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的乡里村寨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寨论文,乡里论文,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金代乡里村寨的研究，由于史料稀少，关注者较少，以往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五代十国、隋唐、辽夏金元这些代的乡里制度，虽在一些论著也有涉及，却较少有人做深入细致的研究。”①与此相关的论著如张博泉等著《金史论稿》、②白钢《中国农民问题研究》、③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④刘浦江《金代户籍制度刍论》、⑤张哲郎《乡遂遗规——村社的结构》等。⑥但多为通史类著作，涉及金代部分很少，对于金代女真族、汉族、渤海族、契丹族的乡里村寨设置及其发展演变，以及乡寨组织的管理及其特点也均未论及。金代乡里村寨组织是君主专制国家政权结构中的基层行政单位，拥有按比户口、宣布教化、督催赋税、摊派力役、维持治安、兼理司法的职权，被称为“治民之基”。乡里村寨组织是女真由血缘社会向地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是金代农业文明国家形态及其政治体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清人陆世仪在《保甲书·广存》中说：“治一国，必自治一乡始；治一乡，必自五家为比、十家为联始”。由此可见，研究金代乡里制度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试图对金代乡里村寨组织进行探析。
一、金代乡村社会基层组织的设立与演变
金代乡村社会基层组织的设立是在太祖、太宗时期，其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一是沿袭辽朝制度；二是实行宋朝旧制；三是设立女真本族的村寨组织。
金占领原辽朝旧地，仍然采取辽时的统治方式，县之下设乡、村之制。金太祖下诏：“兵兴以前，曷苏馆、回怕里与系辽籍、不系辽籍女真户民，有犯罪流窜边境或亡入于辽者，本皆吾民，远在异境，朕甚悯之。今即议和，当行理索。可明谕诸路千户、谋克，遍与询访其官称、名氏、地里，具录以上。”⑦即对原来系辽籍、不系辽籍女真户民，按照过去担任的官职、姓氏、居住地重新进行登记。对逃匿山林的百姓，赦免其罪，使其归附。
对降服的契丹人重新安置，或以部族制度管辖，或把他们编入猛安谋克之内。《金史》载：“辽通、祺、双、辽等州八百余户来归，命分置诸部，择膏腴之地处之。”“七月，辽人杨询卿、罗子韦各率众来降，命各以所部为谋克。”⑧对于已经降金的渤海民众，金朝也把其编入猛安谋克之中。《金史》载：“匹里水路完颜术里古、渤海大家奴等六谋克贫乏之民，昔尝给以官粮，置之渔猎之地。今历日已久，不知登耗，可具其数以闻。”⑨金朝在女真族聚居之地设立猛安谋克村寨，“猛安谋克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⑩村寨组织是金代女真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在占领辽宋旧地后，又把其推行到新占领的地区。金朝在占有原宋朝府州县后，仍旧按照原来的府州县制度进行管理，县下设乡、村(或里、庄)。在承袭辽宋地方建置的同时，又把女真族的村寨组织推行到伪齐统治下的济阳县。《伪齐录》卷上记载：“是年，依仿金虏法，乡各为寨，推土豪为寨长。”济南府济阳县共四镇二十寨，“总万八千四百余户”。(11)即把乡改为寨，每寨约900户左右。
金在乡村实行保伍法。《金史》载，海陵正隆六年(1161)南侵广陵，“众稍亡，(韩)锡召诸豪谕之曰：‘今连保法严，逃将安往，纵一身偶脱，其如妻子何？’众悟，亡者稍止”。(12)可知海陵时期已经实行保伍法。章宗泰和六年1206，“上以旧定保伍法，有司灭裂不行，其令结保，有匿奸细、盗贼者连坐。遂令从唐制，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检察”。(13)金代保伍法的设立时间不详，从上面记载的史料来看，应该在金朝的初中期。保伍法为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保之上为村社，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
