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编辑活动的主体间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体间性的哲学阐释及引入编辑活动的意义
在西方哲学史上，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认识论转向”标志着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成为“认识论”研究的基本对象。由此，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长期主宰着人们的认识世界。在这种模式下，主体与主体性常常混为一谈，“他我”与“他我意识”根本无法进入其理论视域。正是这种局限与困境，哲学界产生了消除自我先验性与绝对性，平等对待“自我”与“他我”，以主体间性代替主体性的理想诉求。
所谓主体间性，即世界不能简单地被描述为主客关系，而是主体间的关系。哈贝马斯曾这样释释主体间性的生成过程：“通过语言的交往，参与语言交往的本我与他我相互理解、相互作用，构成一个由多种视角组成的系统整体，就在语言的层面上生成了主体间性。”[1]
哲学凝聚着人类对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文化的深刻智慧。在以“认识论”为核心的传统哲学观照下，我们早已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这种思想反映在编辑活动中，便是编辑、作者与读者在与媒体产生关系的过程中，编辑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策划、选择、加工信息的主体，而作者、读者不过是其认识的对象，是客体。这种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取向，使得编者活动、作者活动与读者活动仅仅通过媒体实现了外部关联，而无法揭示人在编辑活动中的内在的对话关系，三者在主体层面上仍是彼此孤立、彼此封闭的。
主体间性理论认为，编者活动、作者活动与读者活动，是一个个通过主体间交往而实现视界融合、思想生成、建构与创造相统一的过程，编辑、作者与读者间的关系是一种共在的主体间性的关系。
我们引入主体间性理论来探讨期刊编辑活动中编辑、作者、读者的关系，其意义就在于把握编辑活动中的对话关系，并为理解编辑的角色定位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体现编辑活动主体间性的对话关系
在主体间性理论的观照下，我们不妨作出这种演绎：编辑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语言或言语的人际交往过程，编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不存在谁主谁客的问题，它们是平等的共在关系，是一种建立在交往基础上的对话关系。
1.编辑与作者的对话关系
在中国古代编辑实践中，编辑的价值定位于典籍的收集、选择与整理。从孔子对“诗三百”的删定到刘向父子对先秦典籍的大规模整理，编辑既表现出文化辑录与传承的功能，又显示出一定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体现在辑录标准的确定、编辑体例的构建与典籍内容的加工之中。古代编辑在典籍整理工作中，一般无法与典籍创造者进行面对面的言语交往，但是，各种典籍文本记录着先贤的思想、智慧与情感。编辑能够经由文字与他们的灵魂和思想进行对话，并由此扩大到与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要求对话，最后以选择、删定的形式将对话结果付诸编辑行为。
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之后，在纷繁复杂的传媒环境下，被信息淹没的大众，热切期待着编辑成为“文化上位者”，代表普通大众以具有现实超越性与前瞻性的眼光去选择信息。为此，编辑要根据市场与文化发展的需要，主动策划出激发作者创作欲望的选题，并在作者的构思阶段给他们送去自己的参考意见；作品既成之后，编辑又会站在社会与读者的高度，站在出版法律法规的高度，站在专业技术要求与出版形式规范的高度，就作品的修改与作者彼此沟通，共同协商，同时，编辑还可利用书信、电话、邮件或其他信息交流形式与作者建立精神联系。这些都是对编辑作为对话主体的现实呼唤。
