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在规定性——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比较中的界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定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主流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4)8—061—067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独特的内在规定性，形成与其他学科的关键区别。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特征，虽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众多质疑，但仍然不断发展。随着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日益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对话与交锋是学科前进的催化剂，更是难得的发展契机。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在规定性，明确它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假设、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上的基本分歧，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方向与创新路径，也关系如何进一步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 一、经济活动中的人性假设 “人”是经济研究的中心，也是研究的出发点，然而，研究什么样的人，即这个“人”究竟具有哪些起始规定性？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完全迥异的答案。 马克思从现实社会中抽象出“生产关系人”，作为经济研究的基点。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人，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正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了人的本质。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只有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一旦脱离了社会关系，就不可能具备人的本质。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更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是现实的、具体的，它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他批判了斯密、李嘉图把“人”看作是自然造就的产物的观点，反对把人看作生来就是追求自身私利的经济动物；也批判了费尔巴哈把人完全抽象化的观点，反对把人的范畴永恒化。马克思主张，经济研究的出发点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一卷73提出“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行动中的人去考察。”[1]四卷241然而，现实、历史中的人的欲望、动机、行为等是多种多样的，要在纷繁复杂的人类现象中寻找到支配性的规律，就须进行“合理抽象”，并以合理抽象的结果来演绎历史与现实。马克思进行了概括，“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一卷60既然人的本质规定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人的经济行为就不完全由其个人意志决定，在方向和范围上，人的经济行为受制于社会关系中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研究的基点。马克思认为，处于一定经济活动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1]二卷101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工人是工资的人格化、土地所有者是地租的人格化……人们是具体生产关系和经济利益的承担者，“生产关系人”在具体的生产方式下得以落足生根。根据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特征，“阶级”概念被引入用以说明人们地位的差异，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成为其所属阶级的代表，其动机和行为由其阶级属性(一般存在条件)所规定。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形成标志的《资本论》中，我们首先遇到的不是人，而是特定生产关系的结晶——商品。虽然，在商品交换中，商品所有者被描述为平等的私有者，但是在劳动力商品出现后，“阶级”属性开始显现，“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进；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1]二卷176资本家成为社会机构运转的主动轮，雇佣工人成为资本积累的附属存在，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结构中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人”。 西方主流经济学从人的生理本能中抽象出“经济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发现经济社会中的人天生具有利己的行为特征，存在对个人处境的不满足和努力改善自身状况达到最大满足的心理动机。自利是人类的自然特征，利己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鼓励和扩展人的自利追求的社会才是符合人性的社会。经济人就是具有利己心，会计算，努力寻找一切可能机会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经济人”假设是从人的生理属性出发的抽象，构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硬核。在继承孟德维尔等人思想的基础上，亚当·斯密最早明确定义了“经济人”行为模式。孟德维尔在《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中提出，在劣行与美德之间没有中间地带，不能够指责人们在追求私利和享受奢侈消费的同时又把它作为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条件；个人劣行即个人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利益会自然而然地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最终的社会利益比最初以非利己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大得多；由“邪恶”欲望支配的自私行为是社会繁荣的最必要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斯密几乎完全接受了孟德维尔的具有乐观主义色彩的“私恶即公利”的命题，在《国富论》中系统描述了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其基本内容包括：1.利己心是驱动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力，互通有无是人的天性倾向；2.人具有根据主观价值判断而追求个人最大化利益的理性；3.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在“看不见的手”支配下，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斯密之后，约翰·穆勒提炼出“经济人”假设，他认为经济研究并不论及人的本质和行为的全部内容，而只是研究以财富占有和消费享受最大化为目标的部分行为。