金代保伍法以及村寨组织的的设立，对于维护乡村社会治安，催督、缴纳赋税，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一定作用。金朝中期，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出现了大定、明昌年间的盛世。卫绍王之后，金代社会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乡村社会基层组织也随之逐步走向衰落。正如史书所言：“及卫绍王之时，军旅不息，宣宗立而南迁，死徙之余，所在为虚矣。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14)
金代乡村基层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查验户口、催督赋税、劝课农桑。金朝末年，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几近瘫痪，更无户口可查、赋税可交。如催督赋税。宣宗贞祐三年(1215)七月，随着金朝迁都河南，金诸路军户也迁徙到河南，其军粮、土地成为首要问题。为了解决军户的口粮问题，只有增加赋税，抢占民田，以满足军户的需要。当时百姓所缴纳的赋役相当于过去的三倍，百姓无法承担这繁重的赋税，只好逃离故土。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迥秀言：“方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15)为了避免逃户不归，朝廷下令免逃户租税。贞祐四年(1216)三月，免陕西逃户租。五月，山东行省仆散安贞言：“泗州被灾，道殣相望，所食者草根树皮而已。而邳州戍兵数万，急征重役，悉出三县，官吏酷暴，擅括宿藏，以应一切之命。民皆逋窜，又别遣进纳闲官以相迫督。皆怙势营私，实到官者才十之一，而徒使国家有厚敛之名。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16)金朝虽然制订了免税政策，但是地方官吏从中作梗，百姓仍旧得不到实惠。兴定四年(1220)，御史中丞完颜伯嘉奏：“亳州大水，计当免租三十万石，而三司官不以实报，止免十万而已。”(17)诏命治三司官虚妄之罪。
金代的赋税繁多，其中有军须钱、桑皮故纸钱等等。而逃户的赋税，则由没逃离之户承担，致使没逃户也欲外逃。宣宗说：“闻百姓多逃，而逋赋皆抑配见户，人何以堪？军储既足，宜悉除免。今又添军须钱太多，亡者讵肯复业乎？”(18)遂命行部官阅实免之，已代纳者给以恩例，或除它役，仍减桑皮故纸钱四之一。但是，逃户仍旧不肯回归故里。当时，“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及屡降诏招复业者，免其岁之租，然以国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还。”(19)金末官吏虽然急于催缴百姓赋税，自己有田却不纳税。朝廷只好定制：“权立职官有田不纳租罪。”(20)不仅如此，在粮食充足的情况下，官吏还不断催督百姓缴纳赋税。元光二年(1223)，有朝官上奏：“去岁正月京师见粮才六十余万石，今三倍矣，计国用颇足，而民间租税征之不绝，恐贫民无所输而逋亡也。”遂以中旨遍谕止之。(21)天兴元年(1232)，由于蒙古兵占领凤翔府，金行省弃京兆府，迁移河南，民众或逃亡，或迁居，行省与民众的迁移，以及大批的逃户为躲避重租和战乱，离乡背井，使得京兆之地及金朝内地已无户口可查。再如劝课农桑，由于金末天灾人祸并行，田中颗粒无收，百姓已无人再像以前一样，勤勤恳恳耕种了。“时河壖为疆，烽鞞屡警，故集庆军节度使温迪罕达言：‘亳州户旧六万，自南迁以来，不胜调发，相继逃去，所存者曾无十一，砀山下邑，野无居民矣！’”(22)田野中，已经无人耕种；乡村中，已经人去屋空。随着金王朝的灭亡，乡村社会基层组织也随之瓦解。
二、金代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乡里村寨
