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境旅游流空间转移与省域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耦合分析——以上海入境旅游流西向扩散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论文,为例论文,上海论文,强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是我国重要的出入境口岸之一，也是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桥头堡，随着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即将召开及长三角区域国际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选择上海作为入境口岸并以其为基点向国内其它地区辐射。我国西部12省区地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一半以上，境内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特色各异，对海外游客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因此许多海外游客从上海入境并通过各种交通方式(主要是航空)向西部省区转移，形成了入境旅游流的东-西递进梯度转移态势。2005年，从上海向我国西部地区扩散转移的入境游客数量已占西部接待入境游客总数的10.31％，上海实际上已经成为西部地区入境旅游发展的“二手客源地(Second-hand origination)”之一，其入境客流的扩散转移对西部地区国际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旅沪入境游客对某地区的倾向性持续扩散转移会引起和带动与之相关的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等的流动，因而深刻影响着西部地区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的增长。从某种程度上说，旅沪流的西向扩散是我国入境旅游流运动的一个缩影，研究旅沪客流的流动规律及其扩散转移影响因素耦合状况，对于深入了解我国入境旅游流的流动规律、模式与机理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国内尚未有这方面的研究出现，本文在游客转移态及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指数基础上，对二者的相关性及其耦合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
1 旅游流空间转移的研究
旅游流的空间扩散与转移一直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1931年美国学者赖利(W.J.Keilly，1931)首先开展了空间扩散和区域相互作用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J.Friedmann)提出核心边缘理论，哈格特提出“对流、传导和辐射”的空间扩散模式，缪尔达尔(G..Myrdel，1957)提出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理论，进一步发展了空间扩散和区域相互作用理论。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x)、赫希曼(A.O.Hirschman)、鲍得威尔(J.Boudeville)、汉森(M.Hanson)提出或补充了增长极理论，为区域扩散理论奠定了基础[1]。之后，国内外学者对旅游流的空间运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其研究范围主要涉及旅游流的流动模式、影响因素以及预测等方面。
在旅游流的流动规律及模式上，道格拉斯·皮尔斯(D.Pearce)广泛而深入地对世界范围内旅游者运动模式进行了分析，Lundgren提出旅游者在城市间的相互流动以及大城市向旅游地的垂直流动模式[2]。乌拉迪米尔(巴拉兹(Vladimír Baláz)等[3]对日本旅游者在中欧国家的流动模式和未来趋势进行了研究。布鲁斯·普利奥克斯(Bruce Prideaux)等[4]研究了旅游流的双向不平衡结构。国内学者吴必虎[5，6]运用游憩活动空间和曲线分析技术，研究了上海城市游憩者的流动规律。马耀峰、李天顺等[7]以我国12个旅游热点城市为例，对入境旅游流的时空动态与变化规律进行了系统研究。卞显红、沙润等[8]对长三角6大中心城市的入境旅游流流动规律进行了分析。王洁[9]对中国主要热点城市海外旅游流的流动网络进行了分类研究。黄泰[10]对旅游流空间效应进行了研究，并提出等级扩散效应、据点式扩散效应和线型扩散效应三种空间效应模式。刘静艳、马耀峰[11]研究了上海境外游客市场的结构特征、客流量变化规律及与其它旅游热点城市之间的空间流动趋势。
一些学者对国际和国内旅游流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Christine Lim [12]、Myriam Jansen-Verbeke [13])。Jie Zhang和Camilla Jensen[14]分析发现供给、资源、技术、基础设施在国际旅游流中具有重要作用。YeongHyeon Hwang等[15]分析了美国国际旅游者的多城市旅行模式及其影响因素。Samuel S.Kim [16]和Kumi Endo [17]分别分析了电视剧热播及外资利用对旅游流格局和规模的影响，M.Hamilton [18]对气候对国际旅游流的作用进行了研究。Andreas Papatheodorou[19]指出需求理论对旅游研究有重大意义，但他未能全面解释旅游流发展的时空动态演变模式。牛亚菲[20]分析了北京客流的时空变化特征、规律与动因，以及时空分布不平衡现象和旅游产品供需间的错位问题。林岚等[21]对航空口岸选择变化所引起的台胞大陆旅游流空间场效应进行了研究。刘宏盈等[1]从转移态、转移密度及竞争态角度分析了以上海为中转口岸的入境旅游流向我国西部转移的特征。
