国青年的生活难》，《学生杂志》第12卷第7号，1925年7月5日。
(50)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李里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65～473页。
(51)陆定一在《我的第一个共产主义老师》中回忆，“五卅”前夕，他在上海南洋大学当学生的时候，恽代英到校演讲，“讲的不是‘工业救国’、‘道德修养’那些老套，而是国家大事。他告诉听众，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压迫，中国人民的出路是团结起来反对他们。这在现在已是常识，而在当年却是闻所未闻，顿开茅塞”。(《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52)蒋光赤：《我们是些无产者》，《民国日报·觉悟》“文学专号”(第1期)，1924年11月16日。
(53)按照恽代英的说法，即那些“能自动的转移政治局面的人才，换一句话说，便是需要能够指挥与实行革命的政治家”。(代英：《造党》，《中国青年》第21期，1924年3月8日)
(54)邓中夏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22日)中对于诗人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三条就是“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远定在《诗人与诗》(《中国青年》第17期，1924年2月9日)中提醒读者不要忽略这一条，并强调“注意社会问题，从事实际活动”是真诗人的前提。
(55)楚女：《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中国青年》第11期，1923年12月29日。
(56)杨贤江在《青年的大敌》(《学生杂志》第10卷第7号，1923年7月5日)一文中，就将“顽固头脑”、“时髦朋友”、“颓唐习气”、“厌世思想”列为青年的四种敌人，而“诗”、“古之名士，今之浪漫派”则被认作是“颓唐习气”的表现。
(57)樵子：《对于青年团的意见》，原载《先驱》第6号，1922年4月15日；引自《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1957年，第120页。
(58)在另一篇文章中，肖楚女还强调：“改造社会，首先需要一个强健的改造者。锻炼身心，使抵于至坚极强，使成为尼采(Nietzshe)所期望的‘超人’那样——是一个先决条件。”(楚女：《身心的锻炼与反锻炼》，《学生杂志》第11卷第6期，1924年6月5日)
(59)代英：《对于有志者的三个要求》，《中国青年》第1期，1923年10月20日。
(60)成都的张霁帆致信恽代英：“你的三个要求，已拿在蓉杜去实验，从下星期起。”(代英：《勖读者》，《中国青年》第12期，1924年1月5日)。另一位读者后来也回忆，他和几位朋友按照代英的要求，在1924年春也建立了一个读书小组，“每周以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学习时事和社会问题，组织讨论，受到很大的教益，逐步了解了一些革命的道理”。(陈养山：《恽代英是我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3页)
(62)茅盾：《〈记Y君〉及其它》，《回忆恽代英》，第219页。
(63)如叶圣陶所言：“唯有充实的生活是汩汩无尽的泉源。有了源，就有了泉水了。所以充实的生活就是诗。”(叶圣陶：《诗的泉源》，《诗》第1卷第4号，1922年4月15日)“流溢”、“泉源”、“汩汩”等字眼，都在强化这种自发性。
(64)洪为法：《诗人之薄暮》，《学生杂志》第10卷第3号，1923年3月5日。
(65)对于感情的修炼，艺术力的涵养、实际社会经验等“水磨工夫”，也有批评家不断提起，但依照茅盾的说法，“从当时的青年群内(包括了青年的作者和读者)发出了的最普遍的呼声只是很干脆的一句话：让它自由发展就好了！”(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第10页)
(66)代英：《假期中做的事》，《中国青年》第13期，1924年1月12日。
(67)仙女生：《中学生一周间之生活表》，《学生杂志》12卷1号，1925年1月5日。
(68)沈从文最早的作品《公寓中》就描述了这种日常时间失控的状态。对该作品的分析，参见姜涛《公寓空间与沈从文早期作品中的经验结构》，《中文自学指导》2007年第2期。
(69)参见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第四章《钟点时间与身体》，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187页。
(70)王光祁在他的新生活方案中，就提出了每天的日程表：“(一)种菜两钟；(二)读书三钟；(三)翻译书籍三钟；其余钟点均作为游戏、阅报时间。”(《与左舜生书》，《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
(71)阳翰笙：《照耀我革命征途的第一盏明灯》，《回忆恽代英》，第17-18页。
(72)恽代英“行修养记分表及日程记分表”自1917年12月始，见《恽代英日记》，第213页。
(73)《恽代英日记》，第283页。
(74)对此问题的分析，参见夏海(Shakhar Rahav)《从教条到实践：西方学者对于恽代英研究的简介以及我对于互助社的来源与实践的看法》，何祥林、李良明编：《恽代英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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