关于金代乡村基层社会包括几级组织，有学者认为，“金代完整的乡社组织包括乡、里、村、社四级”。(23)笔者认为，金代乡村基层社会组织应包括乡、寨(里、村或庄)二级行政组织，即乡之下设寨(里、村或庄)。乡之下的里、村、庄、寨为同一级组织。只是在不同的地区，其叫法不同而已。如西京路下的乡村基层组织设置乡、里，里为乡村社会最基层组织。里、村、庄是与寨平行的基层单位。上京路下的乡村基层组织是在乡之下设寨或村。乡村社会实行的是乡、村(或里、庄、寨)二级行政组织。值得一提的是，金朝中后期，在西京路等地乡村中出现了“社”，称为“乡社”、“村社”。“社”在金代社会中是否是一级行政组织，还是乡民自治组织，由于史料稀少，尚不得而知。下面按金代五京一都及其周边地区与民族区域作乡里村寨各表。
(一)女真族的猛安谋克村寨
金代猛安谋克组织创立于建国前夕。太祖“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24)金太祖用猛安谋克的组织形式，以户为单位，建立女真族的地方基层行政机构，设置官吏进行管理。以原来氏族部落为基础，按照猛安谋克的组织形式对地方村寨进行新的改编，女真每个族帐不过三五十家，一个村寨可能是由同一族帐人所居，因此建国后女真族聚族而居的特点还依然保存。女真族的猛安谋克村寨，在金代由血缘社会向地域社会，由原始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型中，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
大定二十年(1181)，世宗谓宰臣：“猛安谋克人户，兄弟亲属若各随所分土，与汉人错居，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农作时令相助济，此亦劝相之道也。”(25)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聚族而居，但同时又与汉人杂错而居，即族帐的聚居与地域村寨结合，而地区的氏族组织与领百夫谋克结合，以统诸村寨；地区部落与领千夫的猛安结合，以统诸谋克。从而领夫的猛安、谋克适应这种改革，便成为领户的地方官吏。建国前，女真族的基层社会组织称村、寨，后来统一称村寨。
猛安谋克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猛安，从四品，掌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余同防御。司吏四人，译一人，挞马、差役人数并同旧例。诸谋克，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惟不管常平仓，余同县令。(26)
女真族聚居区为上京及其周边地区，上京路所属周边地区的村寨组织如下表。
上京路为女真族聚居区，其乡村基层组织为村、寨或铺。《金史》载：“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27)可知，金代基层社会组织为乡、村或寨，村寨为同一级基层社会组织。村寨之上为乡。乡、村寨为二级组织结构。《金史》卷2《太祖纪》记载，穆宗沿土温水过末邻乡，穆宗亲迓太祖于霭建村。这里的末邻乡，就是霭建村之上的乡一级组织。金在建国前后的村寨组织，基本上以村为名的较多，而建国后，则以寨为名的较为普遍。村为乡下聚居的处所，寨为有栅栏或围墙的村落，更具安全与防守性。可知，上京路及其周边地区乡村为二级组织，即乡、寨，或乡、村。
(二)渤海族、契丹族的乡里村寨
渤海族聚居区在东京路，熟女真与部分汉人也居住于此地。东京路及其周边地区的乡里村寨组织如下表。
在东京路下乡村中出现较多的为寨，其次为铺、店、庄、馆、务。在东京路等处居住的多为女真、渤海族，他们聚族而居，以寨为名。由于是书写者沿途所路过或宿过的村寨，并不清楚其所属何乡，因此前面未冠以乡名。寨、铺、店、庄、馆、务应视为同一级乡村组织。
北京路为契丹族的聚居区，也有为数不少的奚族、汉人居住在这里。其乡里村寨组织如下表。
北京路在乡之下设村、庄、寨，寨中设有管理村寨的二官。由此可知，北京路乡村社会基层组织为二级，即乡下设村、庄或寨。
(三)少数民族部族制
金沿用辽制，于北边设置诸部族及乣，诸部族设节度使，地位相当于节度州，诸乣设详稳，地位相当于谋克。实际上是承辽制，采取辽制与女真制的精神混合而成。下设诸移里堇司，分南北左右，如“土鲁浑部族南北移里堇司”、“部罗火部族左右移里堇司”。
移里堇司中的移里堇，从八品，“分掌部族村寨事”。(28)其品级相当于诸乣详稳的副手麽忽(从八品)。移里堇是分掌部族村寨事的官员。可见在移里堇司之下，地方最基层的组织为村寨。