于是，“经济人”就成为一个向往“最大化”拥有财富、享受消费，并通过成本一收益原则进行趋利避害的抽象存在，成了一个超阶级、超时代的范畴。经济人追求私利的行为并不是不受任何约束，否则会陷入“囚徒困境”，为适应不同经济人的利己心与利己活动，法律约束、道德伦理规范和政府调控应需而生，代表经济人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成为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约束条件，经济人的内涵和外延得到充实。经济人在利己心的驱使下，受制于法律强制、道德规范、政府调控三大条件，保证沿着“利他”的道路实现自我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昭示的主题。 从“生产关系人”和“经济人”的界定中可以看到二者在人性假设方面的明显区别：其一，动态的异质存在与静态的同质存在的区分。“生产关系人”主张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下研究人的行为与目标模式，特定生产关系中人们的地位不同，决定了人是作为动态的异质存在；“经济人”主张从先验的人性出发推演经济的运行，个人之间具有完全替代性，人是作为静态的同质存在。“经济人”强调物质利益是人的唯一动机；“生产关系人”不否认物质利益动机，但其强调人的行为和动机主要受到生产关系的支配与约束。其二，虽然二者都肯定了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正当性，但马克思赋予“生产关系人”的物质利益具有具体内容和现实性，并指出物质利益的具体内容在不同生产关系中是不一样的，如工资、平均利润、级差地租等；而“经济人”虽强调利益或效用最大化，但其指向的物质利益是一种无具体内容的、永恒的抽象，不能揭示现实经济制度的物质利益真实流向与分布。其三，“生产关系人”未来发展的目标模式是“自由人联合体”中的自由人，是彻底摆脱对他人、对物的依赖，获得完全解放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经济人”则超越一切历史阶段，是永恒不变的人性。尽管二者有区别，但它们又具有一定内在关联与交叉：一方面，“生产关系人”包含着“经济人”的内涵，表现在“生产关系人”也按照理性追求最大化物质利益的原则行事，不过，“生产关系人”的理性不是抽象的个体理性，而是具体的“阶级”理性；自利不是理性的不变内容，理性是特定生产方式在人们观念中的反映。“生产关系人”追求最大化物质利益的方向与范围受具体生产关系的约束，阶级利益才是每个人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经济人”也包含着“生产关系人”的内涵，表现在“经济人”在追求自利时必须遵守道德规范、法律制度、政府调控的约束，而道德、法律、政府本身就是一定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于是，表面上看起来外在于具体社会环境，进行原子式分散决策的经济人，事实上嵌生于既定的生产关系中，在生产关系划定的范围内进行“公平”的交易。经济人就不再是完全抽象的人，而是具有了某种现实规定性。 “生产关系人”改变了经济研究中“经济人”假设独霸的局面，开辟了经济思想发展的另类路径。究竟采取何种假设是合理的？这要取决于研究的具体任务需要而定，不存在绝对正确的模式。 二、研究对象的分野 研究对象是对特定研究内容、范围的界定，它一般会前后传承保持相对稳定。只有明确了学科的研究对象，才能建构理论体系。经济研究的核心内容毫无疑问是“经济利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利益时选择了不同的落足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规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对象，他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二卷100理论界对生产方式含义的理解存在分歧①，这里把生产方式定义为：一个社会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具体组织、运转机制，内容包括人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和人与人之间在生产中的联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资本家向工人支付工资并组织工人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运行机制。一定的生产方式要求建立起适合其生存和扩张的生产关系，上面所说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是本文所沿用的广义的生产关系概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是对抗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完全占有。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进行广义扩展，那么其研究对象包含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即包括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当然，专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也必须在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之间进行对比，才能把握其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马克思认为，人们运用经验、科技，借助生产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进行物质生产，构成了生产力。孤立的个人不构成人类社会，社会的、现实的人必须以一定的机制与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结合，必须以一定的机制与他人发生联接，才可能进行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的运转，从而构成生产方式。人们在一定的生产组织、运转机制中产生的所有制、地位、分配关系，构成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是马克思着重强调的三大概念，马克思说，“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1]四卷533三者之间是顺向依次决定的关系，同时也是逆向依次影响制约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有机联系体，绝不是简单、机械、割裂的顺逆向关联。三者之间并不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在具体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如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从纵向看，随着纺纱机、蒸汽机、电气技术、计算机、互联网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手工作坊、工厂手工业、机械大工业、虚拟组织等不同的协作生产方式，以及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国际垄断同盟等具有不同特征的具体生产关系。从横向看，在一定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存在着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等垄断组织形式，出现了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英美)、政府导向的资本主义(韩日)以及谈判的资本主义(北欧)②。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接受罗宾斯所规定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2]界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人的无限需要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也就是稀缺性资源限制下的人类选择行为。