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礼乐为教”思想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储雨邹 马陈铱
（常熟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摘 要： 本文以时间顺序展开，从殷周时期到孔子时期到汉代，对“礼乐为教”思想进行探究，就“礼乐为教”思想的起源及其发展为主题进行举例说明，以孔子时期“礼乐为教”思想的演化为重点，并联系实际得出“礼乐为教”思想在当代存在缺失的结论。
关键词： “礼乐为教”思想 殷周礼乐制度 教育定义
“礼乐为教”思想中的“礼”“乐”来自于殷周时期的礼乐制度，选取殷周时期研究其起源；将“礼乐为教”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孔子时期作为探究重点；汉代作为“礼乐为教”思想与政治统治融合的关键时期，为后世的发展奠定基础。
一、殷周时期“礼乐为教”中“礼”“乐”的起源
首先，“礼”“乐”并非孔子原创，这两者真正的起源应该追溯到西周开国之初，其创造者是周文王，史称“周公制礼作乐”，这一事件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变革。王国维先生在自己的代表作《殷周制度论》中这样评价：“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在我看来，巨大变革与“礼”“乐”意义的转变有关。
（一）礼乐制度设立的最初意义
殷朝时期，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底层人民皆敬鬼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衍生到周朝，周文王好占卜，事无大小，皆以占卜结果为准，在此时“礼”“乐”只是祭祀、占卜的步骤、规定，类似于规章制度，就像是流传很久只需要遵照的教条一般。进入殷朝晚期，以商纣王为例，统治愈发往残暴的方向发展，酷刑、酷吏层出不穷，与之产生对比的是周公所推行的“德治”——也就是以道德治理国家。这里的“道德”，更多的是符合当时社会认知的行为。此时的“礼”“乐”依然体现在制度、典礼、祭祀等方面，但实则已经转化成一种道德的力量，以此治理国家，取代先前以鬼神，以军队，以宗教统治人民的方式，变得更为人所接受，也更易推行。
但这种基于现实关怀的思考似并未能真正回答“人工智能可否具有法律人格”之问题。当下的实然毕竟不能等同于未来的实然甚至是应然。如果我们留意到过去数年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并因此对人工智能之未来持有一种“非保守”态度的话，这一道理自应不难明白。因此，在本文中，笔者的思考虽也从现实问题出发，但主要是尝试跳出现实关怀的思维框架，从法哲学的角度来对“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进行思考，探讨其中的若干方面，也希望由此能给现实问题提供一些参考。
（二）“礼乐”开始成为教育手段
以《尚书》中的《酒诰》一篇为例，周公在得到天下后，要把自己的弟弟康叔派去做诸侯，临行前，为了告诫他不要像商人一样酗酒，周公以祭祀时，只是将嘴唇在酒器口上沾一下的规定，对他进行了教导，并将酗酒称之为“失德”［1］（19）。 从这里可以看出，将“礼乐”作为教育的手段的理念已经出现，但是只体现在极少数人身上。
进入西周后期，则出现礼崩乐坏的现象，天子失去威望，诸侯并立，社会秩序混乱，其最突出的变现体现在“礼乐”上，以“八佾舞于庭”为例。此时，可以看出，“八佾”仍是规章制度，指的是宴会时，跳舞歌姬的数量，是地位的象征。但是诸侯违反了“礼乐”的规定，是“失德”，这就意味着“礼乐”开始逐渐与“道德”挂钩。
二、孔子时期“礼乐为教”思想的形成
桩西潜山带的负反转构造具有反转不均匀的特征，即负反转构造仅在晚期正断层的下降盘部位存在，越靠近晚期正断层，构造反转的力度越大。这主要是断层互相截切造成的。
汪队长将被踩疼的腿甩了甩后放下，豁达地冲恭建兵一乐，“没事，我的腿还能动！要不，你得背三天，够你受的！”
在我们现在看来，礼仪二字经常一起使用，但是在春秋时期，这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以《左传》中，鲁昭公的两则为例。
以《左传》为例，它在叙事后都有君子的评论，对于事件的评论，最常出现的通常是“礼也”、“非礼也”，即符合道德与不符合道德，这说明，在春秋时期，尽管礼崩乐坏，但“礼乐”依然作为评价人、事的道德标准。
孔子生活的时期为西周后期，史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一再强调，夏、商、周三代中，最灿烂最文明的时代就是周公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具有完整的礼乐制度，而他现在所处的时代，则是礼崩乐坏、秩序混乱的时代。这一矛盾，促使孔子对“礼乐”制度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能否把“礼乐”与教育联系起来。
（一）“礼”与“仪”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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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则，在鲁昭公年幼时，他的父亲去世了，而他竟然穿着丧服满地打滚，弄得一塌糊涂，此时的鲁昭公“礼”“仪”皆缺，周围人对他的评价也是此人长大了恐怕难以成才，若他继位，必有祸乱［1］（92）。
孔子将拥有“德”的人，称为君子。何为君子？在我看来，是可以自我约束，自觉保有德行的人。而如何由普通的人，成为君子，则要仰仗于教养，教化，教育。既然判定的标准来源于“礼乐”，那么自然，也该用“礼乐”进行教化，也就是“礼乐为教”。
第二则，发生在鲁昭公继位以后。中国古代的君主出访别国都有严格的规定，也就是“仪”十分严格。地理上，将距离都城五十里的地方称为近郊，一百里的地方称为远郊，而在“仪”方面，要在郊区设置宾馆，并开展一定的仪节。两国外交，一方来访，来时进行的第一个“仪”，被称为“郊劳”，最后一个“仪”，叫作“赠贿”。这两者之间，夹杂着数量庞大，且复杂的仪节，鲁昭公都完整无差错地完成了。受访国的君主认为惊讶，觉得鲁昭公并不像传闻中所说的样子，就与自己的大夫女叔齐进行了这样的对话。晋侯：“不亦善于礼乎？”女叔齐：“鲁侯焉知礼！”晋侯：“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女叔齐：“是仪也，不可谓礼。”所以，此时的鲁昭公，仅有“仪”未有“礼”，同样不能受到别人真正得认同与尊重［1］（93）。