据《金史·地理志》记载，西京路下设置八部族、九详稳：乌昆神鲁部族节度使；乌古里部族节度使；石垒部族节度使；助鲁部族节度使；孛特本部族节度使；计鲁部族节度使；唐古部族，承安三年(1198)改为部罗火扎石合节度使；迪烈又作迭剌，女古部族，承安三年改为土鲁浑扎石合节度使。详稳九处：咩乣详稳，贞祐四年(1216)改为葛也阿邻猛安。木典详稳，贞祐四年改为抗葛阿邻谋克。骨典癿详稳，贞祐四年改为撒合辇必剌谋克。唐古乣详稳。耶剌都乣详稳。移典乣详稳。苏木典乣详稳，近北京。胡都乣详稳。霞马乣详稳。(29)详稳，地位相当于谋克。木典详稳、骨典乣详稳后来改为谋克，其执掌为抚辑军户、训练武艺，属于军户屯边。如《金史》卷55《百官志》所说：“抚边民之官曰秃里，乌鲁骨之下有扫稳脱朵，详稳之下有麽忽、习尼昆，此则具于官制而不废，皆踵辽官名也”。详稳之下的麽忽、习尼昆，应是管理少数民族村寨的基层管理人员。
(四)汉族的乡村社会基层组织——乡、里、村、庄
金代汉族聚居区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组织为乡、里(或村或社或疃)。最基层的组织为村、庄或疃。《金史》卷46《食货志》载：“京府州县郭下则置坊正，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金代县下置乡、里、村、庄究竟是四级组织还是二级组织？从字面上看似乎为四级组织，可是若和相关史料对照就会发现，其实乡、里、村、庄实为二级组织，即乡为一级，里或村、庄为相同的一级。
下面依据史料整理出金代中都路下属乡、里、村、庄各表。
从上表可知，在中都路下各县所属的乡与里、村，是二级组织结构，在乡之下出现较多的为里或村(疃)。在乡之下，设里则不设村，设村则不设里。里与村同，都是指乡村居民聚落。里，说文谓居也。《汉书》卷24《食货志》载：“在野曰庐，在邑曰里。”里是一种居民组织，指乡村的庐舍宅院，后泛指乡村居民聚落。《论语·撰考文》有：古者七十二家为里。《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有：一里八十户。古时五家为邻，五邻为里，设里长，主管一里。《旧唐书》卷43《食货志》有：“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可知，唐代乡村设乡、里之制。《金史》卷46《食货志》载：“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金袭唐制，乡中设里正，以管理乡民。乡之下设村社，为乡、里(或村)二级组织。
在南京路所属的乡之下，出现较多的村，其次是保。保，与堡同。堡，原指军事上防守用的建筑物，即土筑的小城，又见于地名，在这里相当于“村”。可见，南京路的乡之下为村(或保或里)，是二级行政组织。
在西京路所属的乡之下，多为庄或疃。疃，其意为屯，与村庄同。西京路乡村基层社会为乡、疃(或庄、或里、或村)二级行政组织。
值得一提的是，金代乡村社会中已经出现“社”。“社”，先秦时期指土地神，亦指祭祀土地神的场所，后逐渐演变为地方基层组织或民间团体。关于农业组织的“社”出现的时间，有学者认为是在元朝，“隋代时期，有社之设立，由二十五户所组成，作为土、谷神之祭祀单位，唐代时，社之功能变为赈灾之单位，到了元代，社遂成为一种发展农业的组织”。(30)也有学者指出，在金朝已经出现“社”一级乡村社会组织。“在元代之前的金代，已经有了社，其职责之一，即是‘劝课农桑’，所以，元代的社的功能是继承了金代社的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并且具备了发展农业的组织之性质”。(31)笔者同意后面一说。有关“社”的史料，在《金史》卷46《食货志》中有“村社”的记载，在金代文人的诗词中也见相关的记载。金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元好问，在其诗词中，多次提到“乡社”。元好问出生在西京路所属的忻州乡村(今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韩岩村)。当时西京路下的乡村社会，有乡社的存在。
《榆社峡口村早发》有：“几时不属鸡声管，睡彻东窗日影偏。”《江亭会饮》有：“瓦盆浊酒忙同倾，乡社丰年有笑声。”《送诗人秦略简夫归苏坟别业》有：“白发刁骚一幅巾，丰年乡社乐闲身。”这几首诗描绘了乡社中庆祝丰收的欢乐场面。此外还有关于春社的记载。《家山归梦图三首》有“春晴门巷桑榆绿，犹记骑驴掠社钱。”《雪中自洛阳还嵩山》有：“梦里西家掠社钱。”(32)史载，古人在立春后第五个日子祭祀土神，称为“春社”。祭祀时击鼓撒钱，儿童以拾钱为乐。元好问在这两首诗中回忆了儿时骑驴赶赴春社拾钱的乐趣。金代社会沿袭了这一古老的习俗。“乡社”在《金史》中称为“村社”：“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33)在上述史料中，有榆社、乡社、村社，说明村中有社，乡中有社，乡社不但“劝课农桑”，组织、发展生产，也以乡社的名义组织各种活动，例如庆祝丰收的酒宴，祭祀土神的活动等等。金代的乡社后被元朝所沿袭，成为乡村社会的基层行政组织。