此外，对旅游流的研究还较多地集中在运用数学模型对旅游流进行预测上[22-25]，Christine Lim等[26]运用ARIMA模型对中国的日本旅游流、宋海岩等[27]运用自回归矢量模型对澳门8个主要客源国游客数量进行了预测。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在旅游流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对旅游流作为一个矢量的运动模式、规律、特征及影响因素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但对旅游流空间转移的深层机理、递进动态变化及其制约因素，以及对旅游流的空间转移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气候变迁等的耦合关系等还缺乏深入、宏观、系统的研究。此外，在旅游流的流动模式上，仍以传统的“O-D”(客源地-目的地)模式为主，对于旅游流中转地(Transit Depot)的作用及影响则关注不够。在我国，大型中转口岸对入境旅游流的流向和流量起着关键性决定作用，对中转口岸入境旅游流的流动规律及模式、扩散辐射转移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将对我国入境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转移态指数
游客转移态是个矢量，它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流入或流出某地客流强度的定量表达，是游客接待指数和游客转移比重的乘积[7]。为了更加科学地描述由以上海作为中转地的入境旅游流向我国西部地区各省份转移的流向、流量特征，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各省份入境旅游流的接待指数及上海入境旅游流西向扩散的转移态指数进行了定义。
2.2 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王德忠等[28]采用类似物理学万有引力定律的公式来计算长江三角洲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刘承良等[29]用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对武汉都市圈城市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卞显红[30]运用城市经济联系强度模型测度了长三角旅游经济网络和城市旅游网络的发育情况。本文借鉴前人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模型研究成果，提出修正的省际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模型来测度上海与西部省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修正的省际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如下：
国家旅游局所做的2006年入境游客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在我国入境过夜旅游者的人均长途交通费中，飞机占90.34％，火车占3.78％、汽车占4.2％、轮船占1.68％，由此可见飞机是入境游客在我国进行旅游活动的首选交通工具，因此D[，ij]采用上海至西部某省会城市的航空距离进行计算更加合理。μ是本文引入的航班参数，即平均每天由上海发往西部中心城市(或旅游城市)的航班占其发往西部所有中心城市(或旅游城市)航班数量之和的百分比，以反映航空交通联系程度对两地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影响。
3 入境旅游流转移态与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耦合分析
3.1 游客转移态分析
以从上海入境的旅游流为研究对象，以国家旅游局公布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入境旅游者抽样调查资料》为数据基础，并运用式(1)、(2)计算出1995年-2005年间由上海入境中转向我国西部各省区递进转移的转移态指数(图1)。可以看出，由上海入境向西部各省区中转的旅游流并非均衡扩散发展，而是出现4个主要旅游聚集区：成渝旅游区(四川、重庆)、广西旅游区、云南旅游区、陕西旅游区。这显示出从上海入境的旅游流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旅游目的地选择上存在明显的偏好，其中陕西以绝对领先优势高居榜首，说明了入境旅游者对以西安为代表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偏爱。大尺度的入境旅游者由于时间、经费等客观条件的影响，在旅游活动中首先选择游览的是旅游资源赋存较多的地区，且在该目的地游览时首先选择该地较高级别的景区。四川、重庆、云南、陕西、广西都是旅游资源颇为丰富的地区，据国家旅游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截止2007年，这5省区(市)3A级以上旅游景区占西部所有3A级以上景区总数的60.22％，旅游资源分布相对集中而竞争优势突出。
图1 上海入境旅游流向我国西部地区转移态
Fig.1 The transferring state of shanghai inbound tourism flow towards the West of China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995-2006)、《入境旅游者抽样调查资料》(1995-2006)
3.2 省际旅游经济联系强度
根据式(3)，以2005年数据为基础计算上海与西部各省区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如表1所示(因航班次数处于动态变化中，且上海至拉萨的航班双日才有，因此本文选择日平均航班数量为标准进行计算)。