这个研究对象经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斯密在《国富论》中把“国民财富”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而且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现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李嘉图继承了斯密二元价值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从分配角度分析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关系。马克思则改造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斯密二元价值论中的收入价值论被萨伊继承，萨伊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他抽象掉了财富的社会性，只研究财富的一般。杰文斯背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认为经济学必须考察人的欲望和满足，提出了价值的边际效用理论，表达出了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数学科学的观点，把研究对象导向资源配置的轨道。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虽然在书中他申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通用的，事实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一定经济制度框架下研究经济运行规律的传统被抛弃。马歇尔在修正边际效用价值论基础上，以均衡价格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只研究抽象的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自此，在马歇尔经济学基础上发展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由罗宾斯正式把研究对象规定为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同宗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研究对象上分道而驰，各自表述。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中可以看到：1.前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即在一定生产力发展前提下，把社会物质利益、经济运行与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直接关联，透视物与物关系表面背后的实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凡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后者研究一般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既定前提，探讨抽象的人在稀缺资源约束下为追求最大化利益而采取的特定行为。它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纯粹的交易，把人与物的关系看作单纯的选择，把物与物的关系看作简单的配置。2.前者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劳动价值论是理论基石，“价值”定义本身已体现出人与人关系的影子；由劳动价值论出发导出剩余价值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由此得到揭示。通过价值分析，由生产条件来解释交换条件，马克思探寻出“平等”商品交换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并把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范畴纳入到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过程。后者的研究对象决定了价格而非价值是关注的核心，稀缺资源配置的依据是市场价格，围绕着市场价格的形成而产生的收入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均衡价格论成为合适的选项，它们都是市场机制运行的直观表现形式，从不同角度直接解释价格的形成和变动。3.前者需要跳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在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之间进行对比，正如卢森贝所说，“资本主义研究本身，就是要越出这个生产方式的范围的。……马克思同时就阐明了资本主义以前所存在的经济形态和代替了资本主义而兴起的经济形态。”[4]相应地，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矛盾，也就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本身的不可解决的弊病，进一步地得出超越现行基本制度以彻底解决矛盾的主张。后者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既定前提，把抽象的市场经济一般研究的结果移植、扩展到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矛盾，归结为市场经济天然的缺陷或人的不完全理性，进而得出通过弥补市场“不完美”因素和增强人的选择理性的途径治愈经济运行矛盾的结论。 资源配置是一切社会共有的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把资源配置置于从属于生产方式的地位，认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对应不同的资源配置状况：为满足奴隶主的需要，“会说话的工具”与其他物品的生产配置属于奴隶社会生产方式；为满足地主的需要，农奴与土地的生产配置属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为满足剩余价值生产的需要，资本与劳动的生产配置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满足所有人共同富裕与全面发展的需要，一切社会资源按最大化生产原则进行配置，属于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主张从历史上各种具体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中抽象出一般，探索出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进而更好地认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别。西方主流经济学把资源配置作为超历史、超制度的范畴，对具体的生产方式及与其对应的不同的资源配置状况不予区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提下，从人的“欲望、努力、满足”的抽象需求出发，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进行了一般的抽象，得出“超制度”的研究成果。加尔布雷斯批评了主流经济学重物轻人的倾向，认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外存在着另外的权力体系，后者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他说，“如果听任诸种经济力量自行其是，则其除了为有权有势者造福外，绝不会为了行善而运作。”[5]他主张将制度、组织、法律、文化、权力等因素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布坎南也反对罗宾斯的定义，他说，“我建议将此人类关系制度引进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围，广泛地包括集体制度和私人制度。”