总之，在金代乡村设有二级地方行政组织，即乡、里(或村、寨、庄、疃)。北方地区的上京路、东京路、北京路等地，村庄多以寨、铺、庄、务称之，尤其以寨为多。而在中都路、西京路、南京路等地，则为村、庄、里或疃。金代乡村基层组织是依地、依族、依俗而设的。从其主要方面来看，是由中原地区的汉人的乡、村，以及北方女真、渤海族的乡、寨所组成的。这些乡村基层社会组织为乡、村二级行政组织。在西京路等地，已经出现“社”一乡村社会组织，并被元代所继承。
三、乡寨组织的管理及其特点
金代对乡寨的管理：一是设置管理人员；二是实行役职制；三是设立保伍法。
设置管理人员。《金史》卷46《食货志》载：“村社则随户众寡为乡置里正，以按比户口，催督赋役，劝课农桑。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置壮丁，以佐主首巡警盗贼。猛安谋克部村寨，五十户以上设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观则设纲首。”由此可知，乡级管理者为里正，村社的管理者为主首。村社设置壮丁，猛安谋克部村寨的管理者为寨使。
乡里村寨管理者的职责：一是户口的申报。“凡户口计帐，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县以里正、主首，猛安谋克则以寨使，诣编户家责手实，具男女老幼年与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正月二十日以实数报县，二月二十日申州，以十日内达上司，无远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呈省。”(34)二是催督赋役，协助官府收缴赋税，分派劳役。三是劝课农桑，督促农户进行农业生产。四是巡警盗贼，禁察非违。乡里村寨的管理者，是招募的役职，而不是官职。凡坊正、里正，以其户十分内取三分，富民均出顾钱，募强干有抵保者充任，人不得过百贯，役不得过一年。大定二十九年(1189)，“章宗尝欲罢坊、里正，复以主首远，入城应代，妨农不便，乃以有物力谨愿者二年一更代”。(35)
金代村寨有大小之分，按照人户多少共分为四种，即三百户以上，二百户以下，五十户以上，五十户以下四种。村社之下设置保伍法。以便相互监督。
金代乡寨组织既有沿袭，也有创新。其特点有五：
(一)实行保伍法，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督察。史书记载，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楼钥出使金朝时看到：“闻北人新法，路旁居民尽令移就邻保，恐藏奸盗，违者焚其居。”(36)可知，金代强制实行保伍法，一人犯罪，牵连全家，一家犯罪，牵连邻舍。使之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以维护统治秩序。
(二)在乡村中已出现“社”的组织。“村社三百户以上则设主首四人，二百户以上三人，五十户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违。”(37)《秋涧文集》卷47记载：“兵后岁疾疫，有困疾田芜不克治者。公(史忠)乃侣结义社相救助，于是秋后皆有得，家具酒食劳公，以谢其德。”“上命尚书省集百官议，如何使民弃末务本以广储蓄。俨言：‘今之风俗竞为侈靡，莫若定立制度，裁抑婚姻丧葬过度之礼，罢去乡社追逐无名之费，用度有节则蓄积日广矣。’”(38)文中的村社、义社、乡社，均指在乡村中设立的社，属于村民自治的组织。