由表1可知，上海与陕西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最高，达到193.91，可见陕西与上海旅游经济联系较紧密，上海是陕西的入境游客主要中转站之一。其次为四川(169.8)、云南(126.5)、重庆(93.28)、广西(90.51)、内蒙(50.56)，宁夏回族自治区与上海的旅游经济联系度最低，为0.09，这与宁夏地域面积狭小、旅游资源相对较少、航空交通相对不便、入境旅游发展较缓等因素均有关系。入境游客从上海向西部地区的转移属于较大尺度的空间移动，从上海到西部各省会城市均有直达航班，但航班数量因省区不同而有差别。交通可达性是制约区域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来说，交通区位好、旅游者进出方便的地区往往旅游业能够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如果没有航班参数μ的制约，内蒙与上海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将仅次于陕西，而这与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由此可见参数μ的引入是合理的。除此之外，入境游客对西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还受各省区居民的好客程度、资源组合程度、各省区旅游地形象以及入境游客本身的职业、受教育程度、旅行时间和花费等多种因素影响，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分析。
3.3 二者的相关性
根据前文计算结果，在SPSS 15.0中分析旅沪流转移态及省际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指数间的相关性，发现在显著性水平为0.01时，转移态与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呈高度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948。为更清晰地反映二者间的耦合关系，并据此分析旅游经济联系对旅沪流扩散转移的影响，将转移态及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数据反映在图上(图2)。由图2可以看出，上海与西部省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与入境旅游流转移态基本呈吻合态势，即与上海旅游经济强度较高的省区，从上海入境的旅游流向其中转的转移态指数也较高。在西部12省区中，内蒙、新疆、云南、广西位于我国边疆，由于旅游者出行受距离衰减规律影响，边境省区接待的入境游客中很大比例是相邻国家(地区)的游客，如2005年仅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五国游客数量已占广西接待外国游客的42.25％。去除内蒙、新疆、云南、广西、西藏的影响后，上海入境旅游流西向转移态指数与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相关性高达0.98。这说明对于非边境地区省份而言，其与上海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指数越高，与上海的旅游经济联系越密切，则上海入境游客向其转移的人数也越多。而上海客流向某地转移越多，则其旅游业发展越快，这更促进了与上海的旅游经济联系密切程度。
图2 上海与西部省区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与转移态耦合
Fig.2 The coupling between the transferring state and the tourism economic intensity of Shanghai and the Western Provinces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统计年鉴》(1995-2006)、《入境旅游者抽样调查资料》(1995-2006)
3.4 二者的耦合关系及分析
由图2可知，由上海入境向西部省区转移的入境旅游流转移态与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大体走向一致，但根据转移态与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耦合关系又可区分为不同类型。构造统计量δ并使其量纲统一以便于划分比较：
耦合度δ值为1左右时，说明转移态与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耦合较好，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协调发展。根据表2计算结果，可将δ值区间类型划分以下4类。
(1)非耦合区域(边境省区) 主要是内蒙、新疆、云南、广西、西藏等省区。该区域位于我国边境，与邻国(地区)经济、贸易交往活动较多，其入境旅游客源相当程度上由邻国(地区)客源组成，上海与边境省区间的转移态及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受外界条件变化影响较大，呈现不稳定状态，因此单列为一类作为特殊情况处理，属于非耦合区域。
(2)低耦合区域(0≤δ＜0.6)此区以甘肃省最典型。上海至甘肃的旅游流转移正逐年增大，发展趋势良好，但目前旅游经济联系度仍较低，甘肃与上海在旅游交通的方便程度、区域旅游合作、旅游产业链及各旅游相关企业间的合作还未达到较理想状态，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上海入境旅游流的转移。