[6]虽然新制度经济学派、公共选择派都选择从制度或结构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但它们所说的“制度”是指制约人们行为的具体规则，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它们关注的是如何设计合适的交易规则以制约个人的非理性行为，是市场运行机制层次的问题。 三、哲学观与基本方法论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西方主流经济思想遵循了不同的哲学观，采用了不同的基础研究方法，从而使研究路径、理论结构及分析重点出现重大差别。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指导下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在历史进程中，环境创造了人，人又创造了环境，现实中的人的性质和活动取决于他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二卷32物质资料生产是最基本的社会存在，各种经济现象运行根本取决于生产力、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它规定着经济制度的形态特征及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心理、行为与目的，从其基本规定性而言，是特定生产关系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具有特定结构的有机整体，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按照自身规律发展，并向更高级形态转化。整体主义方法论把整体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单位，试图通过描述整体来达到掌握事物全貌、本质的目的，它强调任何经济现象都不会孤立静止存在，必须将其置于整体的相互作用之中才能得到说明。在这种指导思想与方法论下，人是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人格化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实现；个人活动是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阶级结构中进行，阶级地位决定了个人利益来源、数量与获取方式；只有在既定阶级结构中，个人才会有能动地追求最大化利益的自由；经济制度不是个人之间博弈斗争的结果，也不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而是具体生产关系的体现。只有把经济现象放置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整体内，才能说明这些经济现象被赋予的特殊属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中，经济现象是被置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加以理解的。如作为理论核心范畴的资本，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把它看成是货币、机器及厂房、商品等具体物品，而是联系特定的生产关系，指出具体物品本身并不是资本，只有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取得资本的属性。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1]一卷344同样，货币本身不是资本，只有当货币所有者购买到劳动力商品并生产出剩余价值后，货币才化身为资本。当剩余价值生产成为普遍的生产关系后，一切可以产生利润的有用物都具有了资本的属性。李斯特的历史学派主张经济分析应使用历史归纳法，从历史、法律、道德等方面进行整体联系分析，虽然其方法论具有明显的“整体主义”特征，但是，它只强调经济规律的特殊性，不同意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凡勃伦、康芒斯等，以“制度”作为经济分析的核心，也具有显著的“整体主义”特征，但同样，制度经济学也不赞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西方主流经济学采用了历史唯心主义哲学观指导下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历史唯心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人的思想动机是社会现象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及阶级斗争。杰里米·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思想，他认为，快乐和痛苦是人们一切行为动机的依据以及合理性的标准，只有每个人自己最了解自己的苦与乐，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主要是“避苦求乐”，即功利主义；通过一定的程序可以计算一项行为所产生的快乐和痛苦，依据计算结果就可预测人的行为；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量的加总。边沁的功利主义强调个人追求私利的正当性，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导向了个体主义。在上述哲学观指导下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1.只有个人才有动机、目标及利益，在给定条件下，个人根据最大化利益原则做出决策；2.一切事物都可以细分为各个部分，整体的性质可以从细分的部分中求得，经济分析的主体就是构成社会基本单位的个人；3.个人具有平等的初始地位，同时，个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社会经济制度是为了协调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做出的特定安排。至于个人追求最大化利益行为的根源与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一般把心理和文化作为最终的决定原因。如在消费者行为论中，具有不同偏好的个人构成经济社会的原子，个人按照特定偏好选择商品消费就会产生效用评价，形成效用函数；个人成为效用函数的载体，个人的行为与动机就可以像自然现象一样加以计算解释处理。在生产者行为论中，单个厂商构成经济社会的另一类原子，在一定技术与预算约束条件下，厂商选择能产生最大化利润的要素组合；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厂商成为生产函数的载体。最后，消费者原子与厂商原子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形成妥协价格，就是均衡价格，同时，社会总的需求、供给及均衡价格由个体的加总而得到说明。个体主义方法论也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起点，凯恩斯把他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建立在三大基本心理规律上，认为，由于三大心理规律的存在，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无法达到自动均衡，结果就会出现经济危机。个体主义方法论从个人的直观感受出发，直接反映个人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的思维特征，对于大多数未经过经济理论全面学习的人而言，更容易理解与接受这种建立在个人感觉与体验事实上的经济解释，形成自然本能式的考察日常经济现象的研究方法。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原本被过度压抑的个体特性强烈需要充分表现与张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个体主义研究方法强调个人动机感受，尊重个体偏好，追求个人利益满足，正好适应了转轨时期人们对个人利益诉求的急迫需求，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于是得到了迅速传播与普及。