发生在编辑与作者间的对话，是一种双向交往。但是，在二者的对话中，编辑不仅代表着个体的情感意趣，代表个体的思想学识，更重要的是，他代表着社会文化对于文化产品的种种规约与期待。诸如政治的、政策的、法律的、军事的、宗教的、文化的，等等。因为，社会赋予了编辑控制作家或作品进入大众传媒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与作者间的对话既是一对一的个体对话，又是多对一的社会对话。不论是一对一还是多对一，二者间的对话始终要坚持平等的原则，否则就会步入实践误区。如期刊、报纸片面追求发稿的“名人效应”，企望以作者品牌构建期刊品牌，结果影响目标受众的参与面与参与度。
2.编辑与读者的对话关系
读者是媒体的上帝，对这种宣言式的句子或许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但是，这里的“上帝”并不能显示读者在编读关系中的真正地位，它更多的是编辑对于读者决定媒体生存与发展的市场意义的自觉。所谓“上帝”，其实质无非是“衣食父母”。这种判断实际上只是对于媒体生存条件的判断，我们无从窥见编读关系的交往性质。由于社会赋予了编辑控制信息进入公共传媒的权力，编辑在为媒体选择稿件的同时也决定着读者的阅读内容。在传媒机制的保障下，编辑总会充当着文化上位者的角色，而这种角色最容易在为读者服务的名义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个人意识、个人设想当成了自我主体性弘扬。当读者仅仅成为编辑的认识与研究对象时，人们对读者的研究基本上就奉行着单一的社会分析与数据统计模式，即不断地从读者的年龄、性别、地域、文化层次、职业特征与专业背景等方面去作静态的、单向的分析与分类，并以此为基础确定期刊的目标读者，进而确立或调整期刊的定位与编辑思路。潜伏在这种“读者分析观”背后的，显然是一种编读主从关系，尽管它打出了读者就是上帝的旗号。编读主从关系导致了编读互动理念在实施过程中陷入了狭隘化、形式化、表层化的僵局。
在主体间性理论看来，编辑与读者都是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主体，它们像两个配合默契的舞者按着一定的风格与节奏共舞。编读双方都是平等的主体，编辑之于读者或读者之于编辑的价值在于共同构建编辑对话的机制，营造编读对话的情境，选择与提炼编读对话的话题，创造编读对话的时间与空间。因此，编辑要运用多种交互形式（如书信、电话、电子邮件、个别访问等）为媒体搭建交流平台，让读者以一种主体身份平等参与到媒体制作的过程中。以《读者》杂志为代表的文摘类期刊之所以获得成功，除了杂志本身坚守独特的编辑理念与编辑策略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在运作形式上真正打破了编读壁垒，读者以选稿、荐稿的方式参与到了刊物的编辑过程，这使它具有了其他刊物在编读对话上无可比拟的优势。
强调编读互动机制下的对话关系其意不在于动摇编辑工作的专业性，编读主体间性所倡导的是编读间的生活交往与精神交往。在实践中，既不能以编辑意志去强加读者、教育读者，又不能单纯地去迎合读者、取媚读者，编读间的理想关系是能不断生成共同的对话语境，通过媒介实现共融、共生的精神契合。不过，读者毕竟不是编辑，编辑应该显示出高于一般读者的鉴赏力，应当怀抱鲜明的传播目的和对文本传播的社会责任意识。
3.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关系
作者与读者的对话至少有三种形式，一是假想对话，二是间接对话，三是直接对话。作者在创作阶段，或许有过与读者假想对话的过程，作者要考虑他的观点和表达怎样才能为读者喜闻乐见，怎样才能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怎样才能与读者产生思想的撞击，怎样才能引发读者对于问题的思索与冥想。作者把文本寄到媒体而尚未发表之时，它与读者的对话是通过编辑间接实现的。编辑会考虑学术发展、文化传承、社会规定、读者需求、读者心理等因素与作者就文本修改展开对话。当作者的作品发表之后，读者会对某些作品作出不同的评价与反馈。只到这时候，作者与读者才有机会进行直接对话。这正是媒体促进作者与读者对话的关键环节。
如果恰好作者的某一篇文章能引发读者很大的争议，这正是媒体凝聚读者、吸引读者注意力的良好契机。媒体应及时把读者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展示出来，借以引发更多的思索与争鸣。当然，这还只是媒体的一种被动应对策略。更多的时候，媒体应以自己的专题策划，有计划、有目的地通过作者的话题激活读者的思想。
在讨论作者与读者对话关系时，我们感到，作者与读者的角色是随时可以转换的，作者本身又是媒体的特殊读者，作者往往会给媒体带来一定数量的传递读者。
主体间性理论下的编辑本质说及角色定位