“中央设置太学，地方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起了中央与地方的教育系统。更将儒家经典作为国家指定教科书使用，并用其选拔官员，算是将“礼乐为教”用强有力的政治手段进行强制性推广。
从以上两则故事可以看出“礼”“仪”之区别，在于执行者是否出于自己的意愿，而不仅仅是遵从规章制度，由此孔子的一个重要理念，德，应运而生。
（二）“礼乐为教”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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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开创了私学，与现今的学校，是有很大的区别。区别于当今的教材教学，孔子的教学方式更多地体现的是言传身教，将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作为切入点，潜移默化地塑造学生的人格，这或许才是“礼乐为教”的真谛——人格健全的学科人才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衍生至今日，“通识课程”与“素质课程”本应该并重。
（三）“礼乐为教”与童蒙教育
“礼乐为教”真正影响应该是社会的长久稳定。让“礼乐”内化于心，而不是教条，应当是一种先天就存在的，后天引导放大的精神力量。学者应当不断追求有德性的东西，并在艺术中找到娱乐［3］（159）。 在孔子时期，“礼乐为教”并不属于主流文化，其主要原因应当是在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当民众的物质生活难以得到保障的时候，很难再要求他们进行人格上的提升。
儒家研究“教化”，人的情感在听音乐愉悦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改变了。这种教育方式一点也不生硬，不仅易于被大众接受，而且好的乐曲“其感人也深”，能深入你的心田，可以收到非常好的效果［2］（12）。
记录着孔子言行的著作《论语》，讲的正是“修身”，“礼乐”就是帮助我们“修身”的。人从一开始，有的只是模糊的道德观念，但更需要后天的塑造，教育是塑造的手段，“礼乐”则是教育的工具。在我看来，“礼乐为教”专注于对人性的教化，放大其善的部分，遏制其恶的部分，顺应人发展的规律。其最重视，当属儿童的教育，也就是通俗地来说，如何成为一个人。儒家教育思想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注重儿童的教育，童蒙教育特别发达，书籍也特别多，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2］（165）。当今社会，儿童教育所涉及的，有兴趣类的，诸如乐器、绘画、体育竞技，有学习类的，诸如外语、奥数，但是很少，甚至是没有家长会给孩子准备一节“成人”课。
三、汉代“礼乐为教”思想的发展
汉代有一次十分著名的文化变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本质是汉武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次自上而下的改革，确实推动了“礼乐为教”思想的传播，更对后世有了实质性的影响。
（一）“礼乐为教”贯彻的具体措施
屋里很暗，叶晓晓半天还适应不了。可夏天不一样，黑暗对他没有影响，他很快摸到茶杯，给叶晓晓倒了杯凉白开，递到她面前。
（二）“礼乐为教”思想的推广结果
人民对“礼乐为教”的认同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与从前的官员世袭相比，经过选拔而产生的官员阶级的“质量”得到显著的提升。这里的质量，其实是统治阶级的德行，在经过“礼乐”的道德规范后有了整体的提升，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但是值得强调的是，此时的“礼乐为教”已经进行变通，变得更能在社会推行，但其本质，依然是培养出有道德的人。用能“修己”的人，来“治人”。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主流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在其得到传播的同时，也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而“礼乐为教”思想，也进行更多的融合，逐渐受到功利性的影响。“学而优则仕”，教育的最终目的开始变得不纯粹，有国有法，国法国法，从“礼”到“法”，儒家思想才成了帝国的政治意识形态［4］（379）——做官，拥有权力，逐渐取代君子的德行。
四、结语
“礼乐为教”是一种教育手段。
其源头，最开始是一种是非对错观，是一种由敬畏鬼神逐渐演化而成的思想，后来逐渐为大众所共同接受，并自觉传播，是人类逐渐文明化的象征，更体现了想向道德社会发展的意愿，是思想上的进步。在经历一定的演变后“礼乐为教”逐渐成为一种教育依据，乃至教育手段，是孔子教育理念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而后，在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后，则是有利有弊。强有力的政治手段取代了纯粹依靠个人思想觉悟领会，提高了教育地位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礼乐为教”思想的道德性。
直至今日，“礼乐为教”思想在教育事业上的影响确实存在着极大的不足，尤其是对于“礼乐”的理解与应用，退化到最初教条、规定，又或者只是简单地理解为经典古籍。在规范化，批量化的教师培养中，缺少道德上的教导，导致儿童教育中道德的缺失，割裂“教书”与“育人”。
（3）提高业务水平。要想快速实现以上两点的管理机制，就必须加强学校资产管理人员和各部门资产管理人员的日常培训工作，使其提升互联网意识及信息化管理技术水平，从而使管理工作高效进行。
参考文献：
［1］彭林.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2］彭林.礼乐人生［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基金项目： 本文系常熟理工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孔子“礼乐为教”思想的历史诠释与出场路径研究”、常熟理工学院“心怡”创新创意创业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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