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研究方法的明显区别在于：1.是从客观物质世界出发还是从抽象的思想意识出发。前者从社会生产的物质条件出发，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个人都是按照一定生产关系的要求来确定自己的行为和动机，主张从客观物质世界出发来解释经济现象。后者则挖掘“人性”中的某种思想、意识及心理倾向，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试图从“人的本性”中寻找经济现象的根本缘由。2.社会经济制度是一定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还是个人相互斗争博弈的结果。前者强调生产力、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对经济制度形态、运行规律的根本决定性作用，个人之间的经济交往由生产关系来决定，个人活动只能影响而不能决定经济制度的形态；后者认为每个人都是相同的经济原子，个人之间是等价交换关系，社会经济制度是个人追求最大化利益过程中博弈妥协的结果，经济制度只是实现每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手段。3.是辩证的推理还是先验的决定。前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事物之间相互联系，每个事物既是原因又是结果，主张思维演变与历史发展相结合。后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先验的决定原因，经济社会存在一些不证自明的“公理”，如个人的初始状态是匮乏的，人的欲求是无限的，人的本性是尽可能多攫取等，从这些公理出发就可以演绎推导出经济学的全部陈述，人类社会历史也可以由纯粹逻辑演绎得到解释。 必须看到，二者都面临“合理过渡”的难题：即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需要解决从整体分析如何自然演进到个体分析，以获取整体行为特征解释的微观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也需要解决从个体分析如何顺利推导至整体分析，以获得个体行为特征阐释的宏观规定。在这个中间的“过渡”环节上，二者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就具体研究方法而言，二者在规范分析还是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动态分析还是静态分析，属于辩证逻辑还是形式逻辑、本质分析还是表象分析、合理抽象还是过度抽象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的强调。尽管如此，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仍构成二者研究方法的基础性差别。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研究的出发点为“生产关系人”，研究对象为“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采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整体主义研究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出发点为“经济人”，研究对象为“资源配置”，采用唯心史观指导下的个体主义研究方法。一定的人性假设对应一定的研究对象，同时对应特定的研究方法，二者在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各自的统一，形成各具特色的研究范式。虽然，二者在三个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交叉，但它们的研究体系明显不同，由此构成两大并立的学术体系。由各自的内在规定性决定，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社会整体经济制度变迁、长周期宏观经济运行以及社会群体经济行为倾向研究方面具有极强的洞察力，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具体经济规则生成、微观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以及个体经济行为倾向研究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解剖力。经济研究的任务是要达到对事物的全面、正确认识，二者在不同层面揭示同一事物的规律，各自的优势同时又都是对方的劣势，互补性很强。二者应在坚持各自内在规定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求理解、包容对方，找准各自的适用层次，在相互借鉴中融合发展。应该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受机械认知思维的影响，把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原因直接归因于基本制度本身，僵化地认为只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忽略了制度逾越的前提条件，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部继续探寻其微观运行层次与具体运转机制，也没有去探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一步扩张生产力的可能路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应继续坚持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同时更应积极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经验，深入研究特定社会经济制度下的具体运行规律，把“生产关系人”的内涵依次展开，细分不同类型“人”的行为模式；不拘泥于研究基本类型的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简单地在它们之间比评优劣，而是围绕提升特定社会生产力的中心需要，深入到基本生产关系内部，探索具体的生产方式表现形态以及特定生产关系的不同实现模式；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个体主义研究方法成果，实现由整体分析向个体分析的合理过渡，获取与自身理论体系相统一的微观基础。这样，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将很有可能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①关于生产方式的含义，代表性观点可归纳为五种：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间环节；三是生产力的社会利用形式；四是生产方式就是生产关系；五是人们利用什么样的劳动资料进行生产以及生产规模的大小。这里综合采纳第二、第三种观点。参见：1.赵家祥：“生产方式概念含义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期；2.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②法国的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提出了资本主义两大模式的概念，即以美英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英国的多尔(Ronald E.Doel)将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分别命名为股票资本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这里采用英国的戴维·科茨(David Coates)的三种模式观点。标签：经济学论文; 经济人论文;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利益最大化论文; 动机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