(3)中耦合区域(0.6≤δ＜0.9)包括重庆、四川和贵州。川渝旅游资源丰富，吸引着许多入境游客的眼球。由图1可以直观地看出其入境旅游转移态、与上海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均较高，但并未实现高度耦合，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相对高于入境旅游转移态。上海至重庆、成都的航空交通极为方便，每天航班数位列西部12省前三甲，而转移态还未与之匹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川渝地区在吸引上海入境旅游客源上仍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贵州由于交通区位、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等多因素影响，目前由上海向其的转移态比较低，与上海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也较低，二者间呈现中度耦合。
(4)高耦合区域(δ≥0.9)包括陕西、青海和宁夏。其中陕西自成一类，陕西是上海入境旅游流主要流向区之一，高居榜首，二者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也居西部省区首位，呈现“双高”式的高度耦合状态。值得指出的是，沪陕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相对低于转移态，说明二者间的旅游经济联系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它将随着上海入境旅游流的持续性向陕西扩散转移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提高。青海和宁夏两省区由于地处内陆，交通不够便捷(上海至西宁和银川的航班每天分别只有1班和2班)、旅游资源赋存相对较低(2006年时青海、宁夏3A以上景区分别只有8个和7个)，上海入境游客很少向这两省区转移，其与上海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也居西部省区末位，转移态与旅游经济联系强度间呈现“双低”式的高度耦合。
4 对策与措施
上海是国际化旅游大都市，也是我国传统的入境旅游中转口岸之一，随着上海国际化程度、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和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其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将进一步拓展，作为西部省区重要的“二手客源地(Second-hand origination)”之一，西部各省区也将从中“分一杯羹”。
对于边境省区而言，广西、云南入境旅游业发展相对较好，与其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和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不无关系，同时其靠近边境、区位较好，随着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活动的进一步深入，两省区与邻国经济交往、贸易活动日益增多，要继续保持边境入境旅游的繁荣，并加大对国内主要中转口岸如上海的宣传营销，拓展“二手客源”市场。内蒙、新疆和西藏相对而言发展较靠后，三区地域面积广大、资源丰富，但交通可达性较差，要利用其靠近俄罗斯、蒙古及中亚地区的区位优势、扩大边境地区客源，加快区内交通网络建设、缩小“行游比”，将是重点努力的方向之一；同时采取“东拉”战略，开展与东部发达省市的区域旅游合作、加大在上海等大型入境口岸旅游市场的促销宣传，分流其入境客源，拓宽客源渠道，促进国际旅游业新的腾飞。
陕西作为我国传统的入境旅游目的地，其旅游产品大多已进入成熟期，要加强产品的更新换代，开发高品位异质旅游资源、加固并更新旅游形象、塑造强势旅游品牌，并进一步加强与上海的旅游经济联系，使经济联系和旅游流转移相互促进和提升。对于重庆、四川来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的加大将进一步吸引越来越多的上海入境游客，旅游流的转移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充分利用交通便捷优势，进一步加强经济联系并发挥经济的带动作用。甘肃和贵州的转移态都相对高于旅游经济联系强度，这对两省而言是一个较好的开端，也是一个信号，说明上海乃至长三角入境游客已经成为潜力巨大的市场，未来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但两省首先需要解决交通可进入性的问题，使游客“进得来、散得开、出得去”；在吸引客源上，除大力开展与上海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区域旅游合作外，还应近距离的依靠西部小增长极的带动，如相邻的陕西、川渝、广西、云南旅游区，共享、吸引和分流它们的客源。对于宁夏、青海来说，目前转移态与旅游经济联系强度都较低，需要努力的方面还很多，加大旅游资源开发力度和深度，高起点、高标准地开发建设高品位的旅游景区，进一步挖掘潜力，并加强对主要客源市场、上海等主要中转地以及西部小增长极的宣传营销，广泛开展区域旅游合作，通过各种渠道，或招商引资、或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互送客源，加强与上海的旅游经济联系。
总而言之，西部省区需要根据自身不同特点进一步完善产品体系，加强旅游产品的高品质、高起点开发建设，便捷区域旅游交通网络，通过拓展宣传营销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确立和加固在海外游客中的旅游形象，充分认识到“二手客源地(Second-hand origination)”对入境旅游业发展的巨大作用，使西部国际旅游业“借船出海”，搭上上海旅游业的巨帆，带动西部地区旅游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远航。
注释：
①西部大部分省区省会即为入境旅游密集散中心，但广西例外，目前桂林仍是入境游客集中扩散转移的主要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