(三)乡村中设有三老，具有乡村自治的特色。元好问在《宛丘叹》中有三老的记载：“秦阳陂头人迹绝，荻花茫茫白如雪。当年万家河朔来，尽出牛头入租帖。苍髯长官错料事，下考大笑阳城拙。至今三老背肿青，死为逋悬出膏血。君不见刘君宰叶海内称，饥摩寒拊哀孤茕。碑前千人万人泣，父老梦见如平生。”诗末有作者注云：“髯李令南阳，配流民以牛头租，迫而逃走万余家。刘云卿御史宰叶，免除逃户税三万斛，百姓为之立碑颂德。贤、不肖用心相远如此。李之后十年，予为此县，大为逋悬(指拖欠的租税)所困。”据作者的自注可知，诗中“三老”的职责是协助长官收缴租赋。由于没有按期缴纳租赋，使得“至今三老背肿青，死为逋悬出膏血。”三老是古代掌教化的乡官。战国魏有三老，秦置乡三老，汉增置县三老，东汉以后又有郡三老，并间置国三老。这里的“三老”指乡一级的三老。主要职责是调停民事纠纷，收缴赋税等。《金文最》卷86记载，“张商老，以乡先生称之，以教授乡里几二十年，门人子孙相继登科至十数。且虽州县之间米盐细务，皆为之尽力。而断狱主于宽恕，济活甚多，吏民去思之。”张商老在乡里，以教育、教化为己任，同时还为乡里断狱。此外还行赈济、决断邻里纠纷等事。“王紘，岁饥，皆为除其息，宽其约，空乏者折券以赒之。又出己所藏图书，命名儒率诸好事子弟，朝夕请益，使知仁义孝悌之方。村人间有相犯者事无大小，一决于公，公徐剖析，喻以曲直，罔不忻从。有因积负而逃居者，公不忍以利逼乡人，乃亲至河北，访其人，付之券，使还乡里。”(39)从上文中可知，三老的职责有：教化、教育、断狱、借贷救济、调解邻里关系等。
(四)金代乡村基层社会管理实行职役制。白钢先生认为，中国乡里制度大体以中唐为界分成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乡官制，第二阶段为职役制。(40)金代乡村基层社会沿袭唐宋之制，乡里村寨的管理者，是招募的役职，而不是官职。“凡坊正、里正，以其户十分内取三分，富民均出顾钱，募强干有抵保者充，人不得过百贯，役不得过一年”。(41)说明金代乡村基层社会管理实行职役制。
(五)金代乡村基层社会组织为乡、寨(或村、里、庄)二级结构。在西京路等地已出现“社”一级组织，金代的社为之后的元朝所承袭，成为元代乡村社会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研究及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②张博泉等著：《金史论稿》，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③白钢：《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⑤刘浦江：《金代户籍制度刍论》，《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⑥张哲郎：《乡遂遗规——村社的结构》，《吾土与吾民》，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⑦《金史》卷2《太祖纪》。
⑧《金史》卷2《太祖纪》。
⑨《金史》卷2《太祖纪》。
⑩《金史》卷46《食货志》。
(11)《金文最》卷22《济阳县创修县衙记》，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96页。
(12)《金史》卷97《韩锡传》。
(13)《金史》卷46《食货志》。
(14)《金史》卷46《食货志》。
(15)《金史》卷46《食货志》。
(16)《金史》卷46《食货志》。
(17)《金史》卷46《食货志》。
(18)《金史》卷46《食货志》。
(19)《金史》卷46《食货志》。
(20)《金史》卷46《食货志》。
(21)《金史》卷46《食货志》。
(22)《金史》卷46《食货志》。
(23)刘浦江：《金代户籍制度刍论》，《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24)《金史》卷2《太祖纪》。
(25)《金史》卷46《食货志》。
(26)《金史》卷57《百官志》。
(27)《金史》卷66《完颜勖传》。
(28)《金史》卷57《百官志》。
(29)《金史》卷24《地理志》。
(30)张哲郎：《乡遂遗规——村社的结构》，《吾土与吾民》，第208页。
(31)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32)以上所引均见《遗山先生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33)《金史》卷46《食货志》。
(34)《金史》卷46《食货志》。
(35)《金史》卷46《食货志》。
(36)楼钥：《北行日录》，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页。
(37)《金史》卷46《食货志》。
(38)《金史》卷97《邓俨传》。
(39)《故潞城隐德君子王公墓志铭》，《全辽金文》，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4页。
(40)白钢：《中国农民问题研究》，第131页。
(41)《金史》卷46《食货志》。