从编辑的行为层面上审视，编辑活动是对信息的选择、加工、整理的过程，是对信息进入传媒信道的控制与审查过程，是人类文化传承与缔构的过程。围绕该过程，人们对编辑活动的本质展开探讨，在编辑本质的认识上，形成了诸如“选择说”“审理说”“策划说”“优化说”“文化缔构说”等观点。
应该说，这些基于编辑行为的理性思辩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也确实反映出编辑活动的重要特点。但是，这些思辩都立足于编辑的行为主体与显性的编辑技术行为，思维方式呈现出从主体走向客体的线性状态，是对于编辑活动作出的孤立的、静态的理论解析。我们无法从这种解析中看到编辑作为主体与编辑活动中其他行为主体的内在联系，也看不到编辑在与作者、读者间所进行的精神文化交往的特质，看不到编辑活动中的主体间性的凸显，因此，我以为，上述关于编辑本质的阐述只能是编辑行为意义上的价值分析，它无法整体地、联系地、动态地揭示出编辑活动的本质。
编辑活动的本质是什么？作为一种传播行为，编辑的本质不是选择、审理、策划、优化与文化缔构所能概括的，这些定位所忽视的恰恰是编辑活动最重要的特征，即编辑活动是以编辑、读者、作者为独立而有联系的主体间的精神文化交往。编辑的本质在于主体间基于交往的平等对话。编辑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因读者与作者而存在，离开了读者，就无所谓选择、审理、策划、优化、文化缔构等手段与方式的应用。同样地，读者与作者作为一种社会角色，也只有在编辑眼里他们才拥有特定的社会意义，他们也因编辑而存在。所以说，编辑、读者与作者之间都是互为存在前提与条件的关系。正如巴赫金的交往理论所说：“我存在于他人的形式中，或他人存在于我的形式中。”[2]编辑、读者、作者之间正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发展这种共生关系的方式，只能是消除地位壁垒的平等的交流与对话。
所谓的选择、审理、策划、优化和文化缔构，其效果的优劣都取决于三方对话展开的充分性与深刻性。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光电传输技术等传媒工具的发达，编辑作为作者与读者间的桥梁地位正在逐步淡化，不管是作者创作信息、编辑选择信息还是读者接受信息都表现出相当大的主体性与过程参与性。如果编辑偏离了对话的本质，他的全部活动就将失去源头、动力与灵魂。而一旦确立了主体间对话的理念、建立了主体间对话的机制，编辑活动中编辑、读者与作者就会共同构成媒体的编辑力量。
编辑活动的本质在于对话，对话为编辑活动带来的是创造与再创造的良性互动。站在主体间对话的角度来反思“编辑作嫁论”，我们发现，这种认识的最大问题在于偏离了编辑在对话格局中的独立地位，它是社会对于编辑职业的误解，是编辑忽视自身主体性的表现，也是作者主体、读者主体对于编辑主体有意无意的压抑与淹没。如果以主体间性理论观照，编辑应如何确定自己的角色定位呢？
编辑要成为对话的策动者。编辑活动中的对话主要围绕媒介内容与形式展开，这是主体间对话中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尤其在信息爆炸与人的注意力出现矛盾的时候，编辑主体性的表现不只是信息接受后的优化与选择，更为关键的是，他应该成为信息的主动建构者。在编辑实践中，编辑的对话策动者的地位，表现在通过专题内容制作、栏目整体构架、信息的时空安排等策划形式，为读者与作者营造对话情境，生成最能吸引广泛注意力的对话主题，并在对话中坚持刊物传播的整体性与目的性，实现期刊的引导功能。
编辑要成为对话的组织者。编辑与媒介的现实依存关系远远要大于作者、读者与媒介的关系。因此，编辑应该成为编辑活动中主体间对话的组织者。这种组织，既包括与作者、读者的深层次的精神交流，又包括与他们紧密的生活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是社会活动家”的描述实际上是编辑作为对话组织者的一种通俗表达。作为对话组织者，编辑要让作者、读者以互动参与的形式融入媒体的编辑与制作过程。
编辑要成为对话的建构者。编辑活动中的主体间对话，离不开共同的语境，没有共同语境的话语只能是自说自话式的独白。怎样让编者、作者、读者走进共同的语境呢？编辑要善于从作者、读者的话题中生成合乎媒体特色的话题。另外，即使在同样的语境下，编辑与作者之间、编辑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内容也是随意的、分散的、生成的，编辑要善于从诸多零星的、有价值的话语间整合与构建出新的意义，并以之作为新